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河北藩鎮形象探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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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陳寅恪先生所謂大唐帝國自安史亂后實分為兩部、河北藩鎮成為胡化戎區的論斷，如實反映了唐代朝野特別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區的社會普遍心理，但這并不意味著河北藩鎮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來的士子，當地有儒學傳統的家族仍承習“世業”，從而使得政治軍事上似乎“自為一秦”的河北藩鎮，仍以文化為媒介與長安皇朝保持著內在聯系，墓志資料所見成德鎮的情況即為實例。

關鍵詞：唐代藩鎮；唐代節度使；墓志；藩鎮形象；儒學傳統

一、緣起

陳寅恪先生《論李棲筠自趙徙衛事》指出：“大唐帝國自安史亂后，名雖統一，實則分為兩部。其一部為安史將領及其后裔所謂藩鎮者所統治，此種人乃胡族或胡化漢人。其他一部統治者，為漢族或托名漢族之異種。其中尤以高等文化之家族，即所謂山東士人者為代表。此等人群推戴李姓皇室，維護高祖太宗以來傳統之舊局面，崇尚周孔文教，用進士詞科選拔士人，以為治術者。自與崇尚弓馬，以戰斗為職業之胡化藩鎮區域迥然不同。”陳先生從“文化、種族”視角，其實主要是從文化視角，將安史亂后的唐帝國視為二部，認為至開元晚世，諸胡族大量人居河北，以至“喧賓奪主，數百載山東士族聚居之舊鄉，遂一變而為戎區”，藉以揭示唐后期藩鎮割據形勢之所以出現的文化、民族背景。也正是從這一角度，將李棲筠之自趙徙衛與“河北地域政治社會之大變動”乃至“中古政治社會上之大事變”聯系起來，使之頓具重大歷史意義。陳先生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引用《樊川集·故范陽盧秀才墓志》，認為“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日周公、孔夫子”的盧生，其“擊球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斗之事”。實“代表河北社會通常情態”。陳先生見微知著的眼光和史識，在上述論析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上述問題意識激發了一大批相關研究，在陳先生的基礎上取得顯著推進，如毛漢光先生《從士族籍貫遷移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一文，即堪稱代表。但對陳先生就盧霈墓志所論安史亂后河北藩鎮區之“社會通常情態”，筆者內心深處又常存一絲疑慮。這一地區(至少盧龍節度使駐節地幽州以南)至遲自秦漢以來就是漢民族聚居的農耕之區，經濟文化素稱發達之區，何以竟在盛唐時代出現如此丕變，最后導致藩鎮長期割據之局?河北地區具有千余年傳統的周孔之教，何以竟在短時期內如此迅速地從該地撤出?近讀唐代墓志，特別是鄭涑及夫人崔氏的合葬墓志，又引起了對一問題的思考。為便討論，先節引志文如下。

