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起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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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農業起源研究主要范例的變化

農業起源作為人類學、民族學、生物學及考古學等學科的研究課題，已有150多年的歷史，并且在20世紀，成為了考古學研究的最主要的課題之一。該問題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時期的人文科學、考古學的研究范例的影響，分別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20世紀60年代存在幾次大的轉變：20世紀初之前的文化進行理論影響下，主要研究農業在進化的文化階段上所處的位置及其對人類社會組織與政府的影響；20世紀初到60年代主要在環境模式下研究農業起源的過程；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文化生態學等理論指導下不僅研究農業起源的過程，并且著重討論起源的動力機制問題。在每種范例之下，不同的學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說。

1．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

19世紀是進化論流行的時期，并且在人類的歷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獵者這種觀點已被廣泛地接受，因此這一時期主要討論的不是從食物采集到食物生產的轉變機制是什么、在何種情況下這種適應性轉變受到影響等問題，而是動、植物馴化哪一種最早出現、它們在進行的文化階段上所處的位置及各自的影響問題。⑴當時的許多學者認為動物馴養和游牧業先于植物栽培。摩爾根即在其《古代社會》中指出，東半球的畜牧業早于農耕業，農業種植更多地是源于馴養動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學者認為狩獵、放牧、農業三階段說是不可信的，它們指出有許多原始人群從事農業但不養家畜，因此許多學者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我們可以說農業的狀態不一定是從放牧中來、是放牧的一種延續，前者比后者表現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這一時期還有一種重要的觀點是認為放牧業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類型，游牧者與農耕者共存。

農業如何起源的具體問題，雖則較少有人關注，但AlphonsedeCandolle⑷、H．LingRoth兩人對農業生產的前提條件進行了開創性的總結：合適的氣候、土壤與植物物種，合適的居住模式，經濟上的需求等。這些條件幾乎涵蓋了以后農業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個多世紀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為基礎，對各個方面進行了細化和不同側重，因此這兩個人的所做的工作，是農業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農業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們的局限也是很明顯的：一是沒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幫助；二是僅注意到了人類對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2．20世紀初到60年代

19世紀伴隨著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西方學術界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地關系的研究上，雖然在19世紀下半葉與20世紀上半葉，許多人走上了環境決定論的極端，但是對于多數學者來說，地理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巨大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同時在19世紀末，更新世的存在已經確信無疑，因此地理上的一些變化經常歸因于不同的氣候狀況。這一時期的農業起源研究，更多地歸因于環境與氣候變化的結果。主要的觀點是：距今13000年以來，全球性的氣候變暖使巨獸消失，被大量的小型動物所取代，使人類的謀生方式更為多樣化，人們的謀生努力從動物漸漸轉向了植物；同時由于環境的巨大變化，人類與植物群集中在一更小的地區內，接觸更加密切，不僅積累了種植的知識，而且還對它們的生產進行了強化，在起初全由采集獲得的種子植物中，經過馴化的植物比例緩慢增加，最后農業出現了。同時考古學家也開始介入農業起源的研究，但他們最初更多的工作是找尋最早的馴化植物而不是弄清農業開始的這一進程，往往僅僅根據一粒植物種子、一個豆莢而就宣稱進入了農業時代。

此時期以柴爾德為代表的綠洲理論最有名。柴爾德用新石器時代革命來描述食物生產的起源，而農業起源的發生是因為氣候危機影響導致干旱的亞熱帶地區成了最早出現農業的地區。隨著wurm冰期的后退，北非、阿拉伯地區的夏季降雨遷至歐洲地區，干旱帶來了間雜有綠洲的沙漠，人與動物聚集在綠洲中，這種共生導致了馴化的發生，然后這些動物的馴化者可能是最早的植物栽培者。他認為植物栽培最早出現于尼羅河沿岸，這里定期的河水泛濫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氣進一步惡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⑸

ArmoldJ．Toynbee在他的“挑戰與回應”模式中將這一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認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應對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戰而進入農業社會的。其中有一些狩獵采集人群因無法改變他們的習慣或生活方式而滅絕了；一些人通過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變其習慣成為了牧人；另外一些人對干旱環境的回應是改變其生活方式與習慣，只有這最后一種情況下的人才能進入農業社會。⑹

