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香港轉口貿易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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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晚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空間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全國對外貿易樞紐由廣州逐漸北移至上海。在中國沿海唯一能與上海爭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這得益于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及寬泛的貿易輻射面。本文力圖在把握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期中外貿易歷史大環境的基礎上，復原兩廣地區、西南地區、閩浙臺地區、上海及長江流域、環渤海地區與香港之間貿易關系的演進，分析其發展變化的具體表現形式。

[關鍵詞]香港晚清時期轉口貿易

晚清時期香港對華轉口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在中外貿易中居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影響所及自華南沿海至北方環渤海地區均有表現。以往限于研究資料的不足，除一些有關香港歷史及經濟史的著作曾簡要提及這一問題外①，缺少對此進行專門研究的著述，20世紀出版的4部香港史資料集對此問題提供的研究線索均較零散②。本文擬以《中國舊海關史料》中的貿易統計為依據，并輔以其它資料，力圖闡明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③，國內主要通商口岸與香港之間貿易關系的演進，分析其發展變化的具體表現形式及香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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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余繩武、劉存寬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中華書局，1994年；張曉輝：《香港近代經濟史(1840—1949)》，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這四部資料集是：ArnoldWright，TwentiethCenturyImpressionsofHongKong：History,People,Commerce,Industries,andResources；Singapore1990.G.B.Endacott,AnEasternEntrepot,ACollectionofDocumentsIllustratingtheHistoryofHongKong,London1964；Noronha＆Company,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bstractoftheColonyofHongKong(1841—1930),HongKong1932；TheBediktonCompany,Commercial＆IndustrialHongKong,ARecordof94YearsProgressoftheColonyinCommerce,Trade,Industry＆Shipping(1841—1935),HongKong1935.

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海關總署辦公廳編：《中國舊海關史料》，京華出版社，2001年。受記錄格式的限制，此書所載1869年以前的統計數據有欠完整，1904年以后則將香港與外國合并統計，目前均難以進行具體的量化分析，故本文研究時段僅限于1869—1904年。下文所引該書頁碼均為復式頁碼，先卷后頁。

一從西方科技進步的視角看晚清時期香港轉口貿易的時代環境

本文研究所涵蓋的時段，尤其是19世紀最后30年，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改變了人類的生活面貌，繼而給東西方貿易帶來革命性轉變。首先是鋼、鎳、鋁等以往比較稀有貴重的金屬材料大批量的用于工業生產，顯著提升了生產力的規模。接著便是電力作為一種新的能源在提供光、熱、動力等方面獲得廣泛運用。化學工業尤其是石油工業的興起使美、德兩國作為新興強國崛起在世界舞臺上。而醫藥、衛生、營養諸領域的各項創新則為大量新產品涌入市場創造了條件。如巴氏滅菌原理使消毒牛奶和食品罐頭的長途運輸成為可能。與這些技術革新相配套的是鐵路干線系統的建成、大噸位汽船應用于遠洋航海以及冷藏技術的完善等。①

所有這些科技進步加上交通條件的改善為東西方貿易向更廣的領域深入推進創造了條件，全球經濟一體化初露端倪，而晚清時期中外貿易就是在這樣一種變局中興起的。自《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取代原先廣州一口貿易的格局，到《天津條約》繼續增開口岸對外通商之后，中國對外貿易的空間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全國對外貿易樞紐由廣州逐漸北移至上海，并次第興起了一批區域性的外貿中心口岸。其中，上海在全國對外貿易中居有樞紐地位，而其它口岸的貿易額均相形見絀。在中國沿海唯一能與上海爭雄的口岸只有香港，香港不僅是中國沿海的貿易中轉站，其轉口貿易的輻射范圍還遠及美洲、歐洲、印度、南洋、日本等地，重要性不亞于上海。這首先得益于中外貿易興起為殖民地香港創造的機遇，以及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實行的自由港政策。下文力圖闡明香港通過轉口貿易將中國沿海地區特別是華南沿海納入了世界貿易圈，促進了這些地區外向型經濟的興起。

二晚清時期(1869—1904)滬港兩埠洋貨轉口貿易在中外貿易中的地位

圖1為晚清時期洋貨進口額波動圖，顯示了對外貿易在若干階段的波動趨勢和特征，讀者可據此對該時期洋貨進口貿易的演進獲得一個大致的印象。1891年以前的幾十年當中洋貨年度進口額一直未突破2億海關兩，基本保持了緩慢增長的趨勢；此后10年翻了一番，到1901年突破4億海關兩的大關，至1904年一直維持了比較快速的增長勢頭。

