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關內外人口流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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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關內外滿族(女真)和漢族進行了頻繁的人流，深入考察和探討其人口流動情況及其影響，對于深入研究明末清初的政治、經濟及民族關系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

一

清入關以前，遼沈地區的滿族和漢族之間就已開始了大規模的廣泛的人流。

早自明初開始，女真人就不斷地滲入遼東。明中葉以后，女真人入居遼東更加頻繁。當時遼東的遼陽、開原是女真內遷聚居最集中的地方。早自洪武十五年，明廷就在遼陽設置了東寧衛，專門安置來遼東的“高麗、女直來歸軍民”[1]其中主要是女真人。所以努爾哈赤在入居遼東后曾說：“遼東衛的國人。原是我國人?！盵2]遼東除東寧衛外，還有于正統八年自開原移到遼陽的自在州，專為“撫安東寧衛，并附近海州、沈陽中等衛歸降達官人等”[3]，亦安置大批女真人居住。正統年間“野人女真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遼東總兵官就于自在州、東寧衛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4]，可見當時遼陽已是漢人和女真等兄弟民族聚居的中心。開原是當時通向海西女真等部的惟一通道，也是女真人內遷遼東定居的集居點。明廷在開原設自在、安樂二州。安置要求入居遼東的女真人定居。此外，遼東的廣寧衛、沈陽中衛，以及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南四衛，也安插了大批女真人。筆者就《明實錄》中記載的女真人遷居遼東的情況略作一鉤稽。大體上自永樂六年(1408年)至景泰二年(1452年)要求內遷的女真人，大都安置在遼陽、開原居住。亦有一兩例安置廣寧的。景泰三年正月以后至成化年間，由于遼陽開原已人滿為患，所以此間大都安插在遼東半島的南四衛居住。除明廷直接安置外，還有一些女真人通過各種渠道而入居遼東：(一)有不少沿邊(指遼東邊墻)女真人采取“取保居住”[5]的辦法長期居于遼東。(二)一些女真人以到漢人家中傭工的名義長期居住遼東。建州女真王杲部與明廷絕市貢后，“杲所部諸酋以絕市貢故窘困，往孤山（系明軍沿邊駐守的城堡之一）為雇工，庶自給”[6]。連部酋首領都因生活窘困，竟去漢區為雇工，可見一般貧苦女真往漢區傭功當為常事。（三）還有的部落因戰爭落敗而投奔漢區的。萬歷年間，海西女真王忠、王臺部，被建州女真吞并后，其“后裔居中國附塞上襲冠帶者為多”[7]?？傊缭谂瑺柟嗳刖舆|東以前，遼東地區已經遷入和安置了大量的女真人居住。

1621年(后金天命六年)，努爾哈赤用武力占據了遼東，大批的女真軍民風塵仆仆來到遼東，滿(女真入)漢人口開始更大范圍的交流。在隨軍事占領之后，努爾哈赤源源不斷地將大批滿(女真)人遷往遼東，“以其部屬分屯開(原)、鐵(嶺)、遼(陽)、沈(陽)”[8]。為了解決大量遷居遼東地方的滿(女真)人的吃住問題。強令“遼東地方的尼堪(漢人)的房屋與諸申(即女真)合住，糧食同吃，分田耕種”[9]。進入遼東的女真人大都集中居住在城鎮，如海州、鞍山、牛莊、耀州等地。與此同時，努爾哈赤又將大批遼東地區的漢人遷移到滿族(女真)的故鄉，因為大量滿人(女真)隨軍遷移遼東，這樣就需要大批漢人去填補。因此努爾哈赤下令，已經入遼東的“諸申的房屋、田地、糧食，全部交給移來的尼堪(漢人)”[10]，用以安置這些遠離故土而來到邊外的漢人。由于努爾哈赤占領遼東以后，對遼東漢人實行極端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強令漢人“剃發”[11]，傷害了漢人的民族尊嚴；又兩次在遼東漢人地區大規模地移民，使得許多漢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在遼東大肆征發繁苛的差役．逼得漢民無以自存；特別是其殘酷的屠殺政策．使得成千上萬的遼東漢民橫遭殺戮。所有這一切，激起了遼東漢人的強力反抗。于是，逃亡成為遼東漢人的普遍的斗爭形式。除了少量逃亡遼東沿海島嶼外，大部分逃亡漢人由海陸兩路逃亡關內。1621年7月，努爾哈赤在遼東的腳跟尚未站穩，鎮江、湯站、險山諸堡的漢人就開始叛逃，投奔據守遼東沿海島嶼的明將毛文龍，以后，又有大批遼東漢人陸續逃往海島。逃亡關內主要途徑，陸路由山海關進入關內，海路自沿海各口進入關內。經山海關的“遼民、難民入關至百余萬”。沿海各口，自遼東戰事初起，即大舟小船，往返不絕，前后運載亦不下數十萬人。大批遼東漢人流亡河北、山東、山西、河南，甚至遠及陜西等省。盡管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但粗略估算，當時遼東漢人中至少有1／4的人口流往關內、

