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災治蝗研究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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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蝗災頻發的國家，受災范圍、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因而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問題的研究成為古今學者關注的主題之一。早在明清時期，就出現了不少影響深遠的治蝗類農書，在蝗蟲習性、蝗災發生規律、除蝗技術等方面有了初步的科學認識和總結。如明代著名科學家徐光啟，通過對明代以前蝗災的統計、分析，得出有關古代蝗災發生季節和滋生地的正確認識，成為我國古代蝗災研究的杰出成就。進入20世紀后，伴隨國家經濟建設的發展，來自不同專業的學者們投身于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問題的研究，取得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90年代，為響應聯合國提出的“減災十年”活動，學術界更掀起了對中國災害學、災害史的研究熱潮，蝗災史研究也成為其中一個熱點，出現了不少文章與論著。據筆者初步統計，20世紀以來約發表專題論文百余篇，涉及蝗史研究的論著有30余部。縱觀百年來的研究歷程，大致表現出三個發展階段：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50年代到70年代；80年代至今。

20世紀初至40年代末的研究狀況

20世紀初，伴隨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一些從西方留學歸來的學者，如吳福禎、陳家祥、鄒鐘琳等人，在進行現代蝗蟲的分類與分布、蝗蟲生活史與生活習性的觀察、飛蝗的預測及防治工作的同時，也把研究的觸角伸到蝗史資料，以期對蝗災發生有個縱深的認識。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陳家祥《中國文獻中關于蝗災之記載》(寫成于1928年，1938年以英文發表、李鳳蓀《捕蝗古法》(《昆蟲與植病》1933年第1卷)、馬駿超《江蘇省清代旱蝗災關系之推論》(《昆蟲與植病》1936年第18期)。與此同時，一些歷史學者也在他們的著作中開始了蝗災的統計，如被視為中國救荒史拓荒之作的《中國救荒史》(鄧云特著，商務印書館，1937年)，就對包括蝗災在內的我國歷代自然災害次數與頻率作了統計。陳高傭編寫的《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國立暨南大學叢書之一，1939年)，輯錄出257年次的蝗災記錄。其中鄧氏所統計的蝗災次數多為后人引用。

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研究狀況

真正意義上的蝗史研究工作開始于50年代。其大背景是我國大規模的藥劑防治蝗蟲工作正如火如荼展開，為了更全面弄清蝗災發生規律，當時不少學者對蝗史資料進行了整理分析。曹驥《歷代有關蝗災記載之分析》(《中國農業研究》1950年第1卷第1期)，討論了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901年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六省的蝗災發生情況，及其與旱災、水災、溫度、天敵、人類防治等因素的消長關系；并運用數量統計、對比分析的方法，繪有多種關系曲線表。這是較早運用自然科學方法統計古代災害的嘗試，也是后來研究者用得較多的方法。郭郛《中國古代的蝗蟲研究的成就》(《昆蟲學報》1955年第5卷第2期)，對我國古代的治蝗成就進行了分析。安徽省文史研究館自然災害搜集組《安徽地區蝗災歷史記載初步整理》(《安徽史學通訊》1959年第2期)一文是對該館編制的“安徽省近千年來自然災害分區統計表”中關于蝗災記載的整理分析，得出該地蝗災的發生表現出連續性與廣泛性、蝗災與旱災的發生有一定相關性等結論。此外還有欽白《歷代捕蝗記》(《安徽日報》1961年8月17日)，兆寅《陳振龍在農業上的又一貢獻——〈治蝗傳習錄〉介紹》(《福建日報》1961年10月29日)，汪子春、劉昌芝《徐光啟對蝗蟲生活習性的認識》(《生物學通報》1964年第5期)等。

當時一些省市文史館、氣象單位也編纂了蝗災或包括蝗災在內的自然災害史料，例如廣東省文史館編《廣東省自然災害史料》(1961年、1963年修訂本，內部出版)，湖南歷史考古研究所《湖南自然災害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年)。70年代，國家氣象局組織收集氣象史料，出版了由中央氣象研究所，華北、東北十省(市、區)氣象局，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合編的《華北、東北近五百年旱澇史料(合訂本)》(1975年)，上海、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省(市)氣象局與中央氣象局研究所合編的《華東地區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1978年)，湖北武漢中心氣象臺編《湖北省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1978年)等書，其中也收錄了不少蝗災材料。

