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元黨爭時期楊萬里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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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論述了楊萬里在慶元黨爭時期的政治命運及其心態(tài)變化，揭示其內心徘徊于"仕"與"隱"間的矛盾苦悶心境。

關鍵詞：慶元黨爭；楊萬里；心態(tài)

南宋紹興弛黨禁，以二程洛學為主的新理學復興，并成為一種強烈要求改變現(xiàn)狀的理學思潮，它開始以清議姿態(tài)抨擊朝政，很快發(fā)展成為一種激進的政治勢力，與維護現(xiàn)狀茍且偷安的官僚勢力生產(chǎn)了沖突，雙方在斗爭過程中陣線漸分，最后成為爭奪朝政權力道學黨與反道學黨。兩黨相爭從孝宗淳熙年間始至寧宗嘉泰二年，歷時三朝，形成南宋中期最為重要的政治環(huán)境，由于黨爭的高潮與結局在于慶元三年的黨禁事件，為方便論述，本文將之概括為慶元黨爭。險惡的黨爭政治極大影響了朝野士大夫的政治心態(tài)，楊萬里雖未列入黨籍，也未遭到反道學黨人的誣蔑迫害，但黨爭政治卻像一團永不消散的陰霾，成為他在黨爭中心態(tài)變化的最主要因子。

一經(jīng)世與憂世

楊萬里(公元1127-1206)，字廷秀，號誠齋，吉州吉水人，出身寒貧，其父楊帶鄉(xiāng)間儒士，家中藏書甚豐,精熟儒家典籍，常以圣賢之道勉勵萬里，楊萬里因此對儒學有深厚感情并逐漸形成“達濟獨善”的儒學人格。紹興二十八年，楊萬里出任零陵，結識張浚和胡銓，張浚以正心誠意勉勵之并以“誠”名其齋,還請胡銓作《誠齋記》記之，萬里深為感動，自號為“誠齋”以銘記終生。

前輩的勉勵與期望，激起了楊萬里的“經(jīng)世”熱情。隆興元年二月，因張浚舉薦，楊萬里除臨安府教授。在張浚去逝后，楊萬里精心寫成《千慮策》上呈宰執(zhí)陳俊卿，以期得到朝廷重用。《千慮策》從政治、軍事、經(jīng)濟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國強兵方略，詩行慷慨凜然,大丈夫經(jīng)世氣概，正是當時楊萬里用世心態(tài)的寫照。

然而南宋朝廷茍且偷安，朝政被一幫官僚近習所掌握，崇向“安靜無為”，激進的道學黨人進入朝廷威脅到了官僚近習既得利益，所以對道學黨的排擠打擊不斷升級。而以朱熹為首的道學黨人也以“小人”之論反擊。而孝宗兼用戰(zhàn)和兩派勢力，政治態(tài)度搖擺不定，這給朋黨政治提供了滋生的溫床。

楊萬里在家學師傳上“與道學有分”。他“正心誠意”的內圣之學和“得君行道”的王道追求也表明他的政治立場。他抨擊反道學的官僚勢力，尤其在鞭撻近習勢力過程中立場堅定。乾道七年三月，孝宗欲重用近習張說為樞密院事，朝中張拭因反對而外貶，楊萬里憤然上書為張大鳴不平，雖張拭終未能留，然其“風操甚厲”之舉卻深為同道所欽佩。

由于孝宗固執(zhí)寵用近習，朝中正直人士陳俊卿、黃中、汪應辰、陳良佑、張拭、周必大、趙汝愚等紛紛離朝外任，楊萬里也出守漳州。朝政被官僚近習這些佞幸之輩弄得錯亂不堪，楊萬里有詩喑諷：“東風未得顛如許，定被春光引得顛。晚雨何妨略彈壓，不應猶自借渠權。”［1］渾渾噩噩的官場生活令精忠報國的楊萬里感到厭倦：“醉里還多感,醒來卻更愁。醉醒都不是,愁感幾時休?”（《誠齋集》卷十《憂患感嘆》二首其一）醒醉皆愁，正是楊萬里深感生不逢時，壯志難伸的苦悶之態(tài)。

委靡病態(tài)的政治環(huán)境使楊萬里不時萌發(fā)歸田賦閑之念。“道途奔走不曾安，卻羨山家住得閑。記取還山安住日，更忘奔走道途間”（《誠齋集》卷六《甲午出知漳州晚發(fā)船龍山暮宿桐廬》二首其一》）鄉(xiāng)村賦閑，無需官場折腰，是楊萬里所向往的境界，然生活的窮困又迫使他出仕。歸田與出仕的矛盾常令他苦悶不堪。淳熙二年，萬里改知常州，請辭作祠官，罷官不罷祿，萬里在詩中道出其中的苦衷：

