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學研究的相關問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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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學研究中之三大分支蒙古學、藏學與滿學，在現代中國以滿學起步晚于蒙古學而早于藏學，而其研究成果遠不及前二者之博大精深也。滿學研究領域從30年代開始，學者們提出的疑難問題經過長期反復討論辯駁，不厭其詳地爭論不已，半個多世紀以來迄未取得學術界都滿意的共認。需要指出的是，近20年來，滿學家們急起直追，有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成果喜人。然其中仍有不少老大難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取得大家共識，似猶有待。茲不揣冒昧，舉出其中之犖犖大者數端，分別對其問題的癥結所在，稍加紹介，俾有志于此者之專家學者，能繼續探討，努力著鞭，俾盡早逐個一一加以解決，以愜方家之意，是固不獨筆者一人所拭目以待者也。

滿洲名稱問題

30年代初，我國東北史地學者馮升先生撰有《滿洲名稱之種種推測》1一文，對此前國內外學者關于滿洲(滿文作Man—

ju)名稱的各種詮釋作了一次總結性的概括，不輕下斷語，仍提除了合理性的己見。大體而言，馮文羅列了11種不同說法：一為清亮說，乃羅斯(J．RoSS)《滿洲人》中語，以滿、清二字通

用為依據，說“滿”即“清”，實為大謬；二為勇猛之義，為市村瓚次郎《清朝國號考》中所提出，認為蒙(mong)與滿(man)同源，故說滿洲與蒙古同名，不免為妄說；三為因地產名珠而名滿珠，乃史祿國(S．M．Shirogroff)《滿洲人之社會組

織》之說，顯系誤會；四為因夷酋得救于豬而得名(同上)，實屬臆斷；五為滿仲之重出，亦市村氏之說，直是捏造；六為由肅慎音轉，乃乾隆《滿洲源流考》中語，實則女真與肅慎二字不可音轉；七為由勿吉靺鞨音轉，亦市村氏說，略嫌牽強；八為由滿節音轉，市村氏尤重之，亦近附會；九為由咄(頭目)而名，見

哥爾斯基(V．Gorsky，OProihozdbnieetc．)，本于《隋書·室韋傳》與《金史國語解》，或與烏珠(滿語uju，漢譯為頭)為不無可能；十為出自梵文“文殊師利”，本《滿洲源流考》之說。章

太炎(《與弟子吳承仕論滿洲舊事書》與《清建國別記》)、汪榮寶(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編引)，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冊與《滿洲發達史》及《滿洲國號之由來》見《朝鮮》四號，昭和九年1934，4)等人多宗之；十一為出自建州女真尊號“滿住”，唐邦治首創其說，孟森繼之，并詳加考證，是滿洲之有滿住尊號，猶漢人之有帝王、公侯爵秩也。馮先生的結論，認為滿洲一詞載于《滿文老檔》，絕非臆造。漢字之滿洲一詞或起于努爾哈齊、皇太極期間，而滿語之滿洲一詞必早見于前。總之，滿洲為民族名而非地名，殆無疑義。

60年代中，三田村泰助駁市村瓚次郎否定滿珠為滿洲之說，認為滿洲Manju一詞乃是統一建州女真后努爾哈齊所建立的國名2。此后鴛淵一、小川裕人等均從之，似成定論。70年代初，神田信夫撰有《滿洲Manju國號考》3一文，以《滿文老檔》與《舊滿洲檔》對勘，認為在對內、對外關系上，因時間不同而

用滿洲、諸申、愛新、金各名稱亦各有差異，至《天聰九年(1635年)檔》中的“諸申”原本寫作“滿洲”，以之作為民族名稱，沿用至今，可補前人之所不及。同時臺灣黃彰建著《滿洲國號考》4一文，對前人研究成果多有評介；李樹桐亦著有《清代國號考》5一文，又舉市村、稻葉、乾隆與無名氏四說，以“清”之國名與朝代名稱代替族名，無多新意。

