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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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的城市化戰略中，城市群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為了共同的利益訴求和謀求長遠發展，區域合作成為廣泛的共識。隨著中部崛起、新型城鎮化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方針的提出，長江中游城市群逐步成型，在我國區域發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15年4月國務院批復《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長江中游城市群成為國家批復的首個跨區域城市群規劃。該規劃規定以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體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涉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31個城市，國土面積約31.7萬平方公里。2016年12月《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十三五”規劃》中提出應“壯大長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支撐中部崛起的核心增長帶”。201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意見》明確要求，以武漢為中心引領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長江中游城市群戰略地位愈加凸顯，在我國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在后工業社會，由文化資源、文化氛圍、文化發展水平等構建的城市生活方式，在深層次上決定這一個城市群的發展和興衰。在全球化、信息化、數字化快速發展的今天，作為綠色、低碳的新興產業，文化產業為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提高做出突出貢獻。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結構優化和動力轉換的新常態，長江中游城市群建設完成由戰略構想到國家戰略的升格后，利用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發展文化產業，尋求區域文化產業協同發展，以核心城市武漢、長沙、南昌為中心進行輻射，帶動周邊城市發展，超越傳統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提升區域文化軟實力，促進城市群轉型升級，既應時又應景。

一、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的基礎

長江中游城市群作為新常態下引領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的新的增長極，在歷史文化淵源、交通區位條件、科技教育資源和文化交流合作等方面擁有明顯的基礎優勢。（一）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長江中游地區以荊楚文化、湖湘文化、贛鄱文化為代表[1](p84-93)。湘鄂贛三省具有一脈相承的歷史文化特征，為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提供了堅實的歷史和人文基礎。一是文化相近與人緣相親。文化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相近的文化總是會拉近人們的情感距離。一方面，長江中游地區由于地域相連，歷史上聯系密切，都受到楚文化的影響，對區域合作來說，有著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從地理位置上看，湘鄂贛三省由“一江兩湖”（長江、洞庭湖、鄱陽湖）相連接，其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三大城市群位置毗鄰、人文相融、定位相近，是一個自然的“金三角”，具有組建跨省經濟區的自然基礎。另一方面，長江中游地區歷史上人口流動較為頻繁，尤其是數次由國家層面推動的人口大遷移運動，如“江西填湖廣”，奠定了長江中游地區人緣相親的特定基礎。據統計，兩湖氏族結構中，僅江西一省移民就站60%—70%左右[2](p34-35)。這場歷時久、跨域大的大規模移民運動，對長江中游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對三地的人口地理、經濟地理分布，發生了較大程度的改變，促進了區域融合發展。二是經濟與貿易往來密切。長江中游城市群經濟貿易往來已久。在兩宋以后，江西成為全國經濟發達地區，江右商幫逐漸形成并迅速擴張至全國各地。而湖廣臨近江西，為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動區域。明清時期，湖廣流傳著“無江西人不成市場”的民諺。清末，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張之洞出任湖廣總督期間，學習當時西方先進技術，積極發展工商業，湖北、湖南近代化進程明顯加快，也奠定了現代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此期間，鄂湘贛三省經濟貿易往來更加頻繁[3](p39-41)。