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文景帝時期治世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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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國古代和諧思想的影響和指導下，西漢文景時期以政富民，以德化民，維護穩定，社會和諧，是封建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第一次成功嘗試。“文景之治”有許多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過程中借鑒。

[關鍵詞]文景之治；和諧社會；啟示

一、治世之構建：無為之本，刑德兼施

公元前221年，秦統一六國，建立起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但由于秦的嚴刑酷法、橫征暴斂，引起了天下大亂。“漢興，接秦之弊，諸侯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謹。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惠帝和呂后時期，為穩定政局、恢復秩序，采取休養生息的政策，社會狀況逐步好轉。文帝即位后，面臨許多新的矛盾和社會問題：一是諸侯王強大驕縱，分裂割據傾向日重；二是北方匈奴時侵邊塞，搶掠騷擾；三是商賈豪民巧法使假，社會奢侈之風漸長；四是農民生計貧困，衣食不能自給。對此，文景二帝沉著應付，堅持“輕徭薄賦”、“約法省禁”的政策，使經濟逐漸恢復，國力不斷上升，國庫開始充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輝煌，史稱“文景之治”。

(一)無為而治，政策穩定。“無為而治”是先秦老子政治學說的總原則。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烹小魚，最忌不停翻動，治理國家就像烹小魚，應以不擾民為上。如果統治者以個人的主觀愿望去改變社會，朝令夕改，百姓就無所適從，國家就動亂不安；如果國家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夠得到堅定不移的貫徹執行，就會收到富國強兵的效果。

西漢初年，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高帝、惠帝、呂后時期，“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思想得到推行。蕭何死后，曹參為相。到了文景時期，黃老道家的“清靜無為”之學得到進一步的弘揚。應邵在《風俗通·正矢》中說：“文帝本修黃老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凈無為。”景帝與竇太后，更是篤信黃老，推崇備至。《史記·外戚世家》載：“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漢文帝即位后，面對大批開國元老，能夠禮敬大臣，取得了他們的衷心支持，孝惠高后時期的政策得到了延續。在官員的選拔和任用上，也很慎重，不主張或不實行頻繁的調動，有的官員因為長期在一地做官，他的子孫就在那里長大，甚至把他的姓氏都改換了，就按照他所做的官來做自己的姓氏。一個人在一個職務上有較長的時間來任職，他就不會追求短期的效應，不會搞“政績工程”。如果官員頻繁地調動，送往迎來，既會給地方和百姓帶來額外的負擔；同時政策也會隨之多變，會造成人力、財力的浪費。漢初七十余年，政策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性，生產持續發展。文景之治的出現，是和文景時期政策的長期穩定分不開的。

(二)以政富民，輕徭薄賦。文帝繼位時國家財政困難，農民雖有百畝之田，卻日陷貧困，甚至衣食不能自給。文帝深知農業在當時的重要性，在繼位第二年就下詔說：“農，天下之本，務莫在焉。”“農，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此后他又多次頒布詔令，勸課農桑，鼓勵發展農業生產。而且還多次參加耕作，讓皇后親自養蠶，以作示范。為了減輕民間負擔，文帝從前168年起，就把田租由高祖時的什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第二年又干脆全免田租。直到景帝繼位，才恢復了三十稅一的標準。在減免田租的同時，文帝還把算賦(人頭稅)由原來的每人每年120錢減為40錢，把原來丁壯每年服徭役一個月改為三年服徭役一個月，為節制使用民力，使百姓免受轉送賦稅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準居住京城，各自歸國。前167年頒布“除戍卒令”，取消了勞動人民的戍邊之役。文帝時還逐步調整盲目抑商的政策，前168年“除關無用傳”，取消關卡檢查制度，以促進各地區之間的交通和貨物流通，使商人和商業流通發揮出服務社會的作用。景帝以其父為楷模，繼續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又接受晁錯“入粟拜爵”的辦法，“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使民以粟為賞罰”。這一政策推行后，商人提高社會地位的愿望得到滿足，農民多余的糧食也有了出路，國家的儲糧大增。

這些政策或法令對于社會秩序與生產的迅速恢復具有重要作用，使得封建國家的重要經濟支柱——小農經濟在漢初幾十年中有了長足的進步。農民的生產時間有了保證，負擔有所減輕，生活相對穩定，緩和了社會矛盾。

(三)以德化民，約法省刑。秦朝獨尊法術，嚴刑峻法。賈誼主張廢棄秦的“法治”政策，改行儒家的“德教”。“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文景時期，既強調法律的作用，也重視道德的潛移默化。《史記·孝文本紀》記載：南越王佗自立為帝，上“以德報之”，“匈奴背約人盜，然令邊守備，不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幾杖……群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