80年代末，我國薛虹(已故)、劉厚生合撰《舊滿洲檔所記大清建號前的國號》6一文，除校勘《舊滿洲檔》中的“女真”、“諸申”、“愛新”“建州”、“滿洲”諸名詞的各種用法外，最后推測“滿洲”即為“建州”的筆誤，其說似難成立;蔡美彪著《大清建號前的國號、族名與紀年》7一文，以“大清”乃沿襲“大元”之習慣用法，頗有新意；王文郁撰《滿洲族稱的由來》8一文，認為“滿洲”漢譯應為“神箭”之意與牛錄(niru)有聯

系，聊備一說。

近年我國青年學者王吳、張甫白合撰《滿洲名稱考釋》9一文，從上述諸說對滿洲名稱來源分析，認為滿洲應是在東北地區出現代替女真的統一的民族名稱，皇太極(清太宗)之所以用滿洲而不用滿珠，珠與州或洲音近，并用以名族，而成為新的族稱。是滿洲名稱問題有了新的認識。然滿洲與滿珠只是漢譯用詞

之略有差異，尚未考出滿洲(滿珠)名稱之來源所自出，能否成為定說，似猶有待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滿洲始祖問題

清朝自認之始祖為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明載于《清實錄》10，《滿洲實錄》滿文本作“dudu”(下缺文)，而漢文本作“都督孟特穆”，又滿和對譯本《滿洲實錄》11作“dudumentemu”均不缺；但《明實錄》12與朝鮮《李朝實錄》13均作猛哥鐵木兒，音同譯異，實為一人。《清史稿·阿哈出王杲傳·論》14云“或謂猛哥帖木兒名近肇祖諱(孟特穆)”，亦同此說。

70年代初，日本學者松村潤撰《滿洲始祖傳說研究》15一文，據《舊滿洲檔·天聰九年檔》未載布庫里英雄(雍順)的傳說，認為這一傳說是后來順治年間重修《清太祖武皇帝努爾哈齊實錄》(下稱《武錄》)加上去的，從而否定了滿洲始祖真有布庫里雍順其人其事。這是一個版本的問題。我國青年學者達力扎布撰有《清太祖武皇帝實錄版本淺議》16一文，通過《武錄》與《文錄》(《清太宗文皇帝實錄》的簡稱，下同)、《滿錄》(《滿洲實錄》的簡稱，下同)的勘比，認為《武錄》崇德元年初撰本，乾隆年間命“依式重繪”。未再用《實錄》舊名，題為《滿洲實錄》，并核實了《武錄》與《滿錄》在內容、文字上的一致性，從而證明《武錄》與《滿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顯而易見，從達力君一文可以證明，天聰九年確有布庫里英雄的傳說，且一直在世代相傳，并非真有其人其事，而猛特穆則為真人真事。那么，松村氏所提出的布庫里英雄神話傳說是《武錄》順治年間本加入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現在還有一個關于滿洲始祖傳到清太祖努爾哈齊有多少代的問題。據史載，努爾哈齊于壬子(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冬十月朔，曾對烏喇貝勒布占泰說過：“我愛新覺羅氏由上天降生。……數世以來遠近欽服，從不被辱于人，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之事亦不知耶?”17其中“數世以來”一語，當指努爾哈齊之祖覺昌安(明人作叫場)與父塔克世(明人作他失)三四代100年以內之事是有記載可查的；至于十世300年以前事，一定也有所傳聞，當無疑義。而努爾哈齊之子皇太極(清太宗)在20年之后天聰七年(1633年)九月癸卯致書朝鮮國王，更明確提到：“若謂瓦爾喀與我非系一國，爾國有熟知典故者，可遣一人來，予將以世系明告而遣之”18。近年董萬崙先生著有《努爾哈赤先世家族譜牒》19一文，以猛哥帖木兒為努爾哈齊的六世祖，董重羊(一作重羊、童羊、秦羊、童秦羊、真羊、充也、朱陽、肖陽、除煙、褚宴)為五世祖，失保(一作石報奇)為四世祖，福滿(失保子)為三世祖，覺昌安為二世祖(即努爾哈齊之祖)，塔克世為一世祖(即努爾哈齊之父)；自猛哥帖木兒之前一世揮厚(一作揮護，猛哥帖木兒之父)為努爾哈齊的七世祖，范嗏(一作范察，揮厚之父)為八世祖。據考，大致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之間，可備一說。

