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經濟發展論文

導語：東南亞經濟發展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前言

聯合國貿發會議的《貿易發展報告》（1997年版）考察了80年代以后世界經濟的動向，指出其具有低增長、不平等擴大這兩個特征。在低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南北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世界經濟進一步兩極分化，而且80年代之前的趨勢發生了逆轉，國內的貧富差距也不斷有了擴大。與貧富差距的擴大可通過收入（利潤）的集中·高儲蓄·高投資這一過程帶來高增長及其成果的均分這樣一種樂觀論調相反，現實是造成了低增長和不平等的擴大。如此看來，80年代以后的世界經濟及其發展狀況并不可喜。

因此，東亞的經濟發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尤其是世界銀行報告《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1993年）給人們帶來很大的沖擊也是可以理解的。該報告將東亞8個國家和地區（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韓國、臺灣、香港、新加坡及東南亞的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稱為“實績優良的亞洲經濟實體”(HPAEs:High-PerfomingAsianEconomies)，作為東亞經濟發展奇跡的兩大特征，列舉了高速增長的持續和分配不平等的減少。但是，在1997年7月2日泰銖貶值和轉而采取外匯管理浮動制所引致的波及東南亞各國的“貨幣危機”這一背景下，已有人認為“奇跡”已經結束。

這樣，現在便有了重新考察世界銀行報告和東亞經濟發展的好機會。

一、世界銀行報告《東亞奇跡》

首先來看看世界銀行報告的主張。如前所述，該報告列舉了高速增長的持續和分配不平等的減少作為東亞經濟奇跡的兩大特征。該報告還列舉了人力資本及實物資本的積累和如此積累起來的資源的有效分配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這兩點作為東亞經濟取得成功的原因。“從上述意義來看，關于東亞經濟的成功，并沒有什么奇跡。東亞經濟只不過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更有效地利用了成功所必需的基本機能”，正如世界銀行總裁L·T·普雷斯頓所述，該報告所設定的主要研究課題是東亞經濟的成功與政府的關系，換言之，是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根據該報告，關于東亞的高增長與政策的關系，有兩個代表性見解。一個是查爾斯·沃爾夫和愛德華德·臣等所代表的新古典派的見解，另一個是阿里斯·阿姆斯登和羅伯特·韋德等的“修正主義”的見解。前者認為東亞經濟成功的原因是，政府將市場機能擺在第一位，實施了發揮該機能所必需的“基本政策”，并沒有另外進行政策介入。后者則主張東亞的經濟成功與新古典派的模式完全不相符，而更符合政府以決定性的方法誘導市場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

該報告認為上述兩個見解都沒能充分地說明東亞經濟的成功，因此排除了這兩個見解，而采用了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1993年版）所提出的“親市場的方法”(market-friendlyapproach)。“親市場的方法”認為，政府為了實現經濟增長，必須發揮4個作用（確保充分的人力投資、為私營企業提供競爭環境、為國際貿易維持開放的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如果超出這些作用，政府干預可能會帶來害處而非益處。該報告將這種親市場的方法適用于東亞，新開發了“用于成長的機能性方法”的框架。帶來人稱東亞經濟奇跡的“結果”（高速而持續的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的是①人力資本和實物資本的積累、②資源的有效分配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這種“成長機能”。弄清①基本政策和②選擇性干預這兩個“政策選擇方案”對這種“成長機能”做出了什么樣的貢獻才是該報告所要致力的研究課題。這就是附有“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這一副標題的理由。

作為東亞的經驗教訓，該報告總結道：①就東亞經濟來看，應該說它們正確地實施了以穩定的宏觀經濟為主的基本政策。如果沒有這種基本政策，就沒有經濟增長的基礎，生產率也不會提高；②無論東亞的選擇性干預政策的決定性特征是否明朗，都在限制成本這一明確的范圍內實施了該政策。并認為在東亞最重視的是宏觀經濟的穩定，有可能危害這種政策的政府干預或要改變、或已被放棄。最后考察了干預政策是否成功、東亞的干預政策是否適用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這個問題。其結論是：①特定產業的振興政策一般看來并沒有獲得成功，因此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基本上不能作為參考；②對特定產業的政策性貸款雖有發揮作用的時候，但伴有很大的失敗風險；不過，③出口振興戰略是比其他戰略成功得多的政策性干預，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最有參考價值，因此干預是東亞經濟獲得成功的因素這一事實不能成為抵制必要的市場導向性改革的根據。

