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行宮制度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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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時期帝王行宮為數眾多，主要集中于京師長安、東都洛陽的周圍及兩京道上，形成啞鈴型分布格局。隋唐時期的行宮在功用上存在明顯的不同，其中尤以避暑行宮的數目最多而且也最為重要。唐代都城建置對國家政治格局固然頗有影響，但宮廷革命的成敗卻并非只表現在宮城北門的得失這一個方面。隋及唐初的帝王們對不同的行宮有著不同的偏好，但他們對于某些行宮的頻繁臨幸和長時間居住，使這些行宮充當著臨時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說，客觀上形成了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都城，另一個是帝王所幸的行宮。帝王們在巡幸行宮期間，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時也為宮廷政變的發動者提供了絕佳時機。在行宮中發動政變的一方要想獲得政變的成功，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對相關行宮的控制。這一觀點，可視為是對陳寅恪“玄武門學說”的一個拓展。

關鍵詞：行宮制度；宮廷政變；玄武門學說

一、隋唐兩代的行宮制度

行宮亦即離宮別館，是中國古代帝王為了出外游幸方便而建造的居所。大致從殷紂王開始就已有了行宮的營建，史稱殷紂王“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于鬼神。大取樂戲于沙丘，以酒為池，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漸其間，為長夜之飲。”唐李泰等著《括地志》解釋說：“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三年，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秦代以來更形成一種制度，據說秦時“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余”，又說“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

西漢以降，歷代所建行宮的數目大都沒有超過秦代，但在建筑設計上卻呈現出后來者居上，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勢頭。據初步統計，隋唐時期有名稱可考的行宮共有73所，其中隋時營造者38所，唐時營造者35所，而兩代并用的行宮則有14所。這些行宮中，除隋榆林宮、晉陽宮、汾陽宮、臨朔宮、臨渝宮、江都宮、揚子宮、丹陽宮以及唐泰山頓等距離都城(長安或洛陽)稍遠以外，其余均距離都城較近，一般少于400華里。從地理分布的大勢來看，行宮大多集中于京師長安、東都洛陽的周圍及兩京道上，形成啞鈴型分布格局。這種地域分布格局的形成，顯然與陪都制度有關。隋以大興為都城，而以洛陽為東都。唐都于長安，而洛陽、太原、鳳翔、江陵都曾立為陪都。洛陽地居天下之中，挽漕便利，又距京師長安較近，故于諸陪都之中地位尤其重要，與長安一起被唐帝稱為“東西二宅”或“東西兩宮”。長安、洛陽既為隋唐帝王的主要活動中心，因之行宮也就多建在此兩京的附近。隋唐諸帝中，以隋煬帝、唐高宗、則天皇帝和唐玄宗居洛陽時間較久一些，所以東都洛陽周圍的行宮多為這幾個帝王所興建。因為隋唐帝王們往返兩京十分頻繁，為巡幸方便起見，兩京道上也營造了許多行宮。

隋唐時期的行宮在功用上又存在明顯的不同，或為消夏避暑，或為冬春沐浴療養，或為巡幸兩京時沿途駐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舊宅改建以及為了軍事、宗教活動的方面而興建，其中尤以避暑宮(又稱清暑宮、夏宮、涼宮)的數目最多而且也最為重要。根據著名氣候史學家竺可楨的研究成果，中國近5000年來的氣候變遷大致可劃分為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其中公元600－1000年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三個溫暖期。新近的相關研究揭示，這個溫暖期大致從公元550年開始，到1050年結束，持續時間約500年左右，比竺可楨所界定的時間段要長1個世紀左右，整個溫暖期實際上跨有南北朝晚期、隋、唐、五代和北宋中前期，但主要與隋唐兩代相對應，其間雖然存在明顯的氣候波動，但物候、動物分布、孢粉、雪線和海平面等相關資料顯示，這個溫暖期的氣候特征總體上比較溫暖，如與現代氣候比較，則當時年平均溫度高出現在1℃左右，氣候帶的緯度北移1度左右。這就是說，當時京畿所在的關中地區的氣候實際上已具有了北亞熱帶的某些特征，與今日秦嶺南面的漢中、安康地區略相接近。由于氣候偏暖，而當時的盛夏更顯得十分炎熱，隋代及唐前期尤其如此，加之隋唐王室又有北方少數民族的血統，“性不宜熱”，所以兩代的帝王均非常熱衷于在京師長安與東都洛陽的周圍，尤其是關中南北山區大規模建造避暑行宮，稍不如意，則另行擇地改建，長安周圍共建有17所(其中隋仁壽宮與唐九成宮在一地)，洛陽周圍共建有6所。避暑宮是為了盛夏避暑，所以常建在依山面水、清涼宜人的山谷地區。

