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近代化趨勢研究論文

導語：我國社會近代化趨勢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近代化是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廣泛關注的重要課題。應該說，從近代化的角度研究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發(fā)展，突破了以前單純通過資本主義萌芽論證明清社會變遷的簡單模式，使人們從一個相對寬廣的視野，研究中國傳統(tǒng)社會結構，回答中國社會是否發(fā)展，或在多大程度上向前發(fā)展的問題。近代化研究，深化了人們對社會形態(tài)問題的認識，起到了推動思想解放，促進學術發(fā)展的作用。然而，無論是在國際學術界，還是在國內學術界，近代化與其說是一種理論，毋寧說是一種視角，是一種思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發(fā)現(xiàn)一個真正適合中國歷史發(fā)展實際的近代化學術構架。理論的貧乏，必然限制研究的深入，必然加重人們對中國歷史發(fā)展道路問題認識的歧異。本文主要考察清前期社會轉型問題，但在進入正文以前，有必要先對近代化問題作一點理論說明。

一、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

在考察明清社會發(fā)展時，學術界存在著這樣一種比較矛盾的現(xiàn)象：一些學者一方面試圖證明中國傳統(tǒng)社會具有走向近代的內在動力，試圖證明中國在晚明(有的甚至認為更早)就已經開始了近代化過程，但另一方面卻否定資本主義因素的存在和發(fā)展，甚至將當年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視為教條主義指導下的錯誤產物，視為應該拋棄的“錯誤命題”。這就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什么是近代化？

我不想在這里對“近代化”作辭源考證，但有必要指出這樣一個事實：當今學術界通常所謂的“近代”，就其本意，指的是16世紀以來主要是在西方世界出現(xiàn)的所謂社會變革浪潮，這種社會變革浪潮，其核心內容只有一個，那就是資本主義化，也就是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代替?zhèn)鹘y(tǒng)的(也可以說是封建的)生產方式，用資本主義的新文化代替?zhèn)鹘y(tǒng)的舊文化，用資本主義的新制度代替落后的舊制度。有的學者提出：資本主義化不等于近代化。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確實，近代化較資本主義化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內涵，資本主義也不是通向近代的惟一橋梁，資本主義階段也并非不可超越，但下面兩個事實是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的：第一，作為通常意義上的封建社會自然發(fā)展的替代物，資本主義是惟一的選擇。迄今為止，史學家還沒有發(fā)現(xiàn)，在社會自然演變的條件下，除資本主義外，封建社會(或傳統(tǒng)社會、中世紀)有任何別的可能的發(fā)展方向；第二，在20世紀以前，資本主義化一直是推動人類社會從傳統(tǒng)向近代轉變最重要的動力。近代化的許多重要成果和基本原則(如啟蒙思想，市場理論，近代科學的興起與傳播，等等)，都是在資本主義發(fā)生、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并得到完善的。脫離資本主義談論近代化，正如離開市場談論商品一樣，在理論上是不可思議的，在實踐上是行不通的，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轉型問題的研究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承認近代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化，承認沒有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有什么近代化，那么，我們就不能簡單否定當年學術界對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就不會將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與對近代化的研究對立起來。應該承認，目前學術界對商品經濟、城鎮(zhèn)發(fā)展、區(qū)域經濟、社會結構等問題的探討，在相當程度上是建筑于當年對資本主義萌芽研究的學術基礎之上的，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生與發(fā)展，理所當然地應該是研究中國近代化歷史的核心內容。

歷史上完全意義上的近代化，雖然以資本主義興起與發(fā)展為核心，但畢竟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含義。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在向近代邁進，應該確定一些起碼的標準。采用不同的標準衡量中國社會發(fā)展，也許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同一問題得出不同結論最重要的原因。我認為，所謂近代化至少應該包括下面三個方面的內容：以服務市場和自由雇工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與發(fā)展；傳統(tǒng)人身依附關系的逐漸解體，個人自由的擴大，政府對社會管理的制度化和規(guī)范化；與上述變化相適應的帶近代意義的社會觀念的出現(xiàn)與傳播。

在具體歷史研究中，關于近代化問題最主要的切入點有兩個：一是從生產方式的角度，其基本點是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二是從上層建筑的角度，其中心內容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問題。前者是基礎的，它能揭示出某種社會形態(tài)形成與發(fā)展的根本動因。后者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從社會控制、價值觀念的角度，從思想流變的角度，回答社會發(fā)展速度問題，回答變革方式與變革道路問題。只有將這兩個方面的研究成果充分匯合，融會貫通，我們才有可能對一個時代的發(fā)展水平做出大體準確的判斷。