對《東亞奇跡》的批評(1)

《東亞奇跡》受到了發展經濟學及東亞經濟研究人員的很大關注，并得到了進一步的探討。其中心也是該報告設為主要課題的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尤其是圍繞其結論部分所主張的對產業政策的評價展開了議論。

在對世界銀行報告的批評中，只有在日本的議論是重要的。也許可以將日本的議論總稱為“日本式方法”（稻田十一）（表1）。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會已根據東亞的產業政策（動態的比較優勢）和關于政策性金融的經驗指出了市場原理的界限。石川滋提倡“市場經濟發展促進方法”（促進未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的發達），原洋之介也很重視市場經濟的發展（商人和金融業者的中介機能）。而且都像白鳥正喜做出的恰當總結那樣，假設市場機制不僅在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也會發揮作用，發展中國家的開發不能取得進展是因為政府過度干預市場而使市場機制沒有起到作用的緣故，因此他們均駁斥了“如果政府停止市場干預，經濟將會發展”這一前提的虛構性。

表1“華盛頓合意”與“日本式方法”的比較

附圖

資料來源：稻田十一：“華盛頓合意與日本式方法”，《外交時報》，1997年9月，第18頁。

對《東亞奇跡》的批評(2)

下面擬就我們對世界銀行報告的批評做如下3點敘述。

第一點是關于分配的公平問題。該報告敘述道，經濟的高增長和收入的均等化已經并存，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其后的討論。我們對東亞以GDP為基準的經濟高增長（其統計的信賴性）并沒有異議，但關于收入分配，卻有很大的探討余地。像該報告那樣對東亞的長期經濟發展和收入分配進行研究時，長期保持同等質量且可用于國際比較的資料的存在是一個前提，但關于收入分配，也因對東亞的收入分布的研究比其他地區晚，這一條件未必能夠具備。為此，人們認為東亞的收入分配已經公平化的命題并未充分地令人信服地得到確證。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在東亞當中，例如泰國及馬來西亞等不僅沒有出現收入分配的長期均等化動向，而且不平等程度仍然很高。例如，上述的貿發會議的《貿易發展報告》（1997年版）認為，關于東亞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很低且已經下降的老一套記述是錯誤的，東亞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同乃至更為嚴重。因此，將經濟高增長和收入均等化作為當然的前提進行其后的討論，這種研究方法尚有問題。

第二點是關于市場的失敗(marketfailure)。該報告的確也提到了市場的失敗，但那只是從政府主導對付市場失敗（促進民間企業的協調行動及設定明確的業績基準等）這樣一種狹隘的角度來探討。另一方面，眾所周知，東亞的經濟發展引起了水和大氣的污染、工業廢物的增多、熱帶森林的砍伐及土壤侵蝕等嚴重的環境破壞這樣的市場失敗，聯合國亞太經社

理事會等的研究也已弄清了其實際情況。《環境白皮書》（1992年版）也認為，“（東亞）推行面向出口型的經濟開發，并不斷取得了成功。但卻出現了因缺乏對環境的關心而破壞了產業基礎的現象。工業生產中環境對策的缺乏、自然資源的過剩引起的掠奪性利用、城市的急速擴大所引起的公害等等都是由于各經濟主體僅追求眼前的利益、難以采取顧及環境的行動。另外，該白皮書還指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有關環境惡化時遭受損害的知識未必在政府和企業中得到充分的普及”，并提到了市場的失敗和政府及企業的責任和作用。盡管如此，該報告的無論哪一部分都找不到對環境問題的分析。這樣并不能闡明東亞經濟發展的全貌。