《唐故冀州阜城縣令……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銘》

承務郎前試太常寺協律郎云騎尉王球撰

府君諱潨，大唐貞元十二年六月二日，終于冀州阜成縣。……夫人博陵崔氏，大和六年歲次壬子五月九日，遘疾終于平陽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七。其年七月七日，合葬于東都河南縣平樂鄉北邙原祔什先塋禮也。夫人……奕葉華蔭，門高士風，聯聯紳冕，光輝不乏。洎絲簧同韻，鑾珮等音，承盥酢以奉廟獻，守敬順以和中外，風雨霜露，三十七載。有子三人：前絳州司馬賜緋魚袋長日杞；前趙州平棘縣丞二日樞；前趙州參軍三日楬。有女一人……夫人年十五。歸于府君。常以府君家本居秦，偃仰皇澤百余載，大歷初，偶因薄游滯留河北，當時國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誼，先浸于河朔，求名學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賢彥。重仰才能，且以薦用，假名于理劇之奧，終遣求事，得地于膺藝之鄉。以是申婚禮于他域。系名族于德門，士君子亦日葉時之美稱矣。厥后天下軍威轉雄，兵志難戢，薄之即不守封限，寵之即不循略度。從建中初，鎮冀之間，自為一秦，頗禁衣冠，不出境界，謂其棄我而欲歸還。府君與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暫謂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離我戚于五十年間。府君至于身歿，不遂卻返。夫人遭從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馬季仲幼志未立，與諸骨肉落為污俗，賴去元和中，司馬親叔''''瓚以文畏佐以學重慕于彼地之帥，帥殞而子承元以順逆自諭，舉軍來王，司馬扶(版)輿出乎虎口，持小輩附于驥尾，其余血屬姊弟，數年之內，稍稍而至。司馬遂為忠孝所聞。頃者李寰仆射受鎮于此，奏舉成名，余見司馬當理第宅于晉，授甘滑于絳，再隴西李氏淑令勤虔，修養晨夕，實仁子之教婦也。先太夫人謂司馬曰：爾官雖貧，秩且自立，使吾兒孫男女歡聚不遠，寢食愛思，得復乎清平之代。如此非汝之力，吾誰致之?……天奪其和，翌日疾作，司馬與李婦面垢而形容摧贏，懷憂而骨髓軫瘵。銜毒止中，請命于上。及夫人之終，號昊一聲，灑血在地，外人聞之，亦為之隕涕。……夏五月，司馬乞諸途，而成諸禮，糯車啟路，哀絕請書。余為里人也，諳備景行而志諸忠孝，俾粹琬琰，薦于馨香。銘日(下略)。

下面結合此志試作考析。

二、崔氏丈夫鄭潨的墓志及相關問題

鄭潨出自滎陽鄭氏，所娶博陵崔氏，均為北朝以來第一流大族，堪稱門當戶對，可惜志中所載崔氏曾、祖、父輩，鄭潨兄弟及諸子，均不見兩唐書紀傳及《宰相世系表》。志稱鄭潨“貞元十二年(796)六月二日終于冀州阜城縣”，崔氏“大和六年(832)歲次壬子五月九日，遘疾終于平陽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七”，夫婦卒年相距37載。志云“洎絲簧同韻，鑾王珮等音，承盥酢以奉廟獻，守敬順以和中外，風雨霜露，三十七載”，初讀似乎是指崔氏結縭鄭氏以來的全部生涯，據上推算，實則僅指鄭潨過世后的孀居歲月。崔氏逝世當年的七月七日，即與鄭潨“合葬”于“東都河南縣平樂鄉北邙”鄭氏先塋所在，故墓志題為“崔氏合祔墓志銘”。惟其如此，志文但以崔氏為主，僅在志題中出現鄭潨的結銜冀州阜城令，鄭潨仕歷及父祖均不見于志。不過志中亦有交待：“(鄭潨)三代官業名氏，舊志之所詳焉，故不重書，春秋簡文而已。”所幸筆者最近閱讀唐代石刻，發現這方鄭潨的“舊志”尚存于世，即《唐冀州阜城令滎陽鄭君墓志銘》，惟志中鄭君名字空白未刻，所以不為人知。為便討論，茲錄其全文于下：

維唐貞元九年，歲在癸酉，六月二日，冀州阜城縣令鄭君終于恒府真定縣之私第。公諱口口。自桓武佐周，因地命氏，至國朝開元末。割滎陽縣兩鄉屬河南府，今為汜水人也。鄭氏北祖襄成公之后。公門風祖業，為姓之夾(奕)著；貞干緒白，為吏之徇良。高祖皇駕部郎中府君諱毅，郎中生洛陽令府君諱歆，府君生公之大父河南府壽安縣主簿府君諱翰，主簿生公之列考皇大理司直兼穆州桐廬縣令府君諱鏍，公則府君之第二子也。以才地稱，釋褐奏授淪州長蘆縣尉；以干蠱聞，恒冀觀察使奏遷冀州信都縣尉；秩滿，以清白著，又奏授德州錄事參軍。當糾轄而群吏肅，佐徭賦而夫家集，遷冀州阜城縣令。當道節度使王公表薦充節度巡官。方欲濁居臺憲，用展輪翮。嗚呼!天與促算，不與厚祿，制命未降，俄以消疾而終，享年卅七。夫人博陵崔氏，有子四人，長日樞，次日札。札以貞元十八年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陽啟殯，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城北廿里張陽村先塋桐廬府君墓之后，禮也。弟成德軍節度(軍)口口(漬)

