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合作制度框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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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東亞國家主要奉行基于最惠國待遇（MFN）的單邊自由化政策，是支持多邊貿易體系的重要力量。東亞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主要是基于市場力量而不是政府間的制度安排。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改變了東亞國家的政策取向，區域經濟一體化步入制度性安排的快車道。東盟10國和中國、日本、韓國建立了領導人定期會議制度（簡稱10+3），形成了東亞區域合作機制。中日韓都是在東亞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三國在10+3框架內開展對話與協調，對促進三國之間的合作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02年11月，三國領導人在柬埔寨首都金邊會晤，同意適時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可能性的研究。這對促進三國經濟合作、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東亞區域經濟融合具有積極意義。

一、全球地區主義發展的新趨勢

（一）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區域內貿易占全球貿易的比重越來越大

20世紀90年代，全球興起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截止2001年底，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通報的區域貿易協議（RTA）已經達到了179個。WTO的絕大多數成員都參加了一個或多個RTA，RTA成員間貿易已占2001年全球貿易的43%。

國家之間通過自由貿易協議促進經濟融合往往是基于多種動機，例如，依靠經濟融合來防止可能產生的政治或軍事沖突；通過建立自由貿易區擴大內部市場，吸引外來投資，增強國際競爭力；小國借助地區組織增強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的地位；通過有約束力的自由貿易協議鎖定或推進國內改革。關于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是否能實現各國最初的目標，很難得出一致的答案，實際上有一些自由貿易協議已經是名存實亡。然而，在全球范圍內新的區域貿易安排還在不斷增加，其動力不僅來自成員國本身的利益，而且來自外部的壓力。因為多邊貿易體系并不能保證所有國家都可以分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利益，目前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這兩個最大貿易集團的區域內貿易已經占全球貿易的1/3，而且，歐盟將通過接納新成員繼續擴大區域內市場。在美國的積極推動下，以北美自由貿易區為基礎，經濟一體化將擴大到整個美洲，形成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正在形成的兩個更大的貿易集團的內部貿易已經超過全球貿易的40％（表1）。各國為了避免受到兩大貿易集團貿易轉移的損害，或者尋求進入這兩大市場的捷徑，紛紛尋求區域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地區主義的多米諾效應。

表110+3與各主要區域貿易集團的比較(%)

(待發）

注：東盟+中日韓1995年和2001年的區域內出口比重使用的分別是1996年和2000年的數字。

（二）在多哈回合中尋求分享貿易自由化成果的努力

世界貿易組織接受西雅圖會議失敗的教訓，在啟動多哈回合談判時增加了發展的議題和內容，以滿足發展中國家分享貿易自由化利益的強烈要求。然而，從目前談判進展情況看，歐盟和美國似乎并不想就發展中國家關注的農產品貿易等重大問題達成妥協，發展中國家的要求能否在談判成果中得到體現還存在著不確定性。不僅如此，烏拉圭回合的成果也并沒有得到切實執行，例如,紡織品貿易協議（ATC）的執行一再被拖延，而且由于進口國采取新的技術壁壘，貿易自由化的成果被打了折扣。如果多邊貿易機制不能充分發揮推進貿易自由化的作用，不能使發展中國家分享貿易自由化的成果，更多的國家將轉向訴諸地區主義，借助區域貿易自由化來促進和補充多邊貿易機制的作用。

（三）區域貿易協議的成員和內容正在發生變化

過去，區域貿易協議成員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歐盟的成員都是發達國家，南方共同市場、東盟、東南非洲共同市場等則是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如果APEC不能算是真正的區域經濟組織的話，NFTA是第一個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組成的區域組織。現在越來越多的RTA對話或談判是在不同發展水平，甚至跨洋國家之間進行的（如歐盟國家、日本與墨西哥之間）。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來說，各國在選擇區域合作伙伴時，地緣經濟、地區安全和全球經濟戰略等因素似乎顯得更為重要。