第三點擬探討一下該報告設定為主要課題的市場與政府的關系。關于戰后至今發展中國家開發論的變遷，高地康郎在進行廣泛而出色的調查的基礎上指出，進入90年代后，80年代新古典派的開發論占主流、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調整作為中心的狀況已開始發生了變化。其背景有：80年代對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是經濟負增長、初級產品價格下跌＝交易條件惡化、累積債務和償債義務增加等“失去的10年”，陷入這樣一種深刻的經濟危機，作為其對策而提出的結構調整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債務問題便遺留到了90年代。隨后，如所周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進了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調整，其理論根據就是以市場機能為第一位、排除政府干預的新古典派經濟學。這樣，進入90年代后，隨著人們認識到結構調整政策的界限，也開始追求開發理論的新的展開。為了響應這個新的課題，世界銀行提出的正是親市場的方法，將這一方法用于東亞而編寫出來的報告就是《東亞奇跡》，這些在上文已經提到。在親市場的方法中，雖然提到了市場和政府的關系，但這只不過是處于新古典派開發論的延長線上。對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世界兒童白皮書》（1992年版）已經做了駁斥。該《白皮書》堅持認為在親市場的方法中政府的行動與其說是經濟管理，不如說是屬于社會投資的領域，并主張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在人們證明其沒有害處之前總是有害的，但那離一直致力于解決“人類最深刻問題”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要求的政府的作用仍相去甚遠。

這樣，進入90年代后，如前所述，開發理論有了新的展開。即：開發理論的模式轉換乃至人稱復興運動的情況的發生。

在探討這一新的動向時，可參考英國薩西克斯大學發展研究所(IDS)研究人員的見解。一句話，他們的見解就是從“華盛頓合意”到“新凱恩斯合意”。薩西克斯大學發展研究所所長約翰·托伊認為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初的新古典派經濟學的復活是對戰后發展經濟學中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并詳細地回憶了以H·G·約翰遜和P·T·鮑爾等為先鋒的反革命潮流興起后、80年代迎來高峰期的經過。漢斯·辛格說，從“華盛頓合意”到戰后的“新凱恩斯合意”這樣近乎妥協的協議、這次又到包含環境、貧困的減少、人力資本及人權等新問題的協議，出現了鐘擺不斷往回擺的征兆—例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中的新方法即是如此。

二、從“奇跡”到亞洲貨幣經濟危機

據波爾·庫爾格曼說，“華盛頓合意”的命名者是位于華盛頓的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森，這意味著它是集中在既是美國政府的所在地、事實上也是全世界首府的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等各種機構和對社會輿論造成影響的領導者們所共有的模式。據說其定義是“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經濟政策中的道德項目—自由的市場和健全的貨幣才是發展經濟的關鍵這一信念。其想法是，只要讓貿易自由化、讓國營企業民營化、使財政均衡、將匯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經濟起飛的條件就會具備。如果找到具備這些條件的國家進行投資，幾乎毫無疑問地會馬上得到回報。

上述的世界銀行報告《東亞奇跡》評價道，接受“華盛頓合意”并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是東亞各國及地區，在東亞當中，比起東北亞（日本韓國、臺灣），東南亞（泰國、馬來西亞、印尼）更加忠實于新古典派經濟學的原則，政府沒有干預，產業政策也沒有實施。S·松山們也說，雖說同樣屬于“東亞奇跡”，但東北亞和東南亞的國家及地區的當局在工業化中—尤其是在最能反映這一點的產業政策中—的作用有著很大的不同。他們列舉了①東南亞各國與東北亞不同，一直采取了較為自由的、市場導向型的政策、②在振興出口產業方面是相同的，兩者的主要差異是東南亞強調現在的比較優勢，而東北亞則強調將來的比較優勢、③東南亞重視外國直接投資的作用等，并導出了在全球化時代還是較為自由的、面向市場型的、重視外國直接投資的東南亞的產業政策一直得到世界性的支持這一結論。

但是，1997年7月2日的泰銖貶值和改為管理浮動制的影響轉眼之間就波及了東南亞各國，各國不僅出現了貨幣貶值、股價下跌，還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經濟增長減退、就業不穩定、物價上漲等等）。以往的高度經濟增長一下子轉入經濟危機，如前所述，其中也出現了認為這是“東南亞奇跡終結”的見解。這次貨幣危機不能不令我們想起1994年底至1995年初發生的墨西哥貨幣危機。目睹那場墨西哥貨幣危機后，駁斥了“新興市場”的假象—“華盛頓合意”的虛構性，這就是上述庫爾格曼論文的宗旨。我們也根據始于泰銖貶值的東南亞貨幣危機的發生，在下一節探討一下“華盛頓合意”的虛構性。

