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經濟發展研究論文

導語：清代地方經濟發展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從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農副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和城鄉市場網絡體系三個方面考察清代云南經濟的發展和特點。從整體上看，云南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商品經濟不斷發展與市場體系不斷完善的過程，是一個經濟結構變化重組的過程。

云南是人類最早的棲息地之一，地形復雜，山地眾多。除滇池、洱海附近以外的廣大周邊地區，四處叢山密布，峽谷縱橫，交通狀況十分不便，社會生產的發展頗受限制，直至17世紀的康熙年間，云南還是一個半開發地區，大片可耕地尚未開墾。但隨著大規模改土歸流的實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調整統治政策以適應生產關系變化的需要，使農業、手工業、商業等得到長足發展，云南經濟發展在清代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一、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

乾、嘉、道三朝期間，云南的人口數量空前增加。號稱“盛世”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云南人口為341.3萬人，嘉慶二十四年（1819）首次突破600萬，而咸豐元年（1851）就達到了740.3萬人。在外來的漢族移民和當地各族人民的辛勤勞動下，山區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開發。雍正二年（1724）全省有農屯田地72，176頃，雍正十年增至88,389頃，乾隆元年增至90,638頃，乾隆三十一年又增進到92,537頃，嘉慶十七年達到全省田地最高額，即93,151頃。嘉慶十七年全省田地數額是雍正二年的1.3倍，是明萬歷六年（1578）田地數17,993頃的5倍多。從明萬歷六年到清嘉慶十七年的200多年間，共增加田地將近8萬頃。從這一個方面，我們也可以窺見云南農業在量上的進步。

（一）糧食作物種植的變化

明代在云南實施屯田，大量漢族移民遷入，他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經驗和耕作技術，使明清云南的農業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生產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在耕作方法上由原來的“二牛三夫”改為一牛或二牛牽引，由一人或二人驅犁耕作。此后，內地農作物的優良品種在云南被推廣種植，內地的先進工具也被廣泛應用，根據季節實行小春、大春兩季輪種，每年可收小春旱季作物和大春水稻兩熟，這種生產技術已和中原無異。

云南省傳統的農作物種類很多，這在各地方志中都有記載，如云南府以稻、麥、粱、稷為主，包谷、黑豆、紅豆、菜豆、蠶豆、豌豆等次之，“谷凡百余種，以香糯稻為最；蠶豆熟最早，滇人尤重以為粉，豌豆亦洗粉，并食其蔓，名豌豆菜。”永北直隸廳有“香谷米、白粘谷、紅粘谷、玉谷米、烏腳粘、麻粘谷、半邊粘等”，糯米有“魚眼糯、虎皮糯、鼠牙糯、柳條糯”，豆類有“蠶豆、黃豆、青豆、白豆、黑豆、綠豆、扁豆、豌豆、架豆、飯豆、四季豆”等十八種。昆明冬吊米、廣南八寶米、西雙版納紫米、景東香稻都是有名的品種。盡管稻谷種類多，但由于云南是一個山地面積占總面積84%的省份，因此總產量很低，不能滿足全省幾百萬人口食用，在這種情況下，玉米和馬鈴薯的廣泛引種就顯得意義重大。

玉米和馬鈴薯都屬高產作物，耐旱耐澇，性喜沙土，最適宜于山區種植。玉米和馬鈴薯在明代由美洲傳入我國，先在沿海地區引種，以后傳入內地各省。明末清初，又由內地的漢民傳入了西南地區，康熙時在云南各地得到普遍種植，并逐漸取代了低產的山地傳統糧食作物燕麥、蕎子等，而成為偏僻山區農民的“終歲之糧”。玉米、馬鈴薯的引種使得“云南農業經濟提高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水平，這是云南農業經濟史上的一次大飛躍。”

糧食種植結構的上述變化，適應了清代人口急劇增長對糧食的需求，使口糧緊張程度得以緩解，同時由于玉米、馬鈴薯的傳入，使原來不適宜種植稻麥等作物的山區、沙地，能夠得到開發利用，山區農業生產由此進入一個新臺階。

