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農民生存處境分析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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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改革深化，把農戶推到市場上，各個農戶作為市場競爭的個體而存在，由于他們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差異，很快造成農村社區內部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層，正如陸學藝先生所述，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國農村已形成八大階層，在其中，農業勞動者仍占多數，而且無論在經濟地位還是在政治地位上，他們都處在農村社會結構的最低層。

關鍵詞：農業勞動者；弱勢；社會資本；制度變遷

一、目前農業勞動者的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家庭聯產土地承包制推至全國，其制度績效顯著，農業連年增收，雖然存在城鄉“剪刀差”，但農村人的生存狀況較改革之前還是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解決了農村溫飽問題。改革初期，由于各方面原因，農村人的主要精力用于如何把提高土地經濟效益，其主要收入主要來自于土地上，收入差距不大，農村內部的社會分化不明顯。但隨著改革深化，把農戶推到市場上，各個農戶作為市場競爭的個體而存在，由于他們所擁有的社會資源等方面的差異，很快造成農村社區內部出現明顯的社會分層，正如陸學藝先生所述，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國農村已形成八大階層，在其中，農業勞動者仍占多數，而且無論在經濟地位還是在政治地位上，他們都處在農村社會結構的最低層。

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分析農業勞動者的狀況

關于制度概念，至今尚未統一。諾思(DouglassNorth)認為，制度應該被當作是博弈的規則。那么制度變遷可理解為制度變遷的參與者或主體間的博弈或利益分配。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改革就是就是如此，各個利益主體，如城市與農村，農村中的強勢與弱勢的利益分配。城市通過剪刀差掠奪農村；受宗族勢力等社會資本的影響，農村內部形成強勢和弱勢，而相對于強勢來說，弱勢權益更易受侵犯，因為強勢群體用非制度化的方式獲得保護的能力更強，而弱勢群體缺乏這方面的能力，而且現階段強勢群體已形成一種較穩定的結盟關系。[2]調查中發現在九十年代中期，在農村各個階層中，農業勞動者是收入增長最慢的階層。

而德姆塞茲(H.Demsetz)認為：“制度包括一個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那么制度變遷就意味著，對各種利益所擁有權利的重新界定。在重新界定過程中，必然導致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損，正如鄭杭生所言，社會結構的調整，要付出巨大的社會代價。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農產品價格下降，農民特別是農業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甚至是負增長，農民負擔過重，這些現象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利益重新界定的結果。這樣，就需要對利益受損的制度主體做出相應的補償，以減少改革的阻力，如取消農業稅就是其措施的體現。但是從目前狀況來看，此措施并沒有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因為這點補償僅僅是杯水車薪。

三、從社會排斥理論的角度分析農業勞動者的處境

何謂社會排斥?歐盟統計署所給出的定義是：社會排斥是個人或團體被制度性地全部或部分排斥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體系之外的多層面的、動態的過程。社會排斥來自于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經濟排斥政治排斥與文化排斥。……某些劣勢導致社會排斥，這些排斥又導致更多的劣勢和更大的社會排斥，并最終形成持久的多重的剝奪劣勢。而農業勞動者目前就處于經濟排斥的困境中。

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農業勞動者所面臨的的市場還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或者是地區性的市場，這種地區性使得農業勞動者對市場的供求狀況和價格變動較為熟悉，而且是賣方市場，他們可以可以就此調節生產。這樣，農戶在市場中所面臨的風險較小。在此期間，一個農戶只要勤勞，掙得錢除了供其子女讀書和全家日常開銷之外，還會有一定結余的。然而到90年代中后期，中國進行市場體制改革，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市場已經不是地區性的，而是具有全球性。此時農業勞動者，無論是資金、市場信息，還是產品質量方面，在市場競爭中都會處于劣勢，難以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站穩腳跟而被排斥在市場的邊緣，其結果是農業勞動者收入連年下降，甚至出現負增長，僅靠農業收入難以維持生存，正如孟德拉斯所言：農戶之所以離開農場，是由于農場剛剛維持他們父母的生活，沒有給他們提供任何生存的希望。近年來，大批農業勞動者外出務工，出現民工潮，原因就在于此。而且這時期在外流人口中，很少人能夠學會一門職業的，即使進入城市，也難以改變自己被邊緣化的地位。

