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邊貿易與貿易收益風險防范論文
時間：2022-10-14 04: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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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加入WTO后，中國的貿易收益不僅來自開放環境的貿易自由化推進，而且受到其他國家尤其是重要貿易伙伴國貿易政策的重要影響。美國貿易政策實施上的半邊主義，以及其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機制霸權”和中關貿易摩擦的逐漸升級，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國貿易收益的風險。中國其貿易地位的特殊性——作為逐漸崛起的貿易大國，需要審視中關貿易進入的新階段，在多邊貿易體制的現行框架下規避和防范貿易風險，確保貿易收益的穩定性。
美國單邊主義貿易政策及其現實特點
1.美國貿易政策的兩次轉變
第一次轉變是從戰后鼓吹“多邊自由貿易”轉向20世紀70-80年代的“自由與公平貿易”，強調雙邊主義和單邊主義。二戰后，為實現其全球霸權目標，美國在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持下鼓吹多邊自由貿易。其標志是促成GATT的成立并牢牢地操縱該組織的活動。20世紀70年代后美國的經濟地位受到德國和日本的沖擊，《1974年貿易法》的出臺顯示了這一時期美國的保護主義開始復蘇。1988年8月美國國會通過了《1988年美國貿易和競爭綜合法》，對《1974年貿易法》做了實質性修改。主要內容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確定美國政府在參加多邊貿易談判中的授權和目標；二是強化雙邊貿易中保護主義的法規。它體現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重大變化——從大力倡導自由貿易轉為主張管理貿易，進而轉為主張自由與公平貿易，從積極鼓吹多邊主義改為雙邊主義和單邊主義。
第二次轉變是從80年代的“自由與公平貿易”轉向90年代的“公平貿易”，美國采用強硬的進攻性政策。克林頓政府執政后明確指出美國的國家利益向經濟利益傾斜，并把貿易利益放在經濟利益的首位；同時強調拓展貿易是增進美國人民福利和提高美國生產力的重要方式。為此政府提出了新的“公平貿易”論調，將貿易政策由“自由與公平貿易”轉變為“公平貿易”。克林頓將其貿易政策的目標明確為四個方面，其中打開外國市場列為首位。美國一方面強調開放美國市場，另一方面強調這種開放必須是公平和對等的，外國市場也必須向美國的商品和勞務開放，否則美國可以實行單方面的貿易制裁。尤其是競賽規則公平方面判斷的標準是美國的法律，該法律允許美國單方面對其所認定的“不公平”的外國競爭伙伴實施貿易報復或制裁。這實際上是擴大了美國法律的域外管轄權。
近年來，布什政府在經濟貿易領域的單邊性與美國在這一時期政治、安全領域的單邊主義政策取向是一致的。布什政府貿易政策的調整包括將多邊、區域和雙邊貿易自由化并舉，“通過多條線路共同推進，美國將運用自己的實力促進貿易開放”；同時強化貿易保護(例如2002年3月征收進口鋼材附加稅，同年大幅度增加農業補貼)，將這一單邊措施作為在多邊、區域和雙邊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向貿易伙伴施加壓力的重要工具。
就美國貿易政策的實質來看，無論自由與公平貿易還是公平貿易，它們都是基于單邊規則的公平貿易政策的濫用，帶有侵略性單邊主義和貿易霸權主義色彩。
2.貿易政策的單邊主義侵略性
(1)侵略性的單邊主義，通常以威脅的方式要求對方削減其貿易壁壘(如美301條款)。
(2)傳統的單邊主義，削弱自己的貿易壁壘。毫無疑問，只有強國才能通過貿易報復等威脅來迫使他國做出單邊貿易讓步。美國立法機構相信，美國正處于一種不平等的開放之中。因此，傳統的單方面取消貿易壁壘或要求貿易伙伴共同取消貿易壁壘的方法被美國束之高閣，而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是最合適的選擇。比如美國301條款有兩項重要規定：一是針對未履行已達成貿易協議義務的其他國家，提供了進行貿易報復的相關措施；二是允許美國以關稅報復作威脅，要求他國在美國方面認為不合理的貿易領域做出新的貿易讓步。單邊主義這一理念決定了美國制定貿易政策的基調，也是挑起美國與他方貿易摩擦的政策背景。美國貿易政策的基本特征——在國內保持一個開放競爭的市場，履行WTO義務，在多邊貿易體系中充當領導者——盡管受到了經濟形勢變化的挑戰，但一直沒有改變。
