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貿易保護主義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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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表現

新貿易保護主義又被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理論依據、政策手段、目標對象和實施效果都與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有著顯著的區別。

（一）打著公平貿易的旗號，利用WTO規則，實行貿易保護

總體來看，在WTO規則的約束下，大多數國家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但由于現行多邊貿易體制并非無懈可擊，因而保護主義總是千方百計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保護本國的利益，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口實實行貿易保護留下了空間。WTO規則并不排斥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目前，保留本國經濟自主性的要求不僅來自發達國家，而且還來自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

（二）依據國內法履行國際條約

一般意義上講，國際條約高于國內法。但現階段由于各國對如何處理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缺乏統一標準，因而，如何對待已承諾的國際條約及其在國內的適用程度，各國仍存在一定差異。一些國家只執行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條約，很多時候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條約之上。如根據美國貿易法案中的“301”條款，美國可以對來自國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貿易活動采取單邊貿易制裁。近年來，為維護本國的貿易利益，美國多次啟動或威脅啟動該條款處理貿易糾紛，公開向WTO的有關規則挑戰，嚴重損害了WTO的權威性，并為其他國家處理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關系產生了負面影響。

（三）利用區域貿易組織保護成員國利益

區域一體化組織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被視為對成員國的一種貿易保護。通過“內外有別”的政策和集體談判的方式，區域一體化協定在為成員國創造更有利貿易條件的同時，卻往往對非成員構成了歧視。區域一體化組織具有的這種排他性特征，實際上起到了對成員國進行貿易保護的作用。

（四）保護手段更趨多樣化

首先，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傳統保護手段仍被頻繁應用。其次，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等貿易壁壘花樣翻新，應用范圍更加廣泛。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以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出口競爭力。由于這些新型貿易保護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隱蔽性和靈活性，其中一些技術和環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術水平、維護消費者利益為出發點，甚至可以視為中性的貿易標準，加之WTO對這些貿易措施應用的限制并不統一，因而，其保護效果更為突出，進一步加劇了世界范圍內的貿易摩擦。

（五）制定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

克魯格曼等學者提出的戰略貿易理論認為，不論在促進本國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方面，還是在維護本國企業免受國外競爭對手的沖擊方面，都需要國家的貿易政策發揮作用，從而為國家通過干預貿易，提高和維護本國產業的戰略地位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戰略性貿易政策體系。這一政策體系強調了國際貿易中的國家利益，政府通過確立戰略性產業（主要是高技術產業），并對這些產業實行適當的保護和促進，使其在較短時間內形成國際競爭力。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特別是發達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的較量不斷升級，戰略性貿易政策被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所接受，成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核心政策。

新貿易保護主義產生的原因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產生有其客觀原因。

（一）國際競爭加劇

在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制度逐步演化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制度，而競爭是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目前，競爭已不再作為單純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逐步演變成為主權國家和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動機，成為實現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國政府不僅在國際競爭中保護自身的產業與貿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競爭。一方面，采用進口關稅或出口補貼等保護手段有利于改善本國企業的收益和市場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國企業或進口產品危及本國利益時，即使發達國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預的手段。特別是在“就業”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公共品的今天，由進口增加導致的失業問題已經具有了越來越突出的政治意義。當本國產業和勞工群體受到進口沖擊時，來自公眾的呼聲或其他政治壓力必然使政府傾向于對這些領域實行保護，以排斥競爭的威脅。

（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改變了國際貿易差額的分布

隨著跨國公司及其海外經營的發展，國際貿易的流向和貿易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貿易差額的分布。跨國公司通過內部分工和核算體系，在內部貿易中獲得了較為穩定的收益，但卻把各國賬面上貿易差額的此消彼長以及由此引發的貿易摩擦甩給了各國政府。作為承接跨國公司產業轉移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的亞洲地區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長，使其對美國、歐盟保持了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而美國和歐盟跨國公司在亞洲地區投資企業的出口已經成為美國和歐盟貿易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發達國家處理貿易逆差的政策并不主要針對這些大跨國公司，而是拿出口國開刀，以解決與這些國家的貿易爭端為借口，推行新貿易保護主義。