從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我們對清代社會發(fā)展狀況的認識，目前還有較大的探討余地，其突出表現(xiàn)是我們對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社會觀念領域的研究重視不夠。不充分吸收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研究成果(如思想史的成果、學術史的成果、觀念史的成果)，我們對某些問題的解釋就會顯得僵化和機械，甚至出現(xiàn)將社會發(fā)展簡單化為經濟發(fā)展，將資本主義簡單化為市場經濟的片面傾向。比較典型的如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我們以前往往將它作為一個單純的經濟史問題，過多地將精力用于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研究，而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資本主義，不但是一種經濟現(xiàn)象，而且也是一種社會現(xiàn)象和文化現(xiàn)象。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共生的必然是資本主義的觀念，是資本主義的精神。而新的生產方式的孕育，也需要一個合適的文化土壤，需要以社會觀念的某種變革為前提。不重視對與資本主義萌芽密切相關的文化問題的研究，我們對它的認識，就不可能完整和準確。事實上，即使進行純粹的經濟史研究，也應當充分注意人的觀念問題。人是社會生產中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社會觀念直接影響著他的全部經濟活動。觀念應該成為而且也是我們認識一個時代最主要的窗口之一。對明清史研究者來說，要做到這一點，是有條件的。

在對近代化的基本概念略作辨析以后，筆者將對清前期中國社會發(fā)展狀況作粗略考察。我認為，在這兩百年中，中國社會在晚明時期近代化因素大量滋生的基礎上，出現(xiàn)了明顯的從傳統(tǒng)向近代的轉型趨勢，這種趨勢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和社會觀念領域，都有十分明顯的體現(xiàn)。

二、對基層社會政治控制的松弛化

研究中國傳統(tǒng)社會，必須高度重視政治問題，原因很簡單，中國傳統(tǒng)社會實行的是一種以皇權為核心的高度中央集權的專制政治，政府不但是調節(jié)社會各階層利益分配關系的權威工具，而且還直接干預著社會各階層的構成和流動，影響著一個時代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風尚。

清前期中國政治的演變具有兩個顯著趨勢：其一是政治權力的集中化趨勢，其突出表現(xiàn)是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皇帝對官僚機構的控制逐漸嚴密，到雍乾時期形成了空前嚴厲的極端君主專制局面。其二是政府對基層社會控制的松弛化趨勢。這一趨勢在清代十分明顯，然而，迄今為止，尚未引起學術界的應有重視。

清前期政府對基層社會控制的放松，從清初即已開始，到雍乾時期更加顯著，其突出表現(xiàn)是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弊政，在這個時期逐漸獲得革除。像雍正朝除豁賤民政策，就使大批世代遭受奴役、地位低賤的底層民眾獲得解脫。阮葵生《茶余客話》卷二《樂戶惰民丐戶之世襲》記載說：雍正元年，御史年熙奏：“山西兩省樂戶另編籍貫，世世子孫勒令為娼，紳衿地棍呼召即來侑酒。間有一二知恥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樂起兵不從，遂將子女編入教坊，乞賜削除。”奉旨：“此奏甚善，交部議行。并查各省似此者，概令改業(yè)。”嗣此御史噶某奏除紹興惰民，蘇撫尹繼善奏除常熟昭文丐戶。

事實上，當時被除賤為良的遠不止此。像雍正五年(1727年)安徽寧國府的“世仆”、徽州府的“伴當”被開豁為良，七年雍正帝又親自下令改善廣東疍戶處境，宣布疍戶“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不可因地方積習“強為區(qū)別，而使之飄蕩靡寧”。下令準許疍戶登岸居住，“與齊民一同編列保甲”，“勢豪土棍不得借端欺凌驅逐”。盡管清廷的開豁政策不是十分徹底，但畢竟使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丐戶、樂戶、疍戶、伴當、世仆之處境獲得了改善，其中不少人成為編戶齊民，獲得了人身自由。自由民的增加，必然導致社會活力的加強，這顯然是一個巨大歷史的進步。

