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歷史文化與秦亡關系研究

時間:2022-11-03 03: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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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歷史文化與秦亡關系研究

【摘要】統一性與延續性是古代中國文明最重要的特點。在諸侯爭霸的春秋戰國時期,統一逐漸成為列國紛爭的趨勢與歸宿,最終充當這一統一大業角色的是秦國。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發展經歷,秦國形成了異于中原的鮮明文化特質,秦政治文化具有很強的軍事色彩和集權色彩,這種特質在統一事業中功不可沒。秦上承三代,下啟兩漢,處于歷史轉型時期,在政治制度的變革過程中探索失敗,從而淪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試驗場”,并為后世統治者戒。

【關鍵詞】秦文化;秦朝滅亡;軍事化

在中國史學界,秦朝滅亡原因的探討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是中國古代史學習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問題,無數學者都曾提出過自己的觀點,傳統觀點概括道德問題、階層政治問題、社會文化沖突問題等原因。從歷史發展大勢來看,周秦時期是歷史大變革時期,在這其中秦朝似乎扮演了一個“試驗場”的角色,其命運頗具“悲劇”色彩。筆者認為:秦具有一種“試驗場”的特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秦由于其地理位置和歷史經歷,形成了與中原地區迥異的政治文化特征,具體表現為秦政治文化具有很強的軍事色彩和集權色彩,在列國政治文化變遷中它近乎“異端”。第二,秦處于封建時代與帝制時代過渡的特殊階段,處于貴族制向官僚制轉變時期,面臨新問題與新局面。第三,秦朝的政治文化因為其探索性和先驗性,被后世統治者作為樣板來借鑒。從春秋戰國的具體紛亂戰爭情形來看,統一是大勢所趨。然而在歷史進程中扮演統一角色的秦,卻并不完全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政治文化的衍生品,具有別具一格的文化特質。秦人早期居住于東方,后遷到西方,地處西北,與西戎聯系密切,受到其文化、風俗上的影響顯著。例如,艾萌范就認為秦文化具有明顯的游牧文化特征。長期與戎狄的戰亂之中,秦文化具有明顯的軍事化色彩和集權色彩。秦襄公時,因秦護送周天子有功,被封為“諸侯”,賜“岐以西之地”,秦始建國。秦建國之后,為了自足與自身發展,進入了與戎狄長期周旋的時期?!扒啬芄ブ鹑?,即有其地。”秦穆公時,“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立國前已經與西戎進行了70余年的戰爭。立國后,又經歷了90余年戰爭,才在岐西之地站穩腳跟。這使得秦文化先天具有軍事色彩。黃留珠認為,這種軍事性質突出表現在“擇勇猛者而立”“特殊的庶長制”“以置縣為主要的統治方式”。而這種軍事色彩又使得秦文化具有集權色彩。

