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醫藥對外貿易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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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俠工作單位：華廈職業學院

中藥對海外各國醫藥事業的影響

作為承載醫學知識的特殊商品，中藥輸出不僅促進了當地醫藥事業的發展，而且增進了海外各國對中醫藥的認識，也帶動了中國醫學的海外傳播。1.中藥外傳促進了海外醫藥事業的發展。川芎，乃宋代治療頭疼風眩的首選良藥，“今人所用最多，頭面風不可闕也。”這一單方驗藥受到盛產胡椒的東南亞各地歡迎，“采椒之人為辛氣熏迫，多患頭痛，餌川芎可愈。”因此，地處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蘇吉丹成為中藥川芎的采購大戶，“番商興販，率以二物（即川芎和外用治瘡疥的朱砂）為貨。”（趙汝適原著、夏德與柔克義合注、韓振華翻譯并補注，《諸蕃志注補》卷上“蘇吉丹”，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2000：101。）。除供當地需要外，元時還轉銷至印度洋沿岸各胡椒產地。又如砒霜“主諸瘧”，在金雞納霜（奎寧）傳入東方之前，是治療瘧疾的要藥。爪哇島上地處熱帶雨林，瘧疾肆行，因此也需要從中國輸入砒霜（趙汝適，《諸蕃志》卷上“阇婆國”，北京：中華書局，1985：8。）。此外，中國的麝香被認為“對治療頭部各種寒性疾病均有效”而大量輸入到阿拉伯世界（G•費瑯輯注、耿升等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318。）。中藥外傳對海外人民生活和醫藥事業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2.中藥外傳增進了海外各國對中醫藥的認識。13世紀阿拉伯藥物學家伊本•巴伊塔爾在所著《藥草志》一書中，提到印度有一種叫“合貓里”的植物來自中國，是驅小兒蛔蟲的良藥，“一次打凈，而且不再產生”，這顯然是指我國的使君子。隨著對使君子藥性認識的加深和普及，當地人民爭相引種，以致“普遍種植”。大黃是我國輸往阿拉伯地區的傳統道地藥材，因而阿拉伯醫學家對中國大黃有較全面的了解。在12世紀出版的《大黃考》專著中，伊本•賈米不僅高度評價了中國大黃在“強肝健胃以及促進其它內臟功能”、“治療急性腹瀉、痢疾和慢性發燒”諸方面的醫療功效，而且對中國大黃“最有鎮靜作用、滲透性最強”的醫理也有較為透徹的理解（G•費瑯輯注、耿升等譯，《阿拉伯波斯突厥人東方文獻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296。）。此外，在當時的阿拉伯和波斯語中，有許多藥物被冠以“中國”的名稱，這表明大量輸入這一地區的中國藥物不僅被廣泛地使用于各類疾病治療，而且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對中國醫藥的認識也日益豐富和深化。3.中藥外傳帶動了中國醫學海外傳播。隨著我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國藥物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的醫術和醫學理論也開始向這些國家和地區傳播。從11世紀初年由阿拉伯醫學之父伊本•西拿（西歐人稱其為阿維森那）完成的《醫典》里，我們可以看出許多內容來之中國，如糖尿病人之尿必甜、循衣摸床兇象、包括相思脈在內的30余種脈法等診斷方法，用燒灼法治療瘋狗咬傷以及刺絡放血法、吸角法（郁血療法）、竹筒灌腸法等治療技術（廖育群等，中國科學技術史•醫學卷[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463。）。尤令人矚目的是，伊利汗國著名政治家、醫生兼學者拉施德，在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編譯了一部波斯文的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名為《伊利汗的中國科學寶藏》。此書包括四部中國醫藥名著，不僅有《王叔和脈訣》全譯本，而且還分門別類地介紹了有關經絡針灸、本草、疾病病因、病理、防治與養生等方面的內容。縱觀全書，舉凡中國的脈學、解剖學、婦科學、藥物學等都有論及（岳家明，中國醫藥在波斯[J]，中華醫史雜志，1994，1。），對中醫藥在波斯及西南亞伊斯蘭地區的傳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鑒于11到13世紀中國醫學在阿拉伯和波斯地區的廣泛流傳，因此有人推斷，中國醫學的“陰陽、五行、郁氣、針灸和脈學”，“其中有部分可能通過阿維森傳到西方。”（轉引自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藥外傳的確帶動了中國醫學向阿拉伯、波斯乃至歐洲等地的廣泛傳播。