對照上引崔氏合祔墓志，從鄭潨官職(阜城縣令)，卒于任上及卒地(冀州)、逝世月日(六月二日)、最后葬地(北邙)，夫人姓氏籍貫(博陵崔氏)，子女人數(四人)及長子、次子名氏(樞，札或杞)，以及鄭潨之弟任官于成德等，均相符合，足以判斷此志即為鄭潨墓志。鄭潨墓志由時任成德節度屬官的弟弟鄭潨親自撰寫，不僅明確記載了鄭潨的“三代官業名氏”及本人官歷，而且還可以據以補充、澄清上揭崔氏合祔墓志中的若干不明乃至錯誤之處。

1、灒在鄭潨墓志中自稱其家族鄭氏為“北祖襄成公”之后，然而《新唐書》卷75上《宰相世系表》鄭氏條載鄭氏北祖為后魏建威將軍鄭曄之后，“北祖襄成公”未知何人。而且鄭潨高、曾、祖、考四代官位均不顯，不見于《宰相世系表》。

2、鄭潨墓志記其長子名樞，次子名札，崔氏合祔付墓志卻記其長子名杞，次子名樞。札、杞應為一人，二者必有一誤，蓋因形似致誤。問題是鄭樞和鄭札的排行，兩志的記載對立。如果注意到由鄭札而不是由鄭樞護送鄭潨之喪歸葬洛陽，在這一點上兩志記載完全一致，那么可以推知，鄭潨的長子鄭樞在當時可能已然早逝，故次子鄭札受其母命當此重任，從后來崔氏亦卒于鄭札家而不是長子鄭樞家，可資證佐。崔氏15歲結婚，28歲(貞元九年)時已生養4位子女，故其長子鄭樞、次子鄭札的年齡應相差不大，由于鄭札數十年來即為鄭家事實上的長子，主持家務，故志文撰者誤以其亡兄鄭樞為弟，似不難理解。

3、崔氏合豐付墓志稱“賴去元和中司馬(鄭札)親叔(鄭)灒以文畏佐以學重慕于彼地之帥”，可知憲宗元和年間鄭潨弟鄭灒任職于成德軍。又據《(唐)光州刺史李公(潘)墓志銘》，李潘“家于常山”，其“八歲”之時(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太守鄭公灒性樂善，喜后進，因目之為奇童，薦于連帥”。按常山太守即恒州刺史，當時由成德節度使王武俊自任，鄭灒官位尚不至如此之高，但據李潘墓志，并參據上引鄭潨墓志末句“弟成德軍節度(軍)口口(灒)”，可證鄭灒早在德宗貞元年間即人成德軍幕。故鄭潨卒官及遷葬之時，鄭’攢已在成德。其所撰其兄鄭潨墓志中明確記載“札以貞元十八年(802)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陽啟殯，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城北”，不應有誤。

4、鄭涑墓志載其卒年為貞元九年(793)，并附當年干支“癸酉”，正合。且貞元十八年歸葬洛陽，距鄭涑去世不到10年，潨妻崔氏健在，志文又由在成德任職的潨弟鄭灒親自撰寫，所記卒年亦不應有誤。崔氏合利寸墓志作貞元十二年(796)，蓋因鄭潨去世已40載，既年深月久，其妻崔氏亦卒，其子女記憶或誤，撰墓志者據以書寫志文，遂將鄭潨卒年晚記了3年，下推崔氏孀居歲月為“三十七載”，亦相應晚了3年。崔氏死后與丈夫合祔，可能采取的是同墳異穴方式，并沒打開鄭涑的墓穴，因而沒有見到當年鄭灒所撰鄭潨“舊志”，以致崔氏合祔墓志在鄭潨卒年、鄭樞、鄭札兄弟的名氏、行次等問題上與鄭涑墓志不合，就鄭潨卒年而言，可以肯定是合豐付墓志誤記。

