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經貿友好來往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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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友好貿易”出現的背景；“友好貿易”的發韌與發展；“友好貿易”的政治化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國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蘇關系的惡化，中國的對外貿易重心也勢必要作調整、中日貿易如果能夠迅速恢復起來，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中日貿易三原則及“友好貿易”的具體實施問題、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就成了友好企業的選定團體、思想是戰勝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友好貿易”活動當然也就不只限于貿易本身、“友好貿易”在這一時期得以發展，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的政治環境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20世紀60年代，中日之間有一段特殊的貿易—“友好貿易”往來。它形成于日本內閣更迭、中蘇關系惡化之際。在政治原則，貿易原則，政經不可分原則的基礎上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進行。到了“”期間，其“政治化”色彩愈加濃烈。

關鍵詞:“友好貿易”;中日關系;“政治化”

從新中國成立至中日邦交正?；?0年時間里，中日關系的發展一波三折，經貿往來也起伏不定。20世紀60年代初，在中國經貿關系中史上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貿易形式—“友好貿易”，并逐漸成為整個60年代中日貿易的主要方式。本文試對“友好貿易”的產生背景、發展過程，及其在中日經貿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點簡單的評述。

一、“友好貿易”出現的背景

50年代后期，日本岸信介政府一味地追隨美國，頑固地堅持反共反華政策，致使中日經貿關系基本處于中斷狀態，其他領域的交流也大體中斷。為了改變自“長崎國旗事件”Ci7以來中日關系的僵局，引導中日關系沿著正確的軌道發展，中國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Cz7但是，這些原則提出來以后，岸信介政府并未改變其錯誤的對華政策，而是頑固地堅持原有的立場。這就促使中國政府意識到，只要岸信介政府不垮臺，中日關系就難以改善。岸信介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了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譴責，也引起了日本廣大國民的不滿。1958年以后，日本人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爭取恢復日中邦交的群眾運動?？墒牵缎沤檎畬Υ酥萌糁苈?，仍于196。年6月23日與美國交換了新日美安全條約和新行政協定的批準書。7月15日，岸信介內閣在一片反對聲中下臺。

7月19日，池田內閣一成立，就面臨如何對待中日關系的問題。組閣的當天，他就表示:“對中共的政策未必要采取與美國相同的態度?！彼€聲明，要在對中國采取靜觀政策的同時，“現在就可以搞文化、經濟交流”，對此他將“盡力去做”。(3J池田政府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松動的跡象，對發展中日經貿關系也表現出了較為積極的態度。面對日本政局的變化，中國方面在對池田政府的對華政策進行觀察的同時，也認為在此日本政局轉換之際，為使已幾乎中斷的中日民間交流得以恢復并發展，最終實現中日邦交的正?；斜匾獙θ照咦鞒鲞m當的調整。

與此同時，由于蘇聯領導集團堅持大國沙文主義，在中蘇共建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等有損中國主權問題上未使中國就范之后，不斷采取惡化兩國關系的舉動，致使中蘇兩黨50年代中期出現的一些理論分歧，進一步演化為兩國關系的疏遠。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蘇聯在華專家，并且不等中國答復，就將專家撤走，隨后又撕毀合同，停止對中國重要設備的供應。蘇聯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巨大的困難和損失。由于建國初期實行的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國的對外貿易以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主要對象。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中國的對外貿易重心也勢必要作調整，而且此時中國正值經濟困難時期。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確保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必須尋找新的對外貿易途徑，中國開始把對外貿易的眼光更多地轉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外。

針對池田上臺之際要擴大中日經濟、文化交流的表示，中國決定將業已倒退的中日經貿關系重新拉向前進。在池田組閣不久，中國政府就適時地提出了“貿易三原則”01960年8月19日，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應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主席廖承志的邀請，來華考察經濟。8月27日，會見了鈴木。談話中，指出:過去中日雙方曾搞過民間團體協定，想通過民間協定來發展兩國的貿易，經過岸信介政府這一段時間，證明這種做法行不通，原因在于岸信介政府對民間協定不僅不采取承認、保護的態度，保證民間協定的實施，而且采取敵視中國的政策加以破壞。中國不能容忍這種行為，只好將中日貿易往來停了三年多。根據中日兩國人民的愿望，中日貿易如果能夠迅速恢復起來，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但池田政府的態度的究竟怎樣，中國還要看一看。因此，“我們現在提出貿易三原則，就是，一、政府協定;二、民間合同;三、個別照顧’。對于這三項原則，還逐一作了說明。特別是在談到民間合同時，表示，在條件成熟時可以簽訂兩國民間貿易的合同。政府協定總的來說，要在兩國正常關系恢復以后才能做到，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政府協定一時還沒有實現的可能性，但這并不等于中日之間不可以做買賣，只要日本的某個企業同中國的某個公司雙方表示友好，又根據雙方的需要，就可談判簽訂合同，做一筆定期的生意，如果合同履行得好，雙方關系也好，也可以把短期合同變成比較長期的合同。這個談話，實際上為隨后啟動的“友好貿易”定下了基調。