18世紀人頭稅在事實上的廢除，各種徭役的減少，都在不同程度上體現(xiàn)了社會管理方式的革新，以及百姓生活環(huán)境的改善。

遷徙自由是最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在清前期，普通百姓的遷徙權獲得明顯擴大。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為了強化政治控制，往往采取措施，限制百姓的自由遷徙，明代甚至因此引發(fā)劇烈的社會動蕩。清代，這一傳統(tǒng)被打破了。盡管在制度上清廷仍對百姓的遷徙做出限制，但大多未能得到執(zhí)行。例如，清廷表面上嚴禁百姓移居蒙古，但實際上并未嚴格執(zhí)行，僅乾隆前期，古北口外，“內地民人前往耕種者”，就“不下數(shù)十萬戶”，原因很簡單：蒙古已經成為吸引內地過剩人口的重要場所，“今日戶口日增，而各省田土如此，不能增益”，政府便不得不“思所以流通，以養(yǎng)無籍貧民”。甚至對歷來實行封禁政策的東北地區(qū)，清廷在乾隆后期也改變政策，允許百姓自由出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降旨：“盛京等處雖號旗民雜處，而地廣土肥，貧民攜眷出口者，自可籍資口食，即人數(shù)較多，斷不至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驗禁止耶？”百姓遷徙自由的擴大，在客觀上產生了兩個重要后果：一是大量無地少地民眾遷往邊疆地區(qū)，促進了邊疆開發(fā)，邊疆地區(qū)農業(yè)獲得發(fā)展，工商業(yè)、教育事業(yè)取得明顯進步，經濟、文化、社會景觀和內地出現(xiàn)明顯的一體化趨勢；二是大量人口流往城鎮(zhèn)地區(qū)，特別是中心城鎮(zhèn)地區(qū)，使清朝非農業(yè)人口急劇增加，工商業(yè)因此獲得大批廉價勞動力，商品(包括農產品)的消費市場進一步擴大，社會經濟結構轉型的條件日趨成熟。

清廷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不進行嚴格干預。盡管清朝統(tǒng)治者重視教化的推行，強調“至治之世，不以法令為亟，而以教化為先“。但需要研究者注意的是，教化的主要內容是強化對知識界的思想控制，這在執(zhí)行中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政策性，不能簡單地以文化專制主義或文字獄一言以蔽之。總的說來，清廷對民間社會生活的控制是比較寬松的，只要不公然反抗朝廷統(tǒng)治，一般不進行太多的干預。像乾隆時御史胡定曾奏請查禁《水滸傳》，為清廷采納，但”外間概不遵奉“，”雖公卿大臣家，案上翻閱，席前唱演如故也“。而地方官”所稱于每月朔望宣講《圣諭廣訓》，亦竟屬托諸空言，以致愚民全無儆戒，重罹法網(wǎng)“。安靜自然一直是清廷十分推崇的為政之道，其核心內容就是政府不能過多干預百姓生活。康熙時李光地曾說：“文案紛冗，生出許多事端，而害總歸于民，倒不如且聽其自然。”康熙帝反復強調：“茍于地繳？雖清亦屬無益。”并稱：“朕嘗訪問民間，據(jù)稱貪官亦無殺民取財之理。或官清廉，一味生事，更病于民。”正是從安靜自然的立場出發(fā)，清朝對服飾僭越、生活奢靡等現(xiàn)象，均未采取強有力的整飭措施。康熙帝說：“朕意以為俗尚不能驟更，當潛移而默導之”，又說：“天下事有言之可聽而行之不便者，此類(指嚴禁服色)是也”。雍正帝也強調“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勝而禁之，則法必不行”。嘗說：“奢侈之弊，朕亦稔知。但陋習因循，一旦遽然禁止，若立法嚴峻，有犯無宥，不能使之永遠遵奉。揆之于理，移風易俗，究以從容不迫為貴。”福格說：“禁止服色，辨其等威可耳。若使富人悉服布素，必致令有不行，令既不行，又難治以峻法，枉事更張，毫無利益。如其果行，則商賈不通，更失中華文物之盛，徒使慳吝富兒逐其鄙陋之欲矣。”這種順其自然的為政思想，就使普通百姓在較長時間里享有比較寬松的生活環(huán)境。當然，這個時期也有一些官員(特別是一些理學官僚)，從教化的立場出發(fā)，試圖整飭風俗，但一般都難以長久維持。像雍正時，著名理學家朱軾任浙江巡撫，“嚴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游山、聽戲諸事”，結果頗遭百姓反感，“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馳擔閉門，默然不得意”。及李衛(wèi)為總督，一切又恢復如舊，“一切聽從民便，細民益頌禱焉”。政府對社會干預面的縮小，為清代生活方式和社會觀念的變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huán)境。

還需指出的是，清廷對社會經濟的控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強制，而是通過經濟手段。例如，為了調整社會財富分配狀況，改善下層民眾生活，清廷曾有意識地興辦公共工程，甚至采取措施，鼓勵商人大興土木，使“本地工匠貧民，得資力作，以沾微潤，所謂分有余以補不足”。至于對物價的調節(jié)，更多的是通過市場進行。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兩江總督尹繼善所進《請禁采買短價疏》，即充分顯示了清朝通過市場調節(jié)處理糧食庫存問題的水平。清朝糧食儲存，素有存七糶三之例。即每年青黃不接時，政府開倉售糧，平抑糧價，防止糧價飛漲影響城鎮(zhèn)居民生活。在秋成時，收購糧食，充實倉儲，防止物價暴跌，谷賤傷農。應該說，這是一種合理的政府行為。尹繼善在疏中針對這一政策在執(zhí)行中產生的弊端，即青黃不接時，各地紛紛糶三，秋成時，又紛紛購買，反而導致物價波動，“致妨民食”，提出應采取措施，完善這一體制，進一步根據(jù)市場供需狀況和物價情況來決定政府行為。尹繼善建議：“嗣后各省州縣凡存?zhèn)}米谷，除實遇歉收之年，米價過昂，非糶三可濟民食者，不妨額外多糶，準其據(jù)實具詳酌量辦理，其尋常歲稔價平之年，不必拘定糶三之例，或可竟全數(shù)停糶，或止須酌糶十之一二。總看各處情形，臨時酌辦。庶春間少賣一石，則倉內多一石之積貯。秋成少買一石，則民間多一石之米谷，似于民食倉庾兩有裨益。”尹繼善這道奏疏誠然反映了清朝政府對民生問題的高度重視，但更重要的是，他說明政府在處理經濟問題上，無論是涉及官府，還是涉及民間，都主要依靠市場調節(jié)，而不是簡單地依靠行政命令。政府重視市場調節(jié)的作用，意味著民眾在經濟問題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其經濟利益也能獲得更多的保障。