秦在立國之初,秦就實行中央集權的統治,全國土地皆由國君直接控制。秦在戰爭勝利后,所占之地直接由國君委任的庶長進行軍事統治,通過軍隊對地方控制,使得秦國軍事具有中央集權的特點。秦早期建筑的宏偉規模,被認為是秦國專制君權較早展現出來相當之高的政治控制和社會動員能力。戰國以來,商鞅變法深刻地改變了秦國。商鞅變法使得秦國更加遠離貴族政治的影響,而向權力集中、效率第一的方向猛進。由于長期與戎狄的戰爭,秦形成了獨特的政治文化特征,走向了與周文化傳統截然不同的道路,具體來說,由于特殊的歷史經歷,秦文化崇勇尚勇,高度集權,富有進取心和征服欲望,加上法家的變革,使得秦政治文化具有濃厚的功利和實用色彩。與中原地區強調重仁義道德的主流文化不同,秦文化更多囊括了游牧文化的特質,因其特殊的歷史經歷和社會性格,它的政治發展相對于三代之后周政權的演變來說多少有點“插入”的意味。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來看,秦朝所處的歷史階段實屬于一個過渡時期,是乾坤倒轉的“大世變”。不是局部的、一事一項的變遷,而是由一系列相關性變動構成的一種大變局。這不只關系著治道、政術、教化,更關系到政體,亦即國家體制的大變局。在這種過渡時期實行的政策,往往具有先驗性。以郡縣制為例,秦朝廢除分封制,系統推廣郡縣制,但郡縣制沒有發揮相應的作用。秦統一后,圍繞是否實行郡縣制,曾進行過兩次辯論。丞相王綰建議“請立諸子”。秦始皇讓群臣討論,廷尉李斯認為郡縣制是安寧之術。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意見。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就是否推行郡縣制,又發生了一次御前辯論。李斯批駁了博士淳于越“師古”的主張,肯定郡縣制的作用,而后又有焚書的舉動,得到秦始皇的認同。在全國廢封建、行郡縣,是為秦制,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大進步,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王家范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的范疇中,這是最為深刻的一次具有時代轉折意義的變遷。推行秦制的背后,是為了實現文化上的統一,把秦法推向全國。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卻遇到了困難。秦以郡縣治東方,用秦吏奉秦法“經緯天下”,移風“濯俗”,結果激起東方社會的反抗,楚人、齊人和趙人的表現尤為激烈,這其間包含著區域文化的差異與沖突。秦政因為其“試驗”性質,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后世政治家借鑒的模板,其中以漢初對秦的反思最具典型。漢帝國中的士人,尤其是儒生,將秦文化作為一個反面樣板加以評論,推動著帝國體制向與“秦政”頗為不同的方向演化。起初,劉邦不事詩書,陸賈對曰:“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面有慚色。后來劉邦在平叛英布的回京路上,特地繞道去了曲阜,以隆重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開中國歷史皇帝祭祀孔子之先河。此舉非同尋常!劉邦年事已高,身體多病,此番不辭勞苦祭祀孔子,可能是陸賈《新語》已對他起了作用。漢初,劉邦集團意識到不能強制將漢法推廣到全國,于是推行郡國并行制,列爵封土,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實質就是允許東方王國在一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從俗而治。這是在借鑒秦朝的政策基礎上作出的理性、務實的決策。當劉邦想廢除臺子劉盈而立如玉的時候,叔孫通回答道:“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嗣?!笨梢钥吹?,秦已成為漢朝施政的重要參考對象。漢武帝是極有作為的君王,在位50余年,他的登基標志著西漢繁榮強盛時期的到來,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整個帝國范圍內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大一統格局在這一時期得以形成,中華文明得到極大發展。但是在漢武帝晚年,卻面臨內憂外困的局面,長期的對外戰爭使得國力衰退、民生疾苦,其所作所為顯示出明顯的“亡秦之跡”。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認為“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這是非常深刻的。因為有亡秦的歷史可以借鑒,所以政策有變更的余地。在國力疲弱、內亂不斷、外戰失敗的情況下,漢武帝開始調整統治方針,試圖改變不利局面,所以才有了晚年的輪臺罪己詔的。

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無亡秦之禍,這不得不說是秦的滅亡起了警示作用?!耙笠蛴谙亩Y,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其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备鶕鹘y的史學觀念,夏商周三代,禮治一脈相承,是古代社會最主要的治國方略。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處于大變革時期。法家學說的法家思想大行其道,與秦政相結合,形成了一套吏道獨尊與君主專制下的文吏政治,構成了秦帝國體制的基本形態,并與法家學說相映生輝。法家學說的法治,實際上就是“刑治”,而“禮治”對應著“德治”,從此,如何中和“德治”和“刑治”成為歷代統治者都必須面對的問題。秦制因為其片面的深刻而把刑治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為后世戒。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秦朝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發展經歷,又正處于歷史的轉型期,上接三代,下起兩漢,是新的政治體制的籌備期和建立期,帶有很強的探索意味,從而導致政治行動容錯率及低,稍有不慎便掉入萬丈深淵。歷史告訴我們,封建王朝政治生命只有一次,很難回光返照,且秦朝建立的時間過短,沒有充裕的時間。在歷史大勢視角下,秦王朝成了中國政治文化發展的一個“試驗場”。中國歷史的統一性和延續性特點告訴我們,歷史的車輪依然會前進,秦未完成的使命由漢朝繼承,所謂“漢承秦制”,漢朝經過70多年的積淀,使得國家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籌碼消解新的政治體制的弊端,“漢承秦制”“漢家制度”確立,為封建王朝的政治奠定了基石。對于秦王朝的建立,我們應該欣喜,因為它帶來了新的曙光,給中華民族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對于秦王朝的滅亡,我們應該感到惋惜,它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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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豆雙 單位:寧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