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學研究論文

導語：清學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清學沿承宋、元、明，但有著自己的特點。

一、無主峰可指，無大脈絡可尋

關于清學，錢穆在《〈清儒學案〉序》中曾說：“至論清儒，其情勢又與宋、明不同；宋、明學術易尋其脈絡筋節，而清學之脈絡筋節則難尋。清學之脈絡筋節之易尋者在漢學考據，而不在宋學義理。”又說：“清儒理學既無主峰可指，如明儒之有姚江；亦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如宋儒之有程、朱與朱、陸。”[1](P361-362)論斷精到。誠如錢氏所言，清代于順治、康熙朝雖有一批理學名儒名臣，但多守成而少創獲，實無可與明展陸九淵心學之王守仁相比肩，更不能與宋學開派者、集大成者的程顥、程頤、朱熹和陸九淵相比擬。“無主峰可指”，“無大脈絡大條理可尋”，洵為有清一學的一個特點。

二、學理無創新，重在道德規范

清學，總的說來，陸王心學一系趨于衰頹，程朱理學一脈則多在于衛護、闡釋程、朱之說，于學理無甚創新發展，而作為清政府的官方統治思想，更為突出的是綱常倫理的道德規范，強調躬行實踐。康熙帝稱“自幼好讀性理之書”，將朱熹從原配享孔廟東廡先賢之列升于大成殿十哲之次，頒行《朱子全書》、《四書注釋》、定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但他對理學有自己的解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683年12月11日)與講官張玉書、湯斌等人談論理學時說：“朕見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終日講理學，而所行之事全與其言悖謬，豈可謂之理學？若口雖不講，而行事皆與道理符合，此真理學也。”張玉書回應說：“皇上此言真至言也。理學只在身體力行，豈尚辭說。”[2](P1089-1090)三十三年(1694)，又以“理學真偽論”為題考試翰林院官員。五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1715年12月12日)，康熙帝在聽取部院各衙門官員面奏后訓誡說：

爾等皆讀書人，又有一事當知所戒，如理學之書，為立身根本，不可不學，不可不行。朕嘗潛玩性理諸書，若以理學自任，則必至于執滯己見，所累者多。反之于心，能實無愧于屋漏乎？……昔熊賜履在時，自謂得道統之傳，其沒未久，即有人從而議其后矣。今又有自謂得道統之傳者，彼此紛爭，與市井之人何異？凡人讀書，宜身體力行，空言無益也。[3](P2222)

可以看出，康熙帝對于理學并不關注哲理層面，認為“空言無益”；如果“所行之事與其言悖謬”，就是偽理學，只有“行事與道理相符合”，才是真理學。他所重視的是按照理學的道理去“身體力行”，“道學者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事，非徒托之空言。”[2](P1194)所謂真理學、身體力行，說到底就是對皇帝的忠誠。康熙帝指責已故的理學名臣湯斌所說的話就很明白，他說：“使果系道學之人，惟當以忠誠為本，豈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語，退后又別作一等語者乎？”[4](P18)雍正年間，云南巡撫楊名時是個講理學的清官，他曾做過一些減輕農民負擔的事，卻遭到雍正帝的痛罵，斥責他“只圖沽一己之名，而不知綱常之大義”，是逆子、逆臣，天理難容，罪不能恕。[5](P860-861)乾隆帝所關注于程朱理學者，也在于其“實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他說：

有宋周、程、張、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與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心傳，而于理欲、公私、義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謂入圣之階梯，求道之涂澤也。[6](P876)

作為封建帝王尊崇的程朱理學，無非是其統治術中所需要的工具，他們并不喜歡那些抽象談論性理的空言，而是看中其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綱常倫理，讓臣民們忠誠于君主，為之身體力行。而“理學名臣”們自然領悟皇上的意圖，表示理學不尚“辭說”，“只在身體力行”。清學在哲理上無所創新，只在綱常倫理規條的應用，不可避免會趨于偏枯。