三、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與資本主義萌芽

不管研究者如何評價清前期歷史地位，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恐怕是無法否認的，那就是清前期中國的商品經濟發(fā)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從理論上講，考察一個社會是否具有步入近代的條件，商品經濟是最重要的標準之一。商品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但商品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產生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也只能產生于商品經濟之中，這卻是鐵定的歷史事實。清前期是中國商品經濟高度繁榮發(fā)達的時期，特別是東南地區(qū)，城市化過程已經十分明顯，對此，學術界已有充分論述，本文不作贅述，這里僅根據(jù)李燧《晉游日記》所載乾隆后期山西情況，補充幾個資料。清代山西金融業(yè)發(fā)達，除了眾所周知的票號外，還有所謂“賬局”，這是少為人知的一種金融組織。其服務對象主要是候選官員。《晉游日記》卷三載：汾(州)、平(陽)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利之十倍者，無如放官債。富人攜貲入都，開設賬局。遇選人借債者，必先講扣頭。如九扣，則名一千，實九百也。以缺之遠近，定扣之多少，自八九至四五不等，甚至有倒二八扣者。扣之外，復加月利三分。以母權子，三月后則子又生子矣。滾滾疊算，以數(shù)百金，未幾而積至盈萬。賬局的開設，已經影響到了京城的社會生活。李燧記載說：“京師游手之徒，代偵某官選某缺，需借債若干，作合事成，于中分余潤焉，曰拉”典當業(yè)也很發(fā)達：“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晉人，曰晉商。吾輩八口嗷嗷，點金乏術，不得不傾箱倒篋，盡付質庫。伊乘其窘迫也，而魚肉之。物價值十者，給二焉。其書券也，金必曰淡，珠必曰米，裘必曰蛀，衣必曰破。惡其物，所以賤其值也。金珠三年，衣裘二年不贖，則物非己有矣。贖物加利三分，錙珠必較。”根據(jù)李燧的觀察，城鎮(zhèn)化趨勢在位處內地的山西已經顯露出來。像榆次縣的什貼，本系偏僻之地，乾隆時居然“人煙稠密，為一巨鎮(zhèn)”。至于絳州，“城臨(汾)河，舟楫可達于黃。市塵輻湊，商賈云集。州人以華靡相尚，士女竟衣綺羅，山右以小蘇州呼之”。社會生產的區(qū)域性分工也已出現(xiàn)。像“澤州與潞安，俱上黨地，聯(lián)界中州，一切食物，俱取給于清華鎮(zhèn)，故山右人有終身不識蟹者，而澤州得食蟹。城中花木蕃甚，木瓜橘柚，皆結實累累，文風亦勝于他郡。”上面所用的資料只是李燧個人觀察結果，視野十分有限，但據(jù)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出當時的山西社會是頗有活力的，如果將這些材料和山西著名的票號業(yè)、鹽業(yè)、藥材業(yè)等結合起來，與平遙等地城市發(fā)展聯(lián)系起來，我們就不能簡單地以“靜止”二字概括山西社會。山西在乾隆朝算不上是發(fā)達地區(qū)，也不具有典型性。能真正反映清前期中國社會商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水平的是江南市鎮(zhèn)，以及廣州、臨清、漢口等工商業(yè)中心，大商人及商幫的出現(xiàn)(像“江浙殷富至多，擁巨萬及一二十萬者更仆難數(shù)，且有不為人所知者，惟至百萬則始播于人口”)，正在形成的區(qū)域性經濟分工(如“江浙糧米，歷來仰給于湖廣，湖廣又仰給于四川”，“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于江南”等)，而這是商品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在清前期商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過程中，資本主義萌芽顯然已經存在，而且獲得發(fā)展。在我看來，研究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否存在資本主義萌芽，不是缺乏資料的問題，而是如何分析資料的問題。資本主義萌芽，不等于完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保留一些，甚至保留較多的封建殘余是正常的，它只要具備兩個基本條件即可：其一，生產出來的主要是服務市場的商品，而不是別的東西；其二，生產過程主要由自由雇工完成，而不是主要由家庭成員或其他非自由的勞動力完成。至于生產規(guī)模，倒不必過分苛求，也沒有必要過分強調資本主義萌芽的延續(xù)性，或商業(yè)資本向產業(yè)資本轉移的比重。因為萌芽，畢竟不等于完全意義上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也不等于要立即建立穩(wěn)定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雍正八年(1730年)，浙江總督李衛(wèi)的一道奏折所描述的生產方式，應該說具有典型的資本主義性質。李衛(wèi)說：蘇郡五方雜處，百貨聚匯，為商賈通販要津。其中各青藍布匹，俱于此地兌買。染色之后，必用大石腳揣砑光。即有一種之人，名曰包頭，置備菱角樣式巨石、木滾、家伙、房屋，招集踹匠居住，墊發(fā)柴米銀錢，向客店領布發(fā)碾，每匹工價銀一分一厘三毛，皆系各匠所得，按名逐月給包頭銀三錢六分，以償房租家伙之費。習此業(yè)者，非精壯而強有力不能，皆江南江北各縣之人，遞相傳授，牽引而來，率多單身。