值得注意的是圖1所展示的上海與香港在全國洋貨進口中發揮的轉口作用，如果不計經上海轉口運往其它通商口岸的貨值，歷年的洋貨進口額就會有較大下滑，如圖1第二條曲線所示；如果再將洋貨經香港轉口國內的份額去掉，那么歷年的洋貨進口額就所剩不多了，如圖1第三條曲線所示。至此，讀者可以對上海和香港在晚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中扮演的角色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圖2為晚清時期歷年洋貨進口額中經上海與香港轉口的比例圖。從中可以發現在這35年中，洋貨經香港轉口進入各通商口岸的比重在全國洋貨進口總額的30％上下波動，1888年達到最高值38．2％，1903年達到最低值24．6％，基本以90年代中期為界，此前大多在。30％以上，此后有所降低。說明前期各口較少直接從外洋進口洋貨，而是主要通過上海和香港這兩個樞紐港口轉口進貨。后期情況逐漸發生變化，一方面隨著新辟口岸的增多，逐漸分流了一些主要港口的貿易額，另一方面主要口岸趨向于直接從外洋進貨，對上海和香港的依賴性減弱了。

表1顯示了歷年來洋貨經香港轉口內地的總額，可以看出轉口額基本保持了不斷增長的勢頭，前期(1887年以前)增速平穩，后期(1887年以后)增速加快，而且越來越快，考慮到后期洋貨經香港轉口的比重在逐漸下降，更能反映出中國對外貿易的總額實際上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長。這種增長勢頭和與之同時發生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進步及殖民主義者商品侵略的加強密不可分，同時也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香港的繁榮得益于同內地間密切的貿易往來，英國殖民主義者在香港實行的自由港政策不是造成香港繁榮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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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導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第38—42頁。

三香港與東部沿海沿江四大區域及西南地區轉口貿易結構分析

本文擬選取1869(本文研究的起點時段)、1874(明確采用海關兩作為統計標準)、1885(上海金融投機風潮基本結束，中法戰爭結束，貿易恢復正常)、1894(甲午戰爭尚未對中外貿易及國內經濟產生嚴重影響)，以及1904(本文研究的終點時段)5個大致以10年為間隔且中外貿易相對正常的年份為樣本，以洋貨經香港轉口國內主要通商口岸為指標，考察香港與內地的貿易關系，得出在5個不同時段與香港貿易關系較為密切的口岸排名(見表2)。總體而言，表現出上海稱雄——華南為主——兼及北方的基本特征。

表2清楚地反映出與香港維持了密切貿易關系的口岸基本上是穩定的，但也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其中5次均榜上有名，可稱為“親港”(即貿易依存度最強)的有6個，按平均名次排列分別是：上海[2](5、2、1、1、1)①，廣州[2．6](1、4、4、2、2)，汕頭[2．8](4、1、3、3、3)，廈門[3．2](3、3、2、4、4)，福州[4．6](2、5、5、5、6)，天津[8](7、8、8、7、10)；4次(前4次)榜上有名的僅有臺灣(也稱打狗、臺南)一口[9](10、7、10、9)，鑒于臺灣島已于甲午戰爭后被日本割占，此后的海關統計付諸闕如，故難以對1895年以后港臺貿易額做出精確的估計，因此在本文所研究的時段內，特別是在前期和中期，臺灣也是與香港維持了密切貿易關系的“親港”；3次(2、3、4次)榜上有名的僅有淡水一口[8．7](9、9、8)，與臺灣的情況相似，也可將其視為“親港”。下文即試圖探討香港與這些區域間貿易結構的變化趨勢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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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內為5個樣本的平均名次，()內為歷次名次，下同。

1．兩廣地區

從海關貿易統計來看，晚清時期廣東和廣西在對外貿易領域對香港的依賴性極強。廣東省自西向東共計有北海、廣州灣(湛江)、瓊州、三水、江門、廣州、拱北、九龍、汕頭等9個口岸面向香港展開大宗進出口貿易，而且幾乎所有的沿海沿河地帶都可直接與香港互通有無；廣西則借道北海和本省的水運樞紐梧州通過香港與世界市場發生聯系，并將香港的輻射力通過南寧和龍州等埠延伸到整個西江流域直至百色等桂西南偏遠地區。

從貿易結構來看，兩廣進口的洋貨與國內其它口岸并無顯著不同，鴉片、棉制品、煤油、火柴都是進口的大宗產品。土貨出口則有所不同，海南和雷州半島良好的氣候條件適宜大批養殖多種禽畜，因此禽畜產品的出口貿易長盛不衰，香港市場行情一直看好，成為最盈利的出口貿易，有些貨源(如鮮蛋)甚至達到了香港市場需要多少瓊州產地就能供應多少的程度①。此外，一些新興商品次第興起，如席子和席制品、芝麻、高良姜(Galangal)、煙葉、荔枝等水果及各類水果罐頭等，香港都是其主要銷場②。而廣州除絲茶大量出口外，新鮮食品“因香港逐日所需，水程甚近，如蔬菜、雞鴨、鮮魚、雞蛋等物販去者日漸其眾”③。這是廣東對港貿易的一大特色，主要是由于鮮活農畜產品的供應對運輸的速度有特殊的要求，只有鄰近香港的廣東省具備比較容易開展此類貿易的條件。另外，潮汕地區出產的蔗糖、陶瓷、夏布、土布、抽紗、潮繡、潮州柑、漁網、咸菜、菜脯、錫箔紙等當地土特產品的出口，也主要經過香港，這些過港商品的大部分都會再次轉運到海外華僑聚居地④。