5、據合豐付墓志，由于成德軍“頗禁衣冠，不出境界”，鄭涑家族在河北生息長達半個世紀(“離我戚于五十年間”)。按鄭潨“大歷初(766—779)偶因薄游，滯留河北”，直到元和十五年(820)成德節帥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舉軍來王”——即以成德所統四州歸朝，鄭札才得以扶老攜幼(“扶版輿”、“持小輩”)離開河北，“其余血屬姊弟，數年之內，稍稍而至”，前后正好50余年。不過鄭潨雖“至于身歿，不遂卻返”，其喪柩卻早于貞元十八年(802)就已歸葬洛陽。

三、崔氏合祔墓志所見成德藩鎮形象

合祔志稱德宗建中(780—783)以后，“鎮冀之間，自為一秦”。按“自為一秦”，即指建中三年(782)恒冀觀察使王武俊據鎮反，稱趙王自立，與唐王朝決裂。志稱鄭潨“本居秦，偃仰皇澤百余載”，自鄭潨“滯留河北”，“府君與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暫謂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夫人遭從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馬季仲幼志未立，與諸骨肉落為污俗”。墓志作者將當時的成德藩鎮區視為“王化”之外的“危邦”、“污俗”、“匪人之土”，而稱王承元“舉軍來王”后鄭涑家族及其親屬遷出成德，是“出乎虎口”。志稱主持其事的鄭札“遂為忠孝所聞”，所謂“忠孝”，即指他率領家族離開河北藩鎮回歸洛陽王化之地。崔夫人臨死之前，還不忘贊揚其子鄭札將全家人帶出成德，“得復乎清平之代”。

《新唐書》卷148《史孝章傳》載孝章上諫其父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時有云：“大河之北號富強，然而挺亂其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身為河朔藩帥的田弘正亦自稱“自天寶以還，幽陵肇亂，山東奧壤，悉化戎墟”，“六十余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及，冀、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為匪人”。據前揭杜牧《范陽盧秀才墓志》，鎮州儒者黃建在給年二十尚不知有周公、孔夫子的盧生講述“先王儒學之道”以后，又給他描述了“自河以南”的另一個“土地數萬里”的光明世界：“有西京、東京，西東(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游終日……至老不見戰爭殺戮。”參據崔氏合祔墓志，可知在時人心目中，河北藩鎮與兩京為中心的朝廷直接控制之地，實為截然不同的兩個社會。二者之間不僅有心理空間的隔絕，而且“頗禁衣冠，不出境界”，在政治、軍事上亦處于對峙狀態。陳寅恪先生“大唐帝國自安史亂后，名雖統一實則分為兩部”之論，正是從當時人的實際心理印象中來，又如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心理，誠為不易之論。

