歷史編纂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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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文記事的開端

探討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現是一項重要標志。那么，中國古代文字究竟出現于何時呢？

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從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號，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龍山時代的刻寫文字，新的發現層出不窮，極大地推進著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然而，材料畢竟嫌少，加之這些發現年代久遠，研究難免不帶推測成分，以致學者間認識很不一致。即便這些符號已有固定的語音，亦非隨意刻劃，而且是用來“記言”乃至于“記事”，但都是以單個或孤立的形式出現的，很難斷定是成熟的文字。文字作為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工具，不僅要有記錄語言的功能，還必須具備傳達語言的功能，而這“傳達”功能則是判定書寫符號是否文字的重要標志。如果這些刻劃僅僅為制作人（或制作圈）出于某種記憶需要所作“記號”，不為制作人（或制作圈）以外其他人所認識、所使用，即便其中帶有制作人（或制作圈）的某種意識，這些“記號”無論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說其所表現的是原始書寫（或繪畫）藝術。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認識這些符號：

這些符號是人們有意識刻劃的，代表一定的意義。……與我們文字有密切關系，也很可能是我國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態之一，它影射出我國文字未發明以前，我們祖先那種“結繩記事”、“契木為文”等傳說，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2]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河南安陽發現甲骨片，經過幾十年的研究證明，刻劃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記錄，因而稱之為“卜辭”。其所使用的文字只有幾千字，一半以上可以認識，不認識的大都是專名，如地名、人名、族名等，其義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讀。雖然卜辭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但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卜辭涉及范圍十分廣泛，凡祭祀、征戰、田獵、疾病、風雨冥晦、年辰豐欠、時日吉兇、用人用牲多寡、分娩或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過龜甲獸骨的占卜。用現在的概念說，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無所不包。《甲骨文合集》集一個多世紀來出土甲骨之大成，著錄甲骨卜辭近5萬片，根據記事內容分為四大類、二十二小類。

四大類為：（一）階級和國家，（二）社會生活，（三）科學文化，（四）其它。

二十二小類為：（1）奴隸和平民，（2）奴隸主貴族，（3）官吏，（4）軍隊、刑法，（5）戰爭，（6）方域，（7）貢納，（8）農業，（9）漁獵、畜牧，（10）手工業，（11）商業、交通，（12）天文、歷法，（13）氣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兇禍福，（20）卜法，（21）文字，（22）其它。

卜辭的程式非常簡單，大抵是“某日某人卜問某事，吉或不吉”，有時記錄其效驗。記日用干支而不用數目字。下面，結合甲骨文的記事內容，了解一下甲骨文的記事形式。

命令：

[乙巳卜]，[殼，貞王]大令眾人曰：協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3]

組建三軍：

丁酉，貞王作三師右、中、左。（《合集》33006）

調集兵員：

辛巳卜，爭，貞登婦好三千，登旅一萬，乎伐方。（《英藏》150）

今歲受禾：

癸丑卜，貞今歲受禾。弘吉。在八月，惟王八祀。（《合集》37849）[4]

生男生女：

甲申卜，殻，貞婦好娩嘉。王占曰：其惟丁娩，嘉。其惟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合集》14002）

四方受年：

乙巳，王卜，貞[今]歲商受……。王占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

……

一條完整的卜辭，包括敘辭、命辭、占辭、驗辭4個部分。

癸酉卜，亙，貞臣得。王占曰：其得。佳甲、乙。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執。十二月。（《合集》641）

其中，“癸酉卜，亙”是敘辭，在癸酉這天占卜，由卜人“亙”主持卜問。“貞臣得”是命辭，“貞”是卜問，問逃亡的“臣”能否抓到？“王占曰：其得。佳甲、乙”是占辭，“王占曰”是商王根據龜骨上的兆紋作出判斷，能夠抓到。“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執”是驗辭，甲戌這天“臣”逃過“舟”這個地方后就失去線索，到15天丁亥日被抓到。最后，還注明此事發生在十二月。從這條卜辭來看，記事文的基本要素――人物、時間、地點、事情經過，一應俱全，比起《春秋》記事，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兩者的最大區別在于：《春秋》是經過“系日、系月、系時、系年”編纂的記事，而卜辭僅僅是一個個占卜的記錄，未經編纂（當時尚無“編纂”意識）的零散記事。作為占卜記錄，卜辭還存在下述情況：