廣西獨特的亞熱帶山地氣候條件下出產的一些地方農副產品在滿足國際市場需求和香港本地消費方面，與其他省份的貿易結構差別較大，是梧州—香港兩地貿易的特色。首先是各類油料作物大批出口。八角油(AniseedOil)、肉桂油(CassiaOil)具有多種用途，可用于制藥、釀酒和食品添加劑，歐美市場需求旺盛，成為廣西通過香港出口國際市場的重要原料⑤；桐油(WoodOil)是制漆的重要原料，對香港這類船舶修造業發達的航運中心更屬不可或缺的原料產品，國外市場的需求也很強勁⑥；花生油則是日常烹飪不可或缺的原料，滿足了香港城市經濟發展的需求⑦。其次是禽畜產品、林產品，主要滿足香港本地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及海外華僑生活需要。如牛、生豬、家禽成批出口香港，獲利豐厚，不僅供應香港本地需要，還轉銷菲律賓市場。皮革類產品，經香港外銷新加坡等地。材炭滿足香港城市日常生活需求，適銷對路，樟腦(Camphor)則供不應求，轉銷歐美。此外香港市場對干蛤蚧(DriedLizard)、鮮斛斗(Orchid)、鉤藤(按：原文未給出英文名稱)、蟬蛻(CicadaSkins)、薄荷葉(PeppermintLeaf)、忍冬[又稱金銀花(Honeysuckle)]等廣西特色藥材的需求也日趨旺盛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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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3年，1900年，1901年，1903年，1909年，瓊州，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7—588(第17卷第588頁，以下同)，589，19—88，89，21—82，32—158，34—158，38—204，50—169，154—394頁。

②TradeReport，1889年，1892年，1895年，1896年，1911年，瓊州，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5—538，19—88，23—590，24—597，56—246，155—700頁。

③《光緒二十一年廣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載廣州海關志編委會：《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356頁。

④《明清時期潮汕主要出口商品》，載楊群熙編輯點校：《潮汕地區商業活動資料》，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市文化局、汕頭市圖書館(內部資料)，2003年印，第253—267頁。

⑤TradeReport，1898年，1899年，1902年，梧州，載《中國舊海關史料》27—554，30—28，36—169，170頁。

⑥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梧州，載《中國舊海關史料》27—554，45—724，725，53—210頁。

⑦TradeReport，1908年，1910年，梧州。載《中國舊海關史料》47—779，53—210頁。

⑧TradeReport，1901年，1902年，1906年，1907年，1909年，梧州。DecennialReport，1897—1901年，梧州，載《中國舊海關史料》34—137，36—169，43—688，45—724，50—142，154—289頁。

2．西南地區(云南、貴州)

云南地處西南內陸，本身并無出海口岸，但它與越南、老撾、緬甸毗鄰，向北還可進入四川等廣闊的內陸市場。云南擁有豐富的礦產資源，有金、銀、銅、鐵、鉛、錫、鋅、煤、大理石、雌黃、辰砂、鹽等種種礦藏，還有琥珀、翡翠等寶石礦①，礦業在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礦產品成為云南重要的出口商品。由于偏居內陸，云南到內地的交通極其不便，到達沿海港口的交通，向東經過廣西或向南經過越南再轉入香港，要比北上四川再經長江東下到上海的交通要便捷一些。因此，早在云南開埠以前，滇南一帶與香港之間就存在著比較密切的貿易關系，經營對外貿易的各家商號將個舊的大錫用馬幫由蒙自、廣南馱運至廣西百色，再由水路運至香港，然后從香港將棉花、百貨等物品運回來；中法戰爭曾一度影響了貿易，但戰爭結束后，蠻耗至河內段的紅河水路開通，經這一路線跑香港的商幫又興盛起來②。原先作為云南商品出口主要通道之一的西江水路因匪患嚴重，到19世紀90年代前期已日漸衰微③。20世紀初法國殖民當局開始著手鋪設滇越鐵路，至1903年越段(海防至老開線)已經建成，隨即由河口接筑滇段，至1910年修至昆明。這條鐵路的修建使云南與外部市場的聯系日益緊密，原先云南的貨物運抵上海需四五十天，從廣西至北海也要五十多天，而鐵路建成后，云南至香港間的貨物運輸只要六七天，經香港轉上海也只要9天，運輸時間明顯縮短，而運輸量大大增長，外銷商品的種類也日漸多樣化了④。