四、墓志所見河北藩鎮的另外一面

1、合豐付墓志載鄭潨“大歷初，偶因薄游，滯留河北……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賢彥，重仰才能，且以薦用，假名于理劇之奧”。鄭涑墓志載其在河北的仕歷為“釋褐奏授滄州長蘆縣尉：……恒冀觀察使奏遷冀州信都縣尉；……又奏授德州錄事參軍。……遷冀州阜城縣令。當道節度使王公表薦充節度巡官。……制命未降，俄以消疾而終”。按王武俊建中三年(782)受任恒冀觀察使，鄭潨因其“奏授”出任成德屬州冀州的信都縣尉，距大歷初起家于滄州長蘆縣尉，已有十余年之久。既而鄭潨又“申婚禮于他域，系名族于德門(博陵崔氏)”，在河北成家立業，這些都發生在合祔墓志所謂“頗禁衣冠，不出境界”之前。可知鄭潨之“滯留河北”，并非如合祔墓志所說起因于一次偶然的“薄游”，而是有意識的選擇。如所周知，安史亂后士人求仕艱難，而藩鎮有自由辟署之權，故士子多以游仕方鎮起家，所謂“大凡才能之士，名位未達，多在方鎮”，其中又以游仕河北藩鎮現象最為突出。韓愈名篇《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韓翃《送李浞下第歸衛州便游河北》等，以及崔氏合祔墓志所云“當時國家化流八表，仁人之誼先浸于河朔，求名學宦之士，如不失疆理矣”，皆是其反映。游幕河北的鄭潨長期任職于成德，直至卒于阜城令之位。其弟鄭潢(成德節度使屬官)，長子鄭樞(趙州平棘縣丞)，三子鄭褐(趙州參軍)，均在成德藩鎮任官。次子鄭札，合豐付墓志中以絳州司馬結銜，乃遷出河北之后所任職務，據其兄弟之例，他在成德藩鎮時也應有職務。而鄭札所娶、鄭潨女所嫁之隴西李氏，亦屬長期留居、任官于河北藩鎮的名族。總之，鄭潨家族在河北50年，既非“偶因薄游”而“滯留”，也不能歸因于河北藩鎮的“頗禁衣冠，不出境界”政策，而是因為鄭涑家族已在當地積累了深厚的社會關系和政治資源，不可能貿然放棄。

2、崔氏合祔墓志稱鄭潨“薄游”河北之際，“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賢彥，重仰才能，且以薦用”。按成德節帥王武俊之重用士人，文獻頗有記載。《唐詩紀事》卷46“劉言史”條轉載皮日休《棗強碑》：“王武俊之節制鎮冀也，先生(言史)造之。武俊性雄健，頗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后王武俊又“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強令”，仍遭到劉言史的拒絕。無獨有偶，又據《舊唐書·竇群傳》附兄竇常：“貞元十四年(798)，鎮州節度使王武俊聞其賢，遣人致聘，辟為掌書記，不就。”當時竇常隱居于遠離鎮州的廣陵，據說成德使者所帶的聘禮為五百金，王武俊求賢若渴之心，于焉可見。這在墓志中也有反映。《唐代墓志匯編》長慶008《……隴西李府君墓志銘》：

維大唐元和十五年……宜春郡宜春縣尉李府君遘疾，捐館于邑之官舍，春秋五十七。……父榮，皇定州北平縣令。頃因流寓，便家定州，娶滎陽鄭氏。……公生長河朔，早習詩書。器量深厚，言辭溫雅。時太尉王公(王武俊)節制鎮冀，以名高勛著，顯重當世，開幕取士，無非才俊。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鄭公濡，為盛府行軍司馬。以公族望清美，衣冠人物，景慕之厚。遂以次女妻公，得因軍功奏官，累受冀州司兵參軍。同書元和125《……隴西李府君墓志銘》：

公諱弘亮，字廣成，四公姑臧之后，世胄洪懋，門緒清劭。……建中初，成德軍節度使、太尉王公(王武俊)以公文彩峻發，溫密沉雅，奏授承務郎。左衛兵曹參軍。公以擇木心遠。非鄧林不宿，振衣脂轄，聿來我疆，初命瀛州平舒主簿。同書寶歷017《……弘農楊公墓志銘》：