為了印證這一理論，考古學家Braidwood率領一支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地質學家及考古學家所組成的考察隊，對西南亞地區的肥沃新月形地帶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發現這一地區在最近10000多年以來氣候并沒有發生過較大的波動。同時他還提出，地球歷史上曾多次發生過類似于更新世之末那樣的環境變化，然而它們并沒有導致食物生產的產生。這些是與綠洲理論相矛盾的。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核心區域理論，“我認為，沒有必要用外部原因把這個問題復雜化。食物生產革命的發生似乎是人類社會不斷增強的文化的多樣化和專門化的累積的結果。在大約公元前8000年前，肥沃新月形地區周圍的山地居民對他們周圍環境的認識，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以致于使他們開始栽培以前一直是采集的植物，馴養以前一直是獵食的動物。……通過文化傳播，新的生活方式從這些核心地區，擴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區。”⑺

這是一種生物進化式的觀點，在這種觀點中，影響事物發展方向的決定性因素乃根植于人類的本性中，對于馴化的起源來說，這此決定性的因素就是人類不斷提高的經驗和感受。這樣，更早階段的間冰期沒有出現相應的文化變化，乃是因為當時的文化尚未做好相應的準備。但是Binford認為他的這種解釋根本不能算是解釋：“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宿命論——無論是說某種內在的力量左右著生物進化的方向，還是說人類的先天品質決定了文化的進化，都不能算是一種解釋。從文化進化過程中觀察到的趨向需要有具體的解釋，而用人類的先天品質作為這些趨向的原因并不是解釋。”⑻

3．20世紀60年代至今

從60年代開始，新考古學在美國開始興起，帶來了考古學研究范例的重大轉變。從這一時期開始，考古學家的興趣不再只局限于考古學的兩個傳統的目標之上了：文化歷史及對過去生活方式的重建，同時也對第三個目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文化進程的研究。因此此時的農業起源研究不僅限于編年與描述，同時試圖解釋在何種條件下從狩獵采集向食物生產的適應變化將會發生，也即開始探討農業起源的機制問題。

在此之前的農業起源的發現與發明模式，是建立在兩個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一是農業明顯要比狩獵采集先進；二是知識的缺乏是造成狩獵采集者不能成為農夫的最主要的原因。⑼因此農業一旦發現以后，將不可避免地詖采納，因為它具有明顯的經濟學上的特性。

但是美國的考古學家從民族學的資料中發現狩獵采集人群食物豐富，與農耕者相比，他們有更多的閑暇時間、營養狀況更好、身體更加健康、壽命更長。今日的狩獵采集者的食物壓力比農耕社會要小，在許多的狩獵采集社會中，已經掌握了種子一植物關系的知識。在澳大利亞的西海岸的土著中，采集一種山藥。并將頭切開重新埋人土中以便下次來挖掘，這里有大量的野生動物可狩獵，遠遠超出他們的需要。⑽并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許多學者認識到了食物生產并不是一種最佳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種勞動的強化。

這樣農業起源研究從發明發現模式下的過程描述進入了因果(causal)模式下的起源動力機制研究，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影響至今的學術流派。

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西方農業起源研究的主要流派

1．人口壓力說(人口／資源平衡模式)

美國的進程考古學家以一種系統論的觀點來研究農業起源的動力機制，他們集中關注亞系統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認為社會不是一直處于平衡中而是處于一種變化的狀態下的。轉變是因為來自系統外的壓力，而假設的壓力來源是人口壓力。⑾

