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傳統社會試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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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西歐走出中世紀的關鍵是市場發展。中國季風氣候使得東西方向產品差異小，沒有交換必要；西高東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為由西向東，南北方向有差異的產品不能通過水路運輸，陸路運費太高，商品交換不能實現。農民的合理選擇只能是調整產品結構以滿足需求，導致社會長期維持自給自足狀態。缺乏市場刺激致使生產規模難以擴大，不能刺激勞動分工，無法降低發明創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創新，生產技術陷于停滯。經濟人在特定地理條件下的“理性選擇”，制約古代中國不可能走出傳統社會。

關鍵詞：產品雷同，交換無利，技術停滯，社會緩慢

傳統觀點認為，社會是一個逐漸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但是，在春秋戰國以后的兩千多年中，中國社會卻一直維持著小農經濟的古老狀態。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國更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埃及、印度、巴比倫等文明古國（所在的地域），也都沒有自發發展起來，沒有產生近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些情況促使人們考慮，社會形態演進的規律是否普遍適用呢？

一、不可逾越的技術發展界限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而生產力發展的原因在于生產技術的積累引起的生產工具的改進和提高。根據這一原理，文明古國之所以都維持著古老狀態，就可以歸結為他們生產技術的停滯。由于除西歐以外世界各地的生產技術普遍出現停滯，于是人們很自然地想到，這些社會的生產技術是否具有一個不可超越的發展界限呢？

現代經濟學認為，人的行為都是為了滿足需要，滿足需要必須付出代價，這就出現一個成本收益的比較問題。人們經常面臨一個成本收益的比較問題，也就是要進行“權衡取舍”。技術發明和創新活動當然也適用這一原理：只有那些預期收益高于預期成本的發明項目，才會有人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進行研制。如果一項發明創造對整個社會收益很高，但發明者的私人收益卻不敷成本，就不會有人破費私人財產去進行研制，人類發明計時鐘的過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原理。

15世紀時，為確定遠洋航行中輪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測算經度，而測算經度需要一臺在遠洋航行期間保持精確的計時鐘。為發明計時鐘，西班牙、荷蘭、英國都宣布給予巨額懸賞。這筆懸賞一直保持到18世紀，英國的發明家哈里森幾乎耗費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計時鐘的研制，獲得了這筆賞金。現在看來，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計時鐘也會被其他人發明出來，因為高額賞金始終是刺激人們進行研制活動的基本動力。如果沒有賞金，發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獲收益就會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價，所以就不會去進行這種研制。仿制別人的發明成果具有一種“白搭車”的利益。受“白搭車”利益的刺激，人們都想等待別人發明出來之后直接進行仿制，所以社會只可能出現一些像魯班發明鋸子那樣的幾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簡單的或偶然性的發明創造。等到依靠“偶然性”原理能夠發現和發明的“項目”都被人們了解和掌握以后，生產技術就會陷于停滯。用嚴格的數學術語說，預期收益“等于”預期成本是發明創造活動所能夠達到的極限。考慮到任何發明創造在實際上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如果不是預期收益顯然高于預期成本，就不會有人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進行研制。古代中國和其他文明古國的生產技術長期陷于停滯，都是因為它們實際上已經發展到了成本收益原理所能夠達到的最高限度。

從計時鐘的發明過程看，政府懸賞顯然是刺激發明的有效辦法，但政府懸賞的只能是一些重大而又緊迫的項目，事事都靠政府懸賞是不現實的，于是西歐人發明了保護發明者利益的“專利制度”。專利制度保護“發明創造”活動，用國家強制力保證直接利用專利技術盈利的人把所獲利益分出一部分給發明人，這就大大提高了發明創造活動的預期收益，刺激人們去從事發明創造活動。而在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環境中，許多發明創造活動的預期收益是遠遠低于其成本的。在這樣的社會中，技術停滯是必然的。

人們馬上會問，近代西歐出現的一系列技術突破和發明創造，都是專利制度保護和刺激的結果嗎？如果是，那么歐洲何以出現了專利保護制度？如果不是，那么技術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市場發展與技術突破