這條材料透露出來的信息是，布商提供布匹和工資，包頭提供設備，招集、管理工人，工人通過勞動，計件獲取報酬，而生產的產品，則供應市場。就其生產組織形式，和16世紀一些英國人所描繪的資本主義手工工場是十分相似的。

類似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方式，在清前期并不少見，“富者出資本以圖利，貧者賴俑工以度日，惟利是圖，不敢擾民滋事“，是當時比較常見的生產組織形式，而雇工在身份上，對雇主并不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所謂“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稱，不為使喚服役，素無主仆名分”。事實上，乾隆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達，社會財富的積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較明代有了新的發(fā)展。尚鉞說：“商品經濟和社會分工，在乾嘉時代較之明末，從經濟觀點看，已是資本主義的所謂原始積累時期。”鄧拓認為：“從明朝萬歷年間到清朝乾隆年間，約當公元16世紀80年代到18世紀90年代，是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萌芽時期。”過了乾隆年間，在經濟發(fā)達的地區(qū)，資本主義因素就從萌芽的時期進入成長的時期了。在這一時期，“資本的原始積累過程仍在繼續(xù)發(fā)展，工場手工業(yè)制度和農業(yè)商品化的過程也還表現(xiàn)了某些質量上的新變化，如果歷史條件繼續(xù)便利于中國資本主義因素的成長，那么，中國完全有可能獨立發(fā)展成為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我們不是將資本主義生產看得高不可攀的話，那應該承認，他們的結論是有一定道理的。

需要研究者高度重視的是，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因素的增加，為清前期中國社會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這至少通過兩個方面表現(xiàn)出來：一是加速了生活方式的變化，所謂“朝局士風為之大變”，“國初諸老剛正謹厚之風，至是乃如缺文乘馬”。洪亮吉將這種轉變概括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嗜欲益開”是新的社會風尚的核心內容，而這與當時東南商人，尤其是鹽商的倡導密不可分，即所謂“奢靡風習創(chuàng)于鹽商，而操它業(yè)以致富者群慕效之”。二是商人和作為四民之首的士人階層之間的聯(lián)系更加緊密。清代，士商之間并不存在嚴格的社會界限，二者間的流動是經常性的。沈垚所說“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為士”，即是這種社會現(xiàn)實的集中體現(xiàn)。清前期不少重要知識精英都有從商的社會背景，許多重要的學術活動直接得到了商人的資助，像鹽商馬曰琯與士林名流廣相交接，曾資助過全祖望、厲鶚等著名學者，故其卒后，袁枚吊詩有“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yǎng)文人過一生”之句。乾嘉漢學的兩個關鍵人物江永和戴震，其學術活動都獲得了歙縣鹽商汪梧鳳的資助，而汪梧鳳本身也是一位虔誠的學問家。人是環(huán)境的產物。知識界和商界聯(lián)系的加強，不可能不對社會觀念形態(tài)產生影響，筆者稍后將作分析的清前期社會觀念的多元化趨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經濟變遷的重要產物。嘉慶時，惲敬作《三代因格論》，他感嘆說：“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為之者少，故利豐。后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為之者眾，故利減。”其言即生動反映了乾嘉社會對商人、商業(yè)看法之改變。因此，說清前期商業(yè)和資本主義萌芽，不但在晚明基礎上有了發(fā)展，而且產生了新的重要的社會影響，是不過分的。