作為這一模式的最早倡導者之一，Binford認為是人口壓力直接導致了文化向新的生態位的變化，造成原來的人口一資源模式失衡的原因有兩種：一是自然環境的變化使可利用的動、植物密度降低；二是人口的增加接近載能。舊的平衡模式被打破后，人口超過了載能，為提高生產力而改造和控制環境的做法被優先選擇，人們會選擇更有效的取食手段。關于農業起源的答案，在更新世末期，人類開始依靠河流中的魚類、季節性遷移的鳥類等季節性極強的資源作為食物，這樣人類開始定居下來，定居導致了人口的增長和向外移民，在鄰近的資源不太豐富的地區最先感覺到了人口的壓力，這種壓力迫使他們采取農業生產方式以提高載能。因此農業的起源不是文化沒有做好準備的問題，而是促進變化的各種條件在以前從未出現過。⑿

Flannery對該理論進一步作了完善。他認為狩獵采集時期的人口一直控制在資源耗盡的水平之下，而保持人口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在公元前10000年前的近兩萬年時間里，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的地區均被人類占據，從這一時期開始向外移民作為限制人口的手段其重要性降低了。另外一些手段的重要性提高了，有人也嘗試著通過文化手段以增加食物供應。轉向原來不被重視的廣普性資源如水生或無脊椎物種，并且試圖提高有用植物的地區性狀態。最終走向了農業。他將這一理論應用到了近東地區：近東地區是由最佳棲居地與邊緣棲居地構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帶長得很茂密，而邊緣地帶則很稀疏。最佳地帶是人口增長的中心區，而邊緣區是接受過多的外來移民的地區，因此在邊緣地區人一地失衡和壓力才被最先感受到。這里必須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這樣農耕出現了。⒀

由于人口壓力在考古學上很難進行定量的分析，該理論受到了一些質疑。因此一些學者開始嘗試著從另外的角度如古病理學、古食譜等來推測人口壓力的存在。Cohen等人假設，如果農業起源是人口壓力引起的，那么絕大多數狩獵一采集人群是迫不得已才轉向農業，而且一旦過渡為農業，他們便是以質量交換了數量，這樣農耕者食譜的營養狀況應該比狩獵采集者差，這種營養不良反映在古病理學上，農耕者應該發病率增加、種群個體大小與體質下降、由于勞動強度的增加所帶來的骨骼的變形強度增加。而對考古出土的骨骼的古病理學研究表明，這種趨勢是存在的。⒁而對考古出土的食物營養價值的分析也表明從狩獵采集向食物生產的過渡所帶來的是食物質量的下降。⒂

人口壓力理論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許多學者的響應，成了解釋農業起源的主流理論。同時許多學者還分別對人口的變遷與環境的波動作了進一步的細化與完善。RichardW．Redding認為人口的增長是伴隨著食物采集、加工、貯藏等技術采納而不斷地接近、突破載能的，農業食物生產技術的采納只是這一循環的最后一步；而在環境方面，可按資源的波動，區分出波動更可預測、次數少、程度不大和波動更不可預測、次數多、程度比較嚴重等。只有在后一種情況下，才能產生農業這種食物的獲取方式。⒃

2．多種因素理論

雖然農業起源的人口壓力說被多數學者所接受，但是，也存在著一些例外的。如Flannery對中美洲玉米的起源研究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地區人口密度很低，沒有一個地區人口增長快速到足以影響附近地區的密度平衡。這里的農業起源是不能用人口壓力來解釋的。因此有人據此認為，這種依賴一個“主要推動者”來作為食物生產起源的解釋，過于簡單化了，僅僅某一種選擇壓力作用于任何行為是不太可能的，應是許多選擇壓力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從一個早期的狩獵采集群體變成一個栽培者的可能性似乎是由下面四點所控制的：1、原先已存在的技術知識——那就是對植物繁殖的某些方面的熟悉；2、對于為了長遠的而不是直接的可預期的收獲的行為具有足夠的理性；3、一種中等強度的地域限制，這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4、一種同時高度渴望與短缺的植物物種。只要滿足了上面這些條件，世界上任何地區均有可能出現農業生產。這一模式的主要的影響是將人口壓力的影響降低到了是造成短缺的幾個因素之一。在這里，雖然人口壓力仍舊是一種因素，但是其決定性的作用更低。⒄

