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間國際貿易與投資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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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關系的發展原因及體現

由于發展中國家數量多，發展水平層次不齊且各國的歷史、文化及發展經歷的不同，這就使得各國在不同階段采取不同的戰略措施，因此，貿易與直接投資之間的關系也有不同體現。總體來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投資關系呈現以下特點：①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60年代末，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多呈現出替代關系。由于發展中國家在戰后剛取得政治與經濟的獨立，生產力水平低下，加之為防止再度淪落為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發展中國家采取貿易保護政策以保護本國經濟，貿易與投資不僅占經濟比重極低而且相分離。隨著經濟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發展中國家的逐步增加了對外開放的力度，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貿易策略，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數量開始逐步上升，并呈現出替代關系。發展中國家在發展初期，社會經濟緩慢恢復并發展，通過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貿易策略，使得貿易量增加，國際直接投資有所增長，隨著不少發展中國家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貿易與投資之間的相互替代關系更加突出。②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調整發展戰略，采用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其經濟與貿易逐步向自由化融入，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與投資不斷增加，由于關稅壁壘及非關稅壁壘的減少，二者之間呈現的相互促進關系日趨明顯。

1970～1990年對外貿易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較小，而且總體呈下降趨勢。整個90年展中國家的人均所得增長速度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同時，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總體水平較低，不同國家的經濟貿易發展差異導致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經貿發展本身還存在不平衡。進入21世紀后，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中占的比重有所提高，但發展中國家貿易的內涵和質量并不樂觀，因而這些國家從貿易增長中獲得的實惠并不多。許多發展中國家逐步調整了自己的發展戰略，加大了開放的力度，隨著經濟和貿易逐步融入到自由化的浪潮中，發展中國家之間也不斷展開貿易與投資，由于各種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的減少，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與投資更多地呈現出相互促進的關系。③融合關系在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熟期體現。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在地理區域與產業分布上逐步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盡管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在世界貿易中占絕對優勢，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也不斷擴大是當代國際貿易地理方向變化的主要標志。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變化原因有很多，但戰后興起的跨國公司與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發達工業國家和地區是影響貿易地理方向變化的重要原因。此外，隨著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逐步增加，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能力也在逐步增強。國際投資的地理流向與國際貿易的地理流向的相近性，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際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創造效應①。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趨勢的不斷發展，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及彼此經濟發展差距的降低，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相互融合的關系將成為二者關系的未來突出表現。

二、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變化與趨勢

1．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數量結構變化本文分別對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及國際直接投資額的歷年數據進行處理分析，旨在客觀的反映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變化與趨勢。①數量變化。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分布地區遼闊，發展中國家共170多個國家和地區，土地面積占世界總面積的60%，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的75%左右。

第一，二戰后到70年代，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仍不同程度地依附于發達國家，受制于舊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貿易進出口額極小，對外貿易仍不能夠滿足一國經濟發展及對外匯的需求。這一階段并沒有國際直接投資。

第二，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走上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的道路后，由于國內市場狹窄、供需不足等限制，許多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一些新型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開始采取種種措施促進出口工業部門的發展，以加工的初級產品、半制成品和工業制成品代替初級產品的出口，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對外貿易，使出口產品多樣化，出口額有所增長，對推動工業化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由于發展中國家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直接投資，發展中國家紛紛興起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即外資企業的最終產品面向國外市場，用外資企業的出口替代過去的初級產品出口，以換取外匯。然而這樣的東道國還是為數不多的，取得突出成就的就是亞洲四小龍。

第三，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貿易條件惡化，出口收入減少，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采用外向型發展戰略，截止90年代后期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開始了貿易自由化和經濟開放，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進出口額因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領跑而達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合作一時間卻停滯不前。90年代冷戰結束后，發展中國家加強了在全球范圍內的團結與合作，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合作組織的數量增加，其貿易進出口額也不斷增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活動開始升溫，FDI的引進和輸出均呈現增長態勢。由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資本缺口的情況，而且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更多情況下是“比較優勢”，而非絕對優勢。世界經濟發展具有多層次性，這為經濟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可能。因此發展中國家的FDIInward（即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遠大于發展中國家的FDIOutward（即對外直接投資）。