公諱瞻，字士寬，弘農人也。曾祖及祖，出于幽冀盛族，史籍已載，故不書諱。……貞元初，洎常山連帥太師王公(王武俊)弘覆燾之心，撫騎士如子，招綏有禮，賞罰必中。公之家君(孝直)，遠慕風教，投事麾下。太師署以重職。將啟戎行。歲月彌輪，受恩益重。及仆射出常山之日，公特獻誠懇，誓從旌旗。仆射美其父作子述，俯乃允從。公少而岐嶷，長而恭懿，文武不墜，器宇天然，有名將之風，懷國士之量，特授鄭滑親事兵馬使兼東城使。……家傳孝義，外贊惠和，濟濟沉沉，弘敷群望。仆射拜鳳翔日，授節度押衙兼排衙右二將。……終于鳳翔府敷化里之私第也。享年卅有八。《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大和032《唐故張府君墓志故夫人豆盧氏墓志銘》：

公諱遵，字修本，其先南陽人也。……父獻弼，皇忠，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贈工部尚書。公少以門蔭授解褐官。年廿，親裴氏懷戀伯兄，遣省伯舅于鎮州。時屬軍讌，王公(王武俊)大張樂于庭。公觀焉。口為鎮帥王公見。公身長七尺，關須眉。與語良久，便授押衙。明日，兼內院兵馬使。不旬月，奏事德宗，授兼監察御史，依前押衙。日：奇士也。自后忠鯁屢進，數有苦言。及士真知留后，尋改殿中御史。承宗攝留后，國家變更鎮事，以薛昌朝為帥，發將軍景忠信削奪承宗官爵。朝庭振威，成德惴恐。……此時公乃請見。……一切以公止遏。攘除翊蔽。……尋有詔赦承宗。……出入成德二十余年，忘身立忠，事溢人聽。上引可見，王武俊“開幕取士，無非才俊”，且不拘一格，惟才是用。宜春縣尉李府君因“早習詩書，器量深厚，言辭溫雅”，李弘亮因“文彩峻發，溫密沉雅”，并得王武俊信重，入成德軍幕任職。當然他們出自隴西李氏，所謂“族望清美，衣冠人物”，可能也是被重用的原因之一。楊瞻“出于幽冀”，這一家族是以武勇見長的土著“盛族”，瞻父楊孝直因王武俊“撫騎士如子，招綏有禮”，投其麾下，被“署以重職”，“受恩益重”。楊瞻自己則追隨王武俊的孫子王承元出鎮，擔任重要的軍職，“有名將之風”。張遵在宴會上與“王公”邂逅，深得王武俊欣賞，被目為“奇士”，當即授官，不次提拔。當貞元十七年(801)王武俊死、其子王士真“攝留后”的權力交接之際，成德鎮受到來自朝廷的巨大壓力，據張遵墓志，正是由于張遵的出色應對，巧妙斡旋于朝廷、成德之間，終于使危機得以化解。墓志對張遵的作用可能有所夸大，但他“出入成德二十余年，忘身立忠，事溢人聽”，不可能全屬子虛。史實表明，王武俊一方面舉賢任能，一方面“頗禁衣冠，不出境界”，在與朝廷爭奪人才、保留和儲蓄人才方面確有過人之處，從而為成德鎮以后長期維持穩定、獨立，奠定了基礎。

3、崔氏合豐付墓志稱建中年間河北藩鎮叛亂后，“天下軍威轉雄，兵志難戢，薄之即不守封限，寵之即不循略度”，成德軍遂“自為一秦”。而在此以前，即代宗大歷年間(766—779)下至建中三年(782)，仍是“仁人之誼，先浸于河朔”，“求名學宦之士”并不視河北為“匪人之土”(“如不失疆理矣”)。可見藩鎮是“匪人之土”還是“王化”之區，關鍵取決于藩鎮的政治態度，即是否承認長安朝廷為正朔，而非以該地區文化上是否“尊崇周孔文教”為依歸。如前所述，就當時士人群體的心理，在文化上確實“目河朔間視猶夷狄”，避之去之惟恐不及；但另一方面，亦如上所述，河北藩鎮仍對于士人具有相當強的吸引力，有一大批士人游仕并留居該地，這對于改變河北藩鎮統治集團的階層結構，改善當地的文化面貌，應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已往的實證研究表明，河北藩鎮的上層將領及軍隊骨干，多出生于所謂胡族，當地胡風強勁，這是歷史事實。但這并不意味著河北藩鎮一律排斥“周孔文教”。如成德節帥王武俊，據《舊唐書》本傳，出自契丹怒皆部落，每以“虜”自稱，但他對儒生文士卻十分尊重，已見上述。成德鎮由此集聚了一大批士人，如鄭潨的弟弟鄭潢，即“以文畏佐以學，重慕于彼地之帥”。這批士人對于以后王武俊的孫子王承元以成德四州歸朝，曾發揮重要作用。《唐代墓志匯編》開成050《……李公墓志銘》：