隋唐避暑宮以隋仁壽宮(即唐九成宮，唐高宗一度亦稱萬年宮)最負盛名，隋唐兩京周圍的避暑行宮多營建在依山面水、清涼可人的山谷地區，選地適宜，設施完備，是盛夏避暑的理想去處。在諸多避暑行宮之中，又以隋仁壽宮(唐九成宮)最為重要，唐時九成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類皇居，并專門設有九成宮總監進行管理，可見地位之不同一般。此宮在唐鳳翔府麟游縣西一里，背依天臺山，襟帶杜水，“炎夏流金，無郁蒸之氣；微風徐動，有凄清之涼”，據說其安體養神的功效，雖漢代的甘泉宮也無從比擬。正因為九成宮“涼冷宜人”，而且“去京不遠”，隋文帝及唐前期諸帝一再改修擴建并頻繁前往避暑。據筆者統計，隋文帝在位24年，外出避暑6次，全部都在仁壽宮；唐高祖在位9年，外出避暑2次，因九成宮尚未修復，故未曾臨幸；唐太宗在位23年，外出避：暑10次，有5次是在九成宮；唐高宗在位34年，外出避暑17次，臨幸九成宮(萬年宮)更達8次之多。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等不僅頻繁臨幸仁壽宮(九成宮)，而且每次都要駐次相當長的時間，所謂“春往冬還”，大致在春二、三月前往，秋八、九月返回，出幸時間往往長達半年以上。有時從春正月就開始避暑，而結束的時間則推遲至冬十月。隋文帝甚至在開皇十九年(599)春二月去仁壽宮避暑，一直到次年的秋九月才返回京城，歷時長達一年半有余。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由于生理狀況和喜好不同，有些帝王對于溫泉宮更為偏愛。如華清宮在京兆府昭應縣(今西安市臨潼區)驪山。驪山山色秀麗，“驪山晚照”素為關中勝景，山下又有溫泉之利，泉水流出地面時的溫度達43℃，并富含多種有益物質，以之浴療可治風濕病、皮膚病及消化不良。驪山溫泉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都曾利用過，唐太宗貞觀十八年(644)辟為行宮。玄宗于開元十一年(723)、天寶十載(751)兩次擴建，對此宮極為迷戀，當政之日，幾乎歲歲巡幸，竟達37次之多。無論如何，隋及唐初帝王們對于某些行宮頻繁臨幸并且往往是長時間的駐次，實際上使這些行宮每每充當著臨時性政治中心角色，這就不能不對當時的政治格局和相關的政治活動產生一定的影響。

二、仁壽宮之變成敗的關鍵因素

隋文帝仁壽四年(604)發生的仁壽宮之變，是隋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關于這次事變的性質、起因、經過、后果以及影響，鄭顯文、胡戟、王光照、劉建明等先后作了相關研究，不過對于某些問題如隋文帝是否為楊廣和楊素合謀加害、事變是否導因于楊廣對文帝寵妃的非禮等等，諸家尚有分歧的看法。在諸家研究成果之中，多已注意到了仁壽宮之變與當時政治變動的關系，如王光照認為，“從開皇初立皇太子楊勇，到開皇中楊廣邀結關中權要，博取有預政之好而且有干政之實的獨孤后的支持，推倒自稱渤海蓓人的高颎，最終取楊勇而代之，大致體現了隋朝關隴集團內部不同地域勢力的權力斗爭，而太子之位則正是這種權力斗爭的焦點”，“文帝死于楊廣奪位之變，宮廷風浪激變姑或有之，而其真實原因則在于仁壽中不徹底的政治變動”；劉建明也特別強調，“實則探討仁壽宮之變，不單是為了了解此次事故何以發生，還應注意此次事變與當時政局的關系”。這樣的研究視角值得充分肯定，但也有補充論證之必要。

