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日本經濟衰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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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衰退，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關注，學者們從各個方面探尋其長期低迷的原因，其有信服力的解釋有這樣幾種：1.金融體制的缺陷與泡沫經濟的影響，長期以來，日本的融資結構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在大量中小企業與房地產業的資產泡沫破滅后，形成了巨額的銀行不良債權，不良債權的存在從根本上阻礙了經濟的增長；2.企業尤其是國內經濟部門的企業效益低下的影響，日本國內企業規模偏小，內部治理結構不利于市場競爭機制發揮作用，創新能力不足，開發新技術提升產業層次缺乏微觀基礎；3.日本陷阱的出現與宏觀政策調控不當的影響。以上解釋歸根結底都是對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三大需求總量不足以拉動經濟的進一步解釋，本文從總需求的第四大總量—凈出口出發，論述日本貿易競爭力的減弱與經濟衰退，作為以上三種解釋的補充。

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從理論上講，出口對一國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總需求的拉動作用，其大小由對外貿易乘數所決定，相對于政府支出而言，由于不存在擠出效應，因而其實際效果要大；二是資源配置效應，產業間貿易總是出口其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從一般均衡的角度來考察，出口的產業或產品構成都是相對勞動生產率高于相對工資率的產品，因而出口的增長可以改善一國生產要素的配置，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經濟的增長；三是規模經濟效應，在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如果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是累積產量的減冪函數，企業可以通過出口做大規模，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國際競爭力，在國際市場上占取更大份額謀取壟斷利潤，從而提高一國國民的凈福利，如果該產業在資本與技術密集度上高于其它產業，則還可以取得正的社會效應。日本的發展離不開鋼材、家用電器、汽車、精密機床等產品的出口，從人口、國土面積、資源、技術等方面來綜合考察，日本絕不能算一個大國，能在世界上持續保持超級經濟大國的地位，沒有國外市場的支撐是不可能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推行的向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結構轉變的戰略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出口對日本經濟具有顯性作用，為什么在分析總需求各因素對經濟衰退的作用時，會忽視貿易因素呢，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凈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太小，其影響可以忽略，（王洛林2001），以1995年為例，日本的消費占GDP的比重為59.4%，而凈出口只占1%，也就是說，消費增長1個百分點，就能拉動GDP增長近0.6個百分點，而凈出口需增長60個百分點才能達到同樣的作用；第二是“日本神話”的影響，認為日本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部門高效率依然如舊，競爭力一如既往（袁躍東2001），日本經濟雖然衰退了，但貿易競爭力并未削弱。

在總需求各構成因素中，消費一般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在經濟衰退時，刺激消費往往成為首選之策。但消費主要受收入、價格等因素的影響，預期的作用相對很小，從長期趨勢來看，平均消費傾向一般都很穩定。在個人的一生中，今日的多消費將以明日的少消費為代價，以一國的平均水平來看這一趨勢更加明顯，因此在總需求的各構成因素中消費是穩定經濟而非扭轉經濟趨勢的因素，只有變動不居者才是解釋經濟轉折的關鍵，政策作用的對象，這也正是凱恩斯看重投資因素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經濟中，投資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在1986年11月至1991年5月長達54個月的“平成景氣”期間，旺盛的民間設備投資就是支撐此次經濟高漲的物質基礎。同樣，對于曾以“貿易立國”為經濟發展之策的日本來說，進出口因素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盡管凈出口只占日本GDP的1%，但進口畢竟是漏出因素，將其從出口中扣除必然低估偏估出口對經濟的增長作用，正如稅收與政府支出對經濟的作用相異一樣，我們不能將稅收從政府支出中扣除，只算政府的凈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以日本2000年上半年第2季度為例，商品與服務凈出口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度為0，但如果分開算，則出口的貢獻度為+0.6，進口的貢獻度為-0.6（注：轉引自《2000-2001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73頁。）。