3.單邊主義和WTO多邊體制的沖突
上面提到的與互惠貿易有關的自由貿易形式——互惠的削減貿易壁壘——要求雙方互讓必須同時削減各自的貿易壁壘。這種互惠削減貿易壁壘包括兩種基本形式：在WTO框架下進行的多邊貿易談判的互惠以及特惠貿易協定中的互惠(見表1)。這種基于互惠的主張是WTO下的多邊貿易談判的核心思想。基于單邊主義的201和301報復措施在程序上和實體規范上都是與基于互惠的WTO規則相悖的，即使僅僅作為“威脅”手段，也會給成員方之間造成沖突和不妥；如果這些國家迫于美國壓力而先期調整產業措施，則由此造成的損失屬于“自愿調整”，無法向WTO尋求救濟。美國在處理貿易關系時往往采取不同的解決方法，認為多邊無法解決或運用WTO爭端解決手段，削弱多邊貿易體制的約束力，最終影響其效率。
美國選擇多管齊下的方法推動貿易自由化盡管具有單邊主義色彩，但也使美國從多邊和區域兩種貿易框架的互補中受益。從法律上看，美國始終認為國內立法高于WTO規則。美國積極研究新貿易保護的對策，以WTO的灰色區域作合理掩護，實施對國內相對不具有競爭優勢的行業如農業、鋼鐵等的貿易保護。就規則實施而言，美國的區域和單邊主義色彩比較濃重。美國更寄希望于WTO之外的區域貿易安排推進貿易自由化，因而具有對多邊體系的侵蝕作用。在WTO之外，美國的區域安排和雙邊貿易協定的簽署都達到了空前的速度和范圍。在布什獲得貿易促進權以后的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中，WTO的作用僅是保護美國的既得利益，而更多的利益的獲取是通過其他途徑進行的。
傳統的單邊主義和多邊貿易談判中的互惠都在自由貿易中扮演著有益的角色，而侵略性單邊主義和最惠國協定則是WTO體系中的毒瘤。這種超級大國采取侵略性單邊主義的時代已經走到了盡頭。但實力和專橫相結合導致美國采取的單邊行動仍將對當今的貿易政策造成持續的困擾，如單方面宣布停止進口被美國國會認為其生產方式不符合美國標準的產品。
中國面臨的貿易環境和風險
1.美國強勢下的貿易體制系統風險
美國稱霸世界最重要的支撐點是所謂的“機制霸權”(regimehegemony)，即二戰后在美國倡導下建立起來、至今還在運轉的一系列國際組織、機制和聯盟，包括WTO。美國是通過這一機制企圖“領導世界”的。美國貿易政策思想“影響”下的WTO，其規則的制定也是美國主導的過程。
美國以自身的價值觀念和運行模式來制定WTO貿易規則，其難以接受的內容，一般很難納入國際規則成為共同遵守的條款。美國大力推行那些與其利益攸關的協議的執行，而對那些事關發展中國家貿易利益的協議的實施則采取了拖延態度。由于實施各個協議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壞各成員在“烏拉圭回合”一攬子協議中權利和義務的平衡，這種不平衡的受害者自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美國人為地擴大WTO的協調范圍，有選擇地擴大貿易自由化的新領域，發達國家有優勢的服務貿易、知識產權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領域的自由化程度高于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的自由化，使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利益受到影響。貨物貿易領域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長期以來被發達國家視為“敏感部門”而游離于多邊體制之外，如紡織品、服裝、鞋襪、皮革等一直受到關稅及眾多非關稅壁壘的限制，而且限制程度相對有所提高。另外一個事實是，發達國家將自由化推向它們具有比較優勢的新領域時，并沒有打算將原來的貨物貿易領域中實施的普惠制做法推廣到新領域，這導致了新的不平衡。
美國強調“國家主權至上”，認為WTO基本上屬于一個各主權國家政府的聯合體，靠自覺遵守。WTO基本特點在于它適應國家行使主權的靈活性，但又敦促了各成員方遵守貿易規則。在這種觀點引導下，美國常以退出多邊貿易體制來要挾WTO。事實上，在目前一些重要的貿易爭端方面，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強制管轄權”并沒有形成完全的約束力。如歐盟向WTO控告美《赫爾姆斯一伯頓法案》違反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原則的案例中，WTO沒有起到作用，爭端是通過雙邊協商解決的。此外，WTO對貿易國采取單方面報復措施沒有制約能力，在歐盟香蕉案中，美國在WTO裁決之前就單方面采取交叉報復，歐盟進而反報復。公務員之家