四、反傳統(tǒng)觀念的興起與傳播

在任何時候，社會進步都必須通過觀念進步體現(xiàn)出來。衡量傳統(tǒng)社會是否在向近代轉變，其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就是看該社會的成員在多大程度上沖破了傳統(tǒng)觀念的束縛。在清前期近兩百年的歷史中，中國文化完成了一場意義深遠的歷史性變革，這就是結束了宋明理學在知識界的獨尊地位，知識階層的社會觀念出現(xiàn)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反對傳統(tǒng)禮教束縛，主張人性自由；反對學術壟斷，主張獨立思考；反對極端君主專制，主張“公天下”，成為清前期反傳統(tǒng)觀念的重要特色。這一變革肇始于清初，完成于18世紀，在客觀上為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近代化的全面啟動奠定了原始的，但卻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礎。

宋明以降，程朱理學一直是居于正統(tǒng)地位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經理學家們片面宣傳的綱常倫理、道德說教，成為壟斷真理，限制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鎖，即“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以致文人學士，成為“宋儒之應聲蟲”。沖破理學說教之束縛，就成為清前期社會觀念走向多元、邁向近代的基本前提。

清前期知識界對理學的批判經歷了兩個階段，順康時期主要是批判陸王心學，與此同時，正統(tǒng)的程朱理學經歷了一個短暫的復興過程。降至雍乾之時，隨著漢學的興起，反傳統(tǒng)思想家們將批判的矛頭直指正統(tǒng)的程朱學術，不但否定其天理的合理性，而且以實證的方法，對理學家所宣傳的儒家經典提出懷疑和批判，從而導致了理學的全面沒落。此后，理學在士林隊伍中的影響急劇削弱，即所謂“近今之士，競尊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人們追尋“圣道”，研習學問的途徑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孫星衍說：“今儒家欲知圣道，上則考之周公、孔子著述之書，次則漢儒傳經之學，又次則為唐人疏釋，最下則宋人語錄及后世應舉之文。”排宋風氣甚至影響到了帝王教育活動。乾隆皇帝感嘆說：“兩年來，諸臣條舉經史，各就所見為說，而未有將宋儒性理諸書切實敷陳，與儒先相表里者。蓋近來留意詞章之學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學者蓋鮮。”可以說，持續(xù)數(shù)百年的理學的真正衰落是從18世紀開始的，而在此之后，理學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復興之勢，甚至像清初那種短暫的繁榮景象也一去不返。

否定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說教，主張人性自由，是清前期倫理觀念變革的核心內容。漢學大師戴震憤怒譴責理學“以理殺人”，他指出：合理的學術，合理的社會，合理的政治，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尊重人的欲望，想方設法滿足人的欲望，故他提出了以“遂欲”、“達情”為核心的倫理主張：“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達，斯已矣。”清前期最杰出的反傳統(tǒng)思想家是袁枚。袁枚思想最核心的內容就是反對禮教束縛，主張人性自由。在袁枚看來，情是人的天性，是自然而且必然的存在，脫離人情談性，脫離人情談理，都違背了圣賢學問的本意。值得重視的是，袁枚對情、對欲的重視，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針對性。他努力將自己的學術思想和清朝統(tǒng)治實際結合起來，從尊重人情的角度出發(fā)，袁枚認為朝廷用人行政，均應以適情、達情為準則，而不可悖乎人情。在《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二《清說》一文中，袁枚明確提出，治理國家，必須以尊重人之情欲為基礎。他說：“且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圣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圣人也。使眾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圣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

戴震、袁枚的反禮教思想，在清前期知識界并不孤立，“人心不可強抑，王道必本乎人情”，已經成為不少學者的共識。在主張獨立思考過程中，清朝知識界形成了一股疑經之風，即對儒家經典提出大膽質疑甚至批判，從而推動了社會思想的進一步解放。袁枚明確指出：學者絕不應當以迷信的態(tài)度對待儒家經典，而應相信疑經非圣人所禁。從治學“求其是”的立場出發(fā)，袁枚認為三代以上無經字，更無六經名目，即“向來原有此書，但名《詩》、《書》、《周易》，不名經字”。

經既為史，當然可以懷疑，可以批判，故他主張對所謂的儒家經典采取“存疑多，存信少”的態(tài)度，并對《春秋》、《尚書》、《三禮》、《論語》、《孟子》等多部儒家經典提出尖銳質疑。乾嘉時期疑古學者崔述主張治學“但論是非”，大膽求信，他所懷疑的經典范圍較袁枚更加廣泛，對后世學術發(fā)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疑經絕非簡單的學術活動，它具有十分重要的社會現(xiàn)實意義。正是被袁枚、崔述等人所懷疑的那些真?zhèn)位祀s、魚目混珠的儒家經典，奠定了秦漢以降兩千年政治、社會的思想基礎，一旦將這些經典中''''偽''''的部分去掉，封建政治、封建倫理道德體系中很大一部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這就必然推動學者對傳統(tǒng)社會的合理性提出懷疑和批判。正因為如此，袁枚、崔述在自己的著述中，暴露出不少具有鮮明反傳統(tǒng)色彩的社會政治理念。