三、依賴外資的面向出口型工業化戰略的界限

泰國的宏觀經濟在這10年期間（1985-1995年）取得了不斐的業績。而且，這是在政府的作用比日本及東北亞的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韓國、臺灣）小的情況下實現的。泰國歷來以忠實于新古典派的原理、一直采取“慎重的”財政金融政策的國家而知名，對此，世界銀行報告《東亞奇跡》給予了很好的評價。

但是，正如S·松山所指出的那樣，引領這種高度經濟增長的是外資對制造業部門的設備投資和制造業的出口，這作為外資的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以往泰國給人以很強的“大米單一栽培”的印象，但在這10余年期間農產品和工業制品的出口比率出現了逆轉，工業制品已經占全部出口的80%。其變化之大，甚至連《泰國熱》的作者帕斯庫·蓬帕伊托（音譯）和克里斯·貝克都說泰國在這10年期間成了“另一個國家”。

但就是在這個泰國發生了貨幣危機。實際上，在這10年期間，這回泰銖受到投機買賣并非第一次。1995年初，受到墨西哥貨幣危機的影響（“龍舌蘭”效果），泰銖也成為了投機的對象，但那次影響只是一時的，而且很輕微。其理由有，與墨西哥經濟相比，泰國經濟的基本條件極其良好。事實上，除了經常收支赤字，泰國國民經濟的基本條件（高增長率、高儲蓄率、財政順差、物價穩定）是良好的，從這種觀點來看，“泰國發生貨幣危機便是不可預測的”（瀧井光夫、福島光丘編：《亞洲貨幣危機》日本貿易振興會，1998年，第45頁）。

那么，為什么在泰國發生了貨幣危機呢？關于其原因，大體上有以下這些說明。其開端是出口的低迷。泰國的主要出口對象美國、日本、新加坡等遭受了經濟衰退，尤其是半導體不景氣所造成的影響很大，而且泰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降低了。工資上漲了，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人才培養則落后了，被中國及越南等后起的國家趕上，泰國的出口便停滯了。這時，不可忽視的是泰國采取了美元聯動制。在1994年1月中國人民幣貶值和1995年以后日元貶值的情況下，泰銖在匯率方面失去了國際競爭力。隨著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的出現，在不得不進口中間貨物和資本貨物的情況下產生出口低迷狀況，這使泰國的經常收支赤字大幅增加到對GDP比超過8%的程度。泰國只好以短期資本的流入來維持這種經常收支的赤字。進入90年代后，泰國曾3次實施了金融、外匯的自由化，尤其是1993年設立了曼谷離岸金融市場，使大量的短期資本流入了泰國（據說曼谷離岸金融市場設立后至1996年的僅3年時間，其規模已經超過了500億美元）。為此，在不動產及股票等方面出現了泡沫現象，隨著泡沫的崩潰，外資又流往國外。泰銖被大量拋售，再維持美元聯動制已經很難了，不得不轉而實行浮動匯率制。在泰國發生的貨幣危機轉眼之間就波及了東盟各國，其原因與泰國一樣，這些國家也采取了依賴外資的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和美元聯動制。

根據以上說明，一方面有人就亞洲的貨幣危機提出了十分樂觀的見解。美國的杰弗里·薩克斯和史蒂文·拉德雷特及日本的渡邊利夫的見解可以說是典型的例子。根據他們的見解，這次貨幣危機只不過是長期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調整局面，兩三年內便會重新走上高度經濟增長的軌道。就其論據來看，第一應該說是“外因論”，短期資本的急速流入是這次貨幣危機的主要原因，改善金融體系并加以管理誠然是必要的，但由于國民經濟的基本條件良好，如果一時的混亂平息了，恢復是很快的；第二，由于東亞出現了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盟各國→中國→越南及緬甸等這種經濟發展從中心波及周邊的、其他地區所沒有的“雁行形態的經濟發展”，大概不久就會恢復到成長軌道上來。

