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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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數字經濟能否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目前缺乏數字經濟與貿易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定量檢驗，使得二者的關系難以進一步解釋。針對這個問題，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分析了數字經濟影響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機制。在此基礎上，使用GVC指數，借助OECD和WTO的2018版TiVA數據，從價值增值角度考察了主要國家的貿易地位，并從貿易地位角度實證檢驗了數字經濟對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此得到結論：數字經濟的發展促進了GVC地位指數的提升，提高了國家貿易地位，對于一國貿易高質量發展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

關鍵詞：數字經濟；貿易地位；貿易高質量發展；GVC；價值增值

在傳統理論中，國際貿易指的僅僅是貨物和服務貿易，而在全球生產與分工日益緊密的環境下，它逐漸轉變為“任務貿易”（WTO，2011），全球投入與產出相聯系的貿易模式往往比無聯系的貿易模式帶來更大的貿易利益（Antràs，de Gortari，2019）。對外開放以來，中國憑借廉價勞動力和制造大國的優勢生產出低價優質的出口商品，使中國在國際貿易市場中取得了大量份額，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得到了明顯提升。在國際貿易中，數字資源逐漸成為主要競爭力，未來貿易的發展常態將會是由政府主導的數字化發展（王玉柱，2018）。不同于傳統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這種新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悄然產生（裴長洪等，2018），它利用數字化的信息和現代信息網絡的載體功能，大幅度提升了生產效率，對于經濟結構的優化也有著關鍵推動力，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各國乃至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和技術創新的主導動力（世界銀行，2017）。可以預見，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力量（任保平，2020），一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將會影響其貿易高質量發展。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數字經濟對于促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數字技術通過減少企業在試圖加入全球價值鏈時面臨的許多障礙來鼓勵其參與全球價值鏈。擴展高速互聯網接入和擴展電子商務等數字技術還加強了更廣泛的庫存和物流管理，從而提高了全球價值鏈制造部門的參與度（Fort，2017）。但發展中國家也可能會因為數字技術可以縮短供應鏈長度的特性，而失去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機會（WTO&IDE-JETRO，2019）。數字經濟是否會影響一國的貿易高質量發展呢？易憲容（2019）等學者基于現代經濟學分析認為，在數字經濟背景下，數據是促進貿易升級的關鍵要素。任保平（2020）從產業角度分析，認為數字經濟促進了新產業的發展和傳統產業的融合，從而促進高質量發展。但目前缺乏數字經濟與貿易高質量發展之間的定量檢驗，使得二者的關系難以進一步解釋。明確數字經濟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關系，可以進一步拓展數字經濟的研究領域以及貿易發展的多種可能，為提高我國的貿易地位、促進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依據。

貿易高質量發展——基于貿易地位的評估

貿易地位是衡量一國貿易發展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隨著國與國之間分工的細化，傳統的貿易數據與計算方式已經不能有效反映出新時代下的貿易狀況，而經合組織和世貿組織聯合的附加值貿易數據有效彌補了這一缺陷。Koopman等（2010）通過對增加值貿易的研究，將出口貿易進行分解，由此構建了GVC參與指數（GVC Participation）和GVC地位指數（GVC Position），分別用來反映一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和國際分工地位。計算公式如下：其中，下標i、r分別表示國家和產業；Eir表示以附加值角度核算的出口總量，IVir和FVir分別代表一國出口總量中的間接國內增值和國外增值部分。本文根據OECD-WTO附加值貿易數據庫，選取以2016年出口總額排名前15位的國家，包括美國、中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韓國、意大利、加拿大、印度、西班牙、墨西哥、瑞士、荷蘭、愛爾蘭，計算了各國2005-2016年的GVC指數值，就其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深入程度與國際貿易地位進行分析。雖然2005年中國的GVC地位指數較低，但隨后幾年有了很大程度提升。2005年GVC地位指數為0.113，在十五個國家中排名第六，處于中等水平；GVC地位指數在2009年有了大幅度的上升，達到了0.204，中國的排名提升到了第二名；在2012年指數值為0.194，雖然略有下降，但排名上升到了第一名；GVC地位指數在2016年達到了最高，為0.271，保持了2012年以來的第一排名。可見，2005年以來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越來越高，2012年以后始終處于領先地位。充足的資源、豐富廉價的勞動力、高效的物流水平，以及日益加強的數字化技術，使中國在中間產品貿易中占據著較大優勢，中間產品到最終產品的轉變經歷的過程也高于其他國家。2012年后，GVC地位指數排名前三的分別是中國、日本和美國。日本在2005年GVC地位指數為0.214，在十五個國家中位列第一，而2012年日本GVC地位指數為0.174，有所下降，排名也下降到第二名；美國的GVC地位指數由2005年的0.185降低到了2012年的0.168，由于中國的后來居上，美國的名次下降到了第三。2016年雖然美國的GVC指數有所上升，達到了0.195，但仍處于第三。結合各國的GVC指數，可以發現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和地位都很高。相反的是，雖然日本和美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的程度相對較低，但地位較高。GVC地位指數較低的是韓國、墨西哥、瑞士和愛爾蘭，他們的GVC地位指數均呈負值，從這里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出口貿易中對國外附加值的依賴程度較高。