仍需指出的是，《武錄》以布庫里英雄為始祖，與《高錄》及《滿錄》之以孟特穆為肇祖，肇、始同義，一般情況下，一個民族在歷史上只會出現一個。而孟老為之考辨滿洲先世的世系：布庫里英雄(始祖)——范察——童揮厚——猛哥貼木兒(肇祖)——褚宴——石豹奇(失保)——福滿(興祖)——覺昌安(叫場，顯[景]祖)——塔克世(他失，顯祖)——努爾哈赤(太祖)20，適足以與從努爾哈齊上溯至布庫里英雄為十世之數相符合。殊不知范察上溯布庫里英雄仍不知曾經幾世，所謂十世亦只勉強湊數而已，殆難成為定論。如依拙文《滿洲先世的發祥地問題》21之見，應以猛哥帖木兒(孟特穆)真人真事即是始祖，其生卒年適在元末明初之際，中經明中葉正統、嘉靖年間離亂，建州女真酋長之名缺佚無考，不必強為一一填補，則元末下迄明

萬歷后期，雖不足300年之數，但去300年之數不為太遠，則知猛哥帖木兒與布庫里英雄當為一人，不過布庫里英雄為神化了的猛哥帖木兒之人而已。“刻舟求劍”，徒自勞耳。然我仍不敢自信鄙見之為無失誤也。

三滿洲發祥地問題

關于滿洲先世的發祥地問題，長期以來發表了不少論著，如20年代有章炳麟的《清建國別記》、日本內藤虎次郎的《清朝開國期四史料》和田邊賴三的《清朝發祥地四傳說》；30年代有孟森的《清始祖布庫里英雄考》，日本巖本一夫的《清朝的興起及其傳說》等，成果累累，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學者和田清的《清

祖發祥の地域につぃて》(談清祖發祥的地域)只談及努爾哈齊的父祖居地問題，未涉及其始祖的發祥地問題。

70年代初，日本學者松村潤撰有OntheFoundingLegendoftheCh''''ingDynasty22(談清朝開國的傳說)，根據《滿錄》天聰九年(1635年)皇太極命將出征虎爾哈部，虎爾哈部正位于阿穆爾河(黑龍江)東南及以北約100里的“江東六十四屯”所在地，證以《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標注戰跡輿圖》卷十四標有：“薄科里山，[黑龍江]城南七十五里；薄和力池，[黑龍江]城南六十里”。松村氏認為位于舊黑龍江城南的薄科里山與城東南的薄和力池即是《滿錄》與《武錄》中的布庫哩山和布勒和哩湖，因而承認滿洲先世的發祥地在今黑龍江北岸俄羅斯國阿穆爾州境內的布拉戈維申斯克(海蘭泡)一帶，而不是在今吉林省東部的長白山。

80年代末，拙作《滿族先世的發祥地問題》23一文，認為布庫里英雄的神話傳說長期流傳，非短期所能捏造，《滿錄》與《武錄》所載亦非一時虛構，前面已經提及兩《錄》成書于崇德年間，固非康熙年間所增撰加入，這一問題在前面提及達力君的文章中已經解決。今必須提出討論的：一是虎爾哈部問題，史載清初有黑龍江虎爾哈部、東海虎爾哈部、松花江或牡丹江虎爾哈部三種，天聰九年(1635年)所征之虎爾哈部應是牡丹江虎爾哈部而不是其它；二是薄科里山與薄和力池的所在地問題，從《戰跡輿圖》檢核博爾和里鄂謨(滿語omo，池)位于舊黑龍江城(艾輝城)東；博科里江位于博科里阿林(滿語alin，山)之東，薩哈連烏拉站之東南，從而得知上述諸地均在黑龍江南，山在江南，湖在江北，與《九年檔》所述不符。眾所周知，今長白山之東數十里的園池24，與兩《錄》所記里望方位及周圍里數無一不合；三是兩《錄》中鰲朵里城的所在地問題，猛哥帖木兒的先輩原本為金末元初屬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境內三萬戶之一的斡