三、日本貿易競爭力下降的直接市場原因

世界經濟論壇所的《世界競爭力報告》認為，一國的競爭力指通過管理資產和經濟過程、吸引力和擴張力、全球性和就近性以及通過把這些關系整合到經濟和社會模型中去創造增加值和由此增加國民財富的能力，貿易競爭力反映了國內經濟競爭力在國際上的表現，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可貿易的本國產品、產業以及從事貿易的企業在向本國開放的外國市場上所具有的開拓、占據其市場并以此獲得利潤的能力，體現了一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轉引自《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第一輯）。比較優勢是建立在要素稟賦差異基礎上的產業間的比較，競爭優勢是建立在同類產業或產品之間競爭上的比較，對于資源貧乏，進出口都較嚴重依賴外國市場的日本經濟而言，貿易競爭力尤其是出口產品的競爭優勢尤為重要。

競爭優勢建立在技術含量、技術創新以及同類產品的價格上。整個1990年代，由于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對日本的進口亦持續增長，加之東南亞金融危機，日本進行自私的日元貶值，因此日本的貿易還是盈余的，但這種盈余并不代表競爭優勢，一旦國際市場形勢逆轉，其出口即嚴重受挫，1993-1994年日本由于貿易黑字導致日元升值，立即大大削弱了日本產品的價格競爭力，汽車、家用電器等出口產品可以說是日本的支柱產業，因日元升值出口銳減，僅汽車一項，1993年就下降8.4%（注：轉引自車維漢《日本經濟周期研究》，遼寧大學出版社，第395頁。），直接導致1990年代日本衰退的開始。出口指數［等于（出口額—進口額）／（出口額＋進口額）］常用來表示產業貿易競爭力的大小，其值在-1至+1之間，數值越大表示產業競爭力越強，反之則反是。自80年代中期以來，代表日本競爭優勢的制造業出口指數值一直呈下降趨勢，由1986年的0.48下降到1998年的0.27，軟件業的出口指數95年、97年、98年均為-1，（注：轉引自白雪潔《“IT革命”與日本的產業競爭力》，“日本學刊”2001年第3期。）。據日本經濟產業省所做的調查表明，日本目前企業購買貨物和服務的價格是美國企業的1.87倍，中國企業的5.57倍，表明日本的物價水平依然在全世界居高不下，具體說，日本工業制成品的價格是美國的1.03倍，能源為1.53倍，服務價格為2.73倍，明顯高于美國企業，與中國企業相比，日本的工業制成品是中國的2.49倍，服務價格是8.44倍（注：引自《國際金融快訊》，2001年8月6日，第143期。），企業成本高，加之質量差距與別國日益縮小，嚴重影響了日本產品的競爭力。隨著中國以及東亞其它新興工業國技術水平的提高，日本產品再也不像1980年代那樣暢銷全球，以彩電為例，與中國相比日本彩電的價格/質量指標肯定是高的，近幾年中國城市居民家庭國產彩電的日益普及可為明證，盡管仍有一些愛時髦的人偏好日本貨，但這樣的愚行已不普及，消費者的貨幣選票勝過了一切計量分析。從總體的情況來考察，自1993-1998年，日本的貨物出口所增非常有限，從3526.6億美元增長為3740.4億美元，而從1995年算起，則從4287.2億美元降為3740.4億美元（注：引自《2000年國際統計年鑒》。），1996—2000年，日本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下落了1.3個百分點（注：轉引自課題組《世界經濟走勢及其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