數字經濟對于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當前，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普及與發展，數字經濟融入實體經濟的程度日益加深，在技術創新突破的推動下，新型產業和產業結構不斷發展，這為一國貿易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也推動了世界貿易格局和產業形式的轉變。可以說，數字經濟是未來衡量國家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對于促進我國貿易高質量發展、提高貿易地位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理論分析

貿易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體現，不僅包括GDP的增長速度，更體現在國家經濟的發展質量，是否可持續發展，國家的經濟體系是否符合發展規律，這種發展速度是否合理，是否適合這個國家等。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是在維持發展速度的同時，保持高質量，而非貿易體量。貿易高質量發展的衡量往往需要考慮很多因素，包括國內外因素、經濟結構與發展因素等。在傳統貿易發展陷入瓶頸的情形下，數字經濟為貿易發展帶來了轉機。以IT、通信等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推動了數字經濟的產生。在全球生產網絡形成和信息化全面滲透的背景下，數字經濟特有的融合性、跨界性以及創新性，使之正成為優化貿易結構、創新經濟增長方式以及推動貿易長久發展的新動力。一般來說，數字經濟可以分為數字產業和融合產業兩部分，本文從這兩方面總結了數字經濟影響貿易高質量發展的路徑。1.高附加值的數字產業有利于貿易收益與質量的提升。近年來，隨著數字產品和信息基礎設施的普及，在領先的信息技術與龐大的網民規模的優勢推動下，以數字產業為核心的互聯網企業對國家經濟的貢獻迅速增加，其在全球的地位也日漸提升。數字產業的本質是信息化，它是企業利用數字技術對信息進行加工而形成的一種產業，企業可以通過出售數字產品創造利潤，也可以利用數字產業優化生產、管理過程從而達到增加利潤的目的。數字產業對于企業的信息處理能力、創新能力以及數字技術水平的要求比較高，在產業中屬于高端的產業，附加值較一般產業高出很多。因此促進數字產業的發展對于貿易高質量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2.以數字產業融合傳統產業有利于創新貿易增長方式。數字經濟的本質是融合的經濟，可以分為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就是原有產業進行數字化升級，生產管理過程向著更高效更精準化發展，從而提高產品質量和目標用戶的滿意度，附加值也能隨之提升。正是由于數字經濟的獨有特性，使得各個產業都能與之融合，大數據、人工智能的現代信息技術的成熟促使企業效率大幅提升，分工更加細化，國際間的經濟交往更加緊密，從而使得具有高技術、高產能的國家的貿易實現高質量發展，國家地位逐漸提升。以制造業為例，制造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使用3D打印機、機器人等智能化設備，通過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技術優化生產管理流程和產品庫存，從而促進產業轉型，實現了附加值的提升。因此，融合數字產業的傳統產業也是促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一大推動力。基于上述理論分析，可以得到本文的假設：一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該國貿易高質量發展。