朵憐萬戶，后輾轉遷于今朝鮮國東北境，仍被授予斡朵里萬戶，住于阿木河(一作斡木河)一帶吾都里地方，那末，阿木河(斡木河)與斡都里(吾都里)以及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內的赫圖阿拉(老城)的地望，與兩《錄》中的鄂謨輝(鰲木輝)及赫圖阿拉均相吻合，因而得知滿洲先世的發祥地是在長白山一帶而非遠在黑龍江岸以北；四是赫圖阿拉的地理位置問題，兩《錄》中提到的赫圖阿拉位于鄂多理城西1500余里，與位于今依蘭縣

境內的鄂多理城東南數百里之遙不符，《東華續錄》25競改“西”為“四”，里數更不相符，其實，兩《錄》中之鄂多理城是指猛哥帖木兒已從今依蘭縣境內遷至朝鮮國東北境成鏡道之后的斡朵里即鄂多理城，因知赫圖阿拉(今新賓滿族自治縣境內老城)正位于其西1500余里，而鄂多理在朝鮮國東北境亦正位于長白山的東南，無一不合。從而不難推斷，松村氏所云滿洲發祥地不在長白山而在黑龍江北岸之說很難成立；但拙文所考定是否有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提出來討論是很有必要的。

四雍正奪嫡問題

20年代中，明清史前輩孟森先生首先發表了《清初三大疑案考實》26，其中《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一文，不承認雍正(清世宗胤稹)預于奪嫡之列，而奪嫡者乃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禎與皇太子胤礽諸人之事，與其無關，是將雍正超然置身局外人之列，認為“康熙諸子奪嫡為清代一大案，因

將世宗之嗣位與雍正間之戮諸弟，張皇年羹堯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為一事，遂墜入五里霧中，莫能了其實狀”。康熙“末年，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為將來神器之所歸者，乃十四阿哥胤禵[禎]。胤禵為世宗同母弟，世宗于奪嫡事實無所預。而雍正間翦滅諸弟，輒牽涉胤禩[皇八子]奪嫡，而又非為故太子[皇二子

胤礽]泄忿”27。爰據《清實錄》、兩《東華錄》、《大義覺迷錄》、《上諭八旗》、《上諭內閣》與《故宮掌故叢編》、《故宮文獻叢編》等書，大量搜羅資料，加以排比分析，得知雍正之得入承大統，實得力于隆科多與年羹堯二人：一在京內以鉗制胤禩，一在西北以牽制胤禎。故“細尋其機括所在，則隆科多方為[九門提督]

步軍統領，警衛中之武力實在掌握。此與年羹堯之為陜西四川總督同一扼要。以此兩人為擁戴主名，圣祖晚年用人，天然為世宗嗣統布置，此不可謂非天相也”。是孟老以康熙預定人承大統之人予雍正，而不知禩、禟奪嫡之爭與夫年、隆貶誅之禍，相繼夾雜其間，又不相統屬。所謂“謀父、逼母、弒兄、屠弟，為世宗倫紀中四大罪款，得世宗自為辯證[《大義覺迷錄》]而款目始定。后來于弒兄、屠弟二款尚有人言之。屠弟一款，世宗所自稱不辯亦不受者。夫不辯是否自受，論者可自得之。至謀父、逼母

二款，知者較罕，不有《大義覺迷錄》，烏能成此獄詞?其中事實合[雍正]七年十月戊申一諭，如今律師撰狀，分理由、事實等項云爾”。可見，孟老素習政法，不啻老吏斷獄，得心應手。然既知謀父、逼母二款為雍正所不否認，則屠弟一款為雍正所不辯亦不受者，非自認而何?