第四，進入21世紀以后，一些發展中國家已經開始調整貿易戰略，紛紛從各國國情出發，相繼出臺了一些符合自身發展要求的貿易戰略。我們可以認為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量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的晴雨表。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額呈快速增長狀態，2000年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總額為20560億美元，2003年為24296億美元，2005年為38063億美元，2007年為52859億美元，2009年為49083億美元。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出口也有較大增長，發展中國家間出口額占其總出口額的比例為：2000年38.0%，2003年38.6%，2005年39.2%，2007年43.6%，2009年45.8%。發展中國家地區間的貿易額也呈不斷增長狀態②。

由于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跨國并購值下降、股市下滑，削弱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能力和意向導致FDI投資流量不均衡的影響，除中國、墨西哥以外的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FDI都受到影響，2002～2003年達到最低值。但是各國在學習“成功國家”經驗后逐步改善投資流向，對發展中國家FDI的影響逐步降低，使發展中國家首次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首選地。從2008～2009年初，全球遭遇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并面臨普遍低迷的市場需求。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各個國家在2008年均不同程度地大幅削減了其海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從而結束了之前將近5年不間斷增長的輝煌歷史。這一現象不僅在發達經濟體國家表現得尤為突出，同樣，在發展中國家也表現得非常明顯，其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已經急劇下滑到了2%的增長水平。各國在金融危機中均受到嚴重影響，希望國外資金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提升就業水平，但由于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阻撓了資本的有效流動，更阻撓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恢復，FDI呈現持續下降態勢。②結構變化。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流向與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相一致。二戰以前主要是發達國家的制成品同廣大落后地區和國家的初級產品進行交換,戰后國際貿易的商品結構中工業制成品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商品。

在早期中，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工業不發達，農業也很落后，因而現代工業中的主要部門，如鋼鐵、機械制造、煉油、化工等工業只在少數發展中國家有所發展。發展中國家大多數是農業國，農業是這些國家國民經濟的首要部門，但由于這些國家農業技術落后，因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同時，這些發展中國家屬于單一經濟體，其經濟結構片面單一，大量生產某幾種或一、兩種農礦原料產品，這些產品都為勞動力密集型產品，這種產品的出口收入成為國民收入的主要來源。隨著貿易投資的增加，部分發展中國家選擇揠苗助長的方式選擇以工業發展作為趕超發達國家的發展戰略。由于人均GDP的收入不足，儲蓄率低，資本積累能力不足，支持工業化有限。這就形成了既存在傳統的農業部門，又存在現代的工業部門的二元經濟。其代表國家就是中國，主要表現在勞動就業與原始手工并存、閉塞的農村與日益膨脹的城市的并存及發展中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樣的二元經濟結構既包括工業與農業的對立，也包括城市與農村的對立等。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已相當突出，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長期停滯，使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無法繼續進行。從1979年起中國開始的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不斷增強，結構變動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動，轉為市場導向。這種由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推動了該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隨著科技的進步，發達國家以信息為代表的高科技新興產業發展非常迅速，引起了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即發達國家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在這個轉移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技術和資本的流入。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就是資本的跨國界流動,它既使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加快,同時又促進了產業內貿易的迅速發展。

發展中國家利用這一有利的時機，借助發達國家轉移的技術和資本，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從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入手，采取措施，不斷調整本國的產業結構，促進產業的更新換代，使本國的產業結構不斷適應世界產業結構的變化發展方向，從而提高國際競爭力和獨立自主能力。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由初級產品轉向制成品和高新技術產品轉變。因科技進步速度的加快導致了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材料、初級產品在貿易中的地位不斷下降，制成品比例不斷上升。在制成品貿易內部，高科技產品貿易成長速度比低技術產品成長快；信息技術產品貿易持續增長。與上述情況相對應，這一階段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表現出的特點是投資方式開始從以產業結構轉換導向型和資源開發導向型投資轉為向技術創新導向型投資和產業國際轉移型投資，表現為研究開發和第三產業對外直接投資額迅速增加，投資比例上升③。需要注意的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主要還是集中在初級產品上。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制成品貿易占其貿易總額的近2/3，相較與世界制成品貿易而言，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制成品貿易相對較小。