RTA有多種形式，其中以自由貿易區（FTA）為核心的制度安排越來越多地被各國所采用。新的自由貿易協議大多超出了貨物貿易的范圍，服務貿易、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技術合作等內容適應了各國擴大合作領域的需要。因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不僅表現在相互貿易的擴大，而且貿易與跨境投資（FDI）的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密切。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投資建立生產網絡，產業內貿易和公司內貿易成為擴大國家之間相互貿易新的動力。因此，通過實行區域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是相關國家的重要政策選擇。

（四）地區主義的經濟效應：貿易創造還是貿易轉移

對地區優惠貿易安排經濟效果的評價是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話題。通過理論分析和列舉案例，有些學者認為RTA的貿易創造效應十分明顯，而有些學者則強調不應忽視RTA帶來的貿易轉移效應。實際上地區優惠貿易安排的利益和成本，或者貿易轉移和貿易創造效應幾乎是同時存在的，各國從自身利益出發都希望獲得區域貿易自由化的好處，而擔心受到貿易轉移的損害也成為各國爭相與其它RTA成員建立自由貿易關系的動力。盡管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不斷地規勸各國不要讓區域貿易安排成為多邊自由化的“絆腳石”，但歐盟和NAFTA還在繼續擴大貿易集團的范圍，在現實面前，他們的說教似乎顯得蒼白無力。對于各國決策者更有用的建議是，在追求區域貿易安排的經濟效率時如何盡量減少貿易轉移和原產地管理的成本。

二、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步入快車道

長期以來，東亞一直是全球制造基地，出口高度依賴歐美市場，區域內貿易發展相對緩慢。雖然90年代東亞區域內貿易比重有所提高，但與歐盟單一市場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以美國為核心市場不同，東亞地區內部貿易的擴大主要依靠產業轉移所導致的生產鏈和價值鏈延長。日本和新興工業經濟將不再具備競爭優勢的產業和生產環節向東亞其他國家轉移，擴大了東亞國家相互間元器件和零部件的貿易。日本在資本品和關鍵零部件生產方面繼續保持領先，而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密集型生產、組裝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東亞產業分工格局的變化密切了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同時也加劇了相互之間的競爭。由于日本調整結構、擴大內需不見成效，新興市場經濟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大傷元氣，東亞區域內市場發展放慢，在與歐美兩大貿易集團的競爭中處于被動地位。現實的壓力迫使東亞國家重新考慮多邊和雙邊貿易政策，擴大內部市場規模是許多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主要動力之一。

（一）中國的積極立場為東亞區域內發展自由貿易關系注入了新的動力

東亞各國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政治關系復雜等因素始終是建立區域自由貿易關系的障礙，各種雙邊、多邊FTA方案的研究和談判進展緩慢。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占全球進口和出口市場的份額不斷擴大，并吸引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流入。東亞其他國家希望

分享中國發展帶來的機遇，同時也擔心在本國市場和第三國市場上與中國之間的競爭。中國的發展需要政治和經濟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為了消除東亞國家對中國加入WTO后經濟崛起的疑慮，通過與東亞各國發展自由貿易關系，開創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新局面，2000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東盟—中國峰會上，中國總理朱镕基主動建議研究東盟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可行性。2001年11月6日在文萊舉行的東盟—中國峰會上，領導人接受了專家組的建議，就開始FTA談判達成共識。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的東盟—中國峰會上，簽署了《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中國在發展區域自由貿易關系問題上的積極立場推動了東亞各國建立區域內和跨區域FTA的進程：2002年1月，日本與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并且在“10+3”會議期間與東盟就建立“全面合作伙伴關系”（CEP）和開展雙邊FTA談判發表了聯合聲明；韓國與智利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也在2002年10月簽署了雙邊FTA協議，正在與新加坡進行雙邊自由貿易談判，同時也在探索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關系。