開埠之初，云南出口商品結構單一，僅個舊大錫在歷年全省出口總值中就要占68％—93％。由于云南省內不具備精加工的能力，錫錠只有運往香港與馬來錫摻和，改煉為精錫，才能銷往世界市場。因此，云南大錫無論最后銷售市場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需先運往香港，香港成為云南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之一。以1891年為例，對香港貿易額占蒙自關對外貿易總額的85％⑤。進口貨以棉紗、匹頭、煤油、火柴、煙絲為主，上述諸項在1890年就占蒙自口岸進口額的99．77％，這些貨物主要來自香港、印度、越南等地，其中香港約占一半左右⑥。蒙自與香港的貿易關系如此密切，以致滇幫“八大號”的泰來祥、東美和、正順昌、朱恒泰、豫順隆、應天號、萬盛昌、順成號都在香港設有分號，而云南當地大錫的價格競由香港市場價格的漲落決定。作為云南另一派頗有影響的商業勢力，廣幫“八大號”不僅熟悉香港市場，還和外國資本有許多聯系，如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的華人買辦梁子惠就是廣幫的首腦人物⑦。除大錫外，思茅地區江城一帶的茶葉經焙制后往往可存放幾年，味道濃香不變，大多銷往香港，并經香港轉銷越南、新加坡、菲律賓等地供華僑飲用⑧。

晚清時期貴州經濟發展依然遲滯不前，且本省沒有通商口岸，進出口貿易多假道鄰省進行。根據鄰省海關報告(主要是廣西各口岸的報告)的記錄，貴州對外貿易間接與香港發生聯系，主要以本省鴉片交易經香港流人廣西的棉紡織品，此外別無大宗交易。與云南相比，貴州對外貿易結構更顯單一，也沒有長途販運商人大規模的運銷活動，是不沿海、不沿江、不沿邊、無鐵路、無礦產、無華僑的內陸封閉貧瘠省份對外貿易極不發達的典型代表⑨。香港與貴州兩地的貿易對貴州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大，只是使貴州市場有了一些舶來品的影子，再就是為了交易這些洋貨而發展起來的鴉片種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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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52—674頁。

②楊楓：《建水縣私營商業發展簡史》，載《紅河州文史資料選輯》第10輯。

③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54—452頁。

④董孟雄、郭亞非：《云南地區對外貿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9、257頁；陸韌：《云南對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98頁。

⑤DecennialReports，1889—1891年，蒙自，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52—667頁。

⑥《云南地區對外貿易史》，第46、91頁。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54—457頁。

⑦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蒙自，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54卷，第458頁；蒙自縣志編纂委員會編：《蒙自縣志》，中華書局，1995年，第592頁。

⑧《云南地區對外貿易史》，第242頁。

⑨TradeReport，1891年，1892年，1895年，北海，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7—606，19—104，23—608頁；TradeReport，1897年，1899年，1900年，1904年，梧州，載《中國舊海關史料》26—47，30—29，32—6，40—199頁。

3．上海及長江流域

上海是近代經香港對華貿易額最大的口岸，這主要是因為上海的貿易涵蓋面廣，對內對外的輻射力均很強，各類市場發育完善①，最終促成并長期維持了上海在全國乃致在東亞地區的貿易中心地位。而香港就是在進出口貿易領域將上海與世界聯系起來的重要中轉站之一，特別是在一些特色貿易領域中發揮的作用更為明顯。

上海洋貨進口貿易素以英國所占比例最大，前期對港貿易不占重要地位，隨著印度及其它英國殖民地對上海的貿易越來越多地經由香港轉口②，70年代滬港之間的輪船航次明顯增加了，1874年從英國屬地進口的產品足有十分之一來自香港，1875年又進一步增加到五分之一③，到19世紀90年代，進口到上海洋貨經香港轉口的比例已僅次于英國本土來貨，香港成為上海第二大洋貨來源地④。

