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社會學國際關系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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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外交行為就是一種實踐，這種實踐受實踐邏輯支配。因為決策者們在面對直接要解決的問題時，過去的經驗/經歷往往是行為的最直接參照;因為人們在許多情形下沒有進行功利的盤算(結果性邏輯)、規范性思考(適當性邏輯)，相互溝通(爭辯性邏輯)，更多地出于直覺、經驗和常識，條件反射地來行事，但并不是實踐就沒有知識的指導。只不過這種知識不同于我們從書本上學到的表象知識(representationalknowledge)，而是一種實踐知識(practicalknowledge)。實踐知識與歷史、個人的經歷、民族的文化背景、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有著直接關系。這樣，社會歷史結構對這一種知識的形成有著重大作用。表象知識是觀察人類某個領域的實踐后，經過抽象概括與歸納得出的、可以表述一般特征的概念和知識。表象知識最通俗并且帶有簡單化的比喻就是理論知識、基本教義、一般概念，或者中國人常說的書本知識。而實踐知識的獲取與歷史經驗相關，它是在過去實踐中或通過實踐、經驗性地習得，或者是難以解釋地習得的。因此，過去的社會結構通過決策者的不斷學習，在決策者心里所產生的指導后來行為的心理結構，被稱之為“慣習”(habitus)。慣習是實踐邏輯的核心。它是塑造實踐的心理體系或結構，即“持久的、可移位的習性體系，(是)預先發揮結構化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s)作用的有組織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s)”。

①這就是說，過去的經歷形成習性，這種習性中蘊含著各種社會領域的結構性影響的歷史沉淀，這種沉淀像一定結構一樣影響著當下人的實踐，使人不知不覺中在特定的條件下表現出某種行為模式。因此，慣習是歷史的，體現著通過歷史的經歷而習得。同時，慣習是由實踐知識構成的，因為過去實踐養成獲得的知識往往在當下不自覺地生成合乎常識的行為。慣習也是關系性的，因為習性體現著主體之間的交往蹤跡。施動者是社會關系的產物，過去實踐產生的習性必然體現著這種社會關系的印跡，社會交往形成的主觀結構遇到相同的場景不自覺地作為一個結構發揮作用，這體現著施動者之間的關系。最后，慣習也是有傾向性的，它使人這樣做，而不那樣做，形成一種行為固定“套路”或模式，好比語言中的語法，同一種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達，但不會脫離語法。慣習的歷史性、關系性和傾向性都與社會結構密切關聯。決策者生活在一個社會之前，既定的社會結構成為決策者獲得實踐知識和養成慣習的“可能性條件”。關系性是社會結構內在決定的社會關系的反映。傾向性是社會結構規定的社會行為框架對決策者產生的行為約束。由慣習指導下的實踐內化了社會結構的各種規范與約束，慣習的傾向性說明，它深受社會結構決定的權力關系、競爭目標和規則的影響，社會結構各種領域的“行為要求”(如功利算計、規范約束和合理性說明)，是“外部性的內化(theinternalizationofexternality)”。①事后可以在實踐中找到各個社會領域規定的功利、合理或規范的理由。這種內化的東西通過實踐體現出來，形成一種“內在的外化”。②正是這種“外化于心，內化于行”的邏輯使得實踐邏輯在“行動”中常常具有優先性，但這種關系又辯證地體現出“實踐邏輯與結果邏輯、適當性、爭辯邏輯具有互補性”。③這種優先性與實踐知識的來源有著直接關系。

實踐知識是人們長期在某個領域經驗的積累，通過不斷的學習與訓練而產生慣習。進而，在什么場景中做什么樣的條件反射，或者經過長期反復地浸淫于各種場域，其中何時何地規范、合理與功利算計發生作用形成了一種“背景知識”，在遇到相同的場景時，不自覺地指導著人的行為。比如一個人在家庭中，他/她不太會對家人進行功利盤算，而更會不自覺地遵守社會要求的家庭倫理。因此，實踐邏輯產生的社會行為體現了一種“內部性的外化和外部性的內化”的辯證關系，④正是實踐感使得“實踐把過去帶入當下，把當下帶入未來”。⑤除了慣習外，實踐邏輯還與場域有關。場域是由三個維度形成的結構化的一種社會構造:權力關系、爭奪的目標和視為理所當然的規則。權力關系是由場域內個體的不平等地位形成的。由于對歷史構成的各類資本(如從經濟的到社會的再到象征的)的控制決定了權力關系的結構和由此產生的個體地位差異。這是一種權力結構。每個場域都是一個社會游戲場．是一個參與者生來就已經存在的游戲場。在其中，角逐者已經有一致認同追求的目標，如政治場域的政治權威、藝術場域的藝術威望、經濟場域的經濟利益、學術場域的學術聲譽，這些構成了場域的競爭目標。這是一種目標結構。而且，每個場域都有一種大家視為當然的游戲規則，即每個參與者按照其位勢進行游戲的既定玩法。