亦豈真辭祿，誰令自不才？更須三釜戀，未放兩眉開。

道我今貧卻，何朝不飯來？商量若為可，杜宇一聲催。

（《誠齋集》卷七《待次臨漳諸公薦之易地毗陵自愧無濟劇才上章丐祠》）

二衛(wèi)道與憂道

南宋王朝危機四伏的嚴峻現(xiàn)實使許多有識之士警醒，“革除弊政”的呼聲日益高漲，一股求新求變的學術政治思潮很快就醞變?yōu)橐环N新的政治勢力，以朱熹為首道學黨正是這一政治勢力的策動者與主導者。

淳熙八年（1181），朝中道學人士史浩以侍進身份向朝廷薦薛叔似、陸九淵、葉適、袁燮等道學人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時選也。”在地方上，道學黨開始對反道學勢力開戰(zhàn)，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為浙江茶鹽公事赴浙東賑荒，當他救荒至臺州，查得王淮姻親、臺州知州唐仲友貪贓枉法，上疏彈賅之，王淮依相權之便暗中黨助唐仲友，而王淮正是反道學的官僚集團的首腦人物。朱熹隨即將攻擊矛頭對準王淮，連續(xù)六次上疏彈劾。

在道學黨猛烈抨擊守舊官僚與近習小人的過程中，楊萬里自覺參與其中。淳熙十二（1185）年五月除楊萬里吏部郎中，成為朝政權力的高層成員。“達則兼濟天下”，身居要津的楊萬里隨即上《淳熙薦士錄》薦舉同道朱熹等人。同時也勸諫孝宗遠離近習小人，“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jiān)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2］

道學勢力的壯大引起了反道學黨的極大震驚。為阻止他們向朝廷擴張，反道學黨人惡意捏造名目誣蔑詆毀道學，攻擊道學黨人。由于道學黨勢單力薄，還未能與王淮相黨相抗衡，故在反道學黨的瘋狂攻擊下節(jié)節(jié)敗退。淳熙十年（1183），陳亮有濫膺道學之禍，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呂祖謙的弟子彭仲因主張道學獲罪而去，同年十一月，陸九淵被王淮黨羽論劾罷逐，淳熙十四年（1187）十二月，衡州知州劉清之因“以道學自負”被劾罷。道學黨人的政治前景陰云籠罩。

兇險多變的黨爭政治讓楊萬里暗暗為道學黨的政治命運擔憂，他在詩歌《夜雨》中表露了他此時的心理：

幽人睡正熟，不知江雨來。驚風颯然起，聲若山岳摧。

起坐不復寐，萬感集老懷。憶年十四五，讀書松下齋。

寒夜耿難曉，孤吟悄無儕。蟲語一燈寂，鬼啼萬山哀。

雨聲正如此，壯心滴不灰。即今踰知命，已先十年衰。

不知後此者，壯心肯更回。舊學日蔬蕪，書冊久塵埃。

圣處與天似，而我老相催。坐念慨未已，東窗晨光開。［3］

江雨驚風，正是道學黨人所面臨的惡劣政治環(huán)境。楊萬里對之萬般感慨，然“壯心不已”，對道學黨“得君行道”理想仍有期待。在道學勢力不斷受到排擠打擊之時，楊萬里在朝奮力護衛(wèi)道學。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永思陵附廟，官僚洪邁提出以張俊與其他三人配享，而萬里則堅決主張以張浚配享，兩人在朝中激言爭辯。楊萬里認為洪邁“指鹿為馬”，欺壓朝野。孝宗因此怒楊而貶之出朝。楊萬里為爭張浚配享不惜觸犯龍威，不僅出于他對張深厚感情，更是因為張浚是道學黨的一面旗幟，楊萬里冒死舉起這面旗幟，是對反道學打擊壓制道學行為的強烈回應。

三無奈與歸隱

孝宗在和戰(zhàn)問題上搖擺不定的態(tài)度，致使政局復雜多變，淳熙十五年（1188），頑固的主和者高宗駕崩，孝宗中興之志復燃，開始起用積極進取的道學黨人。同年，反道學領袖王淮退位，庇護道學黨的周必大開始執(zhí)掌朝政大權，道學黨人“得君行道”希望燃起。周必大上臺不久，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葉適向其薦舉陳傅良、劉清之、陸九淵等三十四人，全為道學同道。楊萬里也在孝宗禪位給光宗后再次入朝，光宗曾受教于他，故對這位“學生”寄予厚望。楊萬里入朝不久，便連上三道奏折請求光宗正心誠意，遠離近習，杜絕朋黨，革除弊政，“得君行道”之情溢于言表。