2．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趨勢經濟全球化浪潮迅猛發展，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和嚴峻的挑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紛紛將發展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納入本國發展戰略。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也隨之在不斷地調整。隨經濟實力、經濟體制和國際環境等因素地變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政策呈現出從封閉型向開放型、從內向型向外向型、從單一型向綜合型調整的趨勢。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經濟背景先后經歷了相互孤立———相互替代———相互依存關系的轉化。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的陰霾尚未消散之時，未來的發展趨勢又應是怎樣的呢？根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大時代背景，各發展中國家大都適時采取有關的貿易自由化政策，以增強國家競爭優勢為前提，在政策制定過程中不斷的提高進口結構,升級加工貿易產品結構，擴大服務貿易在出口貿易中的比重，重點扶持有發展潛力的民營經濟在外貿中發展為目標，同時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外資，通過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貿易的相互影響來發展本國經濟，據此，本文推測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相互融合的關系，已是既定的發展趨勢。

三、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關系的實證考察———以中國與東盟為例

選取中國和東盟作為實證檢驗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中國是主要的發展中國家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東盟④是亞洲東南亞發展中國家的聯盟組織。不僅完全符合研究條件，而且具有針對性。第二，東盟與中國不僅在地里位置上唇齒相依，在歷史文化上相似，在資源上具有互補性。第三，中國東西部發展水平不同，東盟新老成員國經濟發展程度也各不相同，呈階梯分布，恰巧能夠說明發展中國家之間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關系的差異性與復雜性。因此，選取中國和東盟作為本文的實證考察對象是現實、合理的。

1．變量和數據的選取為衡量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和投資之間的相互關系。本文擬選取中國與東盟開始經濟合作以來，貿易和投資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相關變量的意義如下：EXt：中國對東盟十國的貿易出口額，單位：百萬美元。IMt：中國對東盟十國的貿易進口額，單位：百萬美元。EI：中國對東盟的貿易進出口總額，單位：百萬美元。FDI：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總額（流量），單位：百萬美元。鑒于柬埔寨于1999年5月加入東盟，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時間較晚⑤，中國對外投資數據不全，東盟秘書處的相關數據不完整，統計口徑也與我國不一致，數據差距比較大。因此，統一選取2001～2004年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2005～2009年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中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額，2001～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中中國對東盟的出口額、進口額的相關數據。就截面數據選擇而言，東盟的十個成員國作為樣本（文萊、緬甸、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具體），具體數據資料如下：