筆者以為，從性質上來說，仁壽宮之變無疑是一起宮廷政變。然而這起政變的起因是一回事，而其成敗與否又是另一回事。這次宮廷政變，以楊廣一派大獲成功而告終，但楊廣、楊素之流何以能夠輕松取勝，頗值得深入研究。

關于隋文帝仁壽四年(604)仁壽宮之變，《隋書》本紀語焉不詳：“(秋七月)甲辰，上疾甚，臥于仁壽宮，與百僚辭訣，并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寶殿，時年六十四。”但《資治通鑒》對具體過程記載則較為詳細：“上寢疾于仁壽宮，尚書左仆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大寶殿。太子慮上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覽而大恚。陳夫人平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歸于上所。上怪其顏色有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床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楊素聞之，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系大理獄；追東官兵士貼上臺宿衛，門禁出入，并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寢殿侍疾，盡遣后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類似的記載也見于《隋書》陳夫人本傳和楊素本傳大致是可信的，皆暗示了因突發一場宮廷政變而致隋文帝并非壽終正寢。政變發生的前夕，隋文帝已決定廢掉太子楊廣，重立庶人楊勇為太子，并命柳述、元巖起草詔書，不意楊廣、楊素先發制人，矯詔逮捕柳述、元巖并謀軾了隋文帝，取得宮廷政變的成功。

相關史料記載，隋文帝“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楊素推薦的宇文愷、封倫則具體負責其事。有學者據此分析道：“可見楊素是仁壽宮的監修者，而由楊素推薦的宇文愷、封倫則實際上負責具體建造事宜，故楊素對仁壽宮的內部情況，是了如指掌。這場宮廷政變中，楊素明顯處于有利的位置。同時，柳述始終出身文官系統，不及出身軍人的楊素心狠手辣，故楊素能利用柳述、元巖出閣的機會，先下手為強，這也是楊素得勝的另一個關鍵”；另外，文帝身邊雖有近身侍衛，“不過由于他們明白文帝垂危，忠于文帝反會危害他們的生命，故他們只得接受詔令，讓東宮侍衛入宮，避免得罪即將即位的楊廣。基于楊廣是太子的有利條件，成為這次政變不用流血的主因”。這樣的分析，應當說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仁壽宮之變雖然發生在避暑行宮之中，但整個政變的過程還涉及對京城的控制問題。史載隋文帝于仁壽四年(604)七月“丁未，崩于大寶殿”，“乙卯，發喪”。劉建明注意到了這個細節，指出“按是月乙未朔，丁未即十三日，乙卯即廿一日，可知文帝死后第八天才公布他的死訊，顯然是楊廣與楊素利用秘不發喪的數天去作各種部署”。其說甚有道理。其實，秘不發喪以便拖延時間來進行相關部署，往往是宮廷政變者的一貫作法。史載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臺。丞相(李)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趙)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楊廣、楊素也是如此，政變之后秘不發喪，是為了讓楊素之弟楊約有時間控制京師大興城的局勢：“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后陳兵集眾，發高祖兇問。”仁壽宮(九成宮)距京師300余里，帝王出幸，“嚴蹕經旬，非旦暮可至”，沿途需要設停次之所，故而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詔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12所。仁壽宮與京城有一段不短的距離，政變的消息不易傳到京師，這為楊約輕松控制京城局勢、確保政變最終成功提供了可能。但這后一步行動計劃從部署、實施到匯報結果，都需要一些時間，這正是楊廣在隋文帝死后第八天才敢發喪的原因所在。

三、與行宮相關的其他宮廷政變或事件

隋唐時期的行宮制度對宮廷政變的影響，還可從另外幾起政治事件中得到反映。

楊廣是通過發動仁壽宮之變、謀害父兄而確定了皇位，但為他始料不及的是，自己同樣也是因一場發生在行宮的政變而結束了性命。史載隋之末葉，隋煬帝楊廣再度游幸江都宮(在今江蘇揚州)之時，看到天下已亂，遂于大業十三年(即恭帝義寧元年，617)“起宮丹陽，將遜位于江左”，不料次年(618)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閣裴虔，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孝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溫室，時年五十。”隋煬帝曾想要徙都丹陽(在今江蘇南京)作一個偏安皇帝，但因多行不義，眾叛親離，遂罹禍于發生在江都行宮的宮廷政變，比其父皇還要短命。