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湘鄂贛三省聯系更加密切，尤其是近年來，隨著國家大力實施中部崛起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經濟發展提供了空前的發展機遇，城市群內部的經濟合作日益活躍。（二）優越的交通區位條件。近年來，隨著國家對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通訊等方面的投入不斷加大，改善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推動了區域生產資源要素的合理流動，加快了區域經濟合作的步伐。尤其是高鐵時代的到來，更縮短了人們的空間距離，“千里江陵一日還”成為現實，時空壓縮將改變中國文化產業生態環境和空間結構[4](p63-75)。長江中游城市群由于地域相連，隨著交通條件的逐漸提高，進一步密切了區域聯系。從航空建設來看，長江中游城市群擁有一批現代化港口群——武漢天河國際機場、宜昌三峽機場、長沙黃花國際機場、常德桃花源機場、衡陽南岳機場、南昌昌北國際機場、景德鎮羅家機場、井岡山機場等。從鐵路網絡來看，長江中游城市群境內多條鐵路大動脈穿過，如京廣、京九、滬昆鐵路等，以及眾多的鐵路支線將長江中游地區連接起來，構建四通八達的鐵路交通網絡。從高速公路發展來看，長江中游城市群是全國高速公路最密集的地區之一。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由漢長昌高速環路連接起來，形成一個環路。境內穿過的京港澳、大廣、二廣、福銀等高速，以及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而修建的地域性的高速公路——長張、衡邵、漳吉等[5](p32)，使人們的出行更加便捷，聯系更加緊密。（三）雄厚的科技教育資源。長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教育事業發展迅速，特別是以武漢、長沙、南昌為核心的高新技術區、高校、科研院所、國家重點實驗室等數量多，質量高，為長江中游城市群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為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提供了技術和人才支撐。長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教育資源優勢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高科技技術優勢明顯。長江中游城市群擁有武漢東湖、荊州、長沙、株洲、湘潭、南昌、景德鎮、鷹潭等一大批等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這里匯聚了大量的高新技術企業。2015年武漢市獲批“國家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其戰略目標為“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業創新中心”，戰略任務為“促進產業承東啟西轉移和調整”，積極謀劃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工作。長株潭城市群國家級綜合性高新技術產業帶，擁有三個國家級高新區。南昌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緊跟全球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趨勢，優先發展產業形態和價值鏈處于高端的創智產業，提升高新區的科技實力和發展潛力。二是教育力量雄厚。長江中游城市群科技教育水平高，人才儲備豐富。高校的科技創新服務能力不斷增強，教育、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例如作為全國教育中心之一的武漢，有超過百萬的大學生和數十萬名研究生。龐大的規模和高素質人才充分地顯示了長江中游城市群的科技實力和潛力優勢，為長江中游地區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提供了人才基礎。（四）密切的文化合作交流。長江中游城市群文化相近，其文化合作交流互動也由來已久。早在2001年，湖北電視臺、湖南電視臺和江西電視臺充分利用三大名樓——湖北黃鶴樓、湖南岳陽樓、江西滕王閣的傳世文化景觀和美麗的自然風光，共同舉辦中秋文藝晚會，為觀眾帶來了藝術盛宴。長江中游城市群內部的跨省交流合作平臺逐漸增多，為區域合作提供了支持。2012年7月27日三省簽訂《文化發展戰略合作框架協議》，為今后一段時間的文化合作提供了發展思路。尤其是由于地域相連，文化相近，由咸（寧）岳（陽）九（江）組成的“小三角”的區域合作交流也在順利開展，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的合作提供了樣板；新（余）宜（春）萍（鄉）與長株潭城市群聯系也較為密切，合作機制不斷健全、領域不斷拓展、影響不斷擴大、成效不斷顯現。近些年長江中游城市群文化合作更加頻繁，各種文體活動和聯誼活動不斷，增進了群眾的情誼，密切了區域的關系。如2017年5月1—2日，在位于湖北通城、湖南平江、江西修水交界處的黃龍山，舉行了“第四屆湘鄂贛黃龍山杜鵑花文化旅游節”，吸引成千上萬的三省以及外省游客前來觀賞。2017年12月23日，在湖南長沙舉行“第三屆湘鄂贛皖非遺聯展”，通過展演、展示、展覽、展銷及線上線下宣傳、營銷、體驗等形式，吸引廣大市民參與，提高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多方位展示四省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與保護方面做出的成績。