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研究狀況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科學春天的到來和人們環境意識的加強，尤其是減災活動的展開、災害學學科的興起，對有關中國古代蝗災與治蝗的研究越來越重視，學者們在關于蝗災發生的頻度與強度、防治蝗災的措施方法等問題上的研究投入了頗多精力，有關研究呈現出多角度、系統、全面、深入探討的趨勢，尤其是在多學科知識交叉運用方面更為突出。為清楚地展現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下面分為綜合性研究、斷代與區域研究、治蝗技術與蝗蟲文化、古治蝗書研究、蝗史資料整理等五個類別進行介紹。

綜合性研究。這里所說的綜合性研究是指對中國整個歷史時期的蝗災與治蝗問題進行縱向研究的工作，其內容豐富，角度多樣。昆蟲學學者、生物學學者的綜合性研究有：周堯《中國昆蟲學史》(天則出版社，1988年第2版)一書從古代文獻中整理出古人對蝗蟲問題的認識，并附表統計了歷代蝗災的史實。鄒樹文《中國昆蟲學史》(科學出版社，1981年)也有相關的論述，其中關于一些古籍的考證和辨偽，自成一家之言。

史學工作者的研究主要有：陸人驥《中國歷代蝗災的初步研究——開明版〈二十五史〉中蝗災記錄的分析》(《農業考古》1986年第1期)，以《二十五史》中的蝗災記錄為研究主體，統計出各朝的蝗災發生次數，論述了蝗災為禍的特征與危害。鄭云飛《中國歷史上的蝗災分析》(《中國農史》1990年第4期)，對文獻材料進行細致的歸類分析，并繪有多種圖表來論證蝗蝻、蝗災的高峰期在農歷六月至八月之間，旱災與蝗災的發生密切相關，總結出蝗蟲的遷飛是由山東、河南、淮北等地北上或南下。作者以史為本，在研究中結合現代生物學等多學科知識，運用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如統計方法等，這正是80年代以來學者在災害學研究上進入一個綜合、全面研究階段的反映。倪根金《歷代蝗災及治蝗述要》(《歷史教學》1998年第6期)，利用正史、農書、筆記等資料，論述了中國古代蝗災危害、治蝗思想及其措施，并提出了一些新見解。宋正海主編的系列叢書之《中國古代自然災異動態分析》(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十八章“蝗災”，主要利用自然科學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歸納出歷史上蝗災的4個高峰期。同時，根據蝗災發生地域、持續時間、破壞程度、規模、死傷人數和社會影響等方面的綜合分析，劃分出強弱不同的五個蝗災等級。游修齡《中國蝗災歷史和治蝗觀》(《尋根》2002年第4期)根據周堯的研究成果，對歷代蝗災記錄重新統計。文章還從現代生態學的角度分析了歷史上先進的治蝗法。施和金《論中國歷史上的蝗災及其社會影響》(《南京師大學報》2002年第2期)一文繪制了元明清三代中國蝗災地域分布表，認為這三代主要的蝗災集中在河北、山東、河南，其次是江蘇、安徽、湖北，再次是山西、陜西。

同時期也出現了許多論述農業自然災害的書籍或文章，這些成果多站在較宏觀的角度去分析水、旱、蝗、蟲、地震、雹等災害的發生規律、特征及成災的自然環境因素，有些則是對備荒救災措施的介紹。如袁林著有《西北災荒史》(甘肅人民出版社，1994年)，并發表過系列文章探討西北五省的主要自然災害問題。此外，周致元、張波、陳關龍、高帆、施由民、宋湛慶、閔宗殿、陳業新等人對農業自然災害也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討。

斷代與區域研究。對中國歷代蝗災與治蝗問題進行斷代和區域研究是近年的研究趨勢，學者們嘗試結合不同學科的知識、不同的研究方法來分析某一地區內蝗災發生情況、影響蝗災發生的生物因素與非生物因素。先秦時期的蝗災問題由于相關材料比較缺乏，因此研究成果不多見。范毓周《殷代的蝗災》(《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一文，通過卜辭的研究，認為我國最早的蝗災記錄較之《春秋》所記要早五、六個世紀，并涉及先秦時期人民對蝗蟲、蝗災的認識與防治的情況。彭邦炯《商人卜螽說——兼說甲骨文的秋字》(《農業考古》1983年第2期)通過對甲骨卜辭上文字的推敲和對其內容的考證，對“蝗”字、類似“蝗”的字及這些文字字形的演變作了闡述，認為我國古代防治病害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甲骨文時代。