武德七年(624)六月，唐高祖攜李世民、李元吉前往仁智宮(即后來的玉華宮，在今陜西銅川市與宜君縣交界處)避暑。太子李建成想利用唐高祖、李世民不在長安的機會，與李元吉密謀，指使東宮舊臣慶州(今甘肅慶陽)都督楊文干組織發動兵變，企圖“表里相應”，“就圖世民”，后因有人告密，李建成被唐高祖從長安招來與李元吉一起拘禁于仁智宮，但因為慶州毗鄰宜君，所以楊文干的叛亂實令唐高祖受驚不小，以至于令李世民帶兵平叛時還許諾“還，立汝為太子”，而自己則“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行事頗顯狼狽，所幸楊文干兵變很快被李世民平定，仁智宮之亂因而成了一起未遂宮廷政變。當時唐高祖因為情況緊急，曾經向李世民許諾，平定叛亂之后另立世民為太子。此事由于有人為太子建成說情而未曾兌現，但世民與建成、元吉一黨積怨日深，所以后來還是發生了長安城玄武門兄弟殘殺的悲劇。李建成、李元吉策劃的行動雖然未獲成功，但顯然他們起初的設想，卻是利用李世民隨同唐高祖出巡行宮之時機成其大事。唐朝初年的仁智宮之亂，也可再次證明帝王行宮確實在當時的宮廷政治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帝王頻繁臨幸并長時間居住在避暑行宮中，對帝王的自身安全和國家的穩定都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這一點，朝庭中的有識之士甚至某些帝王都是有一定認識的。仁壽末年，盧太翼就曾固諫隋文帝不要經常避暑仁壽宮。大業十二年(618)秋七月，隋煬帝將幸江都宮，“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唐朝前期，每當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等人出外避暑時也要受到許多臣子的犯顏直諫。隋煬帝因為發動過仁壽宮之變，據說當政之后不僅不敢像隋文帝一樣經常前去仁壽官避暑，而且不時“夢太子楊勇領徒持兵問楊廣何在”，故而“遂幸洛陽，終身不敢留長安”唐太宗即位后，“欲以(仁壽)宮奉高祖，高祖惡之，不往”。貞觀二十一年(647)四月和七月，唐太宗不豫，因唐高祖所修的太和宮與仁智宮之舊基分別營造翠微宮和玉華宮，以作休養身體的行宮。之所以剛營翠微宮不久又詔營玉華宮，據唐太宗在《建玉華宮手詔》中的解釋說，是因為翠微宮“峰居隘乎蚊睫，山徑險乎焦原。雖一己之可娛，念百僚之有倦”。單就避暑的效果而言，玉華宮距離長安300多里，修建在關中北山地區的坊州宜君縣(今屬陜西銅川市)鳳凰谷中，“因山藉水”，環境優美，同時惟“正殿瓦覆”，“余畢葺之以茅”，所以當時以為“清涼勝于九成宮”，這是位于長安城南50余里、秦嶺北麓太和谷中的翠微宮無從比擬的。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唐太宗僅在貞觀二十二年(648)夏去過玉華宮一次，而次年即貞觀二十三年(649)夏卻是到翠微宮避暑的，并于這一年的五月病逝于此宮的含風殿。唐太宗善于玩弄權術，晚年對魏王李泰和一些權要將相頗存疑慮，他之所以舍遠求近，在自己臨終前將避暑的場所選擇在距離京城長安較近的翠微宮，或許正是為了防止武德七年(624)仁智宮之亂再度重演。史載，唐太宗臨終之際，任命李世勣為疊州都督，招長孫無忌輔導太子李治，而本月丁卯太宗崩逝后，太子、長孫無忌等“乃秘不發喪。庚午，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辛未，太子人京城。大行御馬與侍衛如平日，繼太子而至，頓于兩儀殿，以太子左庶子于志寧為侍中，少詹事張行成兼侍中，以檢校刑部尚書右庶子兼吏部尚書高季輔兼中書令。壬申，發喪于太極殿，宣遺詔，太子即位。”唐太宗翠微宮含風殿悲情托孤和長孫無忌隨后為太子即位所作的一系列周密安排，頗能說明一些問題。