三、理學于西學既抵拒又有會通

明末清初，隨著歐洲耶穌會士來華傳教，西學也在中國傳播。西方自然科學技術在皇帝和士大夫中產生了一定影響，如康熙帝、李光地、陸世儀、陸隴其等對西方的技藝頗為贊賞。但在士大夫中也不乏排拒西教、西學的。其著者如康熙初年楊光先以程朱理學立論排斥西教和西歷，從一定意義上說，反映了理學與西學的沖突。

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了鴉片戰爭。此后，中國從一個封建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西方文化在中國大量傳播，并與包括理學在內的中國固有文化發生碰撞。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一些宗程朱理學者強調要“嚴夷夏之大防”，有的甚至提出“用夏變夷”，將中國之“圣道”推行于西方，以免西方人“終古淪為異類”，而其焦點即在于綱常倫理。

程朱理學是一種道德實踐哲學，但也講“內圣外王”。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面對著內憂外患，宗程朱理學者也在分化，這就是所謂理學經世和理學修身的分野。前者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后者則連“西學為用”也予以抵拒。不過，二者在維護綱常倫理上是一致的。曾國藩雖主經世而辦洋務，但認為：

彼外國之所長，度不過技巧制造，船堅炮利而已。以夷狄之不知禮義，安有政治之足言。即有政治，亦不過犯上作亂，逐君弒君、蔑綱常、逆倫紀而已，又安足法。[7]

至于理學名臣倭仁等人，則更是以維護綱常倫理為己任，甚至認為以此就可以治國。同治六年(1867)，他在反對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班招收科舉正途出身人員入館學習時倡言：“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8](P24)“欲求制勝，必求之忠信之人；欲求自強，必謀之禮義之士。”[9](P11)以為靠理學所倡導的忠信禮義就可以“立國”、“自強”，實屬迂闊之論。及至戊戌維新運動，宗程朱理學的文悌雖不反對西學為用，但強調“必須修明孔、孟、程、朱《四書》、《五經》、《小學》、《性理》諸書，植為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綱常倫紀、名教氣節以明體，然后再習學外國文字、語言、技藝以致用”。[10](P30)

宗程朱理學者維護的封建綱常倫理，遭到維新人士和革命黨人的批評。如譚嗣同以西方的民權、自由、平等思想“沖決倫常之網羅”，對君為臣綱的批判尤為尖銳。維新人士指斥“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官可以無罪而殺民，兄可以無罪而殺弟，長可以無罪而殺幼，勇威怯，眾暴寡，貴凌賤，富欺貧，莫不從三綱之說而推。是化中國為蠻貊者，三綱之說也。”他們認為這是由于漢之儒者“既以災祥之說脅其君，又以三綱之說制其民。宋儒庸劣，復張其焰而揚其诐，竟以道統所存即在于是，遂令歷古圣賢相傳之心法晦盲否塞，反復沉痼者二千余年。”[11](P354-355)革命黨人對程朱理學的綱常倫理也多有批評，提出“三綱革命”、“孔丘革命”，這里不多贅述。

陸王心學在晚清的情況與程朱理學有所不同，它沒有經歷過一段時間的“復興”，但卻受到維新人士和革命黨人的青睞，他們當中不少人喜陸王心學而薄程朱理學。早期維新人士王韜稱贊“陽明經濟學問，為有明三百年中第一偉人”。[12](P261)維新派的領袖康有為曾師從嶺南名儒朱次琦，據梁啟超《南海先生傳》說，朱次琦的理學“以程、朱為主，而間采陸、王”，康有為則“獨好陸、王，以為直捷明誠，活潑有用，故其所以自修及教育后進者，皆以此為鵠焉”。[13](P61)梁啟超受其師的影響，也“服膺王學”，認為“子王子提出致良知為唯一之頭腦，是千古學脈，超凡入圣不二法門。”[14](德育鑒，P24)辛亥革命黨人中也多有推崇王學者，如宋教仁雖認為陽明心學只得“圣人之道之半部分”，即只講心而遺物，但“吾人可以圣人之道一貫之旨為前提，而先從心的方面下手焉，則陽明先生之說，正當吾膺之不暇者矣。”[15](P575)劉師培也認同陽明心學，他在《中國民約精義》一書中認為王陽明的“良知”說和盧梭的“天賦人權”說相同，“天賦人權”是說人的“自由權秉于天”，而“良知亦秉于天”，所以可以說“良知即自由權”，“陽明著書雖未發明民權之理，然即良知之說推之，可得平等、自由之精理。今欲振中國之學風，其惟發明良知之說乎！”[16](P585)他在《王學釋疑》一文中說：