2．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①平穩性檢驗———ADF檢驗結果。先對時間序列EI、EX、IM和FDI做單位根檢驗，用計量軟件Eviews6.0進行分析，此處將采取ADF檢驗法，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10％的顯著水平上，EI、EX、IM和FDI序列均為二階單整序列。②協整分析。我們采用兩步檢驗法———EG檢驗來檢驗EI、IM、EX和FDI序列之間的協整關系。先對兩個序列進行回歸，得其殘差序列，檢驗這個殘差序列，如果該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即檢驗該殘差序列是否存在單位根，如果不存在單位根，則這兩個序列存在協整關系。建立FDI和EI的回歸方程，FDI=C+EI+u，其中C為常數，u為誤差項。回歸得到其殘差序列為RESID_FDI_EI，對該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該殘差序列是平穩的（P<0.05），所以FDI與EI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再建立FDI和IM的回歸方程，FDI=C+IM+u，其中C為常數，u為誤差項。回歸得到其殘差序列為RESID_FDI_IM，對該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該殘差序列是平穩的(P?0.05)，所以FDI與IM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建立FDI和EX的回歸方程，FDI=C+EX+u，其中C為常數，u為誤差項。回歸得到其殘差序列為RESID_FDI_EX，對該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該殘差序列是平穩的（P?0.05），所以FDI與EX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③Granger因果檢驗。在確定了FDI分別與EI、EX和IM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之后，下一步對這些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分析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在FDI與EI兩者之間，EI是造成FDI變化的原因；在FDI與EX兩者之間，EX是造成FDI變化的原因；在FDI與IM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關系。④模型的建立。根據上面的檢驗分析，我們發現：FDI與IM存在協整關系，而且它們互為造成對方變化的Granger原因；FDI與EX存在協整關系，而且EX是FDI變化的Granger原因；FDI與EI存在協整關系，而且EI是FDI變化的Granger原因。下面將根據這些結論，分別建立起能夠具體反映它們這些關系的三個模型。為消除模型殘差序列可能出現的異方差問題，對這些變量進行自然對數變換。為此用符號LNIM、LNEX、LNEI和LNFDI分別表示對這些變量IM、EX、EI和FDI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后的變量。我們將用截面數據（表1和表2）建立一個時間序列———截面數據模型。由于表1和表2中的數據包含了東盟各國的數據，因此建立的時間序列———截面數據模型應是一個固定影響的時間序列———截面數據模型。為了能夠反映出我國直接投資分別和進口、出口和進出口在東盟各國上的差異，我們將建立一個變截距模型。由于投資具有慣性，在模型中須考慮投資的滯后影響，我們將在模型中考慮投資滯后一期的影響。因而把這些模型統稱為投資滯后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⑤LNIM與LNFDI的投資滯后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先建立LNIM與LNFDI的回歸模型。這個模型的形式為：LNIMit=α+α*i+β•LNFDLit+γ•LNFDIit-1+uiti=1、2、…、10，t=1、2、…、T式中：i表示東盟各國的下標；T表示時間，T=10，以下相同；α為我國對東盟各國的平均自發進口額（不是投資帶動的）；α*i為我國對東盟某國i自發進口額對平均進口總額的偏離，用來反映我國對東盟各國進口的結構差異；α和α*i之和就是這個方程的截距，由于α*i隨東盟各國的不同而不同，所以這個截距就是變截距；β和γ是系數，是固定向量，所以這個方程就稱為是固定影響或固定系數的變截距方程；uit是誤差項。運用GLS（cross―section―weights）對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下：LNIMit*=11．4516＋α*i+0．153LNFDIit－0．0909LNFDIit-1其中反映我國對東盟各國進口差異的α*i的估計結果表明：我國對東盟各國自發進口最大的是馬來西亞，其次是泰國，第三是新加坡。自發進口最少的國家是柬埔寨。這與這四個國家的工業水平很相適應。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的工業水平相對較高，產品較有吸引力，而柬埔寨則相對較落后。回歸方程對實際數據的擬合效果很好（P<0.05），進行回歸估計后，R達到了0.934772，經過加權處理后這一系數可以增加到0.978744，模型的擬合效果非常好。從回歸的P值來看，P值小于0.05，說明所有自變量的系數通過F檢驗，具有顯著性，即中國對東盟當期的直接投資的回歸系數比較顯著。這說明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在當期就能夠帶來進口的增加，屬于進口創造型投資。并且與滯后一期相比，對進口的影響效果更為顯著，說明中國對東盟進行直接投資，當期對進口的影響明顯。回歸系數表明，中國對東盟十國當期的直接投資量每增加1％，就會導致中國向東盟的進口增加0.153％；而中國對東盟的滯后一期直接投資每增加1％，則會導致中國向東盟的進口約減少0.091％。