討論兩漢時期蝗災問題的文章有：官德祥《兩漢時期蝗災述論》(《中國農史》2001年第3期)和張文華《漢代蝗災論略》(《榆林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3期)，官文體現了多學科知識的交叉運用，總結出兩漢蝗災發生范圍，并提出在分析漢代蝗災史料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很有實際意義。文中特別強調了水災與蝗災的相關性，并評述了漢人在蝗災發生原因認識上的兩種對立思想：以董仲舒等為代表的災異譴告說與王充為代表的反對說。另有陳業新《兩漢時期蝗災探析》(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學論集》，崇文書局，2003年)等文章。

唐宋元時期蝗災問題的研究有：張劍光、鄒國慰《唐代的蝗害及其防治》(《南都學壇》1997年第1期)對唐代的蝗災發生與治蝗措施作了介紹。周懷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災考察》(《光明日報》2000年7月14日)認為生態環境的破壞，改變了物種之間的平衡，蝗蟲的天敵受到損害，因而致使蝗蟲成災，頗有新意。閻守誠《唐代的蝗災》(《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重點探討了唐代蝗災的社會影響，認為蝗災救治的好壞成敗與國家政權的強弱興衰有密切聯系，進而指出從自然災害的嚴重程度和國家政權的救災狀況去探究農民起義的原因會更確切、全面。臺灣地區葉鴻灑《北宋的蟲災與處理政策演變之探索》(《淡江史學》第13期，1991年10月)認為，北宋是一個蝗災分布范圍廣且蝗蟲出現頻率高的時期，北宋政府治蝗的思想有很大的轉變，以務實的態度積極治蝗，頒布了許多除蝗詔令，因此取得了不斐成績。關于元代的蝗災研究，有王培華《試論元代北方蝗災群發性規律性及國家減災措施》(《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和王培華、方修琦《1238—1368年華北地區蝗災的時聚性與重現期及其與太陽活動的關系》(《社會科學戰線)2002年第4期)，兩者都選擇元代1238—1368年華北地區的蝗災作為研究點，前者分析其時空分布及群發性，認為元代蝗災發生具有周期性，大蝗災表現出11年左右周期，特大蝗災期表現出60年左右周期，這種周期性與太陽黑子活動有關。后者進而探討了蝗災的時聚性，即蝗災在一定時段內集中發生的特點。再次重申蝗災發生具有周期性，并與太陽黑子活動有關聯的觀點。與此持相近觀點的是宋正海主編的系列叢書之《中國古代自然災異群發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十二章“宋元時期蝗災多發期和太陽黑子活動”，大量運用了自然科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通過統計《宋史·五行志》和《元史·五行志》的相關材料，計算出宋元時期的蝗災大發生年與太陽黑子磁周期的相關性。書中對宋元時山東地區的蝗災進行統計，認為該省蝗災發生有著明顯的多發性，與太陽黑子11年活動周期有關。李迪《元代防治蝗災的措施》(《內蒙古師大學報》（自然科學漢文版，1998年第3期)指出元代以防為主，防重于治的指導思想是歷代王朝中表現最突出的，并認為元代所建立的由下而上、層層負責的除蝗機構是管理上一個的創舉。周峰《金代的蝗災》(《農業考古》2003年第3期)對金代蝗災的特點及其防治作了簡要介紹，根據作者的統計，金代120年間大蝗災發生20次，平均每六年一次。

明清時期的蝗災問題，由于材料保存較全，因此備受關注。王均《明代蝗災的研究與制圖》(宋正海等主編《歷史自然學的理論與實踐——天地生人綜合研究論文集》，學苑出版社，1994年)，通過對文獻資料的收集與整理，探討了明代蝗災發生的生態背景、時空分布和防蝗救災措施，并繪出不同等級的蝗災分布圖表，探討編制宏觀性的明代全國蝗災圖、單次特大蝗災分布圖、分時段或分地區的蝗災統計地圖等三類蝗災地圖的方法與作用。滿志敏《明崇禎后期大蝗災分布的時空特征探討》(《歷史地理》第6輯)是典型的個案研究，作者以史實為基礎，運用現代地理空間技術、自然科學的方法再現明崇禎大蝗災的原貌，同時運用“耗散結構”、“侵變”、“負熵”等概念，探討由于氣候、環境的原因而形成的蝗蟲的遷飛特點與蝗災的擴散模式。臺灣地區蔣武雄《明代之蝗災與治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9年第22卷第3期)對有明一代的蝗災及捕蝗之法多有論述。馬萬明《明清時期防治蝗災的對策》(《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也談及明清蝗災的空間分布情況，重點是對明清治蝗措施進行全面詳細論述。王建革《清代華北的蝗災與社會控制》(《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探討了在面臨蝗災時，清代政府的控制體系，國家與鄉村在滅蝗過程中的關系以及治蝗政策的變遷。指出清代的捕蝗體制是皇帝監控下的總督、巡撫負責制。文中的諸多論斷都將推動學者對國家在除蝗問題上所實行的管理機制的深入研究。李文海等編《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書中有“飛蝗七載”一節，對清朝咸豐年間的大蝗災有全面介紹與分析。