陽明以大賢亞圣之資出于學術壞亂之后，而德行功業彪炳三百年。當其盛也，其學固風靡天下，然數傳以后，宗朱者力詆之，至擬之洪水猛獸，此固所謂蚍蜉撼大樹者矣。[17](P333)

蔡元培也稱贊陽明心學，認為：

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焉者，得陽明之說而其理益明。雖其依違古書之文字，針對末學之弊習，所揭言說，不必盡合于論理，然彼所注意者，本不在是。茍尋其本義，則其所以矯朱學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勵實踐之勇氣者，則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18](P100)

他對朱子學說雖也給以肯定，但多指摘其弊端，認為朱學“尤便于有權勢者之所利用，此其所以得憑科舉之勢力而盛行于明以后也”。[18](P93)蔡元培對朱、王學說的評價明顯不同，實為揚王抑朱。他的《中國倫理學史》出版于1910年，是以新思想新體裁撰寫的，它標志著理學從官方統治思想轉為學者學術研究的對象。

四、漢宋之爭與兼采

宋學與漢學既互相貶抑又兼采并蓄的關系問題，出現于清代，明代無之。明代的問題在理學內部，即陸王心學與程朱理學“同室操戈”。二者之間的互相排斥延續到清代，晚清羅澤南書撰《姚江學辨》，以尊朱黜王。

談到清代漢學、宋學的關系，很容易想到所謂“漢宋之爭”。的確，宗宋學者與宗漢學者之間存在著門戶之見，甚至互相詆譏。如姚鼐視“程、朱猶吾父師”，為衛護程、朱，不僅攻駁非議程、朱之說者，且加以人身攻擊：“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19](再復簡齋書，P78)但也不能因此情緒化之言辭而認為姚鼐完全排拒漢學。他攻駁程廷祚(字綿莊)，卻為其文集作序，序中雖仍不滿其非議程、朱，但稱贊他為“今世之一學者”，“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認為“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為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偽，皆與鄙說不謀而合。”（注：姚鼐《程綿莊文集序》收入《惜抱軒全集》(中國書店1991年版206-207頁)，但程廷祚《青溪集》卷首載姚鼐之序，與此內容甚有差異。姚氏《青溪集》序多稱贊程廷祚，無不滿其非議程、朱之辭，謂：“其心胸闊大，氣魄雄毅，直欲自立于漢、唐、宋、明之后，以上接孟子之傳。讀之使人奮然而興，信孟子所謂豪杰之士，絕去后來甚遠。然其學雖與伊川、元晦有異，而究當于圣人之意旨，合乎天下之公心，非若舛異交爭，好立綱宗者也。”二序所署時間均為嘉慶十五年，或收入《惜抱軒全集》時作了改易？）如所熟知，姚鼐主張合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為一事，不過其間有“大小”、“精粗”之別。他在《復蔣松如書》中說：“夫漢人之為言，非無有善于宋而當從者也。然茍大小之不分，精粗之弗別，是則今之為學者之陋。……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19](P73)可見姚鼐雖認為漢學“有善于宋而當從者”，但只能從屬于宋學，不能跨越宋學。這種宋學為主漢學為輔的主張，反映了一般宗宋學者的思想。