從上述史實來看，努爾哈赤時期是遼東滿漢民族之間大規模交叉流動時期，滿人(女真人)大批進入遼東，一小部分漢人被強遷入原滿人(女真人)生活的地區。而相當一部分漢人則由于戰爭或努爾哈赤民族歧視政策的壓迫流往關內，而遼東的大部分漢人則留在故土與滿人(女真人)錯居雜處，出現了空前的滿(女真)漢大交融。

二

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繼承汗位。努爾哈赤一生戎馬倥傯，東征西討，最終用武力占據了遼東，初步奠定了后金政權的統治基礎。但是，努爾哈赤留給皇太極的并不是一份太平基業，各種潛伏著的危機，各種萌發中的矛盾都亟須一個個地去排除和解決。當時，后金三面臨敵。南有強敵明朝，四有叛服不定的蒙古，東有與之為敵的朝鮮，內部幾十萬滿(女真)、漢、蒙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的人都聚集在遼河東、西。為了進一步擴大其實力，皇太極極力用安撫招徠和軍事征服的辦法擴大滿族共同體。一方面迫使烏蘇里江及其以東的濱海地區、黑龍江(包括松花江中游)及其以北的廣大地區的女真余部和其他各民族中的許多人納入到滿族共同體中?；侍珮O對于收服及來歸的諸部往往遷其家屬（包括老弱婦幼)住于盛京，編人牛錄。選其青壯年編甲入伍。僅據東華錄自天聰元年(1627年)到崇德六年(1641年)記載的主要數字統計(小規模用兵及歸服的少量入門不計)約有五六萬人口，其中有相當大部分被遷居到盛京。另一方面，又極力強調“滿漢人民，均屬一體”[12]大肆招徠漢人，并幾次揮戈入關，擄掠了數十萬漢人。于是皇太極時，在遼東這塊土地上，又出現了一次大規模的空前的滿漢人口大交流。

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極即位當年，就屢下諭旨，“我國中漢官、漢民，從前有私欲潛逃，及與奸細往來者，事屬以往，雖舉者，概置不論”[13]，以安定遼東漢人民心，同時反復諭其臣下“凡新舊歸附之人。皆宜恩養”，并再三申諭“今后來降之人，若諸貝勒明知而殺者，罰民十戶，貝勒不知而小民妄行劫殺者抵死，妻子為奴”[14]。“歸附之民人，即我民人”，“擅殺降民者抵罪”[15]。由于實行招徠漢人的政策，一些逃往海島，或流往關內的漢人紛紛返回遼東，特別是一部分明朝軍事將領的歸降。帶來了大批的漢族士兵。1633年(天聰七年)春，明將孔有德、耿仲明攜帶家眷，率領士兵共一萬二千余人分乘數百只戰船自登州渡海來歸。不久，明廣鹿島副將尚可喜又率數千名官兵及百姓來歸。這些都大大地壯大了皇太極的實力。