3.LNFDI與LNEX的投資滯后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這個模型的形式為：LNFDIit=δ+δ*iβ•LNEXit+γ•LNFDIit-1+uiti=1、2、…、10，t=1、2、…、T式中：i表示東盟各國的下標；T表示時間；δ為我國對東盟各國的平均自發投資額；δ*i為我國對東盟某國i自發投資額對平均投資總額的偏離，用來反映我國對東盟各國自發投資的結構差異；β和γ是系數，是向量；uit是誤差項。運用GLS（cross―section―weights）對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下：LNFDIit*=-2.996+δ*i+0.4749LNEXit+0.655LNFDIit-1其中反映我國對東盟各國投資差異的δ*i的估計結果表明：我國對東盟各國自發投資最大的是老撾，其次是緬甸，再次是柬埔寨，這主要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相對比較落后的國家，但資源不少。而自發投資最少的國家是馬來西亞。回歸方程對實際數據的擬合效果很好。進行回歸估計后，R只有0.629950，但經過加權處理后這一系數可以增加到0.916801，模型的擬合效果非常好。從回歸的P值來看，各項回歸系數都比較顯著。從回歸方程來看，中國對東盟的出口能夠促進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的增加。回歸系數表明，中國對東盟十國當期的出口額每增加1％，就會導致中國向東盟的直接投資約增加0.475％。4.LNFDI與LNEI的投資滯后固定影響變截距模型這個模型的形式為：LNFDIit=η+η*i+β•LNEIit+γ•LNFDIit-1+uiti=1、2、…、10，t=1、2、…、T式中：i表示東盟各國的下標；T表示時間；η為我國對東盟各國的平均自發投資額（不是由進出口引起的）；η*i為我國對東盟某國i自發投資額對平均直接投資總額的偏離，用來反映我國對東盟各國投資的結構差異；β和γ是系數，是向量；uit是誤差項。運用GLS（cross―section―weights）對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下：LNFDIit*=1.3243+η*i+0.2729LNEXit+0.49LNFDIit-1其中反映我國對東盟各國投資差異的η*i的估計結果表明：我國對東盟各國自發投資最大的國家是新加坡，其次是緬甸，再次是柬埔寨，這與第二個模型所得到的結論有些相似。之所以對新加坡自發投資最大，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工業發達，資本市場也很發達，對我國投資者有較大的吸引力。而對緬甸和柬埔寨自發投資較大的原因主要是這兩個國家欠發達，但資源較豐富，對投資者也有不小的吸引力。而自發投資最少的國家是文萊，可能原因是文萊經濟規模較小。回歸方程對實際數據的擬合效果很好。R為0.675568，經過加權處理后這一系數可以增加到0.740408，模型的擬合程度有較大提高。從回歸的P值來看，中國對東盟當期的進出口總額和滯后一期的直接投資總額的回歸系數非常顯著。回歸系數表明，中國對東盟十國當期的進出口總額每增加1％，就會導致中國向東盟的直接投資增加0.27％。

四、結論

由于中國和東盟進行雙邊貿易歷史悠久，而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才開始逐步嘗試對東盟國家進行直接投資，周邊國家如緬甸、柬埔寨時局動蕩，影響了FDI的投資熱錢和進出口的穩定性。因此，中國對東盟FDI短期內不能構成進出口貿易發展的原因，而進出口貿易在長期效應中可能引起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在和東盟各國進行國際貿易時，都會遵循國際分工原則，選擇具有資源稟賦、人力資本等比較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貿易。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會選擇比較優勢大的產業向東盟進行直接投資。長期來看，在將生產基地轉移到東盟后不僅帶動國內原材料及設備出口增長，而且也再次促進國內進口的增加。因此，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和貿易的相互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二者之間大都表現為一種互補關系。由此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關系存在以下特點：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以及各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相互交叉、融合的趨勢愈發明顯。發展中國家在漫漫歷史長河中，其相互間的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也經歷了相互替代、相互補充的階段，其交叉融合的趨勢將成為必然。第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和直接投資存在著巨大的發展空間，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相互融合是發展中國家未來的發展趨勢，這種相互融合能夠有力地拉動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