對于漢學家來說，其思路恰相反。漢學家如戴震也主張“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20](戴東原先生年譜，P709)于此而論，與姚鼐所言相同。但漢學家強調的是考核，即訓詁名物制度。戴震反對“歧故訓、理義二之”，認為二者為一事，其進路在由明故訓以明理義，指出：“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圣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20](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P505)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秉承師說，也認為“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21](P452)“余以謂考核者，學問之全體，學者所以學為人也。”[22]另一位漢學家錢大昕也認為：“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后知義理之趣”；[23](〈左氏傳古注輯存〉序，P387)“六經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義，則必自詁訓始。”[23](臧玉林〈經義雜識〉序，P391)訓詁明則義理明，為宗漢學者遵奉的信條，卻是宗宋學者所不能接受的。漢學家認為：

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先儒之疏也。讀義疏之書，始能闡性命之理，茍非漢儒傳經，則圣經賢傳久墜于地，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后人攻擊康成，不遺余力，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24](附錄：國朝宋學淵源記，P153)

而宗宋學者則不以為然，認為孟子之后孔子之道晦而不明，端賴宋儒才得以傳孔、孟不傳之學。康熙年間熊賜履撰《學統》，以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九人為正統，而周敦頤“上續鄒、魯之傳，下開洛、閩之緒”，程頤“卒得孔、孟不傳之學”，朱熹則“集諸儒之大成”。（注：見熊賜履：《學統》卷六《正統·周濂溪先生》、卷八《正統·程伊川先生》、卷九《正統·朱晦庵先生》，經義齋刻本。）誰是得圣人之真傳，系宋學、漢學二家分歧之所在。而其焦點則如皮錫瑞所說，“戴震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雖與朱子說經牴牾，亦只爭一‘理’字”。[25](P313)從宗宋學的方東樹所撰的《漢學商兌》來看，盡管他在書中點名指責許多漢學家，而其最不滿者則是戴震的“厲禁言‘理’”：

顧(炎武)、黃(宗羲)諸君，雖崇尚實學，尚未專標漢幟。專標漢幟，則自惠(棟)氏始。惠氏雖標漢幟，尚未厲禁言“理”；厲禁言“理”則自戴氏始。自是宗旨祖述，邪□大肆，遂舉唐、宋諸儒已定不易之案，至精不易之論，必欲一一盡翻之，以張其門戶。[26](P259-260)

方東樹甚至斥責其“較之楊、墨、佛、老而更陋，擬之洪水猛獸而更兇”。[26](P401)此外，宗宋、宗漢二者之互攻，也含有意氣之爭。如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詩類總敘》中所說：“然攻漢學者，意不盡在于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于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27](P186)翁方綱也認為，當時治漢學者、治宋學者所存在弊端的“受弊之由，曰果于自是，曰恥于闕疑。是二者皆意氣之為也，非學也。”[28]

宗宋學者與宗漢學者之間的互相攻訐，見于他們的文章、書信中。嘉、道之際，江藩先后撰《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揚漢抑宋；其后，方東樹起而回應，撰《漢學商兌》力加攻駁，揚宋抑漢，則都著為專書。這大概成為人們所說的“漢宋之爭”的標志。其實兩人也沒有進一步爭論，《漢學商兌》刊行時，江藩已病故，他未能看到該書，也不可能給予反駁。皮錫瑞對二人作了評論：

平心而論，江氏不脫門戶之見，未免小疵；方氏純以私意肆其謾罵，詆及黃震、顧炎武，名為揚宋抑漢，實則歸心禪學，與其所著《書林揚觶》，皆陽儒陰釋，不可為訓。[25](P313-314)