皇太極時期數次入關劫掠，獲取了大批漢族人口。1630年(后金天聰四年，明崇禎二年)，皇太極采取迂回作戰的策略，避開明將袁崇煥鎮守的遼西寧遠一帶，襲擾關內。他親率大軍從喜峰口越長城，直通北京城下，占遵化、永平、灤州、遷安等府縣；1643年(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皇太極又分兵四路，攻打宣府大同、應州等地。這兩次入關雖然沒有明確數字記載，但是都劫掠大批人口和財物而回。永平之役后，“上(皇太極)問是役俘獲視前兩次如何？對曰：人口較前為多。上曰：財帛雖多不足喜，惟多得人奴可喜也”[16]?？梢娀侍珮O率兵入關作戰的主要目的在于俘獲漢族人口。1636年(崇德元年)皇太極又命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率軍人獨石口，經延慶人居庸關，繞過北京直趨保定，連陷城池l0余處，劫掠約18萬人畜及其他大批物資；1638年(崇德三年)皇太極又命睿親王多爾袞為奉命大將軍、貝勒岳托為揚武大將軍率軍分兩路從墻子嶺、青山關越長城，然后會師京郊通州，繞北京至涿州，再兵分八路沿運河與太行山之間南下，進廣平、順德、大名等地，然后把進攻的矛頭指向了山東。從東昌、臨昌等處渡過運河，直插濟南，俘明德王朱由樞。這次入關，時間半年，轉掠2000里，克城池50余處，俘獲人畜462000有奇，金銀百余萬兩，翌年，由天津返盛京：1642年(崇德七年)皇太極再次命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率兵自界嶺門、黃崖口分兩路入長城。趨薊州，克河間、衡水等城，又轉攻山東。這次入關作戰前后8個月，俘獲人口37萬。皇太極時期10余年間，清軍前后5次大規模入關作戰，擄掠了上百萬人畜。數十萬漢族人民被迫遷離故土，來到遼東，使遼東的漢族人口激增，改變了原先遼東的滿漢人口的比例。

三

1644年(順冶元年)清軍十余萬鐵騎入關，迅速占領了明王朝的統治中心一一北京。當年十月，順治帝出盛京(沈陽)遷都北京，清朝統治從中國的東北角轉向中原廣大漢族地區，并開始逐步確立對全國范圍的統治。

隨著清軍入關，原來居住在遼沈地區的大部分滿族人民和一部分漢族人民，被驅趕進關打仗。

滿族人民身受八旗制度的束縛，是不能自由遷徙、自由外出謀生的。所以，清軍入關，八旗兵丁的家口，也紛紛隨軍入關，造成了遼沈地區人口急劇減少，勞動人手奇缺，大量土地荒蕪，以致清初一段時間遼沈地區的經濟處于停滯狀態。

但是作為祖宗肇興之地的遼沈地區畢竟是清朝統治的大后方和根據地，無論兵源還是財源，清廷還不能不依賴遼沈地區．因此，為了迅速恢復遼沈經濟，首先必須增加遼沈地區的勞動人口。于是清初統治者，對關外地區實行了明智的開放政策。對于關內各省漢族人民來遼沈地區墾荒種地實行招徠政策。1649年(順治六年)，清廷首先下令，動員先年入關在內地各省居住的原關外遼沈漢人“愿還鄉者”返回遼沈。1651年(順治八年)，明確提出“民人愿出關墾地者，令山海關造冊報部，分地居住”[17]。1658年(順治十五年)，正式頒布了遼東招民開墾條例。明確規定：有招至百余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60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50名以上，文授縣丞，主簿，武授百總。招民數多者，每百名加一級。所招民每名給糧一斗，每地一坰給種6升。每百名給牛20頭。到1661年(順治十八年)時，遼西的錦州、廣寧、寧遠地方從關內遷來的流民竟有千家之多。原來為躲避戰亂而逃亡登州及廣鹿、長山諸島的漢民亦紛紛回到遼東。僅回遼東半島金州原籍者就有七百余名。由于金州一帶地荒人稀，清廷準許在金州“任意開墾”。致使金州一帶“生聚漸多”。為了招徠更多漢人來沈，清廷采取了降低賦稅的辦法。1658年(順治十五年)定遼陽一帶每畝只征銀三分，這與賦繁稅重的關內各省相比，對流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到順治末年，寧遠、錦州、廣寧一帶“人民湊集”，奉天、遼陽、海城一帶亦“稍成府縣之規”。自1668年(康熙七年)，清廷對盛京和東北地區實行封禁政策，取消了遼東招民開墾條例，禁止漢民流人盛京及遼東地區墾荒種地。但是，這一時期亦是禁而不止。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大批漢人私自出關，理藩院意見嚴加懲處，謫發烏喇寧古塔披甲為奴，但康熙認為所議太過，下令在山海關、遼陽等地安插。因此，河南、山東、山西、直隸的漢人，流人遼沈的日益增多。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時，僅山東漢人通過海關或者古北口、喜峰口進入遼沈地區，或“泛海自天津、登州來者”[18]就“多至十余萬”。僅從順治末年到康熙中期，約20余年間，遼東人丁數增加了5倍多”[19]。據統計，奉天、錦州二府，在1661年(順治十八年)時，僅僅繳納田賦的漢人丁口數為5557口；1685年(康熙三十四年)時人丁數為26227口；到1724年(雍正二年)時人丁數為42210口[20]。至于那些成千上萬私自來到遼東在山區濱海開荒種地的漢人均未統計在內?？梢?，漢人丁口數增長是十分迅速的。