公名潘，字藻夫，先世趙郡贊皇人，分繼東祖之后。……始生六年，就學師訓，明惠聰敏，有若生知，目睹必記，耳聞不忘。嘗侍于伯兄，傍聞《左氏》，至于廢興理亂、褒貶善惡之深旨，發問必對，貫達無遺。家于常山，太守鄭公潨性樂善，喜后進，因目之為奇童，薦于連帥，特表奏聞，策中有司別敕同孝廉登第，時才年八歲。其后討覽經籍，九流百家之語，靡不該通，著詩業文，名顯當代。自幼居艱疚，號毀逾禮，有曾閔之行。聞于鄉里。無何，長慶初，常山帥王承宗歿于鎮，鎮卒逼其弟承元主其軍，且襲父兄之位，因而請焉。承元幼懦，辭進不決，公乃潛運音計，密擇機宜，誘掖承元，斂身歸國。朝廷果獎承元之節而授鉞于滑臺，始去常山。當是時也，自天寶末，兩河之風未變者，唯漁陽一鎮耳，因請承元，飛檄于范陽節度劉總，洞曉君臣之禮。大開逆順之端。其明年，劉總盡室來覲，河朔之地，晏然削平，皆公之秘略也。承元以公有誠，盡推轂之力，遂奏口評為巡官，轉掌書記。及王公移鎮于歧，累授里行殿中侍御史職，歷節度判官，以至加朱綬，為副停。久之，王公換青州，以公為檢校都官員外郎副平盧軍使。府幕十年，始終一貫，參盡勤盡，時論多之。李潘是成德當地成長的士人，其“就學師訓”，“著詩業文”，恪守喪禮，與河北以外的士子并無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還在8歲時，就被“以文畏，佐以學”的鄭潨之弟鄭潢目為“奇童”，并將他推薦給成德鎮節帥，經“奏聞”朝廷，被“有司別敕同孝廉登第”。正是這一位受到良好儒學教育、恪守儒家規范的李潘，在以后的王承元“斂身歸國”事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潛運音計，密擇機宜，誘掖承元”)。如果墓志所記屬實，李潘還在王承元歸朝不久發生的幽州節度使劉總“釋兵柄入朝”事件中，有密謀籌劃之功(“皆公之秘略也”)。而在王承元以后的出鎮生涯中，李潘也始終是他最重要的謀士和助手。按王承元“斂身歸國”時年僅18歲，如此重大的決策顯然要倚賴謀士，而且不可能是李潘一人。這里再節錄一方墓志。同上書大和070《唐故平盧討擊副使……劉府君墓志銘》：

公諱逸。……父諱元宗，素蘊奇志，早踐戎旃，親衛爪牙，內外經歷，終義武軍兵馬使。……公即第四子也。幼專詩禮，長藝弓裘，不墜門風，雅稱宗祖。長慶初，以鎮冀不軌，丑跡彰聞，元戎太原王公乃脫彼兇妖，束身詣闕。公乃親為侍從，共拔海蠕，殊節即成，眾望斯洽。主上以太原公勛績超拔，乃授義成軍節度使，公即行焉。俄又有除鳳翔節制，公又親從。……除平盧軍節使，公又從至，復署前銜。劉逸雖長于河北藩鎮，仍受到良好的儒學教育(“幼專詩禮”)。與李潘相同，劉逸也參與籌劃王承元“束身詣闕”事件，其后跟隨承元轉鎮各地。上引寶歷017《弘農楊公墓志銘》志主楊瞻，亦如劉逸，在王承元“出常山之日”，“特獻誠懇，誓從旌旗”，并追隨承元轉鎮各地。上述王承元歸朝事件的策劃者、支持者楊贊、李潘、劉逸等人，一無例外都是儒家經典的修習者、實踐者。