二、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的意義

長江中游城市群要依托區域內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將資源優勢轉化為產業優勢，大力發展特色文化產業，具有重要的意義。（一）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再現，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體現了人們對城市特色景觀的追求、豐富形象的體驗。將歷史文化資源進行產業化開發，除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增加就業等方面的優勢外，對當地城市形象的塑造也有重要作用。首先，歷史文化資源集中體現了城市性格與品格，是城市文化內涵的外在表現，決定了城市定位的基調，是打破“千篇一律”的城市形象、塑造城市個性的基礎。其次，歷史文化資源具有濃厚的地域性與延續性，見證了城市的歷史變遷，映襯著了當地的特色文化，凝聚了城市各社會主體的精神特質和價值理念，是城市魅力的來源。最后，歷史文化資源具有動態延續性，承載著城市文化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城市的未來發展方向。長江中游城市集群歷史文化資源豐富多樣，深受荊楚文化影響的武漢城市圈，湖湘文化影響的環長株潭城市群，贛鄱文化影響的環鄱陽湖城市群，擁有武漢、荊州、長沙、湘潭、南昌、景德鎮等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大量的歷史文化遺存、風景名勝以及特色鮮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通過對歷史文化資源進行產業化開發利用，可以促進城市文化產業內涵式發展，營造城市空間的人文屬性，發揮歷史文化資源的文化和社會價值，增強城市文化創新，提高市民文化素養，緩解城市化快速發展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充分發揮文化產業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帶動作用，提高城市文化傳播力，塑造獨具特色的城市形象。（二）優化區域產業結構。根據《長江中游城市群空間協調發展規劃（核心摘要）》的研究，長江中游城市群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在GDP總量、人均GDP和地均GDP方面，與國內外城市群存在巨大差距，整體上仍然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區域的經濟發展質量與水平還有待提升。城市群內各城市的產業發展階段也有所差異，除核心城市武漢、長沙、南昌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多數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仍處于工業化中期，若干城市處于工業化起步階段。長江中游城市群內部有較多需要產業轉型的城市。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部、財政部等單位在2008年、2009年、2012年分三批確定了69個資源枯竭型城市（縣、區）。其中長江中游城市群中資源枯竭型城市有武漢城市圈的大冶市、黃石市、松滋市、潛江市、鐘祥市，環長株潭城市群的資興市、漣源市、冷水江市、常寧市、耒陽市，環鄱陽湖城市群的萍鄉市、景德鎮市、新余市、大余縣。這些地方經濟發展往往依靠金屬、礦產等自然資源，在當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以及生態文明城市的背景下，急需產業轉型。發展文化產業是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的客觀要求，符合綠色、低碳經濟的發展方向，對提升產業經濟效益具有強大的“外溢效應”，能夠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作為區域文化中心和聚集地的城市群，應把握好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時機，將文化產業運作成為推動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原動力。長江中游城市群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深厚的文化積淀，如舉世聞名的江南“三大名樓”——湖北黃鶴樓、湖南岳陽樓、江西滕王閣，世界文化遺產、世界地質公園——廬山，宗教文化圣地南岳衡山、龍虎山、三清山，形式多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等等，為發展文化產業提供了基礎。在能源路徑依賴日漸式微的區域發展現實困境下，長江中游城市群通過文化創新創意的融入、科技手段的運用等方式，促進歷史文化資源向文化產業轉化，超越傳統產業發展的路徑依賴，將會促進城市群轉型升級，實現可持續協調發展。（三）促進社會和諧進步。