對于朝中的朋黨問題，楊萬里尤為憂慮。曾在孝宗要求“太子參決庶務”時，楊萬里就上書鄭重指出其危害性。“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啟；讒間之言啟，則父子之隙開。……”［4］楊萬里對北宋黨爭歷史有深刻的反省，對皇權及人心也有深刻體察，故對之憂心忡忡。可惜沒有得到重視，終釀成政治悲劇。

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卷六載“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官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熙甲寅，始服其先見。”然楊萬里的忠直反遭厭棄，孝宗嫌其“直不中律”而貶之朝外，光宗也生厭煩，任其為借煥章閣士，迎送與陪伴金國使者，使其遠離權力中心。楊萬里對此也心里明白“某不幸，平生多以忠信獲罪。”（《誠齋集》卷六十七《與材翁弟書》）

光宗昏聵，朝政兼用正邪，以致朋黨之風愈演愈烈，加之皇權分裂為二，孝、光父子情疏，黨爭形勢更為險惡多變。楊萬里苦諫光宗消除黨爭之患，他鄭重警示道：“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fā)于士大夫而其禍及于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誠齋集》卷六十九《上殿第一札子）然光宗昏庸，置之不理。朝野黨議日益高漲，朝廷政局處動蕩不安。

面對這日益惡化的政治環(huán)境，楊萬里深感人生祝禍福難料，身居險惡官場，處處委曲求全，思歸不能，內心苦悶無奈：“紅塵無了日，白發(fā)未還家。”（《誠齋集》卷十八《感興》）黨爭政治令楊萬里身心交瘁，憂懼日重。他在給周必大的信中表露當時心跡：“獨世路風濤，真可畏耳。”（《誠齋集》卷六十六《與周子充少保書》）面對朝中激烈黨爭，楊萬里急流勇退，在局外冷眼旁觀：去國還家一歲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蠻觸幾百戰(zhàn),險盡山川多少心。

何似閑人無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鬧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誠齋集》卷六十六《與周子充少保書》）

“不妨冷眼看非沉”，對于熱切期望“得君行道”的忠義之臣來說，這是無比辛酸痛楚的。

經(jīng)過長期仕與隱的痛苦掙扎后，楊萬里最終義無反顧地走向歸隱之路，由“暫閑”走向“長閑”。紹熙三元年（1192）八月，楊萬里辭官回鄉(xiāng)，告別自己時時憂懼的險惡官場。回鄉(xiāng)路上，楊萬里心情復雜

“兩岸萬山如走馬，一帆千里送歸舟。出籠病鶴孤飛后，回首金陵始欲愁。楊萬里《發(fā)趙屯得風宿楊林池是日行二百里》，《誠齋集》卷三十五（231頁）”

辭官歸來心情正如“放鶴出籠，縱魚入海”，（楊萬里《與鄭惠叔知院催乞仕書》，《誠齋集》卷六十七。）天地變得空闊無比，“游心于淡，與天為徒”。（《誠齋集》卷九十八《代宰執(zhí)開啟天申節(jié)疏》）楊萬里返鄉(xiāng)后，自辟東園，鑿池開徑，準備在自家的園地里種花飲酒，賦詩吟詞，以安度晚年。

四退守與隱痛

楊萬里離朝后，朝政日益惡化，他的預言果真成了現(xiàn)實，光宗繼位不久，便與孝宗情感破裂。紹熙五年，孝宗駕崩，光宗竟拒絕出喪，令朝野震驚。宰執(zhí)趙汝愚與外戚韓侂胄一起策劃“紹熙內禪”，迫使光宗禪位。新皇寧宗暗弱無能，皇權很快被韓侂胄操縱。韓因趙未滿足升官欲望而心生憎恨，反道黨人從中挑拔，并黨助韓氏，朝廷很快陷入以韓趙為主的反道學黨與道學黨的斗爭。朝政一片混亂，上下黨議洶洶。