反對君主專制是清前期中國知識界的重要傳統(tǒng)。清初激進思想家們反觀歷史，曾對專制制度予以猛烈抨擊，到乾嘉時期，盡管君權惡性膨脹，但反對君主獨裁的聲音仍不絕于耳。這個時期激進政治觀念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主張''''公天下''''，反對以天下私一人。崔述提出，完善的政治體制是天下為公，不存在一人一姓對國家最高權力的壟斷，不存在君權世襲，“天下者，天之天下”，“天下諸侯自擇有德之人而歸之，天子不能以天下傳之一人也。不惟無傳子者，亦并無傳賢者”(崔述這里所說的“天”，實際上指的是諸侯，指的是生民百姓)。二是要求調整君臣權力分配體制，反對尊君抑臣，主張擴大臣僚在政治生活中的發(fā)言權。尹會一、陸生楠、謝濟世等人都提出了十分具體的限制君權的政治設想。謝濟世特別反對君主對臣僚的嚴密控制，他針對雍正帝的獨裁統(tǒng)治，直言不諱地告誡乾隆帝，人主“以博覽廣聽為求言，以察言觀色為知人，以親庶官、理庶務、折庶獄為勤政，臣恐其為漢唐雜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三是對作為君主專制行政基礎的郡縣制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不少學者主張恢復封建制，而崔邁則從社會變革的角度，對延續(xù)兩千年之久的郡縣制之命運作了深刻剖析，他敏銳地察覺到郡縣制度正在走向衰微，“前者不必有，而后起者無窮”的政治變革必將到來，并提出未來政治體制有可能出于封建、郡縣之外的卓越預言。他說：然則郡縣之制何以歷唐、宋、元、明而不變？曰：封建之設，不知所起，其可考者自黃帝迄周二千四百余年而后廢。始非不可廢也，弊未極也。自秦以來二千年，郡縣之法日弊矣，安知后世不復為封建也？然天下世變多端矣：封建，一變也；郡縣，一變也；群雄割據(jù)，南北分治，藩鎮(zhèn)拒命，皆變也。變故之來，前者不必有，而后起者無窮。封建之時，不知有郡縣，后世或更有出于封建之外者，未可知也。吾又烏知郡縣極弊之日，其勢何所趨也？

清前期反傳統(tǒng)觀念對社會的影響經歷了一個逐漸擴大的過程。清初以顧、黃、王為代表的激進社會觀、政治觀，雖具有重要的啟蒙意義，但卻不具有代表性，沒有產生社會啟蒙的歷史效果。然而，到雍乾時期，形勢為之一變，袁枚、戴震等反傳統(tǒng)思想家登高一呼，應者云集，反禮教聲震四方。像戴震對理學的批判，開啟了知識界批駁程朱之風氣，章學誠所謂“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圣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即生動反映了戴氏攻朱所產生的明顯社會效應。至于袁枚的思想學說，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士林和婦女階層)影響更大，章學誠稱袁枚反禮教的性情說，使“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于洪水猛獸”。《清史列傳》卷七二《袁枚傳》謂：“(袁枚)名盛而膽放，才多而手滑。后進之士，未學其才能，先學其放蕩，不無流弊焉。”從清前期反傳統(tǒng)觀念的不同命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社會價值體系的變革趨勢，而這種變革顯然是以商品經濟發(fā)展和資本主義萌芽所引發(fā)的社會利益多元化為基礎的。

盡管清前期反傳統(tǒng)觀念無論是其理論成熟程度，還是其所具有的社會影響，均不可與同時期歐洲的啟蒙運動相提并論，但二者也具有某些相似性，這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反對權威崇拜。啟蒙運動繼文藝復興之后，進一步破除宗教神學的權威。像法國啟蒙思想的泰斗伏爾泰就對天主教會、教皇和僧侶進行猛烈抨擊，大膽提出了“消滅敗類”的口號。伏爾泰所著《風俗論》，用大量篇幅揭露教廷的黑暗和腐朽，嚴厲批判宗教狂熱、愚昧和迷信，明確指出''''宗教狂一旦形成，理性就很難占上風''''。當啟蒙思想家們清除對宗教神學的迷信的時候，中國知識界也在清除對程朱理學的迷信。盡管天主教神學和程朱理學屬于不同的思想范疇，但在社會實踐上有一個明顯的共同之處，那就是束縛思想，束縛人們的靈魂。只有將人類從對權威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類創(chuàng)造的靈感才可能得到真正發(fā)揮，社會才可能進步，人類才有希望。正是清前期學術界對權威的質疑與批判，為清代社會的進步奠定了重要的價值基礎。