WTO的作用盡管有限，但它仍然是唯一的世界多邊貿易框架體系，美國在這一框架下實現并鞏固了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的地位。美國在新的世界經濟秩序與規則的建設形成過程中，不斷使用其強勢地位，一方面力圖影響秩序與規則的制定，謀求既得利益的持續性；另一方面，謀求在雙邊經濟關系或區域經濟規則中建立有益于自己的規則與秩序。其中某些協議內容是對WTO規則秩序的超越，在經濟實力對比懸殊，發展中成員難以團結的現實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一方很可能承擔了更多的風險。2002年布什提出EAI，在五年內與東盟建立“美國一東盟貿易自由區”，美國在東盟及中亞國家中的滲透，與中國形成一種競爭局面，可能降低東盟及中亞國家與中國組建自由貿易區的熱情，使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政策目標日益復雜化。
2.中國面臨的貿易條款風險
建立在既有貿易格局上的多邊體制為中國加入WTO獲得收益的同時也帶來了風險。
中國加入WTO所需要履行的義務是明確的，已經通過協議中關于時間、數量以及修改法律的規定被確定下來。這些義務顯然會從兩個方面給中國帶來風險，一是市場開放對國內產業的沖擊；二是政府需要放棄一些原來習慣采用的管理手段。這兩方面會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而參與多邊貿易體制獲得的收益受到兩種因素的制約：一是發達國家對中國有切身利益產品的市場開放程度，這種開放由于發達國家往往采取各種手段加以拖延而變得不確定了；二是中國的出口常常會受到各種“貿易補救措施”的影響。多邊貿易體制的“貿易補救措施”是不平衡的，解釋權和實施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里。
美國單邊主義傾向的貿易政策和WTO本身的內在風險都使得中國對于能夠獲得怎么樣的收益難以有準確的評估。因此，來自WTO條款的風險是可以預見到的，并且由于WTO本身存在的系統風險，條款風險可能會長期存在。
中國“入世”協定的核心問題之一是關于反傾銷和保障措施的條款。非市場化國家條款允許其他國家在15年內對中國提請反傾銷訴訟，這將導致中國面臨的反傾銷稅遠高于其他的國家，在反傾銷的條件下，對中國每美元的出口所征收的稅收是美國同類出口產品的7倍。這將使中國比其他WTO成員陷于相對更不利的境地，因為中國70%出口的是極易受到反傾銷攻擊的產品。在未來的12年，僅對中國適用的過渡性產品保護(TPS)機制也是一種新的保護形式，比給市場經濟待遇條款更苛刻。該機制使得WTO成員對中國出口產品實施保護措施更加容易。在傳統的GATT—WTO的文獻中，所有涉及有關保護行動的術語和內容都做了系統性的弱化：取消了“不可預見的情形”的規定；不再設最惠國待遇；要求存在“實質性的”(而非“嚴重的”)損失才能實施保護措施；幾乎不再考慮國內產業的狀況；進一步淡化進口增長與損失之間的因果聯系；不要求非因果聯系分析；等等。而且在《“中國”入世協議書》第16條規定，WTO成員可以享受前所未有的“貿易轉移”條款的權力。這意味著，一旦任何一個WTO成員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實施“過渡期特定產品保護”措施，其他成員均可實施類似的措施，而幾乎無需經過任何法律程序。這些特點表明，TPS機制與WTO通常持有的權利和義務相平衡的深層次的理念是有很大抵觸的。在貿易轉移的條款上甚至對此類保護缺乏基本程序上的限制，這將對中國的出口增長構成潛在的嚴重威脅。不僅如此，TPS條款實際上對整個WTO體系也構成了系統性風險。
條款風險給中國帶來的是直接的貿易損失，與此同時中國的報復性舉措也將有可能加劇，特別是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行為，但這樣使中國自身也將受到損害，而且還增加了貿易政策的不穩定性。
3.中美貿易摩擦升級至戰略層面
中美貿易摩擦加劇是中國貿易大國崛起背景下的必然產物。在中國“入世”以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繼續擴大，新的矛盾和問題突出，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國內部分議員不斷就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問題提出涉華經貿議案，經貿問題政治化趨勢明顯。據美方統計，2004年美方對中貿易赤字達到1619.78億美元(中方統計802.7億美元)，比2001年凈增789億美元(中方統計凈增522億美元)。2005年美方對中貿易赤字2016億美元(中方統計1147億美元)，同比增長24.5%，大約占美國貿易赤字的30%。