這年9月10日，接見了日本社會黨擁護憲法特別委員會委員長穗積七郎和日中友協常任理事吉田法晴、長谷川敏三等，并將8月27日的談話記錄交給了他們。9月12日，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副主席雷任民同穗積七郎等人就中日貿易三原則及“友好貿易”的具體實施問題進行會談，并對幾個重要問題達成了共識:一、關于新的民間貿易協定何時開始，中方表示，日本方面何時選定了友好商社和友好企業，并介紹給中國，這種新的貿易方式就可以起步。二、關于支付方式，中方提出每一項貿易都用開信用證的方法，至于輸出方面，是中國先輸出還是日本先輸出，由日方考慮，但基本上維持輸出輸入平衡。三、今后的貿易中斷問題，除一了業務方面的原因外，中方還提出一項政治條件，即日方如果違反中日貿易原則，采取敵視中國而非友好的態度，中方則有權取消與之訂立的契約和合同。四、友好標準，中方提出，只要擁有對中國友好的愿望就可以，至于表現的方式，則不一定要求統一。Cs7這次會談，解決了啟動友好貿易的許多細節問題。

二、“友好貿易”的發韌與發展

中方提出中日貿易三原則時，日本一些企業對“友好”、“照顧”這樣的提法表示不理解，認為買賣就是買賣，不用講這一套。不過，許多日本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中國方面提出貿易三原則為前提，重開中日貿易十分歡迎，表示愿在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之下，與中國恢復和發展貿易。于是，新中國對外貿易史上一種特殊的、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貿易方式—“友好貿易”趁勢出現，成為60年代中國對日貿易的兩種主要方式之一(另一種為隨后產生的“備忘錄貿易”，即LT貿易)。

所謂“友好貿易”，顧名思義，與中國有關公司進行貿易的日本企業，必須是對中國友好的企業。但是，對于友好企業的選定，中國方面并沒有打算由自己確定。中方負責“友好貿易”的組織是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它將友好商社的選擇權委托給對中國友好的日本貿易團體和友好人士。這樣，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就成了友好企業的選定團體。由它們將其認定的友好商社和友好企業向中國國際貿促會推薦，經過中國國際貿促會認可后，這些友好商社和友好企業就可以直接同中國的貿易公司聯系，進行商貿洽談，簽訂民間合同。

1960年11月4日舊本日中貿易促進協會開始介紹17家商社給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作為民間個別貿易商社。11月5日，在中國簽訂了重開中日貿易的第一號合同，“友好貿易”開始啟動。1961年2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山本熊一率領日本經濟友好訪華代表團來到北京，受到中國有關方面的熱烈歡迎。2月18日，雷任民在會見代表團時解釋說，友好商社即是不敵視中國的商社，不在于公司規模大小。4月15日，中國春季廣州交易會開幕，共有38家日本友好商社首次應邀參加商貿洽談。交易會期間，日本友好商社和中國有關公司簽訂了340。萬英鎊的貿易合同。在同年的秋季廣交會上，又有45家日本商社參加，并與中國相關公司簽訂了1800萬美元的合同。這兩次合同雖然數目都不是很大，但它與1959年和1960年的中日貿易相比，仍是一個不小的進步。據中國外貿部統計，1960年的中日貿易總額僅為10萬美元，而且全為中國進口。

友好商社在政治上的特點是積極主張實現中日邦交正?；鞔_表示支持中國提出的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以及政經不可分原則。對這些原則的態度及它們在日美安全條約斗爭中的立場，是中國方面衡量其是否可以參加“友好貿易”的主要標準。應該看到，“友好貿易”既是中國政府為打開被岸信介堵塞的中日貿易渠道而采取的靈活變通措施，又是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一種特殊的貿易方式。“友好貿易”的產生表明，中國一方面重視中日貿易關系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堅持政治與經濟不可分離的立場。這在當時池田政府沒有明確表示要改善中日政治關系的情況下，“友好貿易”不失為一種切實可行、突破中日關系冰期的舉措，它雖然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但對于改善50年代中期以來一度萎縮乃至幾乎斷絕的經貿關系，以及處于僵持狀態的中日政治關系所起的作用，仍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友好貿易”經過一年的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果。1962年12月，應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主席南漢哀的邀請，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理事長鈴木一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宿谷榮一和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關西本部專務理事木村一三來中國訪間，并就進一步發展中日友好貿易問題同中國國際貿促會進行商談，雙方在有關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12月27日，雙方正式簽訂了《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和日中貿易促進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關西本部議定書》及附屬備忘錄，該議定書又稱《友好貿易議定書》。