乾嘉時期，盡管厲行關禁，但并不能絕止關內各省漢民流入遼沈。當時不僅北方各省，甚至遠及閩浙一帶亦有漢人流往遼沈。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時，奉天、錦州一帶沿海地方，竟有閩人搭寮居住。漸成村落，“多至萬余產”。嘉慶年間。山東、直隸的貧苦漢人，紛紛到奉天墾荒種地，“愈來愈眾”。他們在遼東“安居樂土”。不但不肯回原籍，而且呼朋引友，日積月累，數量不斷增加。據統計，1753年(乾隆十八年)時，奉天府丁口數為221742口；1767年(乾隆二十二年)，奉天府人丁數為713485口；1812年(嘉慶十七年)，奉天府人丁數為942003口；l840年(道光二十年)時，該府人丁數為2213000口。前后只87年，奉天府人丁數增長了10倍。而同一時期，直隸地區人丁數只增長25倍。顯然奉天府人丁數的迅速增長，并不是入門本身的自然繁衍，而是大批關內流民進入遼東地區的結果。

除了大批漢人來到遼沈外，入關的旗人及其后代，也有不少陸續回到故鄉遼沈地區的。清入關時，八旗兵丁約10余萬，其中不少人在戰爭中喪失性命，以致“八旗士卒，多效命疆場。故丁口稀少”[21]。為適應對全國統治的需要，入關后，八旗兵丁數擴充到20余萬，清初轉戰全國各地，最后除部分長期駐防地方外，大部分駐防在北京和東北。至于旗下人口，有的隨軍居住，大部分定居于北京周圍和東北地區。特別是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全國統一后，八旗兵丁紛紛從戰場上調回，除部分駐防北京，大量的戶下人壯丁和部分正身旗人，下鄉耕種莊田旗地；部分在京旗人被允許去奉天設莊守墓。凡是退回所分畿輔旗地，到奉天后就可如數撥紿熟地，即使沒有退地的也可以另給荒地，實際上就是鼓勵在京旗人回遼沈故鄉墾種。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將錦州、鳳城等八處荒地，分給旗民開墾，給以耕牛及口糧農具。此外，康熙年間，為鞏固東北邊防，陸續調撥大量的八旗官兵出關。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時，整個東北駐防旗兵僅11000余人，到1735年(雍正十三年)則達到]7000多人，如果連同八旗官兵的家口計算，總數則在20萬人左右。其中遼沈地區是八旗兵駐防的主要地區。平定三藩之亂以后，“三藩”余部亦被發遣東北。三藩余部遼沈地區的人很多，遼沈是尚可喜的故鄉，因此“二藩”余部中的許多人被安置在遼沈地區，編入八旗，或充當臺丁、站丁，或充任官莊壯丁，開荒種地。如是，遼沈地區出現了大規模滿漢雜居交流的局面。