道學黨領袖朱熹受任于危難之際，抱著“得君行道”的崇高志向入朝為帝王師。臨行前致書楊萬里，希望一同赴召。楊萬里回復以一個寓意深遠的寓言，委婉拒絕朱熹之請。朱熹未能像楊萬里那樣深透黨爭政治，帶著“得君行道”的天真入朝黨助趙汝愚。朱熹以為能用“正心誠意”之學以正圣心，孰料寧宗昏庸之極，在韓氏的操縱之下，不斷罷免朝中的忠義之臣。朱熹入朝僅四十日即被寧宗罷遣回鄉(xiāng)。慶元二年（公年1196年趙汝愚貶死衡州，慶元三年（公年1197年）劉三杰上疏稱道學黨為“逆黨”，同年十二月，知綿州王沇上書奏請設立偽學之籍，而是反道學新貴效法元右而制慶元黨籍，將趙汝愚、周必大、朱熹等五十九人被打入“偽學逆黨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元黨禁。慶元四年（1198）五月，朝廷又下詔厲禁“偽學”，黨禁擴大為全國性的學禁。慘酷的黨禁與學禁一直延至至嘉泰二年（1202）才開始弛禁。

嚴酷的黨禍令士人普遍受害，人人自危。身處鄉(xiāng)間的楊萬里為了避禍全身，幾乎不對黨禁發(fā)表任何言論，“掛舌屋壁間，此真吾師也。”（楊萬里《答酸陵錢知縣》，《誠齋集》卷一0七。）他在嚴酷的政治環(huán)境“梅間正醉吟”、“山里臥閑身”不染塵世是非，高蹈遁世，一任自然。

然而楊萬里終究不是遁世隱者，他只是獨善守節(jié)的儒家君子，“全其名，守其節(jié)，斯不失其身”（《誠齋集》卷九十三《庸言》）才是他的處世原則。他身上的儒學氣血使他不惜生命守護名節(jié)。慶元六年（1200），韓侂胄讓楊萬里作《南園記》，被他嚴詞拒絕，表現(xiàn)出舍生取義的凜然風姿。慶元黨禁期間，楊萬里多次受封，皆被他堅決拒辭，甚至辭去祠官，不要朝廷俸祿，清白度日，以表達自己對朝廷黑暗勢力決裂態(tài)度。

“內圣”與“外王”是宋學家的兩大價值取向，“內圣”的最終目的是個人的安身立命，而在朱熹時期的理學體“內圣”最極旨歸卻在“外王”，由“正君心”而“得君行道”楊萬里訣別官場是與黑暗勢力決裂，而非放棄“得君行道”的理想。然而，慶元黨禁將理學家的價值體系完全摧垮，致使其理想徹底破滅，這成為楊萬里隱痛心傷“此心耿然，今未釋然也……遣于心而不去，去于心而復來。此一事獨擾擾焉于吾心。萬事俱遣，一事猶在，雖與世絕，有未絕者是亦心之一病也”（《誠齋集》卷六十六《答沈子壽書》）清閑消散的山水田園生活終究沒有消除其內心深處的傷痛，依據(jù)《誠齋集》卷一三三《溢告》記載：“先臣萬里歷事四朝，遭逢若此，每思報國，念念不忘，自奸臣韓侂胄竊弄陛下威福之柄，專恣狂悖，有無君之心。先臣萬里常憤怒不平。既而侂胄平章軍國事，先臣萬里驚嘆憂懼，以至得疾。……”當楊萬里從其族侄楊士元中得知韓侂胄柄國開邊時，頓時失聲慟哭，在彌留之際手書八十言痛罵韓氏，抒盡孤憤而逝。韓氏弄權，正是慶元黨爭的嚴重后果。楊萬里長期所積壓的絕望與悲憤情緒被族侄帶來的壞消息所刺激噴發(fā)以致氣絕而亡。

五總論

縱觀楊萬里一生的仕隱起落，用舍行藏，似乎皆與其隨緣自適，一任自然的生命觀及其達觀通變的為官之道相關。然其醇厚的道學修養(yǎng)，拯世救弱的儒家使命感與“得君行道”的道學政治追求卻使他與道學黨曲折多舛的命運扭結在一起。他身處道學與反道學黨爭的政治漩渦，經(jīng)世與憂世，衛(wèi)道與憂道，后來無奈歸隱，在歸隱中畏禍與守節(jié)，黨爭政治始終是他心中的揮之不去的陰云，不斷促成其心態(tài)的變化。

參考文獻:

［1］周汝昌楊萬里選集［M］《又和風雨二首》其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元）脫脫等宋史［M］卷433《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75

［3］周汝昌楊萬里選集［M］《夜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宋）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cd］卷16四庫全書電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