方東樹所著是否“皆陽儒陰釋”，可以探究，但皮氏對二人的批評，尚屬公允。

乾隆、嘉慶、道光年間，宗宋學者與宗漢學者確存門戶之見，互相詆譏。不過對于他們的立門戶、爭道統，也不宜過于夸大，把它絕對化，應全面看待清代宋學、漢學的關系。無論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還是方東樹的《漢學商兌》，都帶著強烈的門戶之見，各揚所揚，各抑所抑。他們在論述宗漢者或宗宋者的治學時，都只及一點，不計其余，突出對己有利的，回避、掩蓋對己不利的。例如，江藩在《漢學師承記》劉臺拱傳中稱：“君學問淹通，尤邃于經，解經專主訓詁，一本漢學，不雜以宋儒之說。”[24](P116)然而同為漢學家的王念孫，對劉臺拱治學的評論卻與江藩不同，他說：“端臨(劉臺拱字)邃于古學，其于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而惟是之求。”[29]江藩囿于門戶之見，排拒宋學，不如王念孫實事求是。江藩的偏見，明顯體現在《漢學師承記》將黃宗羲、顧炎武“附于冊后”，不入正傳，理由是：“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儒為不可廢耳。多騎墻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24](P133)方東樹在《漢學商兌》中也是著力攻駁漢學家的“厲禁言‘理’”、“由訓詁以求義理”等，于其肯定宋學的言論或漢宋兼采者均避而不談。二家所說，都不是全面反映當時漢學、宋學的關系。

乾、嘉之時，漢學盛而宋學衰，雖有門戶之見，但并不絕對互相排斥。盡管宋學的學術地位在下降，然而程朱理學畢竟是官方統治思想，科舉考試必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據，儒者從小就濡染于是。而程朱理學所強調的綱常倫理，是儒者所遵行的。所以，漢學家惠士奇手書楹帖：“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錢大昕對朱熹也很敬仰，在《朱文公三世像贊》中稱：“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立德不朽，斯文在茲。”[30](P274)他之尊重宋儒，在于德行：

濂溪氏之言曰：“實勝，善也；文勝，恥也。”儒者讀《易》、《詩》、《書》、《禮》、《春秋》之文，當立孝弟忠信之行。文與行兼修，故文為至文，行為善行，處為名儒，而出為良輔。程、張、朱皆以文詞登科，惟行足以副其文，乃無愧乎大儒之名。[31](崇實書院記，P325)

段玉裁晚年曾追悔專注于訓詁考據，“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他所說的“根本”，即程朱理學關乎身心倫理者。段玉裁在《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一文中推崇朱熹說：

蓋自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而朱子集舊聞，覺來裔，本之以立教，實之以明倫敬身，廣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賢圣之可法者，胥于是在。[22]

即使深持門戶之見的江藩，在制行上也稱許宋學，且指責于漢學“有一知半解者，無不痛詆宋學。然本朝為漢學者始于元和惠氏，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六經尊服、鄭，百行法程、朱。’不以為非，且以為法，為漢學者背其師承何哉！”[24](附錄：國朝宋學淵源記，P154)治經宗漢，制行宗宋，這是當時許多漢學家奉行的宗旨。

清代漢學、宋學的關系，治漢學者除去“百行法程、朱”外，在學術上也有對漢學、宋學持平、兼采的。在順治、康熙年間，漢學始萌生，尚不存在漢、宋門戶之見，即如方東樹也認為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尚未專標漢幟”，論者以為其時為漢宋兼采。江藩《漢學師承記》說：康熙朝，“凡御纂群經，皆兼采漢、宋先儒之說，參考異同，務求至當”。[24](P4)紀曉嵐則從另一角度來說明：“國家功令，《五經》傳注用宋學，而《十三經注疏》亦列學官”，“以宋學為宗，而以漢學補苴其所遺”。[32]

乾嘉漢學盛行之時，被稱為“漢學家大本營”的四庫全書館，其館臣如紀曉嵐、戴震等，對于漢學之短并不回護，對于宋學也不一概排斥。戴震認為：“圣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20](與方希原書，P375)紀曉嵐則說：

夫漢儒以訓詁專門，宋儒以義理相尚。……至《尚書》、《三禮》、《三傳》、《毛詩》、《爾雅》諸注疏，皆根據古義，斷非宋儒所能。《論語》、《孟子》，宋儒積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斷非漢儒所及。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于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于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33](P9)

戴、紀二人對漢學、宋學長短、得失的評論是實事求是的。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對很有影響的漢學家惠棟治經泥古之短也不回護，在評其《左傳補注》時說：“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也。”[34](經部二十九·春秋類四，P380)《四庫全書總目》對于宋儒之書，如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也予以稱許：