兩地的貿易額迅速增長，主要大宗貿易品如鴉片、棉紡織品、絲、茶占較大份額。但大部分是轉口貿易，這從南洋莊的活動可窺豹一斑。大批身在異國他鄉的華僑對國內各種農副土特產品的需求量很大，同時也把當地的農產品運往國內銷售，而當時南洋和上海之間的直接班輪較少，大部分經由香港轉口⑤。上海與香港就是這條雙向貿易路線上最重要的兩個點，上海是國內廣大腹地各類出口土特產品和進口洋貨的集散地，香港則是對土貨進行精加工并分銷南洋及將洋貨轉口國內的中轉地。上海與香港間進出口的大宗土特產品種類繁多，上海出口貨有蔬菜、水果、花卉，這與上海郊區的大塊土地在外國人的影響下開始種植卷心菜、花菜、洋蔥等西式作物有關⑥，此外還有南北貨、罐頭食品、調味品、山地貨等幾個大類上萬種商品⑦；上海自南洋進口的品種則有海味，柚木、柳安、紅木、花梨木、洋松等各類木材，檀香、洋米、食糖、燕窩、胡椒、靛青、藤、栲樹皮、蘇方等，也包括錫等海峽一帶出產的礦產品⑧。經營方式多為先由南洋僑商委托寄售，上海九八行在國內結付。香港則是這一系列交易環節不可或缺的中轉樞紐。

上海與香港只是各自廣袤腹地與交易圈的兩個端點，香港面向世界的交易圈上文已經提及，這里就上海對內轉口貿易的輻射力，主要是對長江流域的進出口貿易的輻射力略作說明，以展示滬港兩地端點貿易背后的依托。按從下游到上游逆江而上的順序，依次對每個貿易結點(即主要沿江商埠)所傳遞的輻射力進行簡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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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仲禮、沈祖煒：《近代上海市場發育的若干特點》，《學術季刊》，1994年第2期。

②《(英國)領事麥華陀1868年度上海港貿易報告》，載李必樟譯編：《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169頁。

③《(英國)領事麥華陀1872、1873、1874、1875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載《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265、279、318、359、371頁。

④《(英國)領事哲美森1893、1895年度上海貿易和商業報告》，《總領事韓能1896年度上海貿易報告》，《總領事滿思禮1897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載《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830、879、907、926頁。

⑤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上海市國際貿易學會學術委員會：《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第158頁。

⑥DecennialReports，1892—1901年，上海，載徐雪筠等譯編：《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海關十年報告譯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44頁；《(英國)副領事阿連壁1879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載《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547頁。

⑦《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冊)，第463—464頁。

⑧《上海對外貿易(1840—1949)》(上冊)，第164、421—441頁；《(英國)領事麥華陀1869、1874年度上海貿易報告》，載《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195、334頁。

首先是運河樞紐鎮江，1861年開埠。在津浦鐵路建成以前，運河是江蘇、山東以至直隸部分地區全流域貿易的運輸動脈。鎮江就像一個麻袋口，把沿岸貿易盡收囊中。然后是安徽蕪湖，1877年開埠。蕪湖的貿易網主要涵蓋安徽省境內的池州、寧國、太平、安慶、廬州等府，六安州、和州以及江蘇境內江寧府的部分地區。安徽全省的貿易額大部分經蕪湖口岸進出口。接著是江西九江，1861年開埠。九江囊括了贛州以北贛江流域大宗物資的進出口業務，是江西對外貿易的集散市場。漢口是長江中游最大的集散市場，1861年開埠。湖北省內貿易沿長江匯集漢口，陜南地區通過漢水與漢口相連，京漢鐵路修通后，北至直隸、山西、河南等北方廣闊地帶皆可南下與漢易，漢口成為名副其實的“九省通衢”。再往上到達岳州，1899年開埠。岳州的進出口貿易通過長沙的接力作用輻射全省，促使以往湖南省以湘潭、常德為中心的市場網絡重新組合，北向長江的商路成為湖南進出口物資的主要通道。最后是四川的大門重慶，1891年正式開埠。隨即就迅速躍居四川乃至西南地區最大的貨運中心。擁有沿江六省以及非沿江省份部分地區這樣大范圍的腹地為依托，上海自然成為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中心①。

4．北方環渤海地區(天津、營口、煙臺)

開埠以后，天津主要的貿易對象口岸是上海，日用品從上海進口的比例較大，而特種商品的來源地則以香港居多，因為這些商品常常是天津獨需的，而其產地往往又遠在歐洲、印度、南洋一帶，遠洋來船直航天津不能象在上海和福州那樣容易獲得足夠的回程貨因而難以獲利②。故采取先運至香港后，轉由經營中國沿海航運業務的輪船公司與其它北銷商品混運北上，途經天津時卸貨，再開往牛莊和煙臺，以裝載回程貨物③。