四、從社會資本角度來看農業勞動者的地位

研究農業勞動者目前處境的形成，不從他所擁有的社會資本角度去分析，是難以想象的。正如舒爾茨(Theodore﹒Schultz)所言：“研究經濟增長而無視人力資本，就等于想不用馬克思主義就能解釋蘇聯的意思形態。”舒爾茨在另一篇文章中，將人力資本界定為“人們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能力，”“是體現于人身體上的知識、能力和健康。”而結合我國農村傳統文化，“人力資本”這一抽象的概念，我們可以把它肢解為農民的文化程度、能力和農民所擁有的宗族勢力。

舒爾茨強調，“改進窮國人福利的關鍵因素不是在于空間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素質，提高知識水平。”學者白菊紅也在其作品中說，“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民收入的增加受惠于農村政策的話，那么，20世紀90年代，農民的收入的變化更多的與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相關。”可見，知識這個東西，無論對誰來說，是國家，還是個體，是知識分子，還是農民，都是至關重要的。然而目前農村教育程度的狀況令人擔憂，據2006年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調查顯示，高中文化程度的農村從業人員占10.3﹪，中專及以上文化素質只占3.4﹪，另外，隨著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加快，有較高文化素質的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向城鎮。也就是說留在農村中農業勞動者文化程度大都較低或者是文盲。文化素質低成為農業勞動者發展農業的主要瓶頸之一，同時也是造成他們目前處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歐文·費雪(Irving.fisher，1867—1947)從抽象的和數學的側面考察，指出人無疑是資本。對農業勞動者而言，在某種角度來說，是指他的宗族勢力。根據杜贊奇(PrasenjitDuara)的看法，盡管沒有龐大的共同的財產，宗族在村落生活中仍起著重要的作用。族人在社會和經濟事務方面存在大量協作，在生命周期儀式、市場小額貸款以及土地買賣方面尤為明顯。費老先生同樣提到家族對農業勞動者(他那時稱為農民)的經濟上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的鄉土社會中，不論政治、經濟、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來擔負。因此，農業勞動者在當前急劇的社會變遷和城市化進程加快的背景下，之所以沒能改變其身份，從某種角度上看，與自己及其宗族勢力有很直接的關系。一旦宗族中有一個經濟實力較強的家庭，將會對其宗族中其他起激勵、示范和幫助作用。

五、小結

當前中國農業勞動者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形式進入市場，這將必然導致他們在其中處于弱勢。隨著農業分工和專業性生產的推動，農業勞動者應該借助宗族等農村特有的網絡組建相應的同業公會、行業協會等自治性的組織，以集體行動的力量改善其二元市場中的地位，以提高市場談判和博弈能力。公務員之家

教育資本的缺乏是農業勞動者乃至整個農村貧窮的根本原因。農業勞動者已經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再窮不能窮教育，再窮不能窮孩子。”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們的心聲。然而當前每年畢業的大中專學生就業壓力愈來愈大，嚴重地挫傷了農業勞動者教育投入的積極性。為此，政府需要用“看得見的手”為出現的這種狀況而做點什么，為農業勞動者的子女們提供更理想的就業崗位。

注釋：

[1]道格拉斯﹒C﹒諾思：《制度契約與組織》(美)，經濟科學出版(下轉134頁)(上接133頁)社。2003年版第38頁

[2]何清蓮：“當代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分析”，《當代中國研究》(美)2002年3期

[3]鄭杭生：“我國社會階層結構新變化的幾個問題”，《中國社會結構變化趨勢研究》

[4]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李培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

[5]西奧多﹒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吳珠華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6]張一力：《人力資本與區域經濟增長——溫州與蘇州比較實證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7]西奧多﹒W﹒舒爾茨：《論人力資本投資》，吳珠華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5頁。

[8]白菊紅：《農村人力資本積累與農民收入研究》，中國農業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頁。

[9]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編《2006年中國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監測報告》，中國統計出版社，第14頁。

[10]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王福明譯，江蘇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頁

[11]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