漢文帝認為：“法正則民愨，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文帝承認法有“不正之法”，主張廢除害民之法，先后廢除了以言論治罪的“誹謗妖言法”和一人犯罪、株連家族的“相坐法”。齊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緹縈請以身代，文帝大為感動，為此廢除了摧殘肢體的肉刑制度。一方面反映了法制文明的進步，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勞動力，從而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文景時期尊重法律，執法寬平，誅賞慎重。景帝時晁錯指出，要做到“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景帝則多次下令審疑獄，慎刑罰。前145年景帝下詔：“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諸獄疑，若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前144年五月，又下詔：“減笞法，定菙令。”文景時期的以德化民、輕刑慎罰，維護法律尊嚴的風氣，給人民帶來了一個安寧的社會環境。

(四)削弱割據。維護穩定。用和平和武力兩種手段解決矛盾。漢初還面臨著復雜的周邊環境，北有匈奴，南有南越，形勢逼人。文帝時西漢綜合國力已有增強，他一方面繼續與匈奴和親，厚予饋贈；另一方面加強軍事斗爭，改革戍邊制度。前166年，文帝采用晁錯建議，募民遷徙塞下，懇田筑城，鞏固邊防。雙方還通過和平的互市、和親等方式進行交流，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這使得中原地區缺乏牲畜的情況大為改善。這些大牲畜或用于交通運輸，或用于農業，對中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并為武帝大規模反擊匈奴奠定了基礎。

秦漢之際建立的“南越國”雖在漢初“稱臣奉漢約”，但仍不斷挑釁，最終稱帝，成為西漢王朝的不穩定因素。文帝時，隨著國家力量的強大，改變了對其單純孤立打擊的政策，而改用安撫的辦法，終于使趙佗恢復臣屬的地位，為南越問題的最后解決奠定了基礎。不盲目進攻，也不姑息退讓，這一原則使西漢初年的統治集團成功地解決了復雜的民族矛盾和地方矛盾。這不僅有益于民族的和解，地方社會經濟的穩定與發展，也使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強調統一，反對分裂。漢初實行郡國并存制，諸侯王國占據著廣大地區，跨州連郡，據山鑄錢，煮海成鹽，富甲天下，驕奢抗命，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景帝采納晁錯的建議，采取削藩措施，前154年，七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反叛中央。西漢王朝堅決平叛，擊潰了叛軍。削弱了割據勢力，保證了西漢王朝的穩定和治世的持續發展。

二、文景之治的特質：社會和諧

和諧，按詞典的解釋是，配合得適當和勻稱。所謂和諧社會，是指社會的各個群體能夠實現良性的互動，整個社會能夠表現出一種公正的狀態，社會能夠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西漢文景時期經過幾十年的與民休息，出現了史家所稱道的“文景之治”。主要表現在：

(一)經濟繁榮。人民安居樂業。合理的經濟政策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漢初封功臣侯，據說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到了文景時期，“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富厚如之”。戶口的充分回歸與迅速蕃息，是社會生產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實現正常化的反映。糧食的單產也提高了，“折合今量就是產粟281市斤/每畝”。還出現了專門種植經濟作物而致富擁有“千樹棗”、“千樹栗”、“千樹楸”、“千畝漆”、“千畝卮茜”和“千畦薹韭”的單一經濟作物經營者。《史記·貨殖列傳》載：文景時期的改革，出現了“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工商業興盛發達的局面。《史記·平準書》記載：“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農耕的發展，使得糧價普遍降低。文帝時，谷價低至一石數十錢，全國呈現一派人民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二)政治清明，君臣和諧。文帝本人虛心納諫，還鼓勵大臣進諫議政。廷尉張釋之數次依據法律頂撞皇帝，他不以為忤，反而能夠始終將張釋之委以重任。秦朝主張思想文化專制，采用強制性手段，將全國的思想文化統一到法家思想上來，對于先秦以來的百家之學實行全面禁絕。前191年廢除挾書律，準許私人藏書。到漢文帝時，學者益出，書籍漸多，“廣立學官，為置博士”。應邵說，文帝本好黃帝言；司馬遷說，文帝喜刑名之言，以刑名教太子。所設博士又不限于儒生，各家雜用。為了選拔人才，開創了察舉制度。著名的青年政治家晁錯，就是“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推薦上來的。為了取得開國大臣的支持，文帝下詔，對陳平、周勃、灌嬰等人在誅滅諸呂過程中的功勞，各益封戶和賞賜黃金；給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封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又多次詔令優待所有劉氏宗親和諸侯王子。這既是優寵宗室，又是安撫老臣列侯。這些措施，對于安定社會、實現君臣和諧和維護西漢王朝的統治都起了作用。

(三)秩序穩定，君民和諧。文景時期君臣強調教化，量刑寬大，斷案審慎，刑事案件大為減少，據說一年只有400件。文帝“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漢書·文帝紀》載：“海內殷富，興于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文景時期吏治政風較好，當時地方官員要公布漢文帝下發的詔書，一些老百姓，年老的、殘疾的、有的拄著拐杖都要趕來。這說明皇帝的詔書對百姓是一種福音，一種德音。賈山說：“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