早期天津洋貨進口結構比較單一，鴉片和棉紡織品所占的比例較大，這兩種商品的產地遠在印度和英國，必然有相當一部分要經香港轉口輸入。但隨后貿易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為了鎮壓捻軍、西北回民起義，清政府不惜花巨資從國外購買大批新式軍火。早在1866年，即有大批加農炮、毛瑟槍、手槍及銅帽進口，另有通常來自英國之火藥(概由上海與香港轉口)進口量頗巨④。向清政府出售軍火數額最大的國家是德國，大批取道倫敦、鹿特丹和安特衛普的德國商品以英國貨、荷蘭貨和比利時貨的名義運到了中國，海關統計的“香港”一欄包含了大量的德國商業，因為英國的這個殖民地是向中國輸出軍火的中心⑤。運抵香港的軍火再轉運到國內各地，其中轉運到天津的比例很大。到1893年，軍火的進口已位居天津當年進口貨值的第一位⑥。機器和鐵路設施的進口也有較大比重來自德國，大部分仍走與軍火同樣的路線進口到天津，反映出隨著天津近代工業的興起，商品的結構出現了較大變化。而香港一直與天津保持著特貨交易關系，是工業建設原料和特種軍需品的供應地。

豆貨(大豆、豆餅、豆油)自營口開埠以來就一直是東北最大宗的出口貨。在1907年大連開埠前，主要通過牛莊出口日本、海參崴，以及華南一帶種植甘蔗的地區。據臺灣學者研究，1870—1930年間，豆貨占東北貿易總額的比例維持在65％—90％之間⑦。1870年前后，豆貨貿易完全解禁，成為中外勢力角逐的大宗出口貨。不僅華中、華南一帶的經濟作物種植區需要豆貨作為肥料，東南亞的甘蔗園也需要豆餅肥田。鑒于東南亞一帶沒有直通中國北方的航線，因此有一定份額需經香港轉口⑧。此外，營口還是各種藥材的大型集散市場，外國藥品輸入東北素由香港進口。營口當地的天福堂、魁記號、公裕號、寶安堂、公和棧等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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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DeeennialReport，1882—1891年，鎮江，載《中國舊海關史料》152—305，308頁；謝國興：《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64)，1991年，第460頁；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江西省圖書館選編：《江西近代貿易史資料》，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7頁；蘇云峰：《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1)，1981年，第410—415頁；周石山：《岳州與長沙自主開埠與湖南近代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2—149、160—163頁；周勇、劉景修譯編：《近代重慶經濟與社會發展》，四川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1頁。

②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載吳弘明等譯編：《津海關年報檔案匯編(1865—1911)》(上)，天津社會科學院內部資料，第43頁。

③TradeReports，1873年，廈門，載廈門市志編纂委員會、《廈門海關志》編委會：《近代廈門社會經濟概況》，鷺江出版社，1990年，第110頁。

④TradeReports，1866年，天津，載《津海關年報檔案匯編(1865—1911)》(上)，第32頁。

⑤施丟克爾：《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第100頁。

⑥姚洪卓：《近代天津對外貿易(1861—1948)》，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年，第112頁。

⑦雷慧兒：《東北的豆貨貿易(1907—1931)》，臺灣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7)，臺北：1981年，前言，第1頁。

⑧胡雪梅：《近代中國大豆出口貿易概述》，遼寧師范大學2003年碩士學位論文(未刊稿)，第6—7頁。

藥材批發商都在香港設有辦莊，直接進口國內外藥材，生意興隆，吸引八方客商前來采購①。

就山東的煙臺和青島兩個口岸而言，由于青島開埠晚，開埠后直接對外貿易的趨勢較強，而煙臺則在19世紀后期直至青島開埠前一直是山東大宗進出口貿易的門戶，因此這里只以煙臺為例進行探討。煙臺腹地出產多種農產品和手工業品，其中豆貨、絲及絲織品、粉條、草帽辮、花生及花生油、花邊等都是大宗出口貨，主要銷往華中和華南市場，海外市場以南洋為主，出口英美等國也占一定比例，多經香港轉口。大宗土貨如粉條、藥材、絲及絲織品等經香港轉口國外市場的比例在40—70％之間。而鴉片、棉紗、匹頭等來自歐美、印度的洋貨有一定比例通過香港輸往煙臺②。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煙臺更鄰近另一遠東轉口港上海，因此香港并不是煙臺最重要貿易對象③。

5．閩浙臺地區

福建省對外貿易南北各有所側重。對閩北而言，茶葉歷來是出口的最大宗，除與英國和歐洲大陸有直航貿易外，出口美洲、澳大利亞、東南亞和印度的茶葉多經過香港轉口④。福州周圍農村生產的馬鈴薯也曾大批運往香港和新加坡售賣⑤，證明福州也是香港市場上鮮貨的來源地之一。同時，抵補茶葉出超的大批鴉片、棉制品大多經香港輸入，本地商號在香港派有人，交易便捷⑥。早在1865年，定期航行于福州、廈門、汕頭和香港之間的英國輪船就有6艘之多，這些輪船為外國商人載運鴉片和鉛，這是外國商人進口的主要貨物⑦。在糧食歉收的年份，大批大米以及美國面粉自香港源源運抵福州⑧。廈門港則由于輸出的勞動力眾多，其工業及貿易的興起每受僑資及僑需的影響。時有瑞記公司，成立于1893年，年產各類罐頭四千擔，專銷本地及南洋一帶⑨。而香港就是這些內地土特產品輸往南洋和世界其它華僑集中地區的中轉站。