相形之下，專門就某一地區的蝗災狀況作研究的成果較少。楊定《古代廣西的蝗蟲》(《廣西植保》1993年第1期)列表顯示古代廣西蝗災史實及相對應的氣象情況，以此說明天氣狀況與蝗災之間的關系。作者對史料反映的廣西蝗災平均23年一次的結論有疑問，認為廣西的螟災記錄不多見，其原因之一是史書所載出現了螟蝗誤寫的情況，為此作者還列有“古代廣西螟蟲發生統計”、“古代廣西害蟲及有害生物記載及比較”等表來論證。尹鈞科、于德源、吳文濤《北京歷史自然災害研究》(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一書對北京歷代的自然災害進行綜述，關于蝗災部分多根據正史、實錄、自然災害資料匯編及有關方志的記載，對北京的蝗災史有比較清晰的介紹，并對各種自然災害之間的相關性及各朝的救災措施進行了探討。由于蝗蟲的生態習性，尤其對溫度和濕度的適應性，因而蝗災資料具有氣候上的指示意義。張德二、陳永林《由我國歷史飛蝗北界記錄得到的古氣候推斷》(《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1期)，據此利用我國古代有關飛蝗的文獻記錄，整理出近1000年來飛蝗北界變動的資料，推斷出飛蝗發生在我國北緯41°以北地區時的氣溫條件，并進而推斷出古氣候。該文有助于了解我國蝗災發生的北界。另外，陳永林、張德二的《西藏飛蝗發生動態的歷史例證及其猖獗的預測》(EntomologiaSinica，1999年第2期)利用西藏歷史檔案材料，對西藏蝗災發生的時間、地域分布、海拔高度、發生的間歇性規律進行探索，得出蝗災發生時段、頻率的一些認識。作者對西藏蝗災的介紹是對我國蝗災發生范圍認識上的一個補充。此外還有倪根金《廣東歷史上的蝗災》(《廣州農村》1997年第5期)等文章。

治蝗技術與禳蝗研究。古人在處理蝗蟲災害的問題上存在著積極除蝗與“以德去蝗”的兩種相異的做法，現代學者們一直都努力全面整理和研究古人的成功經驗，以求對現代治蝗工作有所幫助。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還有不少相關的專題論文。梁家勉、彭世獎《我國古代防治農業害蟲的知識》(《中國古代農業科技》，農業出版社，1980年)將古籍中所記載的古代治蟲方法分為五大類：人工防除、農業防治、生物防治、藥物防除、物理防治，并對這些方法的技術操作進行了詳盡的描述。彭世獎《中國歷史上的治蝗斗爭》(《農史研究》1983年第3輯)，肯定了歷代政府為治蝗而頒布的政令和采取的措施。文末所附的“歷代治蝗紀要”一表對史籍上所載的古代官民在蝗蟲認識與治蝗問題上的重要活動作了記述，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胡淼<(贛榆縣志)記載的蝗蟲天敵》(《農業考古》1988年第1期)介紹了幾種蝗蟲的天敵。另有陳永林《我國是怎樣控制蝗害的》(《中國科技史料》1982年第2期)、潘承湘《我國東亞飛蝗的研究與防治簡史》(《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1期)等文章。