四、陳寅恪“玄武門學說”之拓展

60多年前，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論斷，即認為唐代政治革命依其發源根據地之性質可以區別為中央政治革命與地方政治革命兩類，而在安史之亂以前亦即“關中本位政策”未變易以前，政治革命惟有在中央發動者可以成功，但中央政治革命有成功亦有失敗，其關鍵實系于守衛宮城北門禁軍之手。

在其另一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陳寅恪先生又詳引自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俱以玄武門之得失及屯衛北門禁軍之向背為成敗之關鍵為證，對這一論點作了進一步的闡發。陳寅恪先生將唐代都城建置與政治革命聯系起來考慮，確有高人之處，這種小中見大的治史方法對于后學尤具啟迪作用。援引鄭天挺先生說法而稱陳寅恪先生“是教授的教授”的唐振常先生，在其《(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學習筆記》中，導讀《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之“宮城北門(玄武門)系成敗之機”一節時即說：“讀史者應認真學習先生在本節的考證，更應認真學習先生小中見大的治史之法。宮城北門，初視之，似無關宏旨。北門之得失，不過戰爭之失地與得地而已，先生竟以其‘小’而做出了關乎政治革命成功與失敗這樣一篇大文章。每見西方漢學家為文，題目與事件往往很小，誠然他們做得很細，有其長處。但是，其結果常是以小見小，而未能見其大。學者欲窺見西方漢學家之以小見大，甚難，甚難。先生在此，做出了典范，詳考宮城北門之建置，小也。詳考之，以歷次政治革命之成敗論證之，乃得其大。這就是大儒與饾饾考據的區別。多年來，史學界常說求歷史發展之規律，為文之際，究竟何為規律，還是疑莫能明，從先生的治史，必然有所啟發。”其說誠為中肯之論。實際上，陳寅恪先生的“關中本位政策”理論與其“中央政治革命系于宮城北門”學說(似可簡稱為“玄武門學說”)，是由表及里、相互聯系在一起的兩個大學說，確有啟發學人之處。

然而自古學者為文不能無病，對于上述陳氏兩大巨著中的缺陷與問題，史學界也不時地提出質疑，章群先生更指出陳寅恪先生的一些說法“并不盡然”，認為在研究唐朝一代政治格局時最好“能不囿于地域和婚姻關系的成見”。實際上，陳氏的兩大學說確實有言而未盡之處，如他的“關中本位政策”理論素為學界所推重，其間包括兩個要點：其一是統治集團——關隴集團；另一個是核心區——關中，而府兵制又將關中的核心地位很顯著地表現出來；其內容則很廣泛，不僅包括關中物質本位政策，即以關隴為中心的統治集團，以關中為中心的核心區，結合關隴人物與關中核心區之府兵體系，而且包括關中文化本位政策，亦即“就整個關隴本位政策而言，物質是主要的，文化是配合的”。但陳氏的學說側重于政治、社會兩個領域臨界線之研究，學術視角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其說既出，也有不少學者力圖在其史學理論基礎上有所拓展。如許倬云先生就有進一步發揮，將中國文化(也就是中國歷史現象)分為政治、社會、經濟、意念(即思想)四個范疇，關注的問題不僅涉及官僚制度下君權與士大夫社會勢力的相合或對抗，而且拓展及于市場網、城鄉的整合系統、精耕細作的小農經營、義利之間、五倫與修齊治平的擴散程序、道統與法統等方面。毛漢光先生則指出，“陳寅，恪‘關中本位政策’是以關中為核心區，軍府之設立亦以關中居多，所以關中是政治中心、軍事中心，在西魏北周時期，關中亦是宇文氏政權的經濟中心及社會中心，但隋唐是一個統一帝國，‘關中本位政策’之下，關中仍然是政治與軍事中心，但是經濟中心、社會中心便不一定是關中了。”當時洛陽是經濟中心，亦是社會中心，“各類中心不在一個焦點上，就可能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都城或重心。這種現象在中國中古屢見，如北魏孝文帝將首都自平城南遷洛陽以后，云、代、并仍然是軍事中心，東魏、北齊以鄴為都，但晉陽是其軍事中心，高氏有三分之二駐晉陽。西魏、北周以長安為都，宇文氏則常以同州(馮翊)為軍事中心，隋唐帝國有長安與洛陽兩都，一度又有北都，五代各王朝亦行多都，然大體上皆以汴梁、洛陽為經濟政治中心，以魏博為軍事中心。”毛氏還以充足的論據證明中古時期核心區核心集團存在轉移現象，這更是對陳氏“關中本位政策”理論之具體拓展。另外，李浩先生則從地域文化之視角，檢討了從魏周到李唐用人制度之嬗變，認為從歷史進程來看，“關中本位政策”經歷了魏晉周迄隋唐的軍事戰爭、建政伊始與和平發展三個時期；從地域角度看，“關中本位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經歷魏晉及隋唐統治者囿于關中、并吞山東、飲馬長江淹有天下階段；科舉制作為“關中本位政策”在和平發展時期的替代物與擴充變型，有其歷史必然性。