這種習以為常的規則是一種權力的產物，主要是象征性權力的產物，或者說是一種類似于米歇爾•?？?MichelFoucault)所說的話語權。它大體上是一種話語結構。其實，場域就是一種次社會結構，是社會結構在某個領域的反映。這種次結構既是慣習養成的場所，也是慣習發揮作用的場地。個體進入某個社會場域，會依據自己位勢的不同，在歷史沉淀的慣習指引下，自然地、不加反思地產生符合“常識”的適當行動。這種實踐感使其所作所為似乎是切合實際的，即由常識引導的。一個個體在某個領域歷練越久，其慣習越深厚，面對某個社會領域(場域)的各種問題時，就會形成路徑依賴，不假思索地行動(去做能做的事)。實踐感是一種過去在當下的激活，使得施動者在當下本能地做什么，而不必有意識地進行反思或參照書本化的象征知識?；蛘哒f，實踐感使個體能在特定的場域立足于自己的地位，按規則、務實地做能做的事。研究場域與歷史社會學聯系甚密，社會權力關系、社會制度來源與特征都是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內容。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會發現每個國家在對外行為中都有其特點，在實踐過程中彼此存著差異。這與每個國家對外實踐的慣習有關，與決定這種實踐知識有關，更進一步地還與國家的內部文化以及國家在國際政治場域的位勢有關。慣習是由實踐知識決定的。正如每個人的稟性不同，因而在學習的過程中存在差異一樣。每個國家也有自己的稟性，每個民族在其歷史的發展中受自身的文化傳統、歷史經歷、制度特性的影響，這種獨特的稟性形成了每個民族獨特的實踐知識，或者說，實踐知識具有地方性(local)特征。這也造成了民族彼此之間行為的差別性。另外，國家在國際政治場域中的長期位勢，也是造成國家行為差別的另一種因素。在國際政治場域中的位勢是形成國家在國際場合中實踐特征的外在因素。內在的文化與外在的環境決定著國家外交實踐的特征。內在的文化洞悉離不開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外在的場域研究也需要借助歷史社會學。實踐邏輯并不意味著實踐就是遵循保守的原則，使現狀永遠延續下去。實踐本身具有改造客觀與主觀世界的功能。實踐改造物質世界是一個常識，但是改造主觀世界卻與慣習有關，因為慣習是可以移位的。

隨著場域的調整與變化，過去的慣習會隨之逐步地調整，最終發生變化，但這種調整與變化是建立在舊慣習的基礎之上的。權力格局的變化可以說是場域變化最重要的基礎。場域中行為體位勢的變化意味著場域中新的主導者可能重新確定場域的規則。在新的權力格局下，新興力量的出現意味著物質基礎的變化，借助物質力量，通過話語實踐形成新的行動模式，由此它們告訴人們“這就是事物的新狀態”(具體地表述一個新世界)。所以，正是慣習的可移位性是使得慣習順應外在環境變化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改變主觀世界的重要原因。實踐不是一種簡單的絕對重復，而是一種智慧性的反復。實踐的反復性形成的模式化一方面是其維持延續性的重要載體，但另一方面，社會變革也會從實踐中觸發。通過表現的實踐是一個過程，而日常的社會生活狀況是千變萬化的。一個具有實踐知識的人會對這種變化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會不斷調整自己，隨機應變，適應變化，從而做好自己的工作。其實，穩定是實踐的歸遞性(即人們不斷地調動自己應對變化)給人造成的一種幻覺。人們會在隨機的“實踐表現”中必然產生思考與做事的新方式，在這其中的意義絕不會是內在固定與穩定的。①因此，實踐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既維持著延續性也會促進變化。這種變化既能改變物質環境也能改變人們思想中的結構。所以，實踐“是一種物質與理念的動態過程，它既能使結構穩定下來或發生演變，又能使施動者再現或改變結構”。②從慣習變化的角度來看，社會結構的變化是導致實踐變化的根本原因。

具有實踐經驗的個體可以敏銳地察覺這種變化，自動地適應與調整。歷史社會學為研究這種變化提供了工具。從實踐的維度來看，實踐知識、慣習、場域及其變化為我們研究國際關系提供了一個不同于工具理性為基礎的研究范式。社會歷史結構不同于新現實主義單一的結構，它強調各具地方性的變化使得結構呈現多樣性，以及它對慣習變化的不同歷史結構及其變化的重要性。在實踐邏輯下的行為體，沒有單一的人的本質———工具理性，而是在不同文化熏陶下有著不同的心理結構的個體。這種個體還具有隨機應變的稟賦，并不是旨趣單一的“單向性”個體。立足于實踐邏輯基礎的國際關系研究，把變化的國際社會結構和國內社會結構統一起來，個體行為的多彩性因此展現出來。

作者:李濱 單位:同濟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