章義和《關于中國古代蝗災的巫禳》(《歷史教學問題》1996年第3期)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對我國古代的蝗災巫禳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梳理，深刻論證了觀念上的錯誤認識是導致我國古代治蝗不力的一個因素。也有不少學者從文化民俗學角度，對各地驅蝗神的來歷與演變進行研究，并從中分析中國古代蝗災的分布情況。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三聯書店，1983年)一書第二篇“方志的地理學價值”之五“八蠟廟之例”專門就祭祀蝗蟲的廟——八蠟廟作了介紹，作者通過查閱3000多種方志及親身對各地八蠟廟的走訪，繪制了“蝗神廟之分布”圖，從中得出中國蝗災的分布與八蠟廟或劉猛將軍廟的數量成正比的結論。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三聯書店，2002年)一書中“八蠟廟及劉猛將軍廟之例”一節對劉猛神的來歷及其在民間雜神的地位作了介紹。作者對陳正祥關于中國福建等四省沒有驅蝗神廟的論斷提出自己的意見，認為中國南方有蝗災的發生，并且也有一些具有驅蝗性質的神廟如廣西省的三皇廟、劉猛廟、梁祝廟等。孔蔚《江西的劉猛將軍廟與蝗災》(《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一文利用方志材料，對江西省主要是贛北地區的劉猛將軍廟的分布、功能、建置時間及同一時期的蝗災發生情況進行了介紹。代洪亮《民間記憶的重塑：清代山東的驅蝗神信仰》(《濟南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論述了清代山東重要的驅蝗神劉猛將軍、八蠟神、金姑娘娘、沂山廟、東平王神等幾種驅蝗神的來歷及演變，對清代山東各地不同的信仰轉變多有論述。另有，周正良《驅蝗神劉猛將軍流變初探》(《民俗論叢》第1輯，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車錫倫、周正良《驅蝗神劉猛將軍的來歷和流變》(《中國民間文化——稻作文化與民間信仰調查》第5輯，學林出版社，1992年)，吳滔、周中建《劉猛將軍信仰與吳中稻作文化》(《農業考古》1998年第1期)等也探討了各地驅蝗神信仰，并談及蝗神廟與蝗災的關系。

古代治蝗書的研究。治蝗類古農書積累了古人治蝗的豐富經驗，是寶貴的歷史遺產。現代學者通過研究分析，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鑒，故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面世。如前文提及的鄒樹文《中國昆蟲學史》一書，詳盡介紹了古代多種治蝗類農書。彭世獎《治蝗類古農書的評介》(《廣東圖書學刊》1982年第3期)，對宋以后的捕蝗專書或古農書中的治蝗部分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評論，重點對清代的治蝗專書進行分類介紹與評介。作者在文末繪制的“治蝗類農書一覽表”介紹了29本治蝗著作，有很重要的參考作用。曹建強《漫談治蝗文獻》(《中國典籍與文化》1997年第2期)及肖克之《治蝗古籍版本說》(《中國農史》2003年第1期)兩篇文章，對治蝗古籍，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各種版本作了介紹與評介。另外在除害救荒類的著作中大都有對治蝗類古農書的簡略介紹。

具體深入考證或研究某一治蝗書的論文有：閔宗殿《養鴨治蟲與〈治蝗傳習錄〉》(《農業考古》1981年第1期)一文特別介紹了養鴨治蝗的經驗和實際運用情況。明代徐光啟的《除蝗疏》是極著名的治蝗歷史文獻，鄒樹文《論徐光啟〈除蝗疏〉》(《科學史集刊》1963年第6期)一文，對它的來歷與內容、獨創之處、卓越貢獻及缺陷，提出不少有意義的見解，并對由此疏派生出的清代各種捕蝗手冊作了系統介紹。王永厚《徐光啟的〈除蝗疏〉》(《古今農業》1990年第1期)也談及《除蝗疏》的實用價值。彭世獎《蒲松齡〈捕蝗蟲要法〉真偽考》(《中國農史》1985年第2期)及《蒲松齡〈捕蝗蟲要法〉真偽考續補》(《中國農史》1987年第4期)，通過史料分析并對比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館藏的文獻，得出蒲氏一書系后人以錢炘和《捕蝗要訣》為主體改撰而成的偽書，并考證出該書的原型是清代道光十六年楊米人的《捕蝗要訣》。劉如仲《我國現存最早的李源〈捕蝗圖冊〉》(《中國農史》1986年第3期)介紹了我國現存最早的捕蝗圖冊，并將李源的與清代楊米人、錢炘和、陳崇砥所著的三種捕蝗圖冊作對比論述。

蝗災史料的收集與整理。20世紀80年代后，史料收集工作取得新的進展。閔宗殿《〈明史·五行志·蝗蝻〉校補》(《中國農史》1998年第4期)一文，作者通檢了100冊《明實錄》，對《明史·五行志》中的蝗災記錄作了補充與校正，從中統計出137次之多，較之《明史》中的記錄多了一倍。西藏歷史檔案館、西藏社會科學院等編譯的西藏地方歷史檔案叢書《災異志——一雹霜蟲災篇》(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第三部分“蟲災”收錄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初西藏地區有關蝗災及治蝗檔案資料40件，從中可以初步了解到當時西藏地區的蝗災發生頻率、治蝗思想和治蝗技術。