不僅陳氏的“關中本位政策”理論有拓展之可能，而且與之相表里的“玄武門學說”也有補充、拓展之必要。如孫英剛新近撰文指出，唐朝前期登上皇位的皇帝，基本上是依靠發動“宮廷革命”(引者按：即陳寅恪所說的“中央政治革命”，實際上就是宮廷政變)上臺的，唐朝前期圍繞皇位而產生的政治斗爭，因此也就有了其本身的特點，呈現出“一君兩儲三方”的格局。其中所謂的一“君”是指握有實權的皇帝或太上皇(如先天時期的睿宗)；兩“儲”是指政治集團間分化組合最大的兩個集團，各自擁有一個皇位繼承人選“名義的儲君或潛在的儲君”；三“方”是指兩大集團與握有實權的君主構成三方力量。“在這種格局中，處于繼承方的集團，如果要政變奪權，往往采取兩個行動。第一，控制或殺死在位者；第二，消滅另一繼承人。同時完成兩項任務者，往往成功，如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中宗復位、唐玄宗誅太平公主；而單獨完成一項者，必遭失敗，如李重俊政變、韋后之亂。”這樣，“唐朝前期宮廷革命的行動方向，是在位君主和另一繼承人，而他們的居住地點也就成為重點襲擊對象，這一點在歷次政變中都得到了驗證。”從地理上講，“實際上唐朝前期的這許多政變，除了中宗復位發生在洛陽外，其余全發生在太極宮。太極宮前地勢的低洼，加上南門有大量南衙衛兵，因此自北門突破居高臨下便成為政變者選擇的方式。玄宗后來搬到地勢更高的大明宮后，便在氣勢下(引者按：下疑當作上)壓倒全城，形勢也為之一變。”這樣的研究分析，比之陳寅恪先生的相關論述更為細膩一些，可稱得上是陳氏“玄武門學說”的有力補充。

但如依筆者之看法，唐代都城建置對宮廷政治格局固然頗有影響，但宮廷革命的成敗卻并非只表現在宮城北門的得失這一個方面，作為都城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隋唐時期的帝王行宮也與多起宮廷政變密邇相關。從筆者前文所舉的事例來看，隋文帝仁壽四年(604)仁壽宮之變、隋煬帝大業十四年(618)江都宮之變、唐高祖武德七年(624)仁壽宮之亂，甚至于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649)翠微宮托孤，都是發生在行宮中的。這就說明，隋唐時期的宮廷革命并非只發生在都城之中，若干重要的行宮尤其是避暑行宮，也常常是發動宮廷政變的主要場所。這是與當時的行宮制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隋及唐初帝王們對不同的行宮有著不同的偏好，但他們對于某些行宮的頻繁臨幸和長時間的駐次，使這些行宮充當著臨時性政治中心的角色，也就是說，客觀上形成了兩個政治中心，一個是都城，另一個是帝王所幸的行宮。帝王們在巡幸行宮期間，固然享受了生理或心理上的快感，但同時也為宮廷政變的發動者提供了絕佳的時機。而諸多例證已充分顯示，在行宮中發動政變的一方要想獲得政變的成功，最為關鍵的因素是對相關行宮的控制。這一觀點，可視為是對陳寅恪“玄武門學說”的一個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