《中庸》雖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為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相爭也。……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書》，其判析疑似，辨別毫厘，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于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摭其名物制度之疏，尊朱子者又并此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34](經部三十五·四書類一，P461-462)

乾、嘉之時的漢學家中，主漢宋兼采者不乏其人。如程晉芳治經“綜核百家，出入貫串于漢、宋諸儒之說。”[35](卷14，蕺園程先生墓志銘)翁方綱批評當時學者“稍窺漢人涯際，輒薄宋儒為迂腐，甚者且專以攻擊程、朱為事”，[35](卷12，送盧抱經南歸序)強調“以考訂為務，而考訂必以義理為主”。[35](卷7，附錄：與程魚門平錢、戴二君議論舊草)許宗彥對漢學、宋學偏失皆有批評，阮元在為其撰寫的傳中說：“集(指《鑒止水齋文集》)多說經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36](浙儒許君積卿傳，P402)阮元自己必是“持漢學、宋學之平”，認為“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36](擬國史儒林傳序，P37)龔自珍稱阮元是“匯漢、宋之全”。[37](阮尚書年譜第一序，P227)劉寶楠治經受從叔劉臺拱的影響，治漢學，也推崇朱子。其子劉恭冕在《〈論語正義〉后敘》中稱劉寶楠“不為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圣道，證明典禮，期于實事求是而已。”[38](P798)胡承珙以治漢學名，但主張“治經無訓詁、義理之分，惟取其是者而已；為學亦無漢、宋之分，惟取其是之多者而已。漢儒之是之多者，鄭君康成其最也；宋儒之是之多者，新安朱子其最也。”[39]

其時，主張漢宋調和、兼采的不獨漢學家，宗宋者亦有之。前面提到的姚鼐，即倡合義理、考據、辭章為一事。即如方東樹雖不滿于治漢學諸家“欲以掃滅義理”，但也肯定其音韻訓詁的成就：“考漢學諸人，于天文、術算、訓詁、小學、考證、輿地、名物、制度，誠有足補前賢，裨后學者。”[26]認為“訓詁名物制度實為學者所不可闕之學”，其《漢學商兌》也不離漢學考據方法。其他如姚鼐高第弟子劉開，在其《學論》一文中，提出了“尊師程、朱”，“兼取漢儒，而不欲偏廢”。[40]接近桐城派的夏炯，曾肆力于漢學，后專宗宋學，攻擊治漢學諸家，但也認為“許、鄭、程、朱之學，皆確然不可易之學”。[41]潘德輿由宋學入詞章，也不廢漢學，認為：

儒者有三(指鄭、孔，程、朱，陸、王)，圣一而已。誠以孔子之言為準則，三儒者皆可以相通而可以相捄。……夫鄭、孔之詁名物，博雅詳核，而不免于碎而雜；陸、王之言心性，簡易直捷，而不免于虛而浮，各得孔子之道二三而已。程、朱之研義理也，持其大中，本諸心性，不廢名物，其于人也，如日用之布帛菽粟焉，特其詮解群經，識大略小，自信而好斷，不能脗合乎經之本旨赫然有之，孔子之道殆得其五六焉。……學者誠能以程、朱之義理為宗，而先導以鄭、孔，通其訓詁，輔導以陸、王，求其放心，庶有以捄程、朱之小失，而道學真可見。[42]

潘德輿兼采的不僅是漢學與程朱理學，還有陸王心學，合三者為一，而以程朱理學為宗。與潘德輿見解類似的，有林則徐的門生戴孫。他說：

以訓詁之學入圣，十得其四五焉，其失也鑿。以程、朱王氏之學入圣，十得其八九焉，其失也窒。以陸、王氏之學入圣，十得其七八焉，其失也蕩。夫學之從圣，將以從于道也，去其失，取其得，則與道一矣。[43]