四、日本貿易競爭力下降的結構原因

從根本上來說，在國際市場上日本產業競爭力的下降是由內外經濟結構調整相互作用的結果，提高生產技術，擴大產品差異化程度，是日本企業提高競爭力的一貫法寶，而信息技術和高新技術產業是最具生產技術外在效應的行業，是產業技術提升的火車頭。但與美國相比，日本已大大的落后，雖然日本的信息技術起步并不算晚，且一度也有過獨創性見解，但日本產業界過于偏愛新高制造技術，在信息技術領域缺乏戰略構想，只注重在速度、容量和功能等計算機硬件上趕超美國，對軟件技術落后的嚴重性沒有足夠的認識，以至于在IT領域日本至少比美國落后20年（注：引自《國際資料信息》2001年第6期。），加之十年衰退，損害了企業自身的調節能力，日本的企業研究開發支出從1990年到1999年所增非常有限，失去了發展知識經濟的先機。與東亞其它國家相比，兩者的經濟結構差距及產業技術差距也在日益縮小，競爭日趨激烈。1994年，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了“虛幻的亞洲奇跡”一文，認為亞洲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并非奇跡，只是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初期現象，是靠低廉的勞動成本和資源投入取得的，并非技術創新帶來的增長。自此以后，人云亦云，對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的質量持懷疑態度的人越來越多，東南亞金融危機似乎進一步證實了這樣的懷疑，都把技術水平低，產業層次低作為危機的深層原因，認為在東亞的雁形模式發展過程之中，日本居于雁頭地位，在產業的垂直分工上，由日本生產并出口深加工工業品，東亞其他國家生產并出口農副產品和初加工工業品，在生產工序的分工上，日本致力于研究開發技術密集型生產工序，出口中間產品，進口制成品，東亞其他國家則側重于加工組裝等勞動密集型生產工序，進口中間產品，出口制成品，由此而形成的產業傳遞與產業分工格局，由日本居于金字塔的頂層，“四小龍”為中間層，底層為東盟，中國則大體居于中間層與底層之間，在技術上嚴重依賴于日本的技術出口，在市場上則嚴重依賴對日本中間產品的進口，形成了對日的大量貿易赤字，技術上缺乏創新能力，市場需求上缺乏提升能力（王允貴2001）。

以上分析在一定層面上反映了客觀現實，尤其是克魯格曼認為靠流汗(perspiration)而非憑創新(inspiration)的經濟增長潛力非常有限，這一看法值得所有發展中國家深思，但東亞各國經濟依其在“雁陳行列”中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生產效率提升和技術進步，不能籠統地一筆抹煞，對此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以下疑問：第一，既然技術層次低和產業同構化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為什么危機過后，日本經濟回升乏力，而“四小龍”與東盟卻復升勢頭強勁；第二，1980年代以后東亞的產業轉移主要是由跨國公司對東亞的直接投資推動的，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與行為方式既受母國國家目標、消費者目標的影響，也受東道國國家目標、消費者目標以及市場競爭行為的影響，為實現自己的長期利益，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一般更多的帶有當地特征，難道跨國公司行為、當地政府行為以及當地市場特征的影響可以忽略嗎？

東亞各國產業轉移與分工布局的理論闡釋以小島清的邊際產業論與弗農的產品壽命周期論為基礎，小島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陷入比較劣勢的產業—邊際產業（這也是對方國家具有顯在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次進行”，對日本來說邊際產業即勞動密集型產業，該業的中小企業為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性企業，對外投資應由此開始。弗農的產品壽命周期理論經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的發展，內容逐漸由理論設想而接近于現實，模型由發達國家開發并生產新產品，從國內、國外市場獲取壟斷利潤，當產品在設計和生產方面達到一定程度的標準化后，國內外模仿者紛紛加入，市場競爭加劇利潤下降，此時發達國家應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不發達國家中尋找合適的生產區域，實現產業的轉移與分工的調整。這兩種理論對解釋1970年代以前的國際產業轉移具有一定說服力，但帶有狹隘的民族情結，在“可持續轉移”上受發達國家尤其是日本這樣的國家持續創新能力的限制，當跨國公司在貿易與投資一體中的作用日益加強時，其理論闡釋力則俞益下降。

長期以來，由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推動而形成的東亞貿易格局，日本確實是生產并出口技術密集型的中間產品，東亞其它國家作為加工基地完成勞動密集型的組裝過程，向美國出口。對日本而言，組裝是勞動密集型，但對東亞新興工業國而言卻是技術密集型，因而這樣的產業轉移仍提高了整個區域的技術層次。從動態來考察這一技術層次的提升，隨著資本的積累，收入小平的提高，教育的日益普及，東亞新興工業國吸引外資投資于中間產品的生產以及國內企業自身技術水平的提高都已具備了一定的人力資本基礎。東亞國家也不可能只是關心靜態的資源配置效率，持續的經濟增長與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必然是貿易政策的首選目標，出口導向戰略代替進口替代戰略就是服從這一目標的政策選擇，通過減免稅等生產扶持手段、出口補貼等激勵政策以及關稅、配額等進口保護手段，生產成本沿“學習曲線”下降的新產品、新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度具有明顯社會技術進步效應與擴散效應的產業得到了生產與發展。1980年代中期，“四小龍”通過結構提升就已實現了工業化，并確立了高科技企業領先發展的局面，從而成為東亞地區內部資本、中等技術和中間產品的供應者。