皇統承繼，本為統治者一家一姓之私事，但雍正一朝用人行政，莫不與此有關。雍正繼位后迫害宗室兄弟及朝臣，使人對其入承大統之合法與否更增加懷疑，于是有曾靜借此策劃反清復明的活動。曾靜被捕后，雍正則欲利用其供詞為反面教員，親撰《大義覺迷錄》一書，對不利于己的種種傳聞逐條辯駁，令天下廣為宣諭，于是本屬宮闈隱秘的內幕從此大白于天下。又因《大義覺迷錄》所云與《實錄》、《上諭》等官方記載相戾之處甚多，使人疑竇叢生。實則雍正之所以能人承大統與諸弟之明爭暗奪息

息相關，所不同者雍正為人陰險，不露聲色，手段毒辣，內有隆科多為其窺視康熙旨意，外有年羹堯以牽制皇十四子胤禎之行動；此皆明眼人一目了然者也。何況《大義覺迷錄》中有屠弟一款，雍正不辯亦不受，不辯即自受；而孟老所謂“不有《大義覺迷錄》烏能成此獄詞”者，則孟老不啻自認屠弟與奪嫡有關，前后論點不無自相矛盾。

拙著《清世宗奪嫡考實》與《胤禎西征紀實》28兩文，認為康熙為有清一代最隆盛之時代，而晚年奪嫡之爭最烈，父子兄弟之間視同敵國，后來不立太子，然乾隆以后，每當爰立，輒有齟齬，關系愛新覺羅一家之盛衰者甚大。雍正繼位非若皇太子胤礽為嫡出，不出自嫡嗣則與胤禩、胤禟等輩無別，故胤禩等亦得以視雍正繼位為非法，不予承認，而雍正非翦除之不足以解除威脅。所以雍正繼位之后對諸弟之打擊不遺余力，非如孟老所云，純為諸皇子爭位斗爭之延續，與奪嫡無涉。若康熙對嗣君全無考慮，或者他自然死亡造成皇統斷絕，或可視為單純皇位之爭，成王敗寇，未可厚非，然事情既非如此，結論自然不同。因此，問題固然復雜，牽扯方方面面，但其中關鍵，就在于康熙之死及隆科多口宣遺詔，這一點能辨明，其余也就迎刃而解。拙文之所以將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胤禎、隆科多、年羹堯諸案，皆作為雍正奪嫡這一整體的各個組成部分，或其前因后果，是從問題發展的必然聯系來考慮的。我們知道，雍正篡位，真正合謀者為年、隆二人，年、隆不去，終留禍口。只有先解決年、隆，才無所顧忌，放手翦除諸弟。雍正與諸弟，過急則不過毀譽；而于年、隆過緩則恐泄天機，是以知諸弟可緩而年、隆決不可緩。蓋雍正之立，年、隆二人之功為最，年以四川陜西總督為胤禎副貳，掣肘胤禎。胤禎被召回京，束手就縛，年之力也。而隆于康熙暴卒之際，榻前受命，口銜天命，“一言而定大計”，使雍正入承大統，則隆之功又在年之上。二人有此奇功，君臣之間不免得意忘形。隆供詞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年之無狀更甚于隆，有云：“今日之不負皇上(康熙)，即他日之不負王爺(雍正，年為雍府下人)”，被斥為“無法無天”。拙文認為這些話只有放在合謀奪嫡中才能得到解釋，所以不同意年、隆之死起于雍正繼位之后的君臣沖突，并認為年、隆之被誅，誠為不可避免之事。蓋年、隆皆為反復無常之人，非得其力