文化產業除具有經濟的特性外，更重要的是精神和社會方面具有非凡的影響力，能夠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文化活動、藝術教育和社區文化參與在增進社會凝聚力、改善城市居住環境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當今文化創意產業發達的地區，大量高端人才的聚集，文化多樣性帶來了城市文化寬容度的提高，創意對于藝術、審美與詩意的倚重帶來了城市的想象力和自由精神[6](p10)，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城市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從而提升城市整體的文化素質，促進城市建設可持續發展，增進人們的情感認同。長江中游城市群在提高城市發展質量，走“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道路上，充分利用自身歷史文化資源豐富的優勢，把握國家將文化產業建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契機，充分發揮資金、技術和高端人才的作用，實施有效的文化產業發展政策，通過對歷史文化資源的深入挖掘、有效整合和合理開發，提升城市群文化發展內涵，提高居民文化素養，增強區域文化的感召力和輻射力，促進社會和諧與進步，創造更多發展價值，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使城鄉居民共享現代化建設成果。

三、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具有深厚的基礎，但是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歷史文化資源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還沒有充分挖掘出來，有較大提升空間。（一）文化產業協同發展力度不夠。實現區域發展一體化是區域合作的重要目標，也是推動經濟跨越式發展的重要力量。從整體上看長江中游城市群仍處于區域合作的初級階段，即城市的布局合作，仍需要各方積極開展工作，促進區域產業協同發展，密切企業之間的聯系，重點是在區域合作的布局上制定統一規劃[7](P10)。從資源配置看，要促進產業發展的基本生產要素以及人才、資金、技術等資源的合理流動，促進產業協同發展，實現互利共贏。同時，也可以帶動其他產業合作發展，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一體化發展。但是在當前我國城市群建設過程中仍以產業、交通為中心的經濟型為主，評價標準也主要是一系列經濟指標，這就在頂層設計上決定了城市群發展將會走上“經濟型城市群”的發展道路，對歷史文化資源的認識還不充分。盡管在規劃和實施方案中“文化”一詞頻繁出現，但由于規劃編制的基本立場和評價標準并未改變，文化充其量只是一個“擺設”，不可能與經濟發展和人口集聚平起平坐[8](P006)。盡管《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中提出要“發揮各地資源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和“共同推動文化繁榮”，從政策上支持長江中游城市群進行區域合作發展，尤其是在文化領域，也給出了相應的理論指導，但是長江中游城市群在實際開展合作時，還是以經濟、交通為主，在文化產業領域協同發展力度還不夠，也存在區域文化合作機制還不健全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落實政策，加強協同創新力度。（二）文化資源內涵挖掘不深入。文化資源具有文化和經濟雙重屬性，文化資源也是一種經濟資源。歷史文化資源作為一種承載著文化知識、文化信息和意象的綜合性文化資源，在產業化開發中起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隨著人們經濟生活水平的提高，歷史文化資源中所包含的各種文化價值、藝術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能夠滿足人們了解歷史文化知識、探究歷史奧秘等方面的需求，能夠開闊眼界、拓寬視野，提高文化素養。這樣通過將歷史文化資源進行產業化開發，并積極與其他產業相融合發展，在滿足消費者精神需求的同時，也給生產者帶來可觀的收益，充分發揮了歷史文化資源的價值和效用[9](p96-101)。長江中游城市群保留了大量的可供開發利用的歷史文化資源，但是目前其對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和利用往往還停留在表面，仍缺乏對資源內涵的淬煉和提升，許多重要歷史文化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導致了資源開發的低水平和簡單、粗放化，制約了文化業態的升級。例如各個城市幾乎都在打造歷史文化街區，但其打造的方式都以建設大量的仿古建筑為主，尤其令人惋惜的是，部分開發者會將原有的建筑拆除，建設新的“古建筑”，在這樣的景區內，沿街商鋪也缺乏地域特色，所售商品缺乏文化創意元素且質量堪憂。而多數游客是希望在歷史文化景區得到未知的、新鮮感的信息，真正去了解文物、遺址、或某一建筑富含的文化內涵。再如一些城市在進行歷史文化旅游開發的過程中缺乏整體規劃[10](P188-192)，未能對歷史文化資源做全面梳理，不能深刻領會歷史文化資源內涵，尤其是在一些歷史景區，游客往往只能“走馬觀花”游覽而難以產生心靈和情感的共鳴，需要深入挖掘歷史文化資源內涵。（三）文化資源整合不充分。長江中游城市群很多地區的歷史文化資源從整體上看都具有極大的經濟文化市場價值，但是具體到單個文化類型來看，無論是物質文化資源還是非物質文化資源大都處于一種零散、分散的原生狀態，并沒有充分整合起來。