（二）經濟作物種植的發展

清代云南商業性農業的發展頗為引人注目，這突出表現在茶葉、蔬菜、水果、棉花、鴉片等經濟作物的種植經營上。

云南種植、生產茶葉的歷史年代久遠，是茶葉的原產地之一，尤其是現今思茅、西雙版納一帶具備了茶樹生長的良好生長自然環境，有樹齡達一千七百多年以上的野生的“茶王樹”和樹齡達八百多年栽培茶樹，產“普洱茶”的六大茶山，即“攸樂、蟒支、革登、蠻磚、倚邦、漫撒”就出在這里。除上述六大茶山外，勐海縣的南糯山、布朗山、西定山、巴達山也是歷史上著名的茶山。進入清代，種茶的種植技術越來越發展了，從最初不事耕作的野生茶發展到了除草、施肥、剪枝，精心護理的茶園。這些茶葉大都運往下關經過加工精制成下關沱茶、餅茶，遠銷川、藏各地。江城在清代也是云南優良產茶區，江城居民十之八九種茶，茶葉成為當地居民的主要經濟來源。

章青琴：清代云南經濟的發展隨著城鎮的大發展，清代非農業人口日益增多，對蔬菜等作物的需求日漸擴大。于是在各大中小城市附近，開始出現許多專門種植蔬菜、瓜果以及花卉的農戶。

不少地方也種植靛，據康熙《新興州志》載：“青靛課稅，染布靛缸課銀，無定額，按季匯解”。由此可知，清代新興種植靛，加工成染料。棉花種植這時也得到推廣，因為“種棉之利，較種植他項利更加倍。而其地擇干阜，又不侵礙水田”，永北一帶，“該府悉心董勸，及此五月內外，倘可種植棉花，亟令廣購棉子，先于金沙江畔，給民種植，收成以后，仍納棉子作課，再行散給民間。有自行購棉種植者，如其廣播，亦照上農之例恩與嘉獎。”煙草在清代也有種植，“滇省土黃絲煙，產量以通海為最，次為永昌、新興。……”。

清末最受人矚目的經濟作物種植是鴉片，“滇中之地土與氣候，適合于栽種鴉片，故產出煙土，其質素實較他省所產者為強，遠出省，極易銷售。因此，云土之聲譽與價格，能日高一日，農人以有利可圖，遂盡力栽種。本來一畝地能產煙至百兩上下，售于市，得八、九兩銀，較種豆麥，獲利倍屣，誰又何樂而不為。……是則，農人方面，每年當能有六、七百萬兩銀之共同收入也。故爾，在光緒末葉，滇中農民，凡有田耕種者，經濟無不充裕。”

同糧食作物相比，經濟作物的商品性往往大于自給性。絕大部分經濟作物都需要通過商業渠道出售，因此與市場的聯系較密切。從經濟效益而言，經濟作物一般都要高出糧食作物幾倍。之所以大量種植茶葉、果類等，一方面固然是受山區地理條件所限，另一方面則是在高額的商業利益下的一種必然選擇。隨著商品性農業的發展，這些作物也更多地脫離了自然經濟的領域，開始走向商業化發展的道路。

二、農副產品加工業的發展

清代，云南的農副產品加工業大力發展，其中以紡織業，食品、礦物等的加工最為普遍。

清前中期，云南的紡織業比內地要落后一大步，但隨著內地人口的大量涌入，紡織業受到普遍重視。如羅次最初“民風渾樸，逐末者少，耕鑿而外，別無他業，仰事府育，俱取給田間。……不知織紡”，康熙五十年（1711），“署縣梁衍祚捐資教民織紡，今亦稍有成效。”通海壩子的紡織業，據《續河西縣志》載：“河西向以出產土布著稱，過去海禁未開，緬甸棉花輸入，家庭婦女大半以紡紗織布為業。……平均每戶至少有木制紡車、織機各一架，多者四五架。在農村中每一住宅上下堂屋，幾乎擺滿織機。……河西布成為出產之大宗，全縣婦女有百分之七十以紡織為業。”石屏“婦人習女紅，勤紡織，每深夜猶聞機杼之聲。”大理政權也非常重視手工業特別是紡織手工業的發展。它把大批的石磺運往緬甸，換回棉花，從保山聘來漢族技師，教民織布。因而，不僅大理城的手工紡織業盛極一時，十分之七八的人民從事這項手工業，九街十八巷都可聽到機杼之聲，就是城外各村，手工紡織也很發達。到1900年前后，云南的紡織行業已經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資本規模已達到300——350萬海關兩以上的水平。