D．O．Henry將農業起源的條件細分為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必要條件包括植物的采集、加工、貯藏的技術的發展與積累；在經濟可行性方面潛在的物種的出現；植物可能的遺傳學與生理學上的變化等。充分條件主要是各地區不同的生態環境系統。由于采集者與各地不同的生態環境之間聯系是很復雜的，因此不僅農業出現的時間各地是不同的，而且是由不同的因素如資源的短缺、人口的增長、危機的降低、人類與植物的協同進化等而推動的。只有滿足了充分條件與必要的條件后，農業才可能在各地出現。⒅

3．進化理論

進化論作為19世紀學術界的最重大的成就，曾經傢人口壓力說一樣統治了19世紀下半葉與20世紀上半葉農業起源的研究，只是到了20世紀中葉前后的三四十年間，這種理論才逐漸被學者們所放棄。到了80年代，作為一種范例，又被一些學者所重新重視。⒆但是這一時期的進化論與前期是有區別的。傳統達爾文主義認為人類是能有意識地控制環境及我們的命運的，進化過程是人類有意識控制的過程。因此關于農業的起源，也是人類在預先知道農業的好處后的一種有意識控制的進化過程。但實際上進化是無意識的。因此農業起源實際上是種無意識的進化過程。Rindos將農業的形成過程分為偶然馴化、專門性馴化和農業馴化，剛開始是無意識的，只是人類與植物共生的結果。由于人類的活動，擾亂了原先的環境，一種新的棲棲地環境被創造了出來，植物群對它進行了預先的適應。這些在被人類擾動了的環境中生存的植物一方面其野生狀態下生存的特征減弱，必須依賴于人類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其產量提高，人類對其依賴性增大，這種互利的共生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最后導致了農業的出現。在農業系統的動力機制的建立與維護上，植物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植物對農業生態的進化的貢獻可能與人一樣大，因為是植物創造了使人類某些行為具有選擇性的好處。從馴化到農業行為是對已存在的行為的一種強化，它不需要外在因素來解釋，這種變化是側重點的變化，是源于一種已存在的經濟的轉變。

然而最后在論及現代植物種植計劃與農業發展規劃時，Rindos認為主要是為了應對世界性的困擾一食物與資源的短缺，食物短缺的可能性刺激了優化的莊稼的繁殖及對更高效的莊稼系統的發展。這又讓人看到了人口壓力的影子。⒇

4．社會結構變遷說

這一理論將食物生產與農業進行了區分，食物生產并不等于農業，食物生產是技術問題，而農業是commitement問題。Commitement不僅主要是一個技術問題，而且也是社會關系變化的問題。因此農業起源的前提條件，除了合適的地理生物條件、高效的采集技術、遷移多余人口的土地的缺乏、相應的經濟危機之外，還應該包括社會經濟的前提。原始的社會結構的出現是生產性經濟的最重要的前提，實質性的社會轉變的催化劑，生產性經濟其本身是在社會基礎的某種發展層次上出現的。因此分析原始社會的組織，就可以找尋出可能造成對生產的要求提高的潛在內部壓力。

最初的生產完全是為了滿足生存的個體家庭層次上的實用性生產，這種個體單元水平層次上的生產很容易失敗，因此他們需要融入了一個更大的親屬與其它關系的結構中。這就產生了一種非實用性的需求，為滿足這種需求的生產可以稱為“過剩”生產：承擔社會義務的生產。這也是一種互助的支持系統，有另外一些社會義務需要“過剩”的生產：結婚、儀式和貿易聯盟的財禮。因此更大的系統，存在增加更多的需求的可能性。同時個體的權力與和個體的財富與再分配能力相關，這也促進了個體擴大生產的欲望，特別是在開始出現分化的社會中。原始社會中的這種擴大的需求及由此帶來的社會競爭，如在階級社會中一樣，提供了剩余產品生產的主要動力，并且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間接地導致了生產力的發展。

此外定居允許積聚物品；允許永久性的貯藏；允許推動提高生產。貯藏與積聚的能力使對控制食物更加渴望，當食物具有價值時，就有更多的理由來進行增加數量。[21]