如名人故居和各種紀念館，多以觀賞的形式來呈現，缺乏和周邊景區的整合，開發較為低效，導致產品層次較低，利用率不高，不能產生較大經濟價值[11](p7)。在現代文化產業發展中，單一的歷史文化資源及其表現形式難以獲得廣泛的傳播影響，只有將這些獨立存在的歷史文化資源的不同要素和資源有效地整合起來，使其建立一種有機聯系，發揮整體驅動效益，才能激發它們的活力，使分散的歷史文化資源轉變成系統、有組織的經濟優勢。此外，武漢城市群、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之間存在競爭與合作的關系，其內部也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在資源整合方面，行政區劃、地方利益的沖突與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歷史文化資源的整合。而且現有歷史文化資源分散在文化、文物、旅游、宗教等多個部門管理，條塊分割現象較為嚴重，所牽涉的部門較多，不便于集中管理，不利于文化資源的綜合開發利用[12](p5-13)。與上述問題相對應，目前長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區文化產業發展也存在不均衡的問題，大型文化企業數量少，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帶動作用不強，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產業集群，影響規模效應的發揮，這同樣不利于區域歷史文化資源的有效整合。（四）文化創新能力不足。創新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也是文化產業發展的不竭動力。一定時期的文化資源既來自于對先前文化的傳承，又來自于持續不斷的創新。隨著時代的變遷，科學技術的進步，創新環境和條件的改善，這些都為文化資源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構筑了堅實的基礎。簡言之，文化資源創新是指通過采取新認識、新思維、新方法等手段，在制度、技術、理念等方面實現新突破，對現有文化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使文化資源以新的姿態出現在社會公眾面前，產生具有獨特性的文化產品或服務，以滿足大眾的需求。如根據歷史文化事件或歷史文化名人，設計制作新的動漫游戲產品；改編傳統文學資源或網絡文學作品，制作符合當代人審美的影視作品，等等。目前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在產業化過程中創新能力仍稍顯不足，使得文化產品缺乏特色，影響了市場競爭力。一方面，缺乏創新性思維，對歷史文化資源內涵挖掘不深入，大多處于低水平重復開發狀態，表現形式較為單一，衍生產品開發不足，沒有形成可持續的文化產業鏈。另一方面，文化產品出現同質化現象，盲目跟風，某種文化產品流行之后，就會有一大批類似產品出現，并沒有真正發揮創造力，生產創新性文化產品。

四、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發展存在問題的原因

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發展中存在的上述問題，有著深刻的歷史與現實原因。（一）文化認同感不足導致凝聚力缺乏。通常情況下，城市區域合作的模式、進程、性質和特征都會受到區域文化的極大制約。相似或趨同的區域文化，對城市合作有著重要的影響，尤其是在經貿往來方面，能夠有效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合作風險。區域文化認同有助于促進城市間的文化、生產、市場等要素的流動，提升城市區域文化的凝聚力。在我國現有的經濟帶或城市群（圈）中，文化都起著“基底”作用。例如長三角城市群經濟發展融合度較高，與這一地區自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開始而逐漸形成的文化認同感有較大關系。通過文化的考察可以發現，從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時期已經開始“文化一體化”，春秋戰國時的“吳越文化”推動了其一體化進程，經過魏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文化融合，以南京為中心推動了它的高度發展，明清時期、民國時期都一步步推動了這一區域的文化一體化。再到國家提出“改革開放戰略”，長三角城市群具備了文化上的高度認同感和文化聯系[13](P7-15，191)，為其區域經濟社會文化合作提供了文化基礎。與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相比，長江中游城市群的這種文化認同感、文化帶動力和凝聚力還稍顯不足。劉士林、劉新靜在《中國城市群發展報告（2016）》一書中認為目前正在實施的城市群規劃大多以交通和產業來引導發展，城市群的合作主要由政府部門主導，企業參與，后發城市群的成長摻雜了許多政治因素，缺乏一種對城市群內部的文化一致性和認同感。在國際研究領域，衡量城市群的發展水平較常見的也是產業分布和交通設施建設，但很多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西方學者均表示，城市群或城市體系的文化共同性是城市群建設的深層次因素。特別是長江中游城市群及長江經濟帶的三大跨區域城市群急需制定城市群以及整個經濟帶的文化發展戰略，以文化的共同性和認同感作為城市群以及整個黃金水道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深層基礎[8](P77-78)。