其一，卜辭中占辭是最重要的部分，決定著卜問之事是否可卜，問能否抓到？凡此種種，引起不少學者的懷疑，“商王占卜是否一貫正確”，并認為到商代晚期占卜日趨程式化而呈現出衰落之勢。[7]

其三，從甲骨發掘的實際情況看，絕大多數占卜甲骨并沒有將占卜結果契刻上去，我們所見到的有卜辭的甲骨，僅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卜辭的上述實際情況至少表明這樣兩點：1、商王自充貞人，顯然“貞人”并非如后來人們所說就是“史官”；2、商王的絕大多數占卜結果都不契刻到甲骨上，所謂“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的說法很難成立。

根據甲骨文記事的成熟程度，人們推測在其前必定有一個相當長的創制階段，或許就是承繼夏代而來。然而，迄今為止，經過20世紀整整一個世紀的甲骨文、現代考古與歷史學、民俗學等的綜合研究，結論仍然是中國自商代開始進入成文記事的歷史時期。具體時段，大體在商王先公上甲至示壬、示癸的時代。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發表以來，經“甲骨四堂”的不斷探索，在上個世紀30年代即已經形成這樣的認識：

殷之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時代，自上甲以上則為神話傳說時代。[8]

70年代以后，又進一步推斷中國“成文歷史的開始”當在“二示”即示壬、示癸的時代。[9]

不過，這里所說“有史時代”或“成文歷史”，不是說此時中國已經有“史書”或“史學”，而是指從這時起中國開始進入用文字記事（“成文記事”）的歷史時期。

二、口述傳說的流傳

語言的出現較文字更早，口述傳說理所當然地要比成文記事更早。但在人類初始階段，“口述”的內容并非傳說，而是當時所發生的事情，由于沒有辦法記錄下來，只能憑著記憶一代一代地傳述。所謂“十口為古”，口述的內容便漸漸地成為“古事”即往事了。

由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流傳的傳說主要是原始記憶中先祖們生存斗爭的事跡，包括客觀外界的映象，先祖們的來歷，先祖們與自然災害的抗爭、與各種社會力量的較量等等。這種口述傳說在文字出現以后，并沒有被系統記錄下來，仍然是以口耳相接的形式流傳。為了便于流傳，語言表述方式不斷被加工、整齊。

直至西周末年，思想文化領域出現了新的變化。卲公諫厲王弭謗時提出：

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

西周政權搖搖欲墜的時候，上至公卿列士，下及百工庶人，以各種形式（獻詩、獻曲、獻書、或箴，或賦，或諫，或傳語）發表言論，出謀劃策。在這樣一種全社會的“文化運動”推動下，口述傳說得以廣為流傳，并不斷被記錄下來，逐漸形成文字記載。甲骨文、青銅銘文基本不記口述傳說，到了春秋時期口述傳說被人們在各種場合反復征引，因而得以出現在現存的早期各類文獻當中。《詩》、《書》、《易》、《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諸子著述、楚辭……，無一沒有口述傳說的內容。不同的是，有些傳說被人為地加以神話，有些傳說被人為地歷史化了。

下面，圍繞禹、夏的歷史，對上述文獻中保存的口述傳說作簡略考察。

《詩·文王有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韓奕》：“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道其倬，韓侯受命。”《長發》：“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女戎方將，帝立子生商。”都是在借往事說今事，雖然簡單，但口述的特點明顯。

《尚書·洪范》所記，是殷遺老箕子聽到的關于禹的傳聞：“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沒有說禹如何治水，只說禹繼鯀之后得到上帝的賜予，所賜是治國安民的要訣――“洪范九疇”。

《皋陶謨》開篇交待明白：“曰若稽古”，即根據傳說整理。既為傳說，流傳中必然形成不同說法。今文《尚書·甘誓》是夏后啟伐有扈氏，而《墨子·明鬼下》“觀乎夏書，《禹誓》曰”所引文字與《甘誓》基本相同，卻是禹伐有扈氏。《呂氏春秋·先己》亦為“夏后伯啟與有扈戰于甘澤”。究竟是禹伐有扈氏，還是夏后啟伐有扈氏，已經無從弄清楚了。司馬遷認為夏后啟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11]，采用了今文《尚書》和《呂氏春秋》的說法。

