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村落形態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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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村落是與城邑相應的社會單位概念，源于龍山時代聚落分化中的普通聚落，自茲至漢，是一個連續發展的鄉村基本聚居形態。漢代鄉村組織的特點是里聚合一，是行政單元與自然聚落的一致；魏晉南北朝時代出現了里聚分離，作為自然聚落的“村”具有了一定的行政意義；至唐代，里正成為鄉政的主持者，村正開始行使里正職掌，村落的行政與法律地位得到確認，鄉里之制演化為鄉村之制。這一演化實質上是行政單元與自然聚落的分合變化，并不具有城鄉分離的內容，與“城邦帝國”、“領土帝國”之概念亦無干涉。不論作為自然聚落的村落在不同時代具有多少稱謂，它一直是與城邑對應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地緣組織與血緣組織的共同體。

關鍵詞：漢唐村落聚落

漢唐時代，是中國古代鄉里之制與聚落形態演化的重要轉折時期。從兩漢時代的里聚合一到魏晉南北朝時代里與聚的分離，再到唐代的鄉里合署與村落地位的確認，無論是外在形態還是內在結構，它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中國中古社會的變革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

討論漢唐村落形態，首先面臨的是關于村落的發生問題。對此，日本學者進行了比較充分的研究，其中，以宮崎市定、宮川尚志等學者的論述最具代表性。宮崎市定先生認為，自上古到現代，中國古代國家結構為都市國家，以大小城邑為地方社會集合體的基本構成，“聚落恰似一個個細胞，在一定面積的耕地中心，存在著細胞核似的城郭。城郭之內，被區分為數個區域，那就是里。不僅是工商業者，就連農民也居住在城內的里中。在漢代，根據城郭的大小、重要程度、里民人口的多寡等，分別定級為縣、鄉、亭”。他還認為，城內農民開始移居城外，鄉制開始瓦解，“促使這種瓦解趨勢進一步發展者，是漢代豪族勢力的擴張。可能是一方面便利農耕的負郭、帶郭之田都被有勢力者所獨占，貧民要想擁有自己的田地，就必須求之于遙遠的地方；另一方面，豪族們在遠距離的地方開拓莊園，招募勞動者，于是城內的農民漸漸脫出城外，前來居住應募。這里出現的就是另一種新形態的聚落——村(邨)”①。盡管學界對于宮崎市定的“都市國家說”爭論頗大，但他提出的“村”是城郭之外的新興聚落形態之說卻被多數學者接受，此后學術界有關中國古代村落問題的研究也多以此為基點展開。宮川尚志提出：“在漢代，有不分都鄙每百戶設里的制度。到唐代，雖然單位一樣，但在城市與鄉村分別稱之為坊和村。這是城市和鄉村分化在制度上的反映，同時也使人聯想到村是否就起源于遠離中央政權的邊鄙地區呢?”在經過一番分析討論后，他得出了肯定的結論，認為“總體來看，村莊分布在山間河谷地帶以及一般遠離城市地區的實例較多”②。侯旭東先生對此說進行了修訂，提出：“百姓生活的村落不僅見于邊僻之地，城鎮周圍同樣廣泛存在……重要交通線附近亦廣泛分布。”③這是正確的。但他只是較宮川尚志更強調了村落分布的廣泛性，仍未脫出村落是新興聚落形態這一范疇。

源于宮崎市定先生的村落為城郭之外的新興聚落形態說，有一個重要前提值得進一步討論，這就是漢代里的設置問題。依宮崎市定先生之說，漢代的里設于城邑之中，城邑之外最初并無居民聚落，也就沒有里的設置。但是，從文獻資料，尤其是出土的考古文獻資料看，并非如此。在兩漢社會，雖然史籍與法律文書都以鄉、里涵蓋整個鄉村社會，然而實際上除了政府法定的基層單位鄉里之外，還存在著大小不一的自然村落，它們實際上是鄉里之制的基礎。這些村落，漢人稱之為“聚”、“落”或“格”。《史記·五帝本紀》曰：“一年而所居成聚。”《說文解字》釋“聚”曰：“聚，會也。從*，取聲，邑落云聚。”段注云：“邑落，謂邑中村落。”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妻》曰：“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廣雅》曰：“落，謂村居也。”格，為漢人對村落的別稱。《史記·酷吏列傳》：“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垢購告言奸，置伯格長以牧司奸盜賊。”裴骃集解引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司馬貞索隱：“伯言阡陌，格言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

漢代的聚落同鄉里一樣，也各有名號。如《論衡·書虛》所云：“天下郡國且百余，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但聚一直不是政府認可的居民單位，在兩漢行政政令中，很少看到聚的存在。也就是說，聚只是自然意義上的鄉間聚落，不具備行政與法律意義，更不是基層編制單位。正因為此，在兩漢文獻中，才大量充斥著鄉里的記載，而較少見到關于“聚”的文字。