由于鄰近上海，晚清時期浙江省大宗進出口貿易主要通過上海中轉，而香港與寧波等口岸的貿易也略具規模，是浙江省第二大洋貨來源地，兩地在糖等若干類特貨貿易領域的關系比較密切⑩。除鴉片外，南方的糖、海峽殖民地(馬來亞)的錫、南洋的米、檀香木、蘇木、藤器、美洲花旗參等，經香港重轉口輸往浙江⑾。而浙江

出產的棉花、火腿、燒酒、墨魚、草席、花生油、明礬等大批運銷香港，或經香港轉往華南地區和海外華人聚居的社區⑿。除鴉片和糖以外，其它都不是大宗貿易，說明兩地都不是對方最重要的貿易對象，但某幾類雜貨貿易的興盛恰又反映出二者之間的相互依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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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張述遠：《舊營口的中藥業逡巡》。載《營口文史資料(第10輯)——營口港埠面面觀》，第2卷，第6—7頁。

②劉素芬：《煙臺貿易研究(1867—1919)》，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11—15、28—29頁。

③交通部煙臺港務管理局編：《近代山東沿海通商口岸貿易統計資料(1859—1949)》，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7、33—34、43—44頁。

④TradeReport，1865年，1867年，福州，載《近代福州及閩東地區社會經濟概況》，華藝出版社，1992年，第9、49頁。

⑤TradeReport，1890年，1892年，1910年，福州，載《近代福州及閩東地區社會經濟概況》，第179、221、281頁；DecennialReport，1892—1901，福州，載《福建文史資料》第10輯，第118頁。

⑥TradeReport，1876年，1881年，1893年，福州，載《近代福州及閩東地區社會經濟概況》，第112、130—131、192頁。

⑦林仁川：《福建對外貿易與海關史》，鷺江出版社，1991年，第198頁。

⑧TradeReport，1898年，1907年，1910年，載《近代福州及閩東地區社會經濟概況》，第218、265、283頁；DecennialReports，1882—1891，1892—1901，福州，載《福建文史資料》第10輯，第81、106頁。

⑨李國祁：《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4)，臺北：1982年，第302—304頁。

⑩《(英國)領事帕特(Pratt)1905年度寧波貿易報告》，見《寧波英國領事貿易報告選譯》，載《檔案與史學》，2001年4期。

⑾TradeReport，1870年，1878年，寧波，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海關譯編：《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杭州關貿易報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0—131、198頁。

⑿TradeReport，1867年，1869年，1870年，1871—1872年，寧波。《光緒十九年(1893年)寧波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光緒十一年(1885年)溫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海關譯編：《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杭州關貿易報告集成》，第105、122、132、142、282、517頁。

臺灣對外交通便利，早在開港之前就與香港存在著貿易關系。怡和洋行自19世紀40年代起就從香港販運鴉片至臺灣用以交易當地的樟腦、樟木等特產①。但大宗的貿易往來集中于19世紀60年代臺灣開港以后至日本割臺這一段時期，且以稻米、蔗糖、茶葉、樟腦、煤等四五種主干商品為出口大宗，進口貨則一直以鴉片占最大份額，其余為煤油、棉布等日用品②。試以國際市場上的緊俏商品樟腦為例來看港臺間的大宗商品交易。隨著塞璐璐工業的崛起，歐美等國對樟腦的需求猛增，但全世界僅日本和臺灣的天然樟腦產量較大，故臺灣樟腦呈供不應求之勢，香港市場上樟腦的價格扶搖直上，外商在臺灣以每擔12兩左右的價格攬購的樟腦，運至香港后每擔可售20兩，多至20余兩③。大批樟腦從這里運往印度、歐洲，35年間經香港轉口的數量占臺灣全部樟腦出口量的93．37％④。盡管與其它口岸相比，港臺貿易關系相對簡單，但臺灣對香港的貿易依存度高于其它口岸。日本割臺后，大幅抬高臺灣對華貿易關稅，免除臺日貿易關稅，將臺灣大額對外貿易扭向了日本長崎等地，但香港對臺仍保留了諸如藥材等特色轉口貿易⑤。

四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港的特色與職能

從上文的敘述中可以發現，香港與中國沿海乃至內陸的不同口岸問的貿易結構存在較大差別，特別是在土貨出口方面，不同口岸都有其特定的出口商品結構。但總體而言，香港在與國內諸港口的貿易往來中發揮了一些共同的功能。