（三）國際貿易中雙邊主義與區域主義興起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雙邊層面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和實施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熱點。據WTO統計，到2004年，向WTO正式通報的FTA已達206個，WTO成員中絕大多數參加了一個或多個FTA。FTA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原有FTA在促進貿易增長、消除雙邊貿易壁壘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示范作用；二是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導致了“雙邊主義”盛行。FTA的迅速發展已經形成了連鎖反應，一國締結了FTA后會對相關國家構成競爭壓力。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制定了FTA戰略，參與FTA談判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明顯提高。同時，進入21世紀，世界范圍內區域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歐盟加快了擴員的步伐；北美自由貿易區增強了成員國之間的聯系；APEC的影響力逐步擴大；東亞地區在加強東盟內部合作的基礎上，正積極探索新型東亞區域合作機制。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2004年，全球已有174個國家（地區）至少參加了一個區域貿易協定（RTA），只有12個島國（地區）沒參加任何RTA。在多數情況下，FTA及區域一體化組織與WTO具有互補、互動的關系，但FTA以及區域貿易組織對非成員國的進口構成了障礙，其中，一些雙邊和區域安排帶有明顯的排他性保護色彩。

（四）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并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一定沖擊

以中國、墨西哥、馬來西亞、印度等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出口規模迅速擴大，并逐步成為世界制成品市場的重要供應者。特別在中低端工業品市場上，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競爭力，并逐步取達國家原有的市場份額。盡管這些發展中大國出口的高速增長并未徹底改變國際貿易不平衡增長的局面，但其出口實力的增強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發展中大國大量低價工業品進入歐美市場，對其國內相關產業造成了沖擊。為緩解由此形成的貿易逆差和各種國內矛盾，發達國家利用其政治經濟強權，加強了對這些發展中出口國的貿易制裁。同時，由于這些發展中大國的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相近，彼此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近年來，這些發展中出口大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已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重要內容。

這些新矛盾的出現表明全球化時代自由貿易與國家利益的對立與沖突有可能在部分領域激化，這也正是在當今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貿易保護主義仍然演奏著不和諧音符的原因所在。

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外貿發展外部環境的惡化。

首先，隨著中國產品占國際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我國企業頻繁遭遇反傾銷、反補貼、各種保障措施以及技術、環境、勞工等貿易壁壘的限制，涉案金額猛增，國內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貿易摩擦進入了高發期。1995－2005年間，WTO成員向我國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調查達到716件。我國已連續10年成為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涉案損失每年高達300－400億美元。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的貿易摩擦有不同特點。發達國家更傾向于使用技術壁壘。近年來，美國對我國出口產品頻頻進行知識產權調查（即337調查）。1996－2004年，美國對中國發起337調查36起，占美國337調查總數的23%。發展中國家則主要采用反傾銷等傳統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國家對我國的反傾銷調查數增長較快。1995年以來，這4個國家共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178起，占我國遭受反傾銷調查總數的41%。2005年，美國和歐盟對我國紡織品實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達到了高峰。盡管通過反復磋商談判，最終我國采取主動配額暫時平息了這場爭端，但在配額時代結束的第一年，中國紡織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紡織品自由貿易釋放的市場空間，卻仍要受主動配額的約束。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不利于我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其次，隨著貿易摩擦不斷加劇，我國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從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關系來看，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已成為影響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達到了1142億美元。美國由對中國產品實施貿易制裁開始向人民幣匯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全面施壓；在歐盟政府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的同時，當地企業與中國廠商的矛盾出現了激化的趨勢，“砸店”、“燒貨”的事件時有發生，不僅危及中國廠商的正常經營和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系產生了負面影響，兩國對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的競爭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隨著宏觀層面利益沖突的凸現，國際上“中國威脅論”泛濫，并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可見，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利于我國外貿的長期、穩定發展，增加了我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未來5－10年，將是我國由貿易大國轉向貿易強國的關鍵時期。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環境，我國應加快外貿發展戰略的調整。今后，我國應逐步建立管理貿易政策體系。管理貿易政策兼有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兩者的特點，突出了對外貿易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主張國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對外貿易，并通過廣泛參與雙邊和多邊的國際經濟合作，協調各國的經濟貿易政策，增強本國在國際談判中的博弈力量，維護、提高本國企業和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在此基礎上，立足科學發展觀，加快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從重視開拓國際市場轉為“內需”和“外需”共同拓展，從追求貿易順差轉為實現進出口貿易平衡發展。同時，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積極應對貿易摩擦，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努力化解各種外部矛盾和沖突，為外經貿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