《左傳》中有關禹、夏的傳說，都出自春秋時人之口。

襄公四年：魏絳與晉侯論和諸戎，引用“夏訓”。“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絳對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钅且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

這就是夏史上所謂的“少康中興”，是魏絳根據“夏訓”所說。而所謂“夏訓”，也僅僅是魏絳所得之傳聞。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會稽，遣大夫文種因吳大宰噽以求和，吳王將許之。伍員以為不可，亦以“少康中興”為例告誡夫差：

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這是出自伍員之口的“少康中興”，連根據（出處）都沒有交待。

兩則“少康中興”的傳說，一則出自魏絳，一則出自伍員，說法不盡相同，司馬遷未采用，《史記·夏本紀》沒有“少康中興”的內容。

《國語》中關于禹、夏的傳說，同樣也是出自春秋時人之口，如《魯語下》“孔丘論大骨”是孔子所聞：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后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此“僬僥氏長三尺”，即《山海經·海外南經》、《大荒南經》的“小人國”。

《戰國策·燕策一》“燕王噲既立”條，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舉國屬之，子之大重。另有人進言曰：“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

這一傳聞，春秋時有幾個“版本”，《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羅列如下：

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于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于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傳國于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于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于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司馬遷對待這些傳聞，態度頗為慎重，只在《夏本紀》中這樣寫：“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禹鑄鼎象物，也出自春秋時的傳說。《左傳》宣公三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莊王。楚莊王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答說：“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墨子·耕柱》也有同樣說法：“昔者，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之于昆吾。……九鼎既成，遷于三國。”這是啟鑄九鼎之說。《史記·楚世家》敘王孫滿此語則作：“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所謂“虞、夏之盛”，顯然是指禹時。不論是禹鑄鼎還是啟鑄鼎，迄今考古所見，未有夏器，且鑄鼎象物，也為夏代初年生產水平所不能。雖然諸說云云（包括《呂氏春秋·先識覽》、《慎勢》、《離謂》、《適威》等篇），僅僅傳說而已。至于以《山海經》為“后人錄夏鼎之文”的說法，就更加不可足為信了。

禹克三苗，是墨子在回答“以攻伐之為不義”的辯論中引出。墨子認為應當區分“攻”與“誅”的不同，舉例說：“昔者，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于廟，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變化，民乃大振。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待，扌益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后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為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12]《戰國策·魏策一》魏武侯與諸大夫論河山之險，吳起認為“河山之險”不足以保“伯王之業”，舉“禹放三苗”、“湯滅夏”為例：“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險，而右天谿之陽，廬、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

《呂氏春秋》在論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時以鯀與禹的行為作比較：“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徉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13]這與《史記·夏本紀》所記“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以死”，全然不相符。

上述考察雖然未能盡數鉤稽現存早期文獻中關于禹、夏的記載，但僅此已足以得出這樣幾點結論：

一、口述傳說到春秋時期，經常為人們引用，或與朝臣諫君相關聯，或為學者發論作佐證，因而得以流傳。

二、長達上千年的口耳相接的輾轉傳述，同一件事出現多種說法，而引用者僅僅根據各自的需要轉述，并未認真考異，其真實程度大都有待進一步證實。

三、所謂“夏書”、“商書”，并非成于夏代之書、成于商代之書。夏代尚未進入“成文記事”時期，不可能有所謂“夏書”。商代雖已進入“成文記事”時期，卻無編纂意識，也不可能有所謂“商書”。所謂“夏書”、“商書”，是周秦之際的人們根據有關傳說整理、編纂的“關于夏代之書”、“關于商代之書”，預示著歷史編纂的即將誕生。

三、歷史編纂的誕生

商周數千年間，雖然口述傳說與成文記事并駕齊驅，但能夠流傳下來的卻總是零零散散、片片斷斷的過往之事。記事已經相當成熟的青銅銘文，自宋以來雖經著錄，卻仍然是一團“混沌”。直至20世紀30年代建立起兩周金文辭大系（時間系統和地域系統）之后，這些鑄有銘文的青銅器才成為說明它們所處時代的歷史紀錄。這正是歷史編纂意識運用在青銅銘文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西周末年的獻詩、獻曲、獻書、或箴，或賦，或諫，或傳語，不僅推動了口述傳說的流傳，而且推動著口述傳說的整理。整理反映過往來程的素材（包括口述傳說與成文記事），并以一定的體裁編纂成書，歷史編纂應運而生。