長江中游城市群應加深對城市群的整體認同感，以增強凝聚力。（二）行政區劃的阻隔影響區域協作。由于受傳統的行政區劃、行政觀念的影響，在進行區域合作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會人為地制造諸多不利的政策和體制方面的壁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生產要素資源的自由流通，增加了跨地區交易成本，限制了區域資源的合理配置，客觀存在的行政區劃邊界成為不同區域政府之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體制性障礙。在現代市場經濟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的文化企業成為發展常態，在新時代也被賦予新的意義，這也會引起各方利益分配的問題。傳統意義上的區域文化產業是指“某一個行政區劃地域內的文化產業”，長江中游城市群跨度大、范圍廣以及產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現實條件決定了長江中游城市群文化產業建設不能局限于行政區劃。為更好地促進區域內文化要素的合理流動，推動文化產業成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支柱性產業，長江中游城市群內部各區域應主動打破原有的行政格局的分割，實現跨區域協同發展，為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要進一步發揮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文化活力，促進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發展，進一步加強地區合作，降低貿易成本[14](p1-7，22)，以構成互補合作的重要條件。（三）農耕文化與內陸意識阻礙創新發展。文化傳統是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根據人們的生產生活實踐逐漸形成的，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在當代依然產生重要作用。“以農為本、以土地為本”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對傳統農業社會有著深刻的影響。這種長期平穩固定的生產生活方式，勢必會對人們的心理態勢造成一定的影響。農業生產的周期性以及穩定性，促使長期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的人們產生封閉循環的思維方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又滋生了人們滿足于現狀不思進取的意識。這種思維方式和意識長期制約和影響著傳統農業區人們的思想和價值觀念。長江中游城市群地處中華文明的搖籃——長江流域的中心地帶，具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和人文傳承，深受傳統農耕文化的影響，致使這一地區承受重農抑商的思想觀念較深，使得封建小農意識根深蒂固，商品經濟起步遲、發展慢，市場觀念較為淡薄[15](p208-209)。關于內陸意識，趙凌云（2008）認為內陸意識相對于開放經濟而言是封閉的；相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是以官本位為主的；相對于創新型經濟而言是較為保守的。因此，任何不符合開放、競爭和創新要求的意識形態，都是內陸意識[16](p27-29)。當前，長江中游城市群農耕文化與內陸意識難以快速轉變，集中表現為市場觀念和創新發展意識不足，土地、人口和環境保護存在瓶頸[17](p29-35)，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長江中游城市群文化產業的創新發展。

五、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發展的對策

產業化是將歷史文化資源優勢做強做大的重要途徑，只有注重圍繞城市群、產業帶的新格局規劃和布局，增強區域文化認同，改革體制機制，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等等，才能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又好又快發展。（一）增強文化認同，促進交流合作。城市群內各成員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會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增進合作交流，尤其是在文化產業領域，增強互相之間的理解與信任，不斷積累社會資本，促進文化要素的自由流動。同時，通過整合區域文化資源，有效配置生產要素，使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針對城市區域快速發展的局面，要有整體觀念，在區域合作中形成追求利益“雙贏”的發展理念，建設城市區域有效競爭、合作發展的“文化共同體”。在文化產業發展實踐中，應推動文化產業跨區域互動交流，加強區域文化企業聯系，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參與到區域文化產業的競爭與合作中，促進資源共享，達到多方共贏，使區域文化資源利用最大化，最終實現利益的共享。長江中游城市群在區域發展中必然要增進互相交流與合作，以便在全國日益激烈的區域競爭格局中形成特有的中部優勢。