1980年后各地又陸續出現了十幾種自然災害資料匯編，都或多或少包含有蝗史資料。其中全國性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編纂組編寫的《中國歷代自然災害及歷代盛世農業政策資料》(農業出版社，1988年)，它采用漢至元代的正史材料、明清實錄等資料，統計出385個年份發生過蝗災。該書與陳高傭《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相比，各有特點，可相互補充，對比使用。但兩者對實錄中的材料整理的不夠全面，而且對有些材料的利用還需要核實。宋正海等編《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有自己的特色，主要從地方志和正史等文獻中搜集，統計出334個年份的蝗災記錄，但記錄的材料也不甚詳細與全面。類似的還有張波等編《中國農業自然災害史料集》(農業出版社，1997年)、陳振漢等編《清實錄經濟史資料(第二分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孟昭華編著《中國災荒史記》(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一書，論述各朝發生的各種自然災害，羅列了具體的災害史料，該書的重點是闡述各朝具體的救荒措施，史料豐富且集中。這也是了解中國蝗災發生狀況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地方性的有：廣西壯族自治區氣象臺資料室編《廣西壯族自治區近五百年氣候歷史資料》(1979年)、趙傳集主編《山東歷代自然災害志》(山東省農業科學院情報所，1980年)、貴州圖書館編《貴州歷代自然災害年表》(貴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湖南省氣象局氣候資料室編寫發行的《湖南省氣候災害史料(公元前611年—公元1949年)》(1982年)、河南省水文總站編寫的《河南省歷代旱澇等水文氣候史料(包括旱、澇、蝗、風、雹、霜、大雪、寒、暑)》(1982年)、山西文史研究館編印的《山西省近四百年自然災害分縣統計》(1983年油印本)、河北省旱澇預報課題組編寫的《海河流域歷代自然災害史料》(氣象出版社，1985年)、河北省滄州地區植物保護站編《河北歷代蝗災志》(1985年)、張杰主編《山西自然災害史年表》(山西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9年)、浙江省地方志辦公室編《浙江災異簡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廣東省文史研究館編《廣東省自然災害史料》(廣東科技出版社，1999年)對廣東省主要的方志材料進行整理，統計出100多個年份的蝗災記錄，是論證華南地區蝗災發生的有力材料，同時附錄一“廣西部分地區自然災害史料·蟲災紀錄”和附錄二“福建部分地區自然災害史料·蟲災紀錄”，分別收錄桂閩兩地的蝗災史料。此修訂本比20世紀60年代內部出版本增補了幾十萬字史料。這些載有蝗災的史料集也存在遺漏，有些可能還存在錯誤，引用時須加注意。

綜上所述，20世紀以來學者們在對蝗蟲生活習性的認識、蝗災的成因及發生特征、治蝗措施的總結等方面作了具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探索，為把中國災害科學推向新階段準備了條件。但是，中國蝗史與治蝗史作為一個專門性的研究工作來說，卻沒有出現一本全面、深入、系統的專著，這不能不讓人遺憾。因此，把蝗災和治蝗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系統研究，完成一部中國蝗災與治蝗通史，應該是蝗史研究者今后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在以后的研究中尤應關注如下幾個方面：1．加強對歷代蝗災史料的整理、統計，充分利用方志、實錄、檔案等各種歷史文獻，對一省一朝的蝗災進行統計并分析其規律。而且應該對蝗災災情進行等級量化的研究，形成一個普遍能接受的度量標準，以便對蝗災進行歸類研究或對比研究；2．加強多角度分析，尤其是從生態破壞的角度去考察蝗災發生與加劇的綜合因素，對歷代治蝗思想、政策及組織演變進行系統、深刻的研究，形成中國蝗災與治蝗史研究的一個基本模式；3．加強對古代治蝗著作的校釋、整理，對其中的精華內容進行資料匯編；4．更具有現實意義的工作是加強對古代各項治蝗技術的技術源流，技術操作，技術使用的合理性、科學性的闡述，便于繼承與發揚古代行之有效的治蝗法。如能對以上所做資料匯編利用信息技術制成光盤或是實現網絡檢索，也是學者們非常期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