清代云南的食品加工業也有很大改進，釀酒業進一步發展，《道光云南通志•食貨志》上載的酒類就有燒酒、白酒、黃酒數種。楚雄的滴酒（后稱呂合酒）、鶴慶的干酒、蒙自的高粱陳酒都非常有名。光緒十三年（1887）蒙自私營酒坊所產高粱酒就達50噸。通海的醬油，“每年銷十余萬斤”，可見其銷量之大。火腿則以迤東之宣威，迤西之鶴慶最為著名，“每年銷數甚多。”此外，制糖業、榨油業等行業在清代都有發展，為市場提供了眾多的生活用品。

云南礦產資源蘊藏豐富，是著名的金、銀、銅、錫等礦產產地，伴之而興的是礦產品的加工。昆明三牌坊的金銀首飾，二纛街的銅、錫器，豬集（珠璣）街的鐵器等都很有名，金銅制品、斑銅、烏銅走銀等是其具有地方特色的產品。翡翠玉雕業以騰沖為中心，騰沖占有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乾隆年代，騰沖已成為珠玉寶石的集散地，從清道光而延續到光緒初的著名僑商“三成號”經營的也主要是玉石。

云南藥材資源豐富，土產山貨繁多。僅大理府太和縣就有藥177種，藥材成了云南各地城鄉集市常見的商品之一，也是內地商人到云南采購的主要商品，其中最常見的有茯苓、麝香、三七、雄黃等。云南的山貨主要有香菌、木耳、核桃等，常與藥材一道被銷往省外和東南亞。

農村家庭手工業、副業的發展為經濟的發展拓寬了道路，為農民增加了財源。它是農民在土地之外的價值創造，是取之不盡的剩余勞動力資源的充分利用。農民投入家庭手工業勞動創造產品通過市場流通網絡實現自己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需，反過來，家庭手工業、副業也進一步推動城鄉市場的發展。

三、城鄉市場與商品流通

（一）農村集市及作用

云南農村市場的稱謂有：街子、會、場、擺、市、鎮、集、市集、街市和街鎮等，大多數地區稱街子，相應將趕集稱為趕街子，農村集市分布很廣。我們主要從市場的發展程度上來考察清代云南農村市場，主要有集會集市、定期市和常市三種類型。

集會集市，這類集市間隔時間長，延續日期長，規模較大，參加人數多，尤其是職業商人包括長途貿易商人卷入其中，往往與少數民族的節日有關，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貿易形式。如彝族的“立秋會”、“三月會”、“花街”、“花會”、“山街”、苗族的“踩花山”，壯族的“隴端”等民族節日都已形成集會集市。這類集市的發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形式。還有一些是廟會，主要緣于各種宗教，原始崇拜、民間信仰等，較著名者有大理三月街，鶴慶松桂會，麗江騾馬會和鄧川的漁潭會。

定期市。定期市是清代云南農村中最常見的一種貿易形式，一般在經濟較為發達、商品生產已有一定基礎、村寨比較集中的地區，“街期各處錯雜，以便貿遷”。如西雙版納的佛海（勐海）、易武、瀾滄的上允、盈江的蠻允、隴川章鳳、瑞麗的弄島、勐連的糯福等，有固定街場，有規定的趕街時間，趕街的人多為附近的農民，農兼商及少數行商，從事少量的商品交換，如疏菜、水果、禽畜、小土雜、小農具等。云南大部分地方的這類集市皆以十二生肖或天干地支命名，如昆明“大板橋、小板橋、官渡、小街子、龍頭街、馬街子、恢灣，普吉等街，多以逢子午辰戌日為街期，交易多為農產品及磚瓦窯器、紗帕、斗笠、竹器等”。