不足以成事，而對于其人則早有戒心，用畢即殺之除之，早已預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順自矢，亦絕難免一死。但有些學者對年、隆之死提出不同意見，而我至今仍堅持自己50年前的這一看法。

雍正繼位是否篡立、奪嫡，還是具有合法性的繼位之君，關鍵在于康熙之死是否確有遺詔傳位于雍正。80年代中，拙作《清圣祖遺詔考辨》29一文，根據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遺存的兩份滿漢文合璧的康熙《遺詔》原件，又使我得以重新探討50年前的老問題。大家不要忘記一個重要史實，即順治逝世之際，

曾以遺詔形式傳位康熙。順治死于天花，倉卒之間仍有遺詔，即使遺詔是由人增刪改寫的。康熙無遺詔制定，很難相信為一種正常情況。但這份遺存的所謂康熙《遺詔》經過了仔細勘校，發現

《清圣祖實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有一道長達3000余字的《面諭》，兩相比勘：只是《面諭》詳而《遺詔》略；敘事層次稍有不同；《遺詔》行文典雅而《面諭》雜亂無章。不難推斷，《遺詔》是據《面諭》偽造的依據之所從出，亦足以為雍正篡位增添一個歷史文獻見證。拙作三文因將康雍兩朝具有典型意義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綜合起來加以全盤考慮，不就事論事，局限于一兩個具體的小問題上，糾纏不休。自拙文發表以來，諸家30迭起，或大同小異，或異中有同，或各執一說，堅持己見。知人論世，討論固不厭其詳也。

五阿其那、塞思黑問題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已故)曾經說過：“至于清代史事，則滿文名字之考證，殊與推求事實有關。治史者不得置而不

究”31。自來對康熙諸子中之第八子胤禩自改名為“阿其那”、第九子胤禟被改名為“塞思黑”，世俗相傳“阿其那”、“塞思黑”即是狗、豬之意32，似無任何異議。但陳先生指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為滿洲語豬、狗之義，其說至為不根。無論阿其那、塞思黑非滿文豬、狗之音譯，且世宗亦絕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33，確為不易之論。

胤禩之改名“阿其那”為自改，并改其子弘旺名為“菩薩保”，而胤禟之改名“塞思黑”系出自諸王胤祉、胤祺34為他改，但兩者均得到雍正的認可。再證以《上諭八旗》35。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諭有云：“皇上[雍正]令其[阿其那]設誓，[阿其那]含刀發誓云：‘我若再與塞思黑往來，一家俱死!’‘一家’二字是何等語?皇上以‘一家’二字推之，可涉及圣躬，隨經降旨戒飭”云云。從而不難推知，“一家”二字既涉父子兄弟，那么，“豬狗”二字豈不同樣涉及父子兄弟嗎?由此也同樣足以證明陳先生之說是完全正確的。

從300年前滿族傳統文化的民間習俗考察，據滿語專家玉麟先生在新疆伊寧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的調查研究，認為阿其那與塞思黑兩個詞來源于滿族的群眾口語，是滿族在過去農牧游獵生活時習用的詞：“‘阿其那’滿文Acina，……詞根是‘阿其，

[Aci-]，又作‘愛其’，去、走的意思，加尾音‘那’[-na]。如果對誰加重語氣地說‘阿其那’，就含有把他像狗似的趕走的意思。……所以雍正帝把胤櫻改名為‘阿其那’，就是把他比作狗，像厭惡狗似的趕出去的意思”36。同樣，“‘塞思黑’滿文Seche是從滿語詞根Sechemi豬刺傷人的意思變來的”37。頃據沈原女史所撰《阿其那、塞思黑考釋》38一文，知阿其那的滿文原本作“akina”，源自akiyan，意為“夾冰魚”，即夾在冰層里凍死的魚。則胤祺自改其名為“‘阿其那’，寓意既深，用心亦苦，他承認自己在儲位之爭中失敗，成為一條死魚、俎上之魚，任憑乃兄清世宗處置”云。同樣，沈文認為塞思黑滿文為seshe而不是