宗漢學、宗宋學者于漢宋調和、兼采，各有所偏。宗宋者以宋學為根本，以宋貫漢，漢為宋輔，漢學是從屬的。宗漢者則漢學為根柢，義理由訓詁而衍生。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宗漢學與宗宋學者之間既互相貶抑，又調和、兼采。漢學家對漢學、宋學的特點和得失的論斷不失公允，對于時人治漢學的弊端也多有批評。至于宗宋學者如姚鼐，對治漢學者的批評也很尖刻，不是無人敢攖漢學之鋒。方東樹的《漢學商兌》在道光六年(1826)曾將書稿呈送時任兩廣總督的阮元，阮元助其刊行。方氏在書中點名攻駁阮元的次數最多，阮元應是了解的，但并沒有以權勢加以壓制，反而助成其事，亦見其雅量。況且此時漢學也已是由盛而衰，學術氛圍也在變化，其趨勢是漢宋調和、兼采，《漢學商兌》的出版說不上是“石破天驚之舉”。

乾嘉漢學興盛時，揚漢抑宋，宋學的學術地位受損。然而宋學的衰頹，不能僅歸因于漢學的“壟斷”，主要是其自身的原因。如前所述，其時無論程朱理學還是陸王心學，在學理上都無甚創新，只是在重復宋、明儒之說，難免枯萎。道光、咸豐、同治年間的所謂理學“復興”，不過是落日的余暉。而漢學由于瑣碎、脫離實際的弊端，也趨于衰微。漢學盛時，很難說是一元的壟斷，程朱理學作為官方的統治思想，仍有其相當的地位；況且，乾隆時莊存與開啟了復興今文經學之端。嘉慶、道光年間，劉逢祿上繼莊存與，下啟龔自珍、魏源。龔、魏以今文經學議政，開晚清風氣之先，流風及于康有為。康氏借今文經學宣傳維新變法，其弟子梁啟超、歐榘甲等都張其師的學說。譚嗣同、唐才常受康有為的影響，也接受今文經學。湖南人皮錫瑞在長沙參與維新活動，也以今文經學言變法。正是救亡、維新的需要，使今文經學興盛一時。晚清漢學、宋學雖存而衰，影響大的是今文經學。這一學術多元的格局，本已存在，不是由《漢學商兌》打破漢學一元壟斷而造成的。

清學雖于學理無甚創新，但在政治上、思想文化上仍有其重要地位和作用。首先，程朱理學是有清一代的官方統治思想，康熙帝等封建統治者著重強調的是其有利于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綱常倫理。而科舉考試必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據，官宦、士大夫從小就受其影響，所遵行的就是程朱理學強調的綱常倫理。乾嘉漢學盛時，理學地位受損，然而漢學家們的修身仍以程朱理學為宗，所謂“百行法程、朱”。即使到了晚清，西學傳播，新學萌發，如崇古文經學的張之洞，也還是“制行宗宋學”。他在綱常倫理受到民權、平等思想沖擊時，出而衛道，說“圣人所以為圣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就在三綱。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1901年1月)，慈禧太后頒布的變法諭旨中強調三綱五常是“萬古不易之常經”，“昭然如日月之照世”，可見程朱理學的地位。其次，程朱理學對社會文化的影響深遠。程朱理學不僅是科舉考試的依據，也是學校教育之要。清代歷朝皇帝不斷頒發諭旨，明令書院私塾昌明正學，“一以程、朱為歸”。程朱理學在文藝領域也深有影響，如居清代文壇主流的桐城文派，即以崇尚程朱理學為旨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統治者極力將程朱理學的思想推行于城鄉居民。如同治帝于元年頒布的諭旨中，即飭令“各教官分日于該處城鄉市鎮，設立公所，宣講《圣諭》，務使愚頓感化，經正民興，正學昌明，人才蔚起”。[44](P1423)再次，總體而言，程朱理學在清代畢竟是走向衰頹，尤其是在晚清，在社會經濟、政治的變革中，在西方與中學、新學與舊學的爭論中，程朱理學遭到很大沖擊，隨著清皇朝被推翻，其正統地位隨之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