長江中游城市群在歷史文化產業化的過程中，要推動區域文化產業的聯動發展，各城市要突出自身特色文化、揚長避短，形成以歷史文化資源為基礎，依靠技術和創新能力為核心形成的文化產業競爭優勢。推動區域文化產業聯動發展時，還要將文化要素集聚起來，為區域合作交流提供便利。（二）改革體制機制，激發文化活力。體制機制順暢與否，對產業發展至關重要。作為跨省域的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順暢的體制機制、完善的產業發展相關政策對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顯得尤為重要。推動區域文化的聯動發展，就要以體制創新作為突破口，遵循文化發展的規律，形成大城市群的強大文化合力[18](p98-105)。鑒于此，長江中游城市群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必須要對文化產業管理體制進行深化改革。一是要轉變管理理念。應充分認識文化產業發展特性，尊重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律，開拓思路，轉變管理觀念，突破“條塊”分割模式的束縛。二是要積極創新文化產業管理方式與領導體制。應改變思維方式，提高文化行政管理部門的主動服務意識和能力，提升工作效率，創新服務理念，為文化企業發展提供必要的支持與幫助。三是要建立政府文化合作機制。應依托中央政府利好政策，依靠區域內各城市政府間對區域整體利益，通過協商等手段達成共識，運用組織和制度去推動一體化發展，激發區域內文化企業的活力。在具體實踐方面，可以建立文化產業協同發展的信息與科技共享服務平臺，促進文化信息的快速流動。（三）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產業集聚。如果一個地區在某種產品的生產上有較低的機會成本，那么該地區就具有生產這一產品的比較優勢。在比較優勢的驅使下，專業化生產和貿易逐漸出現。羅森塔爾和斯特蘭奇（RosenthalandStrange，2001）指出，相比于其他產業，創新性產業會因為人才、資金、技術等的因素，更加容易凝聚起來，形成產業集群[19](p42-49)，地理上的相互接近使得人們相互交換知識變得更加容易。在國際社會，一些引起消費者偏好的產品，總是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聯系起來。這個地理信息賦予了產品更多的文化價值和內涵，使人們看到某種產品就會想起它的生產地[20](p19，48)。如巴黎的時裝、日本的動漫游戲、韓國的電視劇、意大利的手工制品等等。從文化產業發展的內在機理來看，為了獲取最大的資源優勢，文化創意產業主體總是希望與其相融合產業的創意主體進行集群發展，通過創意與文化內容的多樣性互動，對高新技術、創意人才等產生強大的吸引力，形成較大規模的經濟單元，方便區域內企業溝通交流合作，并在技術創新導向下加快產業間的融合和業態創新以及產業集聚[21](p42-49)。為了實現長江中游城市群文化產業布局空間集聚的文化和經濟效益，應深入挖掘歷史文化資源內涵，充分整合歷史文化資源，發展壯大文化企業，打造文化產業集群，形成文化產業的規模效應[22](p96-101)。（四）實施創新驅動，提升科技含量。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網絡、現代通訊及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為歷史文化資源產業化以及文化新業態的出現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開拓了新的發展領域。歷史文化資源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和因素轉化成為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其中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因素。在文化產業發展中，尤其是在新興文化業態發展中，創新必須要與技術相結合，促進文化產業又好又快發展，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文化資源的價值。現代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在具體實踐中，長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可以利用現代科技，促進優秀歷史文化資源數字化和創意轉化。如借助互聯網、虛擬現實技術、3D打印技術等科技手段，利用創意元素，使歷史文化資源以全新的形式和業態呈現在大眾面前，從而滿足公眾尤其是青少年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實施數字內容創新發展工程，鼓勵對藝術品、文物、古籍、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轉化和開發利用，實現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依托文化文物單位館藏文化資源開發數字文化產品，提高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等文化場館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增加體驗式產品應用，促進歷史文化資源和現代數字技術的融合發展，與時俱進，融入新時展需求，推動文化產業優化升級。

作者:張蕊 單位:鄭州輕工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