seche，據《關于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附錄一第六件檔案的注云：“雍正四年……五月，胤禛又將其另一政敵、其另一弟胤禟(玄燁第九子)改名為(seshe)，漢譯為‘塞思黑’。據……《五體清文鑒》和《清文總匯》中‘seshe’解釋為‘討厭’之意”。又云“seshe是seshembi的命令式。……它還可以作為該動詞的形動詞形式，修飾它后面的名詞。……當它表示‘厭煩’的意思時，也就可以修飾‘人’或‘東西’之類的名詞，表示‘討厭的人(或東西)’之意。胤禟之名被改為‘塞思黑’，當取斯意。”“在清世宗看來，‘塞思黑’這個名字也應表示他讓人們‘討厭’允禟之意，由此可知，改允禟之名為‘塞思黑’，旨在表明‘允禟是個討厭的人(或東西)’”39。應當承認，沈文從阿其那與塞思黑的滿文原作akina與seshe而不是acina與seche進行的分析，證據充足，詮釋合理，是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

沈陽遼寧省檔案館歷史部藏有黑圖檔卷242，雍正四年部來檔一件，承王佩環同學復印一份寄我，欣然為之展閱，滿文字跡漫漶，又承重抄一份相貽。頃得江橋同學為我校補滿文音譯。其中有關胤禟于雍正四年五月由和碩誠親王(胤祉)與和碩恒親王(胤祺)改名塞思黑之事與《實錄》所載相同外，又多出塞思黑八子改名之記載。來檔內云：“允禟改名塞思黑，其長子改名fesihun(音拂洗混，下賤之意)，次子改名，fecuhun(音拂楚混，淫邪之意)，三子改名ubiyada(音烏比雅大，討厭的之意)，四子改名eimede(音厄依莫得，惹人嫌之意)，五子改名hairakan(音海拉坎，很可惜之意)，六子改名dungki(音董奇，混蛋之意)，七子改名dusihiyen(音杜希賢，渾濁之意)，八子改名eihun(音厄依渾，愚蒙之意)。不難看出，這是胤禟八子已被發配到沈陽地方才從盛京總管內務府來檔于北京宗人府的。但從上述胤禟諸子改名的命意來看，它們無非都是一些討厭的人、討厭的家伙、下賤之人、下賤的東西、討人嫌之人、混蛋、蠢貨、淫亂之人、賤貨等等被人罵、被人輕視的群眾口語，與胤禟被改名為塞思黑之用意如出一轍。從而不難得知，阿其那、塞思黑二字原本與豬、狗無關，因二人被人討厭，而被視為討人厭之代名詞，與胤禟八子之改名用意并無二致。然則依此以推，阿其那與塞思黑二字群眾口語引申為豬、狗之義乃后來以訛傳訛演變而來，則阿其那、塞思黑二詞的滿文原無豬、狗之義，與陳老所指出的“決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的看法正合。所以禩、禟二人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均有被蔑視、輕賤之意，與胤禟八子改名之討厭的人或討厭的家伙，用意相同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拙文對阿其那、塞思黑二詞的詮釋，一而再，再而三，相繼撰寫了三篇文章40，這當然是因為牽涉到了雍正奪嫡的問題，所以，哪怕是一個改名的小問題，一旦只要有新材料、新見解，我還是愿意繼續鉆研下去的，問題討論不厭其詳，如果結論經不起時間的檢驗，翻案不但可能而且是完全允許的。

注釋：

1．《東方雜志》(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1933年9月)第3卷第17號，第61—74頁。

2．三田村泰助著《滿珠國成立過程のに考察》，刊于《清朝前史の研究》，1965年10月，《東洋史研究論叢》之十四，京都大學文學部。

3．《山本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1972年10月。劉世哲中譯。見《民族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發行)1990年第4期52—57頁。