（二）三個“10+1”是否最優的選擇

按照目前的情況，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有可能形成所謂“軸心輪幅”模式，即中日韓分別與東盟建立FTA，東盟成為區域合作的軸心，而中日韓作為輪幅國，相互之間沒有建立自由貿易關系。就地緣經濟和貿易關系看，中日韓之間的經濟聯系顯然比三國與東盟之間更加密切（圖1）。“軸心輪幅”模式至少對中日韓三國來說，不是最優的選擇。雖然三國可以分別獲得與東盟建立FTA的好處，但三國之間不僅不能得到自由貿易的利益，而且相互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關系可能受到貿易轉移的損害。

圖1中日韓相互出口額占自身出口總額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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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中日韓與東盟相互出口額占自身出口總額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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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左圖正中間的數字代表中日韓三國的區域內出口比重。

數據來源：WTO，東盟秘書處。

對于東盟來說，作為軸心可以通過與中日韓分別建立FTA獲得更多的市場機會和吸引更多的投資。不過，由于東盟內部實行“共同一致”決策原則，每一個成員均具有否決權，這大大限制了東盟秘書處的協調能力。實際上，東盟與中日韓就建立自由貿易區進行談判，并沒有一個機構可以代表東盟的整體利益，而是十個東盟國家分別進行談判，而任何一個成員談判不順利，都會影響其他成員的談判進程，同時與中日韓甚至更多的大國談判，難度可想而知。不僅如此，由于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內部尚未形成統一市場，與多國建立FTA，原產地管理的成本也會很高。

(三)中日韓應在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以“10+3”框架為基礎，在東亞國家之間建立全面的經濟伙伴關系，對于東亞各國來說都顯得越來越重要。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實行外向型發展戰略，經濟增長是依靠外部需求拉動的，出口貿易對歐美市場依賴程度很高。隨著歐美兩大貿易集團的形成和繼續向周邊擴張，已經開始對東亞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一些國家在歐美的市場被區內成員擠占，份額逐漸縮小。1993～2001年，東亞占北美進口的份額由33.5%下降到28.5%。能否通過區域自由貿易安排擴大東亞區域內市場，直接關系這一地區穩定和發展，而在東亞區域合作進程中，大國的作用至關重要。

從經濟總量看，中日韓是全球第三大經濟力量（見表2）。2002年日、中、韓三國總人口為15億，三國GDP分別居全球第二、第六和第十二位，據世界銀行統計，三國GDP總量達57000億美元，占全球的20%。2001年三國出口在全球的市場份額為11.9%，服務進口占全球服務進口總額的12.4%。此外，中日韓是全球最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中、日、韓儲蓄率分別為42%、30%和34%，三國現有外匯儲備合計約9000億美元，占全球外匯儲備總和的40%，巨額外匯儲備為全球經濟發展提供了資本支持(由于亞洲本地缺乏發達的資本市場，這些儲備大部分流向歐美地區)。中日韓經濟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高度依賴區外市場。2000年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分別占中、日、韓出口總額的36%、46%和35%。雖然，三國相互間貿易比重已從1990年的11%上升至2001年的21%，但同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南方共同市場、東盟等區域貿易集團相比，中日韓區域內貿易均處于較低水平。

表2中日韓、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經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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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AFTA區域內投資的數字為1994年按流入量計算。

近年來，中日韓開始重視并積極參與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雖然三國分別在謀求同各自的貿易伙伴建立自由貿易關系，不過，由于中日韓之間的制度性合作發展相對緩慢，無論在全球范圍內還是在東亞區域內，還沒有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協調和討價還價力量。這種狀況與中日韓在全球和區域中的經濟地位極不相稱，也不利于三國之間經濟合作的發展。如前所述，中日韓分別與東盟或其某個成員建立雙邊自由貿易關系，而三國之間不加強合作和協調，不僅每個國家自身獲益有限，而且無法在東亞形成可以與EU、NAFTA相抗衡的區域經濟組織。因此，未來10年里，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能否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日韓之間的經濟合作。