四

我們在對遼沈地區清入關前后滿(女真)漢人流情況作了粗略的歷史考察以后，不難發現這種滿漢人流對遼沈地區的政治、經濟以及民族關系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清入關前后遼沈地區的滿漢人流的范圍和規模都是空前的。這種交流有的是強制性的，并帶有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色彩；有的是自發的，體現了滿漢民族之間互相吸引、互相滲透、互相包容的趨勢。而強制性的人口，盡管在客觀上也起到滿漢民族之間互相滲透的作用，但由于帶有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色彩，其結果在政治上往往激化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而引起政局不穩，經濟上往往起到破壞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努爾哈赤時期，強制滿漢民族雜居共處，結果由于社會政治制度、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民族習俗等方面的差異，引起了滿漢人民的強烈不滿．特別是漢族人民不堪忍受民族壓迫。紛紛起來進行反抗斗爭，到處投毒和暗殺后金統治者和滿族八旗兵。造成后金政局的嚴重不穩，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空前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經濟不可能得到發展，因此，努爾哈赤時期遼沈地區到處是荒蕪的土地而無人耕種，糧食特別緊張，往往為了幾升糧食而出現殺人奪糧的情況。皇太極時期實行招徠漢人政策，因而使得早已十分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緩解，政局趨于穩定，生產有所恢復。但后來幾次入關戰爭，擄掠了上百萬人畜，盡管使遼沈地區的勞動人手有所增加，但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被擄掠的漢人不少在旗下為奴，他們懷戀故土和妻兒，根本無生產積極性，并且不斷起來進行反對民族壓迫的斗爭，其結果造成清朝統治者新的后顧之憂。因此，從總體上看，清入關前在遼沈地區進行的大規模強制性的滿(女真)漢人流。對遼沈地區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了一定程度的破壞作用．

清入關以后直至鴉片戰爭前，遼沈地區自關內各省遼來大批流民，對遼沈以及整個東北的開發起了巨大的作用。清初，一方面由于戰爭，大批滿漢人口移居關內，導致遼沈地區一時人口空虛；另一方面，關內北方各省由于土地日益集中，加上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形成了大批的流民群。失去土地的農民，迫切需要土地耕種，因此關內各省流民自發地沖破重重阻力到遼沈地區及東北墾荒種地。這是一種適應需要、順乎自然的自發的人口流動。清初封建統治者，也明智地看到了這一點，在實行封禁政策的同時，網開一面，讓部分漢族流民山關謀生，既穩定了社會秩序，又有利于遼沈及東北地區的開發。據統計，奉天、錦州二府，1661年(順治十八年)時，納賦田土數為60933畝，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時，田土數為311750畝，到1724年(雍正二年)時，田土數為560658畝[22]。僅就這官方掌握的田土數完全可以看出遼沈地區墾荒開發是非常迅速的而且效果也十分明顯。1730年(雍正八年)山東遭水災，清廷一次就自奉天調運米糧20萬石賑濟災區。乾隆后期，遼沈地區每年都向關內輸送數十萬石糧食，出關的各省漢人在遼沈這塊土地上和當地的滿漢人民一起共同開發，立下了汗馬功勞。足見這種自發的人流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巨大的促進作用。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無論是強制性還是自發性的滿漢人流，其結果都密切了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起到了滿漢民族之間互相滲透、互相交融的作用。努爾哈赤時期強制滿(女真)漢人雜居共處，甚至同居共食，盡管其間充滿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但客觀上起到了滿漢民族之間互相滲透，互相了解的作用，特別是語言的溝通，生產技術、思想文化上的交流，有利于兄弟民族之問的共同發展，長期的雜居共處，解除了民族之間的戒備心理，特別是皇太極強調“滿漢一體”，有利于密切滿漢民族之間的關系。清入關前滿漢之間幾十年的雜居共處，最終使遼東成為清入關的根據地。甚至可以說，沒有遼東滿漢共處的局面，就沒有清王朝統一全國的勝利，這也是為什么后來滿族統治者要將那些早期占領區的遼東漢人算作“佛滿洲”(即老滿洲)的緣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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