歷史編纂的誕生，大體經歷兩個步驟、創出兩種體裁。

兩個步驟，一是整理口述傳說使之成文，一是匯集口述傳說、成文記事，進行編選。兩個步驟互為交叉，前后不必一定如刀裁斧斷。

兩種體裁，一是分類編纂，一是按年編纂。

《詩》的整理編纂，《史記·孔子世家》只說對了一部分：自有詩以來，口耳傳誦者陸續用文字記錄下來，多達“三千余篇”。到孔子時代，經“去其重”，選出“可施于禮義”的“三百五篇”，上起商、周的始祖契和后稷，下至西周末年的幽王、厲王，分類（風、雅、頌）編纂起來。自商周始祖至西周末年，延綿上千年。“國風”所采包括15國，雖然主要在黃河流域，但也遠及長江流域。在那樣長久的年代里，在那樣廣闊的地域中，表現在“三百五篇”中的差異卻很小，尤其是音韻差不多一律，充分表明“三百五篇”是經仔細加工過的。但并非“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其編纂時間在孔子之前。《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前633），趙衰向晉文公推薦卻縠為三軍統帥，說：“臣亟聞其言矣，說（悅）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早于孔子的卻縠，以善治《詩》、《書》聞名，表明孔子之前《詩》已經編纂。到襄公二十九年（544），吳公子季札聘于魯，“請觀于周樂”。樂工為之歌《周南》、《召南》，為之歌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等國風，為之歌《小雅》、《大雅》，為之歌《頌》。除了“鄶以下無譏焉”，季札一一作以評論。此時孔子尚在少年，魯國已經有了與傳本無異的《詩》存在了。如果說孔子與《詩》三百五篇有關系的話，也不過司馬遷所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詩》三百五篇，在孔子之前已經編定，為這一時期歷史編纂的一大成就。

《尚書》的整理、編纂，比《詩》的整理、編纂要復雜得多。《孔子世家》寫得不如《詩》清楚，只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安國序稱：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這到是交待出了整理、編纂經過：流傳的“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經孔子“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選出“足以垂世立教”者“凡百篇”，編纂成書。《尚書》最初的編纂，亦在孔子所處時代。

現存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其中《虞書》二篇、《夏書》二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七篇。

夏代尚未進入“成文記事”時期，《虞書》、《夏書》四篇，文字必為后來書寫。篇前的“曰若稽古”，明白告訴讀者，其所根據是古來傳說。其成文時間，學者間意見頗難一致，早可至商末周初，晚可訖戰國末年。我們不妨將這一長長的時段視為其流傳階段。

《商書》五篇，雖然有“成文記事”的甲骨卜辭，但以商代可能達到的書寫實際而論，很難斷言為商代遺文。現代考古發掘表明，在甲骨刻辭之外，商代已經用筆書寫。不過，除了在陶片等物上的書寫符號之外，迄今尚未見到有“成文記事”的“典”與“冊”。《尚書·多士》中“唯殷先人，有典有冊”句，究竟應當作何解釋？整段文字的意思是說以德選任官吏，如果將“有典有冊”解釋為“有記載歷史的典冊”，殷才得以“革夏命”，顯然與上下文意不銜接！甲骨文中數見“工典”、“工冊”、“登冊”，于省吾專有《釋工》一文，考證“工”乃“貢”之古字，“登冊”與“貢典”同義：“其言貢典，是就祭祀時獻其典冊，以致其祝告之詞也。”[14]按照《說文解字》的解釋，“冊，符命也，諸侯進受于王也”。“作冊”是進行冊封、冊命。準此，則“有典有冊”一句才能與上下文意一致。《商書》五篇，顯然不是這種性質的“典”與“冊”，因此仍然應視為后來加工、整理而成。

《周書》十九篇，以周初彝銘《大豐簋》、《大盂鼎》相比證，《大誥》至《立政》的十余篇可以確定為周初的文字。其余幾篇，成文較晚，且有爭議。

就今文《尚書》二十八篇的情況來看，《虞書》、《夏書》經長達1500多年的口耳傳述，至孔子所處時代方才整理成文，難以取信。[15]《周書》則是“成文記事”的代表性文字。