既是自然聚落，漢代聚的規模大小不一，有時相差懸殊。有的聚可能只有三幾戶人家，如東漢南陽郡井水縣的三戶亭，就是在三戶聚所設置的亭；也有的聚多達千余戶居民，如西漢成帝即位后，封史丹為武陽侯，封地為“東海郯之武強聚，戶千一百”。這樣，有些大聚便可能成為縣或鄉的所在地。一聚之中，要依戶數多少，劃分為若干里，像武強聚，可能就要分成十余個里；也有極少數的甚小聚落，會若干聚合為一里，像三戶聚這樣的小聚落，便應如此。

①[日]宮崎市定：《關于中國聚落形體的變遷》，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21、23～24頁。

②[日]宮川尚志：《六朝時代的村》，見《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四卷，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68、79頁。

③侯旭東：《北魏村落考》，載《何茲傘教授九十華誕祝壽論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需要指出的是，它們與里的設置是一致的，也就是說聚與里是重合的。這些聚落既然錯落參差，大小不一，而地方政府只能因地制宜，在現有的自然聚落基礎上設置里的建置，除非一些大至數百戶或小至三五戶人家的特殊聚落，一般情況下，都是每個聚落設置一里，三十幾戶、四十幾戶以至百余戶都可作為一里。史料記載與有關規定，均是舉其成數而已。

這樣，也就出現了百家一里、五十家一里等不同的說法。但在實際的地方建制中，沒有必要、也不可能為了保持與規定的一致性，而硬性地將大小不一的自然聚落在行政關系上重新切割組合，對此，我們只須看一下關于里的具體記載便會一目了然。例如，《漢書·張安世傳》記道：“(宣帝)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斗雞翁舍南。”這是三十戶為一里者。《漢書·戾太子傳》曰：“故皇太子謚日戾，置奉邑二百家……以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這是二百家為一里者。又，邪里聚本身也表明兩漢時代里與聚的合而為一，《續漢書·郡國志》所記歷城之“巨里聚”其意當同于此。

為張賀所置守冢三十戶以及為戾太子所置奉邑二百家，尚是人為的編制，因此，雖然不合“百戶為里”的說法，但初時還算規整，要經過若干年的變化后，才能呈現出里的本來的自然面貌。就現在材料看，最能反映兩漢鄉村社會中里的真實面貌的，還是馬王堆出土的《駐軍圖》與《地域圖》①，這是關于漢代里的規模的第一手材料。尤其是《駐軍圖》，其上不僅標最小的里只有十二戶人家，最大的里為一百零八戶，現將圖中可辨考清晰的里戶數統計并

列為表1如下：

①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編：《古地圖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45頁。

由上述記載特別是《駐軍圖》所列里之分布及人戶狀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自然聚落的里聚普遍存在于鄉村社會，它們與各類城市相對應，共同構成了地方社會組織結構。既如此，為什么學術界仍流行著村落為城郭之外新興聚落形態說呢?這是因為人們對村落的考察首先多著眼于其字面記載之由來。比如，要追尋《說文解字》中有無“村”字，要檢索“村”字在正史中出現于何時，在筆記野史中出現于何時，等等。這樣，自然會得出結論：《說文解字》中沒有出現“村”字；關于“村”的最早的記載，正史是《三國志·魏志·鄭渾傳》所載“村落齊整如一”，筆記野史中是《抱撲子·內篇》卷三《對俗》所引東漢陳寔《異聞記》“村口”一詞。因此，“村落”也就出現于東漢，至六朝漸多。其實，從社會組織角度研究的村落是指與城邑相對應的一種聚落形態。就中國古代社會結構而言，村落與城邑的區界點有三：其一，村落中的居民幾乎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農民與農民家庭；其二，村落的規模明顯小于城邑，并且以城邑為權力中心與經濟中心；其三，村落無論大小，都自成一體，有著自己的祭祀、信仰、宗法血緣以及其他組織體系，是社會的基本細胞。這也如費孝通先生所言：“村莊是一個社區，其特征是，農戶聚集在一個緊湊的居住區內，與其他相似的單位隔開相當一段距離(在中國有些地區，農戶散居，情況并非如此)，它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其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①

既如此，村落就應當是一種相對于城邑而言的社會單位概念，可以稱之為“村”，也可以稱之為“聚”，當然也可以稱之為“莊”、“屯”、“川”、“寨”、“丘”、“店”、“堡”、“鋪”等等。關于村落的起源應當追溯到文明的初生。根據考古學研究，特別是聚落考古學的進展，我們已能知道，隨著農耕文明的出現，聚落也開始形成并迅速發展；至龍山文化時代，聚落已分化為中心聚落與普通聚落；隨后，便開始了城邑與鄉村的分化，中心聚落演化為城邑并成為一定區域的權力與經濟中心，普通聚落則成為依附于中心聚落周圍的星散分布的村落。②至漢代，這種分化已全面完成。因此，漢代社會也就不是所謂的“都市國家”，而是以村落為基本細胞、以城邑為核心的上下貫通的中央集權制國家。

①費孝通：《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

②見拙作《中國遠古社會史論》第六章《聚落的分化與消亡》，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