以泰國為震中的貨幣、經濟危機受到注目的一個很大原因如上文反復觸及的那樣，可以說是世界銀行作為“奇跡”而甚贊的東亞各國的突然逆轉。這些國家的貨幣、經濟危機的發生，不僅產生了薩克斯和拉德雷特那樣的樂觀見解，而且也產生了悲觀的見解。例如吳軍華認為，即使1997年沒有發生貨幣危機，東亞各國遲早也要面臨調整局面，發生貨幣危機的根本原因是依靠“東亞型發展模式”（依賴外資的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和開發獨裁型政治體制）的經濟增長已經到了極限（吳軍華：“東亞發展模式的界限”，《周刊東洋經濟》，1998年1月17日號）。

這里擬就依賴外資的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的限度談談我們的想法。如前所述，引領泰國高度經濟成長的是外資對制造業部門的設備投資和制造業的出口，這作為外資的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的成功范例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但實際上泰國等東南亞各國正式采取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僅僅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曾有過為了擺脫80年代中期的、當時人稱戰后最大的經濟蕭條而采取或不得不采取了這種戰略（這意味著對外資大幅度緩和限制、實行有利的鼓勵措施，一句話，就是對跨國企業實行“門戶開放”）的歷史過程。

其次，如果加上外國資本的引進及其促成的產品出口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從而需要引進這種類型的工業化所需要的中間貨物和資本貨物的話，可以說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原本就是對外來沖擊很脆弱的東西。就泰國來看，在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下，其貿易依賴程度急速提高（從1982年的54%提高到1994年的89%），已經越來越依賴制造品的出口了。此外，外國直接投資的驟增帶來了進口的迅速增加，經常收支處于赤字狀態，外國直接投資（跨國公司的活動）已經嵌入泰國經濟，通過抑制進口來恢復對外均衡已經越來越困難了。

第三是關于薩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邊利夫高度評價的東亞的“雁行形態的發展”。他們認為在這種形態的發展中經濟發展從中心向周邊波及＝產生連鎖反應，為此先進國當然必須轉移到比較優勢產業或高附加價值產業，使經濟結構高度化。其特征是，如果轉移失敗乃至落后，就會以后進國的趕超所致的出口減少和外資撤退（往后進國轉移）的形式使“成長的動力”減弱。從這種意義上看，亞洲貨幣危機最初在泰國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在東亞，泰國位于先進國及地區（日本、韓國、臺灣等）和后進國（中國、越南等）之間，處于受到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中等尖端技術型產業雙方夾擊的立場。

第四想論述一下匯率制。采取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的國家要引進外資，就必須保持穩定的匯率，對東亞來說，還具有美國是其主要市場的條件，因而采取了美元聯動制（固定匯率制）。在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中，外資的引進和產品出口的擴大對其取得成功是不可欠缺的。但是，如果美元聯動制下的外資引進沒有采取總需求管理政策乃至沒有使該政策發生作用，一般會出現外資流入→國內需求增加→通貨膨脹發生→實際匯率升值（國內外的通貨膨脹差距率／名義匯率）的情況。換言之，資本的流入應該對進口有利而對出口不利，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下的外資引進和產品出口擴大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至泰銖危機發生之前，泰國的實際匯率出現了大幅度降低的傾向，實際上出現了外資流入和產品出口擴大并存的情況。但這不外乎是因為在美元聯動制下有了1985年的西方五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G5)以后日元升值、美元貶值這樣一種有可能實現出口擴大的有利條件，有了這一條件，這種戰略才獲得了成功。換句話說，這種歷史條件失去時，即1995年以后轉入日元貶值、美元升值時，泰國便從匯率方面迅速地失去了國際競爭力。從這種意義上說，G5以后的亞洲的10年是“G5產生效果的10年”、亞洲的貨幣、經濟危機可以看做是亞洲闖入了“G5后”的新時代，這種主張是有說服力的。

如上面所探討的那樣，如果根據“華盛頓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高度經濟增長的持續就是“虛構”的，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樣，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可以說通過采取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所獲得的“成功”只有在具備了特別的歷史條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因此，我們不能不對薩克斯和拉德雷特及渡邊利夫所言的“國民經濟的基本條件良好、而且出現了“雁行形態的發展”、因此不久將會恢復到原來的高度增長軌道”的見解抱有疑問。這樣看來，應該以亞洲貨幣危機為良機、為了東亞經濟的重新起飛、將以往的“外國直接投資主導型經濟增長”轉換為“自力主導型經濟增長”的主張是富有啟發的。