《議定書》充分肯定中日貿易三原則提出以來，“中日兩國人民間的友好貿易，在兩國人民間的積極支持下，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對促進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起了重要作用”川。雙方一致確定，要以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為基礎，繼續為“友好貿易”的發展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實現而共同努力?！蹲h定書》對“友好貿易”這種方式作了充分肯定，認為它是“中日民間貿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并在已經建立起來的良好基礎上，有廣闊的、光明的發展前途”CB]《議定書》還確定，雙方同意在對方國家單獨舉辦商品展覽會，日本商品展覽會將于1963年年內在北京、上海舉辦，中國商品展覽會將在1964年內在東京和大阪舉辦;雙方還同意互相邀請經濟貿易界人士和有關團體進行訪問，為促進中日間的技術交流而努力。附屬備忘錄共六條，主要是確定雙方舉辦展覽會的具體問題?！蹲h定書》的簽訂，進一步推動了業已起步的中日“友好貿易”。幾乎與此同時，“中日備忘錄貿易”(即LT貿易)也開始起步。

三、“友好貿易”的政治化

60年代初出現的“友好貿易”，本來是政治色彩較濃的一種貿易方式。1964年底，反共反華的佐藤榮作內閣上臺執政，中日關系再次嚴重后退。中國也就展開了對佐藤政府敵視中國政策的猛烈批判。兩國政治關系的惡化，必然影響經貿關系的發展。加之1966年夏季開始中國發生“”，致使60年代中期以后的“友好貿易”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濃。

1966年10月，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因故解散，日本從事“友好貿易”的團體實際上只剩下日本國際貿促進協會一家。1966年以后，該會同中國國際貿促會發表了大量的會談紀要、共同聲明及議定書。在這些文件上，日方在政治見解上完全遵照政治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同中國的政治立場幾乎保持了一致。1967年2月27日，中國國際貿促會同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發表的《關于促進中日兩國人民友好貿易議定書》一開頭就說:“全世界越來越多的認識到，思想是戰勝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偉大的思想的光輝，照亮了各國人民的解放道路?！彪p方在議定書中，關于“”、越南戰爭、政治三原則等間題的認識，幾乎沒有差異，使用的也是“雙方指出”等字樣?！蹲h定書》上還說:“日方根據日本產業貿易界各階層的絕大多數和廣大日本人民要求促進日中貿易的愿望，決心同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日本反動派和一小撮日本修正主義者企圖破壞中日貿易的一切陰謀活動作不懈的斗爭，徹底清除一小撮日本修正主義者在日中貿易界中的惡劣影響?！贝ā蹲h定書》中首次提出發展中日關系要同“四個敵人”作斗爭，中國方面還一度將同“四個敵人”作斗爭的情況，作為檢驗日本友好團體和商社是否對中國真正友好的一條重要依據，并將之確定為友好商社的標準之一。

在中國國內政治空氣熾熱的情況下，“友好貿易”活動當然也就不只限于貿易本身，從一定意義上講，它成為這一時期中日關系的一項政治活動。1967年7月21日舊本從事日中貿易的代表400人在東京召開緊急大會，強烈反對佐藤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要求無條件地同意中日友協訪日代表入境。同年8月，佐藤宣布訪問臺灣和南越，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于8月29日召開“全國友好商社阻止佐藤訪問臺灣、南越動員大會”，并舉行游行示威。9月7日，佐藤啟程訪臺，該會日中友協動員了大批會員和工作人員，在東京羽田機場舉行“阻止佐藤訪臺”靜坐示威。10月17日，臺灣“國防部長”蔣經國訪日，這兩個團體又在羽田機場共同召開抗議集會。

由于“”的特殊環境，“友好貿易”活動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印記。在1967年10月召開的廣州交易會上，“友好貿易”的交易總額超過了13億美元，創“友好貿易”產生以來的最高紀錄。同時，這次廣交會也給“友好貿易”抹上了一層深厚的政治色彩。在商貿洽談的過程中，雙方都要就“”交換意見，學習《語錄》，合唱革命歌曲。中國方面強調，廣交會是“思想的短期大學”，中日貿易要“政治優先”、“政治掛帥”?！啊鼻捌?，廣交會前一半時間是學習《語錄》，后一半時間才是商貿洽談。當時，學習思想被當作是態度間題。在商談中，如果日方能背出一些《語錄》的話，就能帶來一些有利的合同條款。[io〕盡管如此，從1966年到1969年，“友好貿易”額除1967年下降外，其余每年都呈增長趨勢。到1969年，友好貿易總額達到56300萬美元，與1963年相比增加了10倍。

“友好貿易”在這一時期得以發展，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的政治環境。其一，參加“友好貿易”的商社，都是接受政治三原則等中國提出的基本條件的商社，即被中方視為友好的商社。因此，中日雙方在進行貿易活動時，不存在政治上的障礙，而這時中國恰恰又把政治態度的重要性放在經濟利益之上，因而在共同的政治語言上雙方容易簽訂合同，建立貿易關系。其二，“”期間，中國面對惡劣的國際政治生存環境，不得不以“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為發展口號，但廣交會作為此時中國主要的商品進出口通道，始終沒有關閉過，“友好貿易”又是以廣交會為基地的。而一年一度的備忘錄貿易由于佐藤政府《吉田書簡》的約束，不同意使用日本輸出入銀行的資金，不向中國出口成套設備，使這種貿易方式相對萎縮。這種情況客觀上又有利于“友好貿易”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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