《尚書》的整理、編纂，完整地反映了早期歷史編纂誕生的漫長而艱難的歷程。

分類編纂，不論詩還是文，雖然是在歷史編纂意識下的編纂，詩中有史詩成份，文可謂歷史文獻，但還都不是過往來程的連貫記述。只有按年編纂出現，才使史學走出萌芽狀態，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紀事”[16]，名為《秦記》。司馬遷所見《秦記》“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17]由此可知，早期的“紀事”未必按年編纂。司馬遷作《三代世表》，只能作成“世表”，是因為沒有根據“論次其年月”。《十二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始，表明其所見最早紀年只能上推至公元前841年，這似乎暗示著按年編纂出現的年代。

從共和元年（前841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經歷了三個半世紀的時間，中國現存第一部編年體簡史――《春秋》問世。《春秋》作為魯之春秋，按照魯國國君“十二公”在位順序，以事系日、系月、系年，記述了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間的大事，表現出過往來程的基本脈絡和事件之間的相互關聯，成為中國編年史的始祖。[18]

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侯使韓宣子起使魯，在魯見到《易》、《象》與“魯春秋”，韓宣子感嘆地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19]繼“魯春秋”之后，出現一個各國編纂“春秋”的熱潮：晉有“乘”、楚有“梼杌”。[20]《墨子·明鬼下》又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的內容。出現所謂“百國春秋”，進一步推動著歷史編纂的發展，《左傳》集“百國春秋”之大成，將編年史推向成熟，是為中國史學形成的重要標志！

[1]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我們通常為了便于記憶，往往也作各式各樣的“記號”，除了自己或極少數相關人而外，不為他人所知，不具備“傳達”的功能，因此這些“記號”從來沒有被當作文字。

[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第186頁，文物出版社1963年。

[3]“殼”應寫作“”，下同，音que,鵲，貞人。

[4]“惟王八祀”，系指王在位八年，但非歷史紀年。“惟”或作“佳”（wei，音維）。

[5]據陳夢家統計，甲骨文中共有120位貞人，屬于武丁時期73人，祖庚祖甲時期22人，廩辛康丁時期18人，武乙時期1人，帝乙帝辛時期6人。詳見陳夢家著：《殷墟卜辭綜述》第202－205頁，科學出版社1956年。

[6]“喪命”二字，卜辭刻劃復雜，各家釋文不一，特此說明。

[7] 參見宋鎮豪著《夏商社會生活史》第52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D·N·Keightley：SourcesofShangHistory－TheOracle－BoneInscriptionsofBronzeAge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8]郭沫若著《卜辭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2卷第362頁，科學出版社1983年。

[9]于省吾《略論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廟號以及我國成文歷史的開始》，《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1期。

[10]《國語·周語上》“卲公諫厲王弭謗”條。

[11]《史記》卷2《夏本紀》。

[12]《墨子·非攻下》。

[13]《呂氏春秋·恃君覽·行論》。

[14]收《甲骨文字釋林》，中華書局1979年。

[15]據《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第86頁，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夏代起公元前2070年，至孔子所處時代，不少于1500年。

[16]《史記》卷5《秦本紀》。

[17]《史記》卷15《六國年表第三》。

[18]《春秋》是經過再加工的，并非“魯春秋”原貌。

[19]《左傳》昭公二年。

[20]《孟子·離婁下》。行。在出土的甲骨中，占辭基本上都是“王占”，還有不少卜辭由商王直接充作貞人，親自命辭卜問。凡“敘辭”為“王貞”、“王卜”、“王曰”等者，均是商王親自主持占卜，命辭卜問。康丁以后的卜辭，貞人署名的契刻卜辭日漸減少。[5]

其二，驗辭為了驗證命辭，往往是在事后補寫的。請看《甲骨文合集》著錄的13752條卜辭：“（癸巳）貞弓斤其有疾。王占曰：弓斤其有疾，惟丙不庚。二旬又七日庚申喪命。”[6]卜問“弓斤”患病有無性命之憂，占卜日為癸巳日，兆象兇險，“二旬又七日庚申喪命”是驗辭，表示占卜應驗了。這“驗辭”顯然是在庚申日或其后才契刻上去的。最有意思的是《甲骨文合集》著錄的643（正丙）條卜辭：“癸巳卜，賓，貞臣執。王占曰：吉，其執。佳乙、丁。七日丁亥既執。”7日前（丁亥）逃亡的“臣”已被抓到，而在7日后（癸巳）商王還在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