常市，常市是在定期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較發達的農村市場貿易形式，這類市場不間歇地每天都有交易，并有較多的固定店鋪，如麗江城西關外“有集場一所，寬五、六畝，四面皆店鋪，每日巳刻，男婦貿易者云集，薄暮始散”。這種定期的集市貿易從市場經濟考察是一種進步。

（二）商業城鎮的發展

在農村商品經濟和基層市場發展的基礎上，清代云南商業城鎮開始崛起。隨著經濟的發展，云南對外商業聯系的加強，很多原作為行政中心的府、州、縣增加了經濟功能。也有不少城鎮的商品集散、中轉功能日益增強，逐漸超越了其政治、軍事功能，使得這些城鎮逐漸演變為商業城鎮。

以下關為例，清代下關是普洱茶的加工地和商品重要的聚散地，雍正至道光年間，下關迅速發展為滇西的商業重鎮。隨著商業的發展，下關的集市由明代的十天一街縮短為六天一大街，兩天一小街。下關是典型的貨物中轉城鎮，每年有大量的茶葉，紅糖、瓷器、燒酒，火腿等集中待運藏區，藏區的毛織品、藥材、沙金、馬匹等貨物，在下關等地銷售后運往全省各地。附近各縣之地方產品及農副產品，也多往下關推銷。當時，昆明、臨安、鶴慶、騰沖、麗江等地商人陸續到下關定居，開設堆店和商號，據統計，堆店有七、八家，商號有30多家，商業往來主要是四川和西藏兩地。1885年中法戰爭特別是蒙自于1889年、思茅于1897年、騰沖于1902年先后開埠以來，英、法帝國主義通過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特權，將各種洋貨由緬甸經騰越運到下關，然后轉銷滇西北和昆明，商號也由1875年的40余家發展到80余家。

云南礦藏豐富，由此出現了因礦而興的城鎮。清康熙至道光間實行的“放本收銅”政策，吸引了全國許多省區紳商及礦工入滇，使得東川、個舊等礦區城鎮發展起來。這些礦廠所在地區，在未經移民開礦之前，大都是荒僻冷落，寂無人煙的地方，但開辦礦廠后，當地面貌煥然一新，“遠人鶩利紛沓至，遠甓芟茅安井臼，頓令空谷成市廛，鈴馱駢闐東轂走。”白鹽井在開發前，“土瘠民貧，不事紡織，多以鹵代耕”；由于鹽礦的開采，至乾隆年間，白鹽井的商業貿易已十分繁盛，“商販往來，車馬輻輳，視附近州縣，頗覺熙攘。誠迤西之重地，實財富之奧區也”。因礦所以成市，原因在于各礦場除了集中大量礦工外，還往往聚集有許多買賣人，向礦民出售各類貨物，“凡外商之來井買鹽者，恒多挾其地之所有，到井銷售”。

交通也是城鎮興起和發展的關鍵，地處交通要沖處所，因商旅往來其間亦多成為商業市鎮。云南府屬昆陽州，因其在通都大邑，物產豐鐃，招徠各地商賈，“縣城凡大商賈，多江西、湖廣客，其領當貼，設質庫者，山右人居其大半”。彌渡因“百貨俱集”成為重要的商聚。沾益城為道往烏撒必由之地，水陸交道便捷，至“平疇萬頃，民物豐埠”，形成重要的市鎮。地處極邊的麻粟坡，嘉道咸間，不少內地商客前往，城中建有川黔、江西、湖南等會館，是滇南重要的邊境城鎮。清朝末葉，河口地區還是一個荒蕪之地，人煙稀少。辟為商埠后，洋貨開始源源不斷從越南海防竟河口涌進省內，河口從一個人煙稀少、偏僻荒蕪的地方，一躍為繁榮的小商業市場。

這類商業城市和單純的政治城市不同，它的興起真正反映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較強的經濟性能，從而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起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M］.第一輯，三聯書店，1957.

［3］白族簡史編寫組.白族簡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4］秦樹才.云嶺金江話貨殖［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5］楊聰.大理經濟發展史稿［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