自1980年代開始，跨國公司開始角逐東亞市場，從而為技術提升注入了新的機制。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收入增長迅速，市場容量不斷擴張，勞動力成本便宜，兼有就近生產和垂直分工生產的雙重區位優勢，歐美跨國公司也日益青睞東亞市場，中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都成為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場所，中國的巨型市場使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受資國。東道國盡管讓出了部分生產市場，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先進技術代表了跨國公司的遷入優勢，通過跨國公司互相之間的競爭，東道國成為技術轉移的受惠對象。與當地企業相比，跨國公司要支付由于文化、法律、制度、語言等方面差異所產生的額外成本，先進技術、管理技能、規模經濟以及產品的差異都是彌補成本差異進而獲取壟斷優勢的重要措施。當然，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難免會有知識外溢，特別是隨著需求日益多樣化增長，專業化和分工越來越細，中間產品的設計與創新也更加頻繁，知識形態的產品不斷增加，知識外溢將使技術轉移鈞旋轂轉。為克服這種市場失靈，跨國公司采用垂直型投資與分工，以內部市場取代不完美的外部市場，將知識形態的核心資產通過內部交易由母公司轉移到東道國的子公司，甚至將研發機構直接設在子公司，以公司內貿易代替了國際貿易。有人擔心跨國公司的垂直型技術轉移對東道國沒有外在效應，其實只要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尤其是技術勞動力的成本優勢與市場需求的增長優勢能夠保持，就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資金是流動的，但市場是永恒的。而且在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下，國內企業會主動更新技術，提高管理，使新技術擴散到整個產業乃至整個經濟。根據江小娟、馮遠(2000)等人的調研，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在整體上明顯高于國內高新技術企業的水平，北京48家跨國公司中全部或部分使用國內空白技術水平的占76.3%，其余使用先進技術的企業占23.7%。謝潔(1998)用國產化程度衡量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技術擴散，發現超過93%的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有技術擴散行為。

在東亞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的產業調整過程中，日本在產業升級即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輸給了美國，在傳統產業的技術提升上受到了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壓力，隨著其海外投資的增加，國內產業和雇傭在一定程度上也出現了“空洞化”現象，因而其整體競爭力已大受影響。根據劉明興(2001)等人對日本巴拉薩顯示比較優勢指數平均化的計算結果，自1992年到1997年，日本該指數值從2.03下降到1.96，并且還是在美國經濟擴張，對日進口增加，東亞金融危機，日元不斷貶值情況下取得的，雖仍具有比較優勢，但從趨勢上來說，競爭優勢在下降，而從1992年到1997年，韓國、中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與菲律賓等多數東亞國家（地區）的指數值都有了較大提高。根據經合發組織的研究，1995年，東亞9國和地區與日本的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相互競爭的商品已占出口的40.3%，這與美國、日本、西歐之間的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程度已相差無幾，日、韓在機械、運輸設備等產品的出口結構上非常相似，1998年，雙方通過競爭性匯率貶值，都大大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價值（注：轉引自黃范章等主編《東亞經濟路在何方》，國際文化出版社，第41頁。）。東亞金融危機以后，新興工業化國家受到了很大損失，但受損的主要是財富而非財富的生產力，這也是其經濟迅速恢復且競爭力猶存的主要原因。

五、結論

上述分析表明，日本的衰退是內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結構問題是衰退的內核，因此盡管日本采取了日元貶值與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但經濟并未有明顯的起色，相反加大了進口成本，引起了貿易伙伴國的反對，財政赤字增加，利率降低至零，可謂舉步維艱，困難重重。目前整個亞太區域的結構調整尚未結束，因而引起日本衰退的結構性因素還在發揮作用，日本的貿易競爭力還將繼續下降，從這個角度來說十年衰退還衰退得不夠，對此日本人要有清醒的認識，世界也不必為之困感，作為一個資源貧乏的中等國家，日本創造了經濟神話，為世界作出了貢獻，也為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土壤，但地球上自有國家以來，繁榮與衰落總是此起彼伏，回想歷史，大不列顛帝國從昔日輝煌的神壇上走下來，英國紳士適應了，世界也適應了，今天日本從經濟神話中走出來，也是自然的更替，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