4．《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行)第37本，1967年6月。

5．《華岡學報》(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1974年7月)第8期第227—25l頁。

6．《社會科學輯刊》(沈陽，遼寧社科院出版1990年)第2期第83—90頁。

7．《歷史研究》(北京，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7年)第3期第133—146頁。

8．《南開史學》(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出版，1981年)第2期第231—244頁。

9．《史學集刊》(長春吉林大學歷史系出版，1996年)第3期第29—34頁。

10．《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偽滿本)卷1第3頁下，《滿洲實錄》滿文本卷1作“dudu口口口”缺文，而漢文本(國學文庫本)卷4第4頁作“都督孟特穆”，不缺。又《清太祖武皇帝努兒哈奇實錄》(北平故宮博物院排印本下稱《武錄》)卷1第1頁下作“都督孟特木”，末一字微異。

11．今西春秋著滿和對譯《滿洲實錄》(日滿文化協會刊本)卷1第7頁。

12．《武錄》作“布庫里英雄”，按：布庫里為山名，“英雄”二字似非人名，當無其人。、

13．《故宮文獻季刊》(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1971年12月)第3卷第1期，第51—57頁。按布庫里英雄作布庫里雍順，音同譯異耳。

14．第30冊，卷222，第9128頁。

15．《故宮文獻季刊》(臺北故宮博物院發行，1971年12月)第3卷第1期，第51—57頁。‘

16．《滿學朝鮮學論集》(中國城市出版社，1995年7月)第25—56頁。

17．《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偽滿本)卷第4第4頁。

18．《文錄》卷15第21頁。

19．《滿族研究》(沈陽遼寧省民族研究所發行)1994年第2期，第17—27頁。

20．《明清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3月)下冊，第371頁。

21．《歷史地理》(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發行，1990年10月)第9期第17—29頁。后收入《清史續考》(臺北華世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23頁。

22．《山本博士還歷記念東洋史論叢》(東京東洋文庫出版，1972年10月)第53期第1—42頁。

23．前引《清史續考》第15—19頁。

24．同上，第32—33頁。

25．上海石印本，清光緒25年(1899年)卷1第1頁。按蔣良騏《東華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頁，競將此句刪去，或以為不足據耶?

26．1934年自排線裝單行本，第一文6頁，第二文23頁，第三文37頁。后收入《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二次版)下冊及《續編》中。

27．前引《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第519、572頁。

28．拙著《清史雜考》(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再版)第147—207頁。

29．拙著《清史新考》(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年7月)第309—330頁。

30．J．D．Spence，EmperorofChinaSelfportraitofKanghsi，NewYork，1974(史景遷：《康熙自傳》紐約，1974年)，馮爾康：《雍正傳》(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白新良：《乾隆傳》(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年10月)等書均有論及。

31．見陳寅恪先生為姚薇元所撰的《北胡姓氏考·序》，原稿現存武漢大學歷史系石泉教授手中，承復印一份寄我。

32．蕭一山《清代通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63年)第1冊第862頁。

33．見前引陳寅恪先生為姚《考·序》中語。

34．《清世宗實錄》(偽滿本)雍正四年(1626年)四月甲寅，卷42，第11頁上。

35．雍正刊本，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諭卷4，第41頁下。

36．《阿其那、塞思黑二詞釋義》，刊于《紅樓夢學刊》第1期，第259—260頁。37．同上，第260頁。

38．刊于《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92—93頁。

39．同上，第93—94頁。

40．第一篇《釋阿其那與塞思黑》，刊于《海峽兩岸中國少數民族研究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邊政協會編印，1996年6月)第221—224頁；第二篇《補釋阿其那、塞思黑與滿族傳統文化》，刊于《沈陽故宮博物院慶祝建院七十年(1926—1996)論文集》1998年已付排；第三篇《三釋阿其那與塞思黑》，是提交第八次國際清史學術討論會的論文，刊于《歷史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