綜上所述，可知河北藩鎮地區周孔之教并沒有絕跡，除了外來的士子，當地有儒學傳統的家族，仍自童蒙課書問學，“不墜門風”。如上引長慶008《李府君墓志》即稱其雖“生長河朔”，卻“早習詩書”。又《唐代墓志匯編續集》大和038《唐故衛尉卿贈左散騎常侍柏公墓志銘》載，志主、魏郡人柏元封“七歲就學，達詩書之義理；十年能賦，得體物之玄微”。其祖父柏造死于安史之亂，其父柏良器遂“學劍從戎”，以軍功封平原郡王，而柏元封則自稱：“今吾父武功立，予不可不守吾世業而茍且于宦達也。”乃“下帷讀書，不窺園林者，星周于天。業成名光，登太常第”。所謂“世業”，即家傳儒學。新出魏博軍將《米公(文辯)墓志》則載其“季(子)存實，幼(子)存賢，皆學習禮經，以期鄉秀”；前引元和125墓志志主李弘亮，曾在憲宗元和年間出任“知瀛州束城縣事”時，“敦學校之道，迓賓朋以禮”。柏元封、米文辯、李弘亮諸例表明，河北藩鎮地區制度化的儒學教育及人才選拔機制并未完全停止運行。以上種種，充分顯示了河北地區具有悠久傳統的周孔之教的頑強性，它使得政治軍事上似乎“自為一秦”的河北藩鎮，仍在文化上與長安皇朝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二者之間的士人及官員交流也從未停止，這些因素在某種特定條件下就可能轉化為政治上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上述王承元、劉總歸朝事件的出現，即為其例。前文談到的范陽盧秀才，在聽到鎮州儒者黃建的一番說教后，“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云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向兩京所在的南方飛奔，即是來自“先王儒學之道”的導向。

打倒“”未久，著名唐史專家楊志玖先生即針對時有些學者“認為儒家路線支持分裂割據，是藩鎮割據的根源”，著文考論“儒學和藩鎮割據的對立關系”，指出：“在和唐中央對抗最烈的河北藩鎮中，儒家學說曾經起到緩和甚至制止他們對抗中央的作用”。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居魏十余年，民安之”，其子弘敬、弘敬子全嗥亦有孝名，新出《何弘敬墓志》稱弘敬以儒家學說教育子女：“學詩學禮，既孝且仁”；“皆付(子女)與先生，時自閱試，茍諷念生梗，必加棰撻。今雖儒流寒士，亦不能如此。未有知書而不知君臣父子之道。”志文所述弘敬課子事或有溢美，其中所謂“未有知書而不知君臣父子之道”，既是當時人的通念，亦是上揭楊先生所論“儒說和藩鎮割據的對立關系”的最好注腳。

本文就《崔氏合祔墓志銘》所反映的成德藩鎮情況，利用墓志資料，在前人基礎上作了一點新的探討。陳寅恪先生所論大唐帝國自安史亂后實分為兩部，河北藩鎮被視為以戰斗為職業的胡化戎區，乃如實反映了安史亂后唐代朝野特別是唐皇朝直接控制地區的普遍社會心理。但這并不意味著河北藩鎮一律排斥“周孔文教”，除了外來的士子，當地有儒學傳統的家族仍承習“世業”，使得政治軍事上似乎“自為一秦”的河北藩鎮，仍以文化為媒介與長安皇朝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這在文獻及資料中有不少實證，墓志所見成德鎮的情況亦為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