結束語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開發報告—經濟增長與人類開發》（1996年版）批評了僅以經濟增長的尺度來衡量人類進步的以往那種錯誤的方法，在人類開發就是目的、經濟增長是為了進行人類開發的手段、向人們展開選擇的余地這種主張下，不僅將經濟增長的量，也把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作為課題。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所批評的經濟增長的類型有以下5種：

(1)沒有工作的增長＝就業機會沒有增加的增長；

(2)殘酷的增長＝經濟增長僅使富裕的人們受惠、貧富差距擴大的增長；

(3)不能出聲的增長＝政治性鎮壓、獨裁政治；

(4)不穩定的增長＝人們的文化認同消失；

(5)沒有未來的增長＝現在的一代浪費未來的一代所需要的資源。

下面擬參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這一基準，探討一下泰國經濟增長—根據世界銀行報告《東亞奇跡》，這是下一展中國家的榜樣—的結構和質，以作為本文的總結。

馬爾科姆·福爾庫斯證實了泰國的收入分配在1960年以后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期間產生了相當大的惡化。根據帕斯克·蓬帕伊托（音譯）和克里斯·貝克的考察，關于收入分配，①泰國10%最富的人的收入1981年比10%最窮的人的收入多17倍，到1992年已擴大到了38倍；②貧困線以下的人口的確減少了，但減少的數量卻是驚人地少；80年代僅僅減少了1-2%，現在約有1200萬人不得不過著貧困線以下的生活。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不斷擴大，許多人已經跟不上經濟的突然繁榮；③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距有了擴大。由于農業的停滯（農產品價格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和城市的發展，城市和農村的差距從1981年的2.5倍擴大到1992年的4倍；而且，④即使是在城市經濟內部，收入差距也擴大了。環境破壞也很深刻，森林破壞和急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公害甚為嚴重，在泰國，“生活的質量”已成了主要的問題。此外，就勞動力市場來看，除了從農村移到城市的“廉價的”國內移民之外，還有社會底層的“非法”移民和被“違法”殘酷使用的童工，勞動條件很惡劣。因此可以下這樣的結論，對勞動、健康、安全等許多方面來說，泰國的經濟增長是“災難”。

我們已經指出，根據“華盛頓合意”采取面向出口工業化戰略的話、高度經濟增長就會持續下去的見解是“虛構”的。同時還必須指出，被稱為“奇跡”的高度經濟增長有著上述許多矛盾；進一步說，“奇跡”是依靠國內的農業部門和低工資勞動等的“緩沖器”＝矛盾的緩沖器機能來維持的。

就是在這樣的泰國發生了這次貨幣危機。作為從貨幣危機中恢復過來的對策，政府于1997年8月5日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72億美元貸款，但同時也接受了該組織的條件。其主要內容有：①將增值稅從7%提高到10%；②提高電力、自來水等公共事業費；③讓42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停業；④外匯儲備維持在250億以上；⑤經常收支赤字對GNP比1997年降到5%、1998年降到3%；⑥1997年、1998年的實際經濟增長率達到3-4%；⑦1997年的通貨膨脹率定為8-9%；⑧實現均衡財政等，泰國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般條件，根據緊縮的財政金融政策，將實現內外均衡（財政均衡和國際收支的均衡）作為了目標。

其結果，泰國實體經濟急劇衰退、工資降低、就業不穩定、稅收增加、物價上漲、有關生活福利教育的預算削減，平民的生活受到了壓迫。但是，這些人與國內外的金融資本及不動產業者不同，與泡沫時期的不動產和股票投機、以及高利資金無緣，不僅像上述的那樣沒有得到人稱“奇跡”的突然繁榮的恩惠，而且盡管被作為“緩沖器”加以利用，但卻以上述這些就業不穩定、稅收增加、物價上漲等形式被迫支付了泡沫經濟的崩潰及其所引起的貨幣、經濟危機留下的帳單，這樣的不合理狀態目前正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條件的保證而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