從歷史上看，新的貿易大國的出現會打亂原有的格局，在新興和傳統國家貿易間發生貿易利益分配沖突。而且在分工格局發生新變化下，一國國內結構調整過程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也會出現經濟、政治矛盾。這不僅要求雙方針對一般貿易摩擦進行協商，還要求沖突雙方對各自國內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比如，日美之間始于20世紀60-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戰略貿易摩擦，矛盾將近持續了15—20年。就目前來看，美日之間的貿易摩擦仍然沒有停止，兩個貿易和專利大國之間的摩擦必將長期存在。然而，中美之間的戰略貿易摩擦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相比日美貿易摩擦，中美貿易摩擦具有復雜性和多層次的特點。由于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以及我國加入WTO后15年內仍會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以及特殊保障措施等因素，因此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保障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今后將會有增無減。中美貿易摩擦是以貿易不平衡為標志的，主要包括非關稅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多種形式的一般貿易摩擦，這些往往和宏觀經濟政策、制度層面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美之間的一般貿易摩擦將逐步發展和升級到戰略貿易摩擦。
2006年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布建立一個專門機構，監督中國在貿易承諾上的執行情況。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日貿易沖突多發期，美國也沒有設立針對特定國家的工作組。此外，貿易代表辦公室將創建特別工作組，以負責未來美國對中國的WTO訴訟案。這一空前升級的對華監控反映了美國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可能引起的貿易摩擦的強烈關注，也加大了中國對美貿易的壓力和貿易收益的不確定性。
如何規避和防范風險
中國作為重要的發展中大國，由于其貿易地位的特殊性——作為逐漸崛起的貿易大國，以及美國單邊貿易政策的靈活實施和中美貿易關系的復雜性，更使其面臨更多的風險，包括戰略性貿易摩擦風險、結構轉型和制度安排風險等等。盡管中國貿易收益與面臨的風險并不對稱是由中美在當今貿易格局中的地位和相對力量決定的，但可以在多邊貿易體制的現行框架下規避和防范貿易風險，減少損失并獲得收益。
1.團結發展中國家，弱化美國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強勢
根據美國、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與多邊貿易體制關系的特點，需要團結更多的發展中國家與美國的“機制霸權”相抗衡，削弱美國將單邊主義嫁接到多邊貿易體制中的行為。發展中國家這一利益集團在WTO多邊貿易體制中規模最龐大，集團內部利益關系相當復雜，在許多方面同時存在著利益的沖突，因而難以形成利益上的一致性。WTO實踐證明，過于籠統的條款、待遇，沒有也不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任何利益。如發達國家只有25個，盡管在農產品等方面存在差異，但在其他貨物貿易領域、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領域、服務領域等存在利益上的廣泛一致性。因此今后要考慮形成范圍相對較小，經濟利益相對一致的發展中國家內部集團，才能在多邊貿易談判中提出具體的適合這一集團的規則。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政策空間，為發展中國家貿易發展尋求實質的收益，才能逐漸弱化美國等發達國家在WTO中的強勢地位和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可以在參與條件、履行義務、運用規則、增強集體談判能力等方面通過共同努力減少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風險。