三、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路徑

（一）建立中日韓FTA符合三國的長遠利益

從國際經驗來看，各國在開展區域經濟合作時所采取的模式是多種多樣的。東北亞的區域經濟合作，比較理想的模式是中日韓共同組成自由貿易區，這一長期目標已經得到三國政界、企業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同。

一是出于擴大區域內市場規模的需要。實行貿易自由化，消除三國之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無疑可以擴大相互之間的貿易規模，一個更大的、相對穩定的區域內市場對于三國經濟的發展都十分重要。

自90年代初以來，東亞各國對中國的出口依賴度明顯上升，這其中固然有產業轉移加速導致中間產品貿易量增加的因素，但同時也反映出中國市場內部需求的擴大。目前，中國市場規模已居世界前列。2002年，中國消耗鋼材相當于全球產量的1/4；消費水泥占全球產量的40％以上；高速公路居世界第二位；電話用戶居世界第一位；互聯網上網人數居世界第二位。中國已經確立了在未來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努力使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中國工業化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將繼續擴大內部市場需求，為其貿易伙伴創造更多的商業機會。如果同期中國的進口能與GDP同步增長，預計2020年，中國貨物進口總額將達到1萬億美元。中國不僅需要開發內部市場，也需要開拓外部市場。中國對北美和歐盟市場的出口

依賴程度過高，面臨兩大貿易集團繼續擴張產生的貿易轉移風險，需要發展與周邊國家的自由貿易關系，實現市場多元化。

實現中日韓之間的貿易自由化，對日本、韓國來說更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至少從目前來看，中國無論內部需求增加還是出口擴大都會拉動日本和韓國的出口。

二是出于促進三國結構性調整和降低調整成本的需要。目前中國、日本、韓國的經濟發展都面臨包括經濟體制、產業結構和企業制度等方面的結構調整問題。但是結構調整需要付出代價，在一國內部進行結構調整的成本往往很高，所以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如果在三國之間建立FTA，將促進貿易和相互投資的發展，促進產業的重新布局，經濟效率的提高可能部分抵消結構調整的成本，進而推動三國國內的結構調整。

在三國之間按照比較優勢配置資源，既可以是產業間的，也可以是產業內的。從產業間的分工來看，日本在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應該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農業和制造業將會得到進一步發展，韓國則將介于兩者之間。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會伴隨區域內市場的擴大，以及來自內部和外部競爭的加劇，在三國之間重新整合、布局。從產業內的分工來看，在一些高附加值產品和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產業內，三國間將會在產業鏈的不同生產環節和差異化的產品間開展分工合作。

三是出于地區安全與穩定的需要。東北亞地區的長期和平和穩定是中日韓三國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然而，和平實現朝鮮半島統一，合理解決中日、韓日之間的領土爭端、化解三國之間的歷史積怨，需要在三國之間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存的良好關系。當今世界許多地緣相鄰國家建立自由貿易關系，或多或少是出于地區安全的考慮。中日韓三國FTA的建立，可以形成穩定的、深層次的經濟聯系，增進相互之間的信任，避免在東北亞地區發生政治或軍事沖突。

四是出于增強在多邊貿易體系中討價還價能力的需要。歐盟、北美和東亞是全球經濟實力最強的三個地區，既相互依存，也相互競爭。然而，由于日本經濟長期停滯不前，加上東亞國家遭受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在多邊貿易體系中三個地區之間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變化，歐盟和北美的影響力迅速增強，而東亞國家由于出口過度依賴歐美市場，相互之間缺乏協調一致的立場，在多邊貿易體系討價還價中的地位在下降。通過中日韓三國建立FTA，進而實現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將恢復全球地區間的力量平衡。在利益一致的領域協調立場，是加強中日韓合作關系的重要內容。在亞歐會議、亞太經合組織、10＋3、WTO等國際舞臺上，中日韓可以積極尋求共同點，加強協調與配合。例如，中日韓在推動WTO制定更為嚴格的反傾銷規則、防止這一手段被濫用的問題上就具有共同利益。