5．競爭宴享說

BrianHayden認為在農業開始的初期，栽培與馴化的物種因其數量有限與不穩定，它們在當時人類的食譜結構上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可能與充饑無關，只是在食物資源比較充裕的條件下，增添美食種類，使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基于經濟的競爭宴享來控制勞力、忠誠和租賃。特別當那些馴化的物種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但勞力投入很高或不易獲得，那么其馴化是在競爭宴享相關性中發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22]

6．富裕采集文化說

張光直先生認為中國東南沿海的農業起源是在一種富裕采集文化基礎上產生的，他引用美國學者索爾的一個觀點，即農業并不產生于食物的逐漸或長期的缺少，“在饑荒的陰影下生活的人們，沒有辦法也沒有時間來從事那種緩慢而悠閑的試驗步驟，好在相當遙遠的未來發展出來一種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來源，……以選擇的方式改進植物以對人類更為有用是只能由饑饉的水平之上有相當大的余地來生活的人們來達到的。”從東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遺址來看，其野生的食物資源相當豐富，因此他認為“從東南海岸已經出土的最早的農業遺址中的遺物看來，我們可以推測在這個區域的最初的向農業生活推動的試驗是發生在居住在富有陸生和水生動植物資源的環境中的狩獵、漁撈和采集文化中的。”[23]

此外也有一些學者從遺傳學、生物學等角度分別進行了研究。[24]他們只是作為植物學家或生物學家從其本專業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闡釋，缺乏更全面的考慮，因此影響都不是太大。

這一時期有關農業起源的還有一大爭論是普遍的全球性理論的存在與否。

除了張光直先生富裕采集文化說是直接針對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外，以上諸家學說都是試圖探討一種農業起源的世界性的通則的。但是每家學說差不多均有例外，如人口壓力說不適應中中美洲；競爭宴享說得不到東南亞資料的證實；社會結構變遷說的前提條件是定居，但在中美洲與東南亞，可能在流動的狩獵采集時期即已開始了栽培，最后在農業開始以后流動還持續了幾千年。因此有一些學者否認這種通則的存在。Flannery雖然是人口壓力說的鼓吹者，但是他認為這一理論僅適用于西南亞，而農業起源的其它三個重要地區：東南亞、中美洲、安第斯地區，其農業起源的機制是各不相同的。FlankHole甚至認為只有進行每個地區的具體解釋，這樣才能考慮該地區農業出現的所有因素，否則都是不全面的。[25]

三、西方農業起源研究的一些啟示

從目前我國的整個稻作農業起源的研究情況來看，在研究范例上，還局限于實證性的研究，即以尋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種子來確定起源的地點和時間。雖然這對于確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幫助，但這種方法很容易被資料牽著鼻子走，即哪里發現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證據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會先后出現印度起源說、東南亞起源說、中國長江下游地區說、長江中游地區說、華南說甚至是淮河流域說，造成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另一方面這也導致了對該問題的研究主要是一種編年與描述，即確定各個遺址的年代早晚，建立完整的編年體系，而不是對其演變機制的探討。并以傳播遷移論來解釋其它地區出現農業經濟的原因。這種解釋模式明顯存在著下面兩大缺陷：

其一、即使得編年體系再完整，時代追溯得再早，起源的地點再單一，但總有一地點在某一時段內首先出現農業生產方式的，對于它的出現的機制，這一模式根本沒有觸及。

其二、不能解釋為何只有農業傳播、沿承下來，而不是其他的文化因素。

因此目前我國農業起源的研究，最急迫的，不是找尋更早、更新的資料，也不是建立某種理論，而是研究范例的轉變：從事件性的研究轉變為進程性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從目前的編年性、描述性的研究解脫出來，進而對這一進程的動力機制進行深入的探討。如是，則離農業起源研究理論的繁盛不遠了。

注釋：

⑴Wright,G.A.1992,OriginofFoodproductioninSouthwestemAsia:ASurveyofIdeas.CurrentAnthropology,Vol.33(1):109—139.

⑵摩爾根(美)著、馮漢驥等譯：《古代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1971年，p34。

⑶Roth,H.L.1987.OntheOriginofgriculture.The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Ins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16:102—136.