2.明確WTO爭端機制的作用范圍，積極應對貿易摩擦
當今全球經濟體系主要是由美國主導的，中美經貿關系中不對等的經濟依存關系會增加中國在中美經濟相互依存中的脆弱性，摩擦成為常態。WTO雖然實施了貿易保護措施，但它并不具有國家的權力，所有的協議都只能是談判的結果，對各成員的所謂約束也是通過共同的協議來達成的，各種具體行為要由各成員自覺和自主執行。當一個成員特別是貿易大國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及經濟利益與WTO規則相矛盾時，多邊機制就難以全面約束單一成員的行為。換言之，WTO只能協調各成員的利益，而不能消除各成員之間貿易摩擦的根源——國家利益的沖突。因此，對于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要善于合理運用貿易爭端解決機制，明確爭端解決機制的作用范圍。除此之外，要加強與美國貿易伙伴的溝通和磋商。
3.提高出口產業競爭力，改善國內產業環境
在當前不斷深化的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多邊貿易談判逐漸向環境、競爭政策、投資措施等與貿易有關的國內政策滲透，這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力圖從WTO協議和融入世界經濟中獲取最大利益時，越來越多地面臨著在國內進行制度創新和徹底改革的迫切任務。貿易自由化帶來的“潛在”收益，只有在同時出臺與開放相配套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國內條件下，這些收益方能轉化為現實。中國在調整內部經濟結構，實行與國際規則相適應的貿易政策的同時，可以確立和進一步發揮自己的貿易優勢，在減緩可能的沖擊和回避風險等方面都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一方面，避免貿易規模單純過大和數量激增，要增強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包括提高科技含量和知識產權保護力度，避免反傾銷、技術壁壘和美國337等貿易糾紛。另一方面，加快國內改革進程。雖然將改革與WTO規則的導向結合是重要的，但開放是發展戰略的“一部分”，向外部開放不應取展戰略。中國國內改革更需要超越貿易政策方面而推動社會諸多層面的發展，包括完善規劃行政管理的程序和規則，以及在市場經濟法律制度方面的改革。最大程度地降低中美貿易摩擦產生的外在環境因素，全面保障中國的貿易收益的獲得。
4.建立產業安全預警機制，發揮行業協會作用
美國經濟學者丹尼·羅德里克對不同類型國家在貿易自由化以后出現的外部風險以及這種外部風險對收入和消費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發達國家抵御貿易自由化帶來的外部風險的能力明顯要好于發展中國家，原因之一在于后者政府對經濟的監管和控制能力非常弱，缺乏防范風險的預警機制，沒有建立其有效的控制機制。當前，眾多國家對加入WTO后建立產業安全預警機制的重要性已經達成了共識。已有的比較成功的產業損害預警機制有：美國的“扣動扳機機制”、歐盟的“進口監測快速反應機制”以及印度的“重點商品進口監測機制”。中國可以建立重點行業的產業進出口預警系統，防范可能的貿易風險。
此外，行業協會在貿易外交活動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可以保護行業利益。在美國，行業協會成為WTO框架下游說和影響政府調整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以及解決國際貿易糾紛的主要力量。WTO倡導的公平競爭是就某項產業而論，并不保護個別企業。因此，個別企業的利益保護不可能單個實現，必須通過行業協會以產業的形式實現。單就反傾銷而論，美國行業協會在反傾銷申訴和應訴中就充分發揮了申訴人的作用。行業協會在建立行業發展數據庫方面也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例如追蹤國外的生產變化、產業結構調整以及技術更新。這些信息通過行業協會到達相關的國內公司，使它們能夠避免在未來由于調整生產和出口政策而產生貿易糾紛。中國國內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其在規范、服務企業出口行為中的作用，通過為出口企業提供進口方有關反傾銷法律，進口方相關產業的市場價格、市場份額、生產數量、產品利潤及產業工人就業情況等信息，幫助企業建立完善、靈活的反傾銷預警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