（二）實證分析

1.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本文選取GVC地位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數字經濟水平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同時為了避免遺漏變量產生偏誤，本文還分別選取了經濟水平（GDP）、對外開放程度（TO）以及創新能力（RD）作為控制變量，以分析數字經濟對一國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基于理論分析及以往的文獻研究，本文構建數字經濟對貿易高質量發展影響的面板數據模型如下：lnGVC_Pit=α+β1lnDit+β2lnGDPit+β3lnTOit+β4lnRDit+εi其中，下標i和t分別代表國家和年份。GVC_Pit指GVC地位指數，度量貿易高質量發展水平，為被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Dit表示i國t時期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用數字經濟投入各行業的增加總值進行度量；εi為隨機擾動項。具體的變量含義說明及數據來源如表1所示。受部分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本文選取美國、中國、德國、日本、英國、法國、韓國等共34個國家2005-2014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2.基準回歸結果。本文運用stata16.0對面板數據進行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根據表2回歸結果，可以得出：表2（1）列是僅將D（lnD）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得到的結果，結果表明D的估計系數為正，說明在該顯著性水平下數字經濟對貿易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這與前文的理論假設相一致。（2）-（4）列，是在計量方程中依次加入經濟水平（lnGDP）、對外開放程度（lnTO）以及創新能力（lnRD）所得到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加入上述控制變量后，并沒有改變D對GVC_P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lnD的估計系數始終為正，進一步證明了一國數字經濟對于其貿易高質量發展有著顯著正向作用的理論假設。以（4）列為例，系數β1的經濟含義是，當一國的數字經濟水平提升1個百分點時，有助于本國的貿易高質量發展程度提高約0.583個百分點。綜上所述，數字經濟可以促進本國的貿易高質量發展。3.穩健性檢驗。為了印證基準回歸的結論，本文通過使用上游度指標來替代GVC地位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前文設置的模型進行穩健性分析。基準回歸中使用GVC地位指數作為度量貿易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指標。由于對于國家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測量方法多樣，僅僅使用GVC地位指數來度量存在著該指標是否具有代表的問題。因此，表3采用了上游度指標進行估計。結果顯示：盡管回歸系數β1的數值，即一國數字經濟水平對該國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的顯著性略有下降，但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回歸系數β1的符號依舊始終為正，并沒有發生改變。4.異質性檢驗。數字經濟對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對于所有國家都是同質的嗎？這不一定，就全球而言，目前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發展程度遠高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數字化產業也已經較為成熟，而經濟發展水平低的國家大多依賴傳統產業，數字化發展處于初步發展階段，隨著數字化發展程度加深，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影響會更加明顯。為了檢驗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受到數字經濟影響的程度，將所有樣本劃分成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分樣本回歸。由回歸結果可見，數字經濟對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582、0.443，系數均為正，說明數字經濟對于所有類型的國家在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上都是顯著的。但可以看出發達國家的數字經濟影響系數明顯小于發展中國家，說明數字經濟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影響要大于發達國家。由此可見，數字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數字經濟對于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會略有下降。研究結論和對策本文利用WIOD數據庫，從貿易地位角度分析了數字經濟對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針對這個問題，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分析了數字經濟如何影響貿易高質量發展。在此基礎上，結合貿易地位指標檢驗了數字經濟對貿易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由此，本文得到結論：數字經濟的發展促進了GVC地位指數的提升，提高了國家貿易地位，對于一國貿易高質量發展有著顯著的正向作用。數字經濟的融合產業發展模式是促進國家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未來世界經濟地位的一大要素。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應當積極發展數字經濟。數字產業方面，由于數字產業需要大規模協助和實時聯動的特點，應當建設數字產業集聚區，以產業為導向，因地制宜，吸引技術研發型企業入駐，同時搭建數字化運營平臺，提高集群的聯動協作。此外，應該建設標準化的大數據交易中心，大數據是數字產業的重要基礎，國內應該參照上海數據交易中心或國外數據交易中心的交易服務模式，開展大數據交易中心試點，嘗試打造中國的綜合性大數據交易中心。融合產業方面，非數字產業與數字技術的融合是產業升級的突破口，應當著重研究各產業數字化轉型方向，優化產業發展模式，促進各產業向著高效化、智能化和精準化轉變，尤其要重點關注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推動傳統產業貿易高質量發展。

作者：孟祺 沈佳瑜 單位：浙江科技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