實際上，西歐最初出現的一系列技術突破，并不是專利制度刺激的結果。

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早就認識到，勞動分工具有降低發明成本的作用，歐洲經濟興起的關鍵環節就是制造業中出現了精細的分工，例如在手工工場中，縫衣針的制造過程被分解為十多道工序，從羊毛到制造成織品的過程被分解為幾十道工序。操作過程中精細的分工使人只需要多次重復簡單的動作，這就把人們天生的發明欲集中在一些有限的難題上，刺激人們考慮如何用機械代替手工，用水力、風力等自然力代替人力和畜力。發明那些從事簡單操作的機械，創新成本大大降低，歐洲終于出現了一系列的技術突破和發明創造。可見，導致西歐出現技術突破的關鍵環節是勞動分工。

那么，為什么歐洲出現了勞動分工呢？

按照傳統觀點，分工是一種生產關系的變革（盡管不是根本變革），它來自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規模擴大來自生產力發展，而生產力發展的原動力又歸結到生產技術。這樣，傳統的探討就成為：生產技術受制于分工，分工受制于生產規模，生產規模取決于生產力，生產力又取決于生產技術，陷入了典型的邏輯循環。在斯密以后的大約二百年中，沒有人找到走出這一邏輯怪圈的出路。直到1973年，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才在其《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文版1989年由華夏出版社出版）一書中闡明，西歐生產規模的擴大，不是由于技術進步引起的生產力的發展，而是由于市場利益的刺激，是人們利用市場興起所造成的盈利機會的結果。市場興起才是西歐技術突破、經濟崛起的關鍵所在。

市場在刺激技術創新上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廣闊的市場銷路刺激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引起勞動過程中精細的分工，大大降低了技術創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廣闊的市場銷路又大大增加了技術創新的潛在收益。所以，如果沒有市場盈利的刺激，很難設想西歐會出現具有世界意義的技術發明和創新。

那么，西歐的市場是如何發展起來的呢？

論文地理條件制約古代中國不可能走出傳統社會來自三、地理條件與商品市場

商品市場的發展，直接原因是參加市場交易的人數很多，人們參加市場交易是為了獲得利益，商業利益來自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而在古代條件下，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主要取決于自然地理條件。

西歐各地地理條件差異較大，導致自然產品差異大，不同地區存在明顯的“比較利益”，例如尼德蘭（現今的荷蘭、比利時）只有七萬多平方公里，還不到河南省面積的一半，但年降水量多的地方達1500毫米，少的地方卻只有600毫米。氣候差異大引起產品差異較大，刺激人們相互交換產品；西歐天然運輸條件好，許多河流流量穩定，一年四季都便于通航，運輸費用低廉，這就使得各地的“比較利益”能夠實現。利益刺激使西歐人作出了發展商品市場的“選擇”。這樣，西歐經濟興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條件），就是由于那里具有有利于商品市場發展的地理條件。

歷史唯物主義早就指出地理環境是人們首要的物質生活條件，但是傳統的歷史理論家一直沒能發現地理環境與西歐經濟興起的內在聯系，一直把重視地理環境作用的學者稱作“地理學派”而給予批判。現在看來，地理環境正是我們所探尋的社會歷史狀況的終極原因。把西歐經濟興起的原因歸結為那里具有商品市場發展的天然條件，是對傳統唯物史觀的重要補充。

對西歐經濟興起原因和原理的探討，也為我們認識世界其它地域包括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滯，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參照系。簡單地說，其它各地的社會長期難以走出傳統社會的狀態，都是由于它們不具備商品市場自發發展（相對于外來刺激發展）的地理條件。就不利于商品市場的發展來說，中國的地理條件比世界其它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因而也更便于我們論證（這當然不是說世界其它地區的地理條件比中國更有利于發展）。下面我們以中國文明本部的黃河流域為例予以說明。

黃河流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等溫線、等降水量線都是東西方向。從現今陜甘交界向東一直走到山東半島大致1500公里范圍內，所經各地的氣溫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產品相同，沒有交換必要；雖說南北方向氣候差異較大，引起基本產品差異較大，但南北方向沒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商品交換只能通過陸路運輸。現代公路運費等于水路運費的10倍。在古代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毛驢馱的條件下，陸路運費至少等于水路運費的30倍，南北之間不同的產品無法實現交換。

