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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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的“三駕馬車”主要是指,投資、出口和消費。如果“三駕馬車”之中任一個出現問題,都會造成嚴重影響。而中國經濟這些年的發展主要依靠政府主導的投資和出口,消費一直是處于“跛足”狀態,所以中國經濟實際上一直處于“亞健康”狀態。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全球貿易出現大幅萎縮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寄希望啟動國內消費來拉動經濟,但國內消費真的能夠擔當如此重任,筆者深表憂慮。更有甚者,如僅僅把促進消費、拉動內需作為權宜之計,長此以往還會對經濟造成更加嚴重的傷害。

【關鍵詞】國內消費拉動經濟

一、政府“以投資拉動經濟”的局限性

中國政府目前已出臺經濟刺激措施中,擴大投資仍是主要手段。國務院2008年11月初公布了總額達4萬億的十條經濟刺激措施,但這些刺激措施仍然重視基礎設施投資,僅鐵路就占2萬億,但這些措施真的能夠從根本上拉動經濟復蘇?

與1997年金融風暴相比,國內外的消費需求都不足是這次經濟滑坡的關鍵所在。如果4萬億元投資不是重點投入民生福祉、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以此激活國內消費,而主要還是投資在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上,在國內外的消費都下滑的情況下,繼續擴大工業和基礎設施投資是低效的做法。

二、根治消費“跛足”,激活消費拉動內需

1.消費“跛足”形成的歷史原因

(1)改革開放之前歷來不提倡消費,國窮民窮

據某前國家領導人回憶錄中的結論:建國以來,1980年同已經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工業固定資產增長26倍,農業總產值增長8.1倍,國民收入增長4.2倍,全國人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只提高了1倍。可見,固定資產增加并沒有使工農業總產值、國民收入相應增加,人民消費水平增加就更少。幾十年的建設只是造成了賬面上的國定資產增值,對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作用甚微,而且隨著國有企業的改制,這些賬面上的國定資產又大部分作為壞賬處理而遁于無形,幾十年的建設基本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貢獻很小。

(2)改革開放之后社會財富不斷流向政府,國富民仍窮

據有關數據,1980-1994年,國家財政收入由1085.2億元增加到5218.1億元,增長了380.8%;職工平均工資收入由762元增加到4510元,增加了491.9%。這時期國民在社會財富中的分配比例是上升的,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強調加強中央財政的指導思想下,國民財富的分配比例再次發生了顯著變化,即社會財富加速向政府轉移。

1995-2002年,國家財政收入由6242.2億元增加到18914億元,增長了203%;稅收由6038.04億元增加到17003.58億元,增長了181.6%;而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893元增加到7703元,僅增長97.9%;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578元增加到2476元,僅增長56.9%!國民收入增長遠低于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意味著這一時期國民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比例再次轉為下降!而這種狀況,近年不但沒有改變,反而更為嚴重:2003年國家財政收入21691億元,增長14.7%,稅收20461億元,增長20.3%,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9%,農民收入增長4.3%;2004年國家財政收入26356億元,增長21.5%,稅收收入25718億元,增長25.7%,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7.7%,農民收入增長6.8%;2005年國家財政收入預計突破30000億元,增長15%以上,稅收30866億元,增長20%,而城鎮居民收入增長9.6%,農民收入增長6.2%。國民收入增長都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更大大低于國家財政和稅收收入的增長,國民在社會財富分配中的比例進一步降低。

2.消費“跛足”的現狀

(1)貧富懸殊日趨嚴重

按照人均年收入在683元以下的屬于貧困人口的中國標準,到2005年中國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有2365萬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費1美元的聯合國最低標準,中國貧困人口的總數將不少于2.54億,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

因此,我國收入總體水平偏低,已經對國內需求產生了影響,而貧富懸殊更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這種不平衡的財富分配結構嚴重弱化了社會總消費能力。

(2)廣大民眾不敢消費

①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醫療、教育費用過高、養老費過低,使得廣大民眾把生活費以外的費用用于儲蓄而不愿意消費。這既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本質,也剝奪了很多人的消費能力。

②房價過高。過高的房價是比醫療、教育更可怕的經濟“黑洞”。它吸收了太多的資金,是使民眾不敢消費的根源。同時,房地產業獲取的社會資源過多意味著剝奪其他產業發展的機會。

③我國宏觀稅負過高。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中國實際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31%,并正對刺激消費產生消極影響;2005年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于法國,也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國家。

3.根治消費“跛足”,提高消費的對策

(1)改善社會財富分配的比例,實施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日本曾在1960年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7年后實現了國民收入增加一倍,并于1968年成為當時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在減稅方面,日本從1961年開始,每年在個人收入調節稅和企業稅上共減稅1000億日元,同時降低利息、扶植公債和公司債的債券市場;在居民收入方面,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并提高了農產品的收購價格;而在社保方面,其養老保險金體系得到了完善,健康保險付給率也有所提高。

因此,中國政府應該盡快著手實施中國版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才是刺激消費的源泉。

(2)盡快健全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

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也加深了民眾的危機感。一直以來,住房、醫療與子女教育都是居民家庭中的開支大項。當收入水平穩定時,這些開支壓力處于一個可以承受的平衡范圍,而收入驟減時,房貸償還等壓力便突襲而來,此時消費欲望偏低也就不難理解了。所以,盡快健全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刺激消費的基礎。

(3)對現行稅制進行根本性改革,降低總體稅負水平

遍觀世界上的高稅負國家,同時也是高福利國家。而我國情況卻有根本不同,稅收多半用于行政經費和項目投資。我國目前的高稅負并不能造福廣大國民,且我國至今仍未有效解決稅收的合理、規范、透明使用的問題,因此大大降低了稅收的使用效益,浪費了寶貴的國民資源,并衍生出了機構臃腫等問題,加重了體制弊病。而真正需要國家投入的義務教育、社會保障、基礎科研等方面,卻長期資金不足。

因此,改革現有的高稅負制度才能實現“放水養魚、藏富于民”,才能真正啟動民間消費。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6)[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