⑷Candolle,A.d.1884.Originofcultivatedplants.London:KeganPaul,Trench.

⑸Childe,V.G.1951.ManMakeshimself.NewYork:MentorBooks.

⑹Wright,G.A.1992.OriginofFoodProductioninSouthwesternAsia:ASurveyofIdeas.CurrentAnthropology,Vo1.33(1):109—139．

⑺羅伯特·J·布雷伍德(美)著、陳星燦澤：《農業革命》。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的歷史·理論與實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54—263。

⑻路易斯·賓福德(美)著、曹兵武譯：《后更新世的適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的歷史·理論與實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⑼Rosenberg,M.1990.TheMotherofInvention:Evolutionary,Theory,Territoriality,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AmericanAn-thropologist,92(2),399—415.

⑽Roth,H.L.1987.OntheOriginofAgriculture.TheJournaloftheAnthropologicalInstituteofGreatBritainandIreland,16:131.

⑾Bender,B.1978.Gahter-huntertofarmer:asocialper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⑿路易斯·賓福德(美)著、曹兵武譯：《后更新世的適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的歷史·理論與實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⒀Flannery，K．V．1973．TheOriginsofAgriculture．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2)：271—310．

⒁Cohen，M．N1977．TheFoodCrisisinPrehistory．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Cohen，M．N．andArmelagos，G．J．1984．Paleopathologyattheoriginsofagriculture．Newyork：AcademicPress．

賈里德·戴蒙德(美)著、高星澤：《人類史上最大的失誤》，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的歷史·理論與實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312—322。

⒂P．C．切塔吉(印度)著、陳星燦譯：《食物質量從采集和狩獵到農業的變遷：民族志的重建》。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考古學的歷史·理論與實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4—267。

⒃Rdeeing,R.W.1988.AGeneralExplanationofSubsistenceChange:FromHuntingandGatheringtoFoodProduction.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oaeology,7:56—97.

⒄Bronson,B.TheEarliestFarming:DemograpgyasCauseandGonsequence.

⒅Henry,D.O.1989.ConsideringaUniversalCauseforAgriculture.FromForagingtoAgriculture.TheLevantattheEndoftheIceAge.Philsdeophy:Univ.ofPennsylvamPress,228—236.

⒆Green,S.W.TowardaGeneralModleofAgriculturalsystems.MethodandTheoryVol.3(Ed)Schiffer,M.B.,AcademicPress,311—355.

⒇Rindos,D.1980.Symbiosis,Instability,andtheOringinsandSpreadofAgriculture:ANewModel.CurrentAnthropology,21(6):751—772.

RiMes,D.19,84.TheOriginsofAgriculture-anEvolutionaryperspective.AcademicPress.

Blumler,M.A.andByrne,R.1991.TheEcologicalGeneticsofDomestication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CurrentAnthropology,32(1):25-54.

O’BrienM.J.andWilson,H.1988.AParadigmaticShiftintheSearchfortheOriginofAgriculture.AmericanAnthropologist,90(4):958—965.

[21]Kabo,V.1985.TheoriginsoftheFood-peoducingEconomy.CurrentAnthropology,26(5):601—616.

Bender,B.1978.Gahter-huntertofainter:asocialper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GreenS.W.TowardaGeneralModelofAgriculturalsystems.MethodandTheory.3(Ed)M.B.schiffer,AcademicPrcss,311—355.

[22]布賴思·海登(加)著、陳淳譯：《馴化的模式》。《農業考古》1994年第1期，P25—40。

[23]張光直：《中國東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P190—205。

[24]Harris,D.R.1967.NewLightonPlantDomestication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AReview.GeographicalReview,57(1):90—107.

Cohen,D.J.,1998.TheoriginsofDomesticatedCerealsandthePleistocene-HoloceneTransitioninEastAsia.TheReviewofAr-chaeology.19(2):22—29.

[25]McCorriston,J.andHole,F.1991.TheEcologyofSeasonalStress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intheNearEast.AmericanAn-thropologist，93(1);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