進口藥物對中醫藥學發展的貢獻

作為擁有悠久研究歷史和深厚研究基礎的醫學大國，中外藥物交流對我國醫藥學發展的影響更大，主要表現在進口新藥對宋元本草、醫方和劑型方面的發展與變化作出了積極貢獻。1.進口藥物為宋元本草書增添了新品種。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本草書，載有藥物365種。隨著藥物學的發展和國外藥物的進口，唐宋時期我國新藥不斷增多，北宋《開寶本草》收載藥物983種，比唐《新修本草》增添新藥100多種，其中外來進口藥物就有30種之多。1974年泉州灣后渚港出土宋船所載玳瑁、降真香，都是第一次載入本草書。南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更將唐《新修本草》收載外來藥29味的基礎上增至140味，是北宋《開寶本草》的兩倍多（王慧芳，泉州灣出土宋代海船的進口藥物在中國醫藥史上的價值[J]，海交史研究，1982，4）。此外，進口藥物也豐富了宋元本草書的記載內容。不僅有北宋蘇頌編寫的《本草圖經》關于進口藥物形態、產地、性味等方面的系統研究，而且宋元醫家對外來藥功效較前人有更深刻的認識：以龍腦香為例，唐《新修本草》曰有治“心腹邪氣，風濕積聚，耳聾，明目，去目赤膚翳”功用（蘇敬等撰、尚志鈞輯校，《唐•新修本草》卷一三“木部•中品•龍腦香”，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81：338。）；宋元醫家進一步發揮，王綸云“能散熱，通利結氣”，寇宗奭曰可“大通利關隔熱塞”，李杲言“龍腦入骨，風病在骨髓者宜用之”等（李時珍，《本草綱目》校點本下冊“龍腦香”條，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1966）。2.進口藥物為宋代醫方書增加了新內容。宋代以前，進口藥物在我國醫方中出現的并不多，中外藥物交流對我國醫方書的影響有限。但這種情況在宋生了重大轉變，不僅出現了許多用進口藥物組成的醫方，而且不少還以進口藥物的名稱命名。據統計（吳鴻勇，泉州出土宋海船所載香料藥物考[J]，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83，3。），南宋初年出版的《太平惠民合劑局方》載有醫方788個，用外來香藥者275個，約占總數的35％。其中的蘇合香丸、乳香沒藥丸、玳瑁丸、檀香湯、調中沉香、胡椒湯等就是以進口藥物命名的典型例證。尤值得一提的是，身處販貨流通范圍的南宋福州杰出民間醫學家楊士瀛，在其所著《仁齋直指方論》一書中，男女內外各方采用進口香藥計有數十種，同時徑以進口香藥命名的方劑近20個，除常見的能治療心肺腸胃及婦科兒科十多種疾病的蘇合香丸（含進口香藥十五味）、能治療“五種噎疾、九般心痛”（宋•太平惠民和劑局編，劉景元整理，《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卷三“撞氣阿魏圓”，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77。）等癥的撞氣阿魏丸（含進口香藥五味），還有沉香降氣湯、順氣木香散、沉香開膈散、白豆蔻散、木香檳榔丸、琥珀膏、丁香半夏丸、草豆蔻丸、肉豆蔻散、木香化滯湯、大沉香丸、鵬砂散、葫蘆巴丸、乳香膏、琥珀飲、琥珀散等等，對中外藥物科學結合和創新運用上貢獻甚巨。此外，南宋泉州名醫李迅的《集驗背疽方》也大量采木香、沉香、丁香、乳香、沒藥等進口香藥入方（王慧芳，泉州灣出土宋代海船的進口藥物在中國醫藥史上的價值[J]，海交史研究，1982，4。），說明伴隨著泉州港中外藥物交流的持久和深化，具有區位優勢的福建地方醫藥學不斷推陳出新，創造性地產生一大批中外藥物結合的新藥品，從而在我國中醫藥發展史上作出了突出貢獻。3.進口藥物擴大了宋代臨床應用。宋代進口的大量藥物，除供“香藥”原料外，多數經醫家研究和應用后，被用作臨床藥物，其中以乳香、玳瑁、沉香和檳榔最具代表性。乳香一藥，宋以前在外科上使用不多。宋代醫家陳自明通過臨床實踐，認識到乳香具有活血、止痛生肌的功效，“凡瘡癆皆因氣滯血凝，宜服香劑。蓋香能行氣通血也。”（（宋）陳自明編、（明）薛己校注，《外科精要》，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81。）他在《外科精要》一書中共收醫方63個，其中用乳香的醫方有14個。宋代在臨床使用乳香過程中，常與沒藥同時使用，開創了乳香、沒藥臨床并用的先例。玳瑁作藥用始自宋代的“至寶丹”。宋代醫家用玳瑁和其它藥物組成的醫方，治療“卒中不語”（腦血管意外）和預解痘毒病癥。當時，由玳瑁組成的有名成藥有至寶丹、返魂丹、龍腦丸、玳瑁丸等。沉香一藥，宋代以前多認為沒有藥用價值。宋代開始，認識到沉香具有降氣調中，溫腎助陰的效用。在臨床上治療脾胃虛寒引起的胸腹作痛、氣逆喘促等癥。并且以沉香為主藥，制成了調中沉氣湯、烏沉湯、白沉香散、丁沉煎檳榔以前只臨床應用于殺蟲、行水等方面，宋現它對健脾調中、除煩破結有一定的治療作用。所以當時研制出檳榔為主藥的檳榔丸、檳榔散等，用以治療心腹脹滿、不能下食等病癥。4.進口藥物促使宋代盛行成藥。我國藥物的劑型，到宋時已發展至20種之多，但始終以湯劑為主，其它劑型較少使用。但這種情況在宋代起了很大的變化，主要劑型已不是湯劑，而是丸、散了。如在政府編撰的《太平惠民合劑局方》一書中，劑型數量有788種，其中丸、散合計515種，約占總數的65％。宋代盛行丸、丹、散、膏，固然與政府推行的市易法和實行藥物專賣有一定關聯，但主要原因在于進口香料藥物普遍含有揮發性物質，一般不宜久煎，煎熬容易破壞其有效成分。因此，丸、散等中成藥在宋代的盛行便理所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