二是對人的基本權利的深切關注。清代中國知識精英們憤怒聲討理學以理殺人，鼓吹“達情”、“遂欲”，主張為政“便民”、“利民”，反對政府和百姓爭利，實際上是將人的基本權益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fā)點，企圖通過自己對人性、人情的闡發(fā)，尋找到一條維護人的基本尊嚴的道路。而同時期的歐洲啟蒙思想家也高度重視人類生活的改善。孟德斯鳩從人的生命本性中得出四條自然法：和平；尋找食物，以便生存；相互之間經常存在著的愛慕；過社會生活。這一概括和戴震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基本需求作為人性的基礎，強調人性包括欲、情、知三者，且均由血氣心知自然形成，顯然在基本思路上具有相似性。至于這個時期伏爾泰、孟德斯鳩、愛爾維修、盧梭等人所竭力宣揚的人權觀念、自由、平等觀念，則將西方近代自由學說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是反對君主獨裁。啟蒙思想家并不都是共和派，其中也有贊同君主制者，但反對專制獨裁是其共同特點。為了防止專制的出現(xiàn)，孟德斯鳩主張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分立，強調“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和啟蒙思想家相比，中國知識精英們承受著比啟蒙思想家們更大的政治壓力，生活于更加險惡的政治環(huán)境之中。他們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分權方案，沒有系統(tǒng)闡述未來政治構想，但已經提出了''''公天下''''的基本政治理念，提出了對君權進行限制和監(jiān)督的政治主張，表達出臣僚政治人格應該受到尊重的強烈愿望，這在當時需要付出巨大的理論勇氣，甚至是生命的代價。就追求真理的勇氣而言，他們絕不比啟蒙思想家們遜色。

和啟蒙思想相比，清前期中國社會反傳統(tǒng)觀念在理論上的落后，反映了中國近代化過程的滯后，而二者所具有的歷史相似性，則源于這樣一個事實：從16世紀到19世紀中葉，中國和歐洲在社會發(fā)展方向上具有某種共同性，都處于從傳統(tǒng)向近代的轉型階段(當然，轉型的幅度、方式和途徑存在著巨大差異)，商品經濟、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力量，已經獲得相當發(fā)展，社會走向近代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我們可以說，在清前期，從歐亞大陸的一端到另一端，發(fā)生了情況不同的“共時性波動”。

五、余論

對人類歷史而言，近代化決不是一種神秘的社會現(xiàn)象，也并非高不可攀，近代化因素廣泛存在于世界主要文明民族的社會體系(包括經濟體系、社會管理體系和價值體系)之中，推動著這些民族向更高的社會階段發(fā)展。近代化不是西方世界的專利，西方近代化的成功，并不意味著其他民族和國家不可能進入近代社會，更不意味著其他國家社會內部不具有走向近代的因素，或一定要按西方的道路才能進入近代。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發(fā)展道路。一定要用西方社會的近代化模式苛求其他社會，將西方的發(fā)展歷程視為通向近代的惟一正確道路，如果不是西方中心觀作怪，那就是以急功近利的態(tài)度苛求歷史。

清前期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繼承傳統(tǒng)但又蘊含變革的特殊歷史時期，它在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種轉型的態(tài)勢。政府控制的放松，個人自由的擴大，政府管理規(guī)范化程度的加強，為商品經濟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增長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而市場體系的逐步完善，新的生產方式的成長，不但為新的社會觀念的出現(xiàn)準備了肥沃的土壤，而且為19世紀中葉以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近代市場體系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經濟基礎。至于這個時期出現(xiàn)的反傳統(tǒng)觀念，則從價值轉變的角度，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未來。無論是這些知識精英對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的批判，還是對未來社會的朦朧期盼，在歷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預示性，可謂中國步入近代的先聲。雖然不能說19世紀、20世紀的任何進步都和清前期的反傳統(tǒng)觀念存在著直接的因果關系，但也不能否認正是這個時期多元的觀念形態(tài)為未來的社會變遷準備了重要的文化基礎。

在我看來，明清以降中國的近代化過程，可以粗略地分為三個階段：從晚明到清初，是早期近代化的醞釀時期；從清初到19世紀中葉，是早期近代化的發(fā)展時期；19世紀中葉以后是全面近代化的啟動時期。在這個時期，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打亂了中國歷史的正常發(fā)展進程，中國的社會性質出現(xiàn)了明顯的改變。然而，社會性質的改變并不意味著中國既有的近代化因素完全喪失，相反，正是在民族危機的強烈刺激下，中國文化固有的發(fā)展因素獲得改造和加強，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走向進步、走向富強、走向民主的巨大的內在動力。研究中國近代化史，不能置鴉片戰(zhàn)爭以前已有的發(fā)展成就于不顧，不能將1840年前后的中國歷史截然割裂。和西方社會比起來，清前期中國社會的變革是緩慢的，但并未止步不前；是凝重的，但充滿了希望。持續(xù)而不間斷的進步，正是我們民族歷史獨有的特色和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