（二）完善三國間業已建立的政府間對話、協調機制

1999年11月，在第三次“10＋3”會議期間，中日韓三國首腦舉行非正式早餐會，標志著三國首腦定期會晤機制的建立，隨后三國財政、環境、科技、經濟部長會議機制也相繼建立起來。概括起來，中日韓三邊合作機制如圖3所示。

圖3中日韓三邊合作機制

（待發）

進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中日韓合作機制，是實現建立三國FTA長遠目標的重要條件。目前，東北亞區域合作雖已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總體看來，合作水平還不高，實質性的合作還比較少。這與現有合作機制自身存在的一些缺陷有一定的關系。一是民間參與不夠。10＋3框架下的中日韓三邊合作機制是由官方主導，企業界和學術界參與的程度不高，民間要求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的愿望未能得到充分反映。二是雖然形成了多個領域的部長級會晤機制，但各領域合作之間缺乏協調，沒有形成良性互動，造成整個合作機制的運轉效率不高。因此，加強中日韓合作的首要任務是進一步完善10＋3框架下的三國合作機制（圖4）。

圖4改進后的中日韓合作機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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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考慮在中韓之間建立“全面經濟伙伴”關系（CEP），將原有的三邊磋商機構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一攬子合作機制，以便加強各領域合作之間的關聯性，使整個合作機制更加有效。例如，將某一領域的合作議題提交給一個多部門高官聯席會議來討論，工作效率會明顯提高。

其次，應充分聯合官、產、學三方的力量，在更多層面上開展對話合作。在國際區域經濟合作中，企業、非政府組織（NGO）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中日韓經濟合作長期根植于民間交流，有良好的基礎。應發揮民間交流的作用，采取官民并舉的方式在更多層面上開展對話合作。例如，建立中日韓三邊FTA要基于WTO的有關條款和充分利用10+3的框架，但在制度安排的方式、內容和時間表等方面，三國可能面臨著多種選擇。要提出可以為各方接受的長遠方案，需要政治家的戰略抉擇和妥協讓步，也需要企業家尋找共同利益的所在，更需要學者發揮他們的想象力，超越眼前各種利益集團的矛盾沖突，大膽地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三）在三國之間就區域貿易自由化和產業分工的關系開展合作研究

區域貿易自由化會引導各成員國之間產業的重組，這不僅涉及國家之間的利益調整，而且關系每一個國家內產業部門之間的利益再分配。由于中日韓三國經濟高度依賴制造業的發展和產品出口，而且三國產業既互補又競爭，建立中日韓FTA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否得到三國產業部門的廣泛支持。三國貿易制度安排需要通過政府間談判，但如果把產業部門利益協調的所有問題都留給政治家，談判可能成為馬拉松式的討價還價。

在關于三國FTA的談判開始之前，由學者和產業界的代表就貿易自由化條件下三國產業分工和重組的一些敏感問題進行對話，可能對于加快經濟一體化進程具有建設性的作用。由于企業家不僅關心貿易自由化的宏觀經濟影響，而且更加關心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他們可能愿意與其它兩國的同行交換意見。這種交流如果由研究機構來組織，學者們的參與可以起潤滑劑的作用或者開拓思路的作用，避免對話成為一種商業談判。當然，這種對話并不需要在所有部門進行，而是選擇那些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對三國十分重要而且十分敏感的產業部門，例如，鋼鐵、石油化工、農產品（蔬菜、肉類、水產品等）和電信部門。雖然由學者和產業界代表參加的對話不一定能夠馬上達成共識，但信息交流和建設性的方案無論對參與者還是三國政府都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可以讓人們知道，在通往三國FTA的道路上，還存在哪些障礙，以及克服這些障礙的難易程度和可供選擇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