第一，香港很早就發展成為大宗消費品及走私商品的輸出地和特殊貿易的交易所。大批鴉片、鹽、軍火從這里走私到沿海各地，南方沿海的一些城市通過沙船將大量供外國消費的中國產品運入香港，這兩者都不在外國人管理的海關權限之內⑥，是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特有的貿易形式。此外，為了逃避繁重的厘金等針對土貨在內地流通所征收的稅額，不少商品均先行運至香港取得洋貨資格后再復出口到內地通商口岸，然后憑借子口稅單即可擺脫內地諸多關卡的滋擾。

第二，香港還是內地初級產品的精加工中心。無論是云南的大錫、廣西的銻礦，廣東的土糖、腌姜、蜜餞、禽毛、鮮蛋，上海的雜貨、甚至還有北方的皮毛，都有必要先運往香港作進一步精加工，或精煉，或提純，或分類，或揀選，或腌制，使之達到國際市場的要求。第三，香港是小額進口特貨及出口雜貨的重組港。諸如軍火、機械、鐵路器材等進口貨大多采取先出口到香港，再由專門經營中國沿海航運業的輪船公司將其與其它出口商品重新拼裝后沿固定的航線運至最終消費地。

第三，香港還是國內大宗工業原材料、燃料的消費地。這可以從香港加工業、制造業、航運業的不斷進步得到解釋。如制糖業所需的牛羊廢骨來自天津⑦。再以煤炭為例，“幾乎全部用于船只的燃料方面，這使香港成為著名的煤炭補給基地，配給中途站”。1905年共進口各類煤炭達100多萬噸，足見其航運業的發達⑧。

第四，香港是內地受災地區及缺糧省份進口南洋大米的集中轉口港之一。以北方的天津為例，因災害頻繁，且駐有大隊營兵，糧食消費量大，政府就曾派專員駐港采購糧食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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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黃富三：《臺灣開港前后怡和洋行對臺貿易體制的演變》，載臺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1999年。

②《1882—1891年臺灣淡水海關報告書》、《1882—1891臺灣臺南海關報告書》，載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臺灣經濟史六集》，臺北：1955年，第88—91、115—120頁。

③連橫：《臺灣通史》(下冊)，商務印書館，1996年，卷18，榷賣志，第356頁。

④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之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灣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33—37頁。

⑤蘭：《日治時期臺灣的中藥材貿易》，載臺灣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1999年。

⑥《(英國)總領事哲美森關于中國對外國進出口貿易統計以及銀價下跌對中國物價和出口量影響的報告》，載《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800頁。

⑦《光緒十七年天津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載《津海關年報檔案匯編(1865—1911)》(下)，第23頁。

⑧濱下武志：《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第57頁。

⑨TradeReports，1867年，1884年，天津，載《津海關年報檔案匯編(1865—1911)》(上)，第58、70、226頁。

東由于大面積種植經濟作物，經常要通過香港進口西貢米①。盛產絲綢的長江下游地區也不例外，必要時也會通過香港進口大量洋米運到產絲區交換蠶絲②。

第五，香港還在與貿易、航運、金融、保險等相關的領域發揮了一些比較零碎的功能，如船舶修造、航運保險、金融匯兌等。

綜上所述，香港是近代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轉口港，憑借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及獨立自由的貿易機制，形成了與國內其它通商口岸有很大差別的貿易模式。這體現在香港貿易以轉口為主、正常貿易與走私貿易并行、特貨貿易發達等方面。借助貿易的發展，航運業、金融業、市政建設也在同步跟進，并借此迅速實現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展示出一幅充滿自由港特色的發展軌跡。

[后記]本文承蒙導師吳松弟先生悉心指導，深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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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radeReports，1875年，廣州，《宣統二年廣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載《近代廣州口岸經濟社會概況——粵海關報告匯集》，第126、499頁。

②《參贊威妥瑪關于從商業角度看1864年度上海港貿易情況的備忘錄》，載《上海近代貿易經濟發展概況(1854—1898年)——英國駐上海領事貿易報告匯編》，第85頁。

HongKongEntrepotTrade,AnExampleofForeignTradeinLateQingChina

Abstract:DuringthelateQingperiod,thegeographicalstructureoftheforeigntradeinChinachangedgreatly.Shanghai,insteadofCanton(Guangzhou),becamethenewtradepivotofChinagradually.AlongthecoastofChina,HongKongwastheonlyoneportthatheldanequalpositionincontrasttoShanghai.SuchasituationlayintheexcellentgeographicalsiteandthebroadtradepartnersofHongKong.ThisarticleillustratestheexactchangesandevolutionsoftraderelationsbetweenHongKongandmaingeographicalregions,i.e.GuangdongandGuangxi,SoutheasternRegion,Fujian,ZhejiangandTaiwan,ShanghaiandtheYangtzeValley,andthesurroundingregionsofBohaiOceaninthelateQingperiod.

Keywords:HongKong;LateQingPeriod；Entrepot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