在古代中國的自然地理條件下，任何兩地農、林、牧、漁等基本產品（低值笨重貨物）生產成本的差額，都抵償不了兩地之間的運輸費用。農民把產品運到有差異的地區交換自己所需要的產品，比自己直接生產它們花費的代價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導下，中國農民的“合理選擇”只能是調整產品結構來滿足需求，于是社會就長期維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

不少人不同意我們關于“中國自然產品差異小”的論斷，他們或許會問，“中國地大物博，氣候復雜多樣，自然產品無所不有”，這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你怎么硬說中國的“產品差異小”呢？

當然，誰也無法否認“中國自然產品幾乎無所不有”的常識。但是，歷史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是，產品差異是否足以刺激人們從事商品交換，這就必須考察產品差異的地域范圍，分析不同地域之間的運輸成本。例如廣東與黑龍江的氣候截然不同，它們的產品當然存在巨大差異，但由于空間距離所決定的運輸費用（太高），古代條件下它們的產品不可能實現交換。所以，盡管中國的產品確實“無所不有”，但它們對歷史研究并沒有具體意義。我們所說的“產品差異小”是相對于運輸能力而言的。在陸路運輸條件下，古代基本農產品市場的輻射半徑不超過10公里（實際上更小），面積往往只有幾十平方公里。在這樣狹小的范圍內，產品很難有多大差異。

弄清中國商品市場難以發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國宏觀歷史之謎的關鍵，在此基礎上，中國的宗族組織、專制制度、重農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釋。篇幅所限，下面我們只對統治者何以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給予簡單分析。

四、抑商政策也是統治者在特定社會狀況下的理性選擇

歷史學家早就發現，西歐的統治者和中國的專制王朝對商業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歐都實行重商主義，而中國都實行抑商政策，于是人們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會發展差異的原因。這一認識其實是膚淺的，因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會狀況，相反，是不同的社會狀況使統治者選擇了不同的政策。

從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歐實行重商主義，是由于商業盈利高，因而能夠為統治者提供大量稅收；中國實行抑商政策，則是由于商業利潤小，國家對其征稅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償失，還不如干脆限制其發展。

如前所述，商業利潤來自產品生產成本的差額，差額必須高于運費，交換才有可能實現。從經濟上看，能夠承受遠距離運輸費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方，只有黃金、珠寶等貴重物品或者瓷器、絲綢、香料、茶葉等本身價值不高但產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夠承受遠距離的運輸費用。由于運輸費用高，茶葉、絲綢等特殊物品到達最終消費地時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費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對市場發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國，也許只有經銷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鹽、鐵這兩種商品才有利可圖，但是統治者早就發現了這一道理，從春秋戰國時代起就開始壟斷鹽鐵經營，對私自經銷鹽鐵者進行嚴厲制裁。由于經銷普通的農林產品難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販賣違禁物品發財，結果“奸商”和“私販”幾乎成了中國商人的代名詞。在統治者看來，商人對社會的積極作用還抵償不了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商業稅收不能補償管理費用），所以從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國的領導人，都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抑商政策當然會對市場發展更為不利。但由于我們已經分析的原因，即使沒有抑商政策，中國的商品市場也不可能自發發展起來。

五、結論

我們知道，馬克思非常推崇人類的歷史主動精神。現代經濟學家也非常注重人們如何進行“選擇”。不過從中國歷史來說，古代社會之所以長期發展緩慢，不是因為人們缺乏主動精神而少做了什么好事（儒家思想的禁錮使人們沒有積極進取），也不是因為有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多做了什么壞事（專制王朝極力壓制進步勢力），而是由于在特定的客觀環境下，“勤勞”、“智慧”的人民也只能夠那樣生活，只能夠“創造”出前期顯得光輝燦爛，后期又陷于停滯落后的歷史。套用社會學的術語說就是，人們在那樣特定的條件下沒有任何其它選擇余地。

世界大多數文明發展的歷史表明，“社會總要發展的”的認識是缺乏根據的。當我們放棄這一信念，跳出傳統的歷史研究框架，用經濟學家的超然態度來觀察中國百姓的具體生活時，就可以發現所謂的“中國歷史之謎”其實十分合乎常規，它們也只不過是“經濟人”在特定“自然地理條件”下“理性選擇”的結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