東漢的班固在《漢書》中深情地寫到：“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而距離這個時代并不遙遠，親身經歷了這個時代的司馬遷父子也同樣感嘆：“漢興，至孝文四十余哉，德至盛也。”國家財富空前富裕，社會和諧，為武帝實行大一統奠定堅實基礎。

三、治世之啟示：農村安則天下安

“文景之治”是我國封建社會的一個治世，也是我國封建社會構建和諧社會的第一次成功嘗試。現今，我們全面分析“文景之治”，至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給我們構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以有益的啟示。

(一)居安思危。開拓進取。治世的開創固然艱難，而治世的維護和發展卻更加不易。這就要求執政者，時時刻刻居安思危，慎用權力，勵精圖治。文景二帝善于吸取前代教訓，居安思危，充滿了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漢文帝14年，了一個詔書，說他“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內中包含戒懼之心；還有一次，漢文帝針對連年的農業歉收、災疫發生等情況，他下了個詔書，要求他的臣民，就社會上存在的問題，據實回答，不要有任何隱瞞，“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文帝不斷地反省自己，就連蠻荒之地出現了不寧，他認為也是自己的責任。

這時期的許多大臣也都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社會責任感。賈誼在分析了漢文帝時代的形勢后，說：“竊維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遍以疏舉。言者皆日天下已安已治，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晁錯分析了漢文帝時期的形勢，特別留意社會的根本治安大計，提出了“削藩策”，指出諸侯“乃益驕恣，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獲大”。建議削奪諸侯王的封地。削藩會導致對政治權勢人物的實際利益的傷害，但是晁錯依然堅持了削藩策，這種為了國家利益而不顧自身利益、積極求治的進取，是非常可貴的。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今天，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殷實，國家富強。但是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三農”問題、城鄉經濟發展差距擴大化問題、人為破壞自然環境問題、貪污腐敗問題等等，要求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居安思危，開拓進取，構建和諧有序的新時代。

(二)戒奢以儉，艱苦奮斗。孔子說：“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一思想包含了堅持正道，正人先正己的基本含義。統治者本身行為不端，不能作出表率，即使三令五申，百姓也不會信從。文景之治的出現，與漢文帝的個人品德有極大關系。漢文帝在位23年，宮室、園林、服飾、車馬、玩物等沒有什么增加。有一次他想建造一個露臺，讓工匠一算，要花費100斤金錢，這相當于10戶中等百姓的家產，他到太浪費了，就取消了計劃。他平時穿粗布衣服，而不用綾羅綢緞。就連他所寵愛的慎夫人，衣裙下擺不準拖到地面，幃帳只能是素面，不能繡花。前157年天下大旱，蝗蟲成災，文帝詔令諸侯不要向朝廷進貢，減少供皇宮使用的服飾和用品，從而減輕人民的負擔。在為漢文帝建造陵墓時，文帝指示要節省人力和資金，墳墓不要太高大，隨葬品都用陶器，不準用金銀銅錫等貴重物品。他臨終前在遺詔中說，治喪時間要短，其間不要禁止百姓的正常生產生活；將宮中的大部分美女放回家去。

艱苦奮斗是我黨的光榮傳統。1949年指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最近強調指出：“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要進一步增強公仆意識，始終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進一步增強節儉意識，始終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團結帶領廣大群眾奪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艱苦奮斗不僅有利于節約人力、物力、財力，增加國家的積累，而且有利于黨和人民振奮革命精神，勇于克服各種困難，為現代化建設積極貢獻力量。

(三)關注農村，和諧農村。對農業和農民的重視是文景時期統治集團指導思想上的一大特點。文景時期統治者在以政富民的基礎上，在社會倫理上，提倡孝道，注重養老和社會救災。“前179年文帝下詔：“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年八十以上，賜米人一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年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中國以農立國，靠天吃飯，一旦遇到自然災害，許多人饑寒交迫，文景時期十分重視救災保障。“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各有數”，多次“發倉庾，以賑民”，這些持續性的政策、措施對保證農村的穩定起了積極的作用。今天，盡管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各種產業協調發展的時期，但是，“農業、農民、農村”問題依舊是中國的一個根本問題。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仍在農村，只有農村達到小康，才有全國的小康；只有實現農業的現代化，才能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只有農村的穩定和諧，才有全國的穩定和諧。農村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整個社會的繁榮。當前應該大力富民，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加強農村地區的文化建設，降低農村孩子接受義務教育的費用，讓每個孩子都能讀得起書，從而為農村的長遠發展奠定扎實的人力資源基礎，促進農村和諧社會的建設。

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始終是包括中國人民在內的全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為了實現這一社會理想，西漢文景時期統治者在自己的實踐中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出現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治世的形成和出現，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和諧。雖然這只是一種古代的和諧社會，但對于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卻具有重要的現實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