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可持續發展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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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當前，發展循環經濟、是消解發展與環境之間的尖銳沖突，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中國傳統農業包含了許多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理論，例如：不違農時，“順時宣氣”，自覺地把農業置于自然再生產的基礎之上；把土壤視為有生命的活的機體，指出實現“地力常新壯”的目標和道路；充分利用天時地利和農業系統內部生物體之間的互生共養關系，使之“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變惡為美”、“余氣相培”，把農業生產生活中的廢棄物質資源化；“生之有道，用之有節”，控制物欲，使消費不超過自然界和老百姓的負荷能力。這些完全符合循環經濟的原則，應予繼承和發揚。同時要努力發展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技術，以替代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加大外源能的投入，加快農業的發展。

一、生態危機呼喚循環經濟和可持續發展

二十世紀末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環境災害，如1997年創紀錄（全年226天）的黃河斷流，1998年震動朝野的長江大洪水，2000年波及北京等地的沙塵暴，等等，突顯了中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我們知道，人類的活動如果超出了自然界的負荷能力，就會遭到自然界的報復，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越嚴重，“報復”的范圍和強度就越大——開始是局部的，一個山頭、一條小河等等，逐步發展為區域性的，以至跨區域的。上述生態災難已經超越了某一區域的范圍，屬于跨區域的報復，它標志著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發生了某種整體性的危機。如何消解發展與環境的尖銳沖突，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十分緊迫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循環經濟”[1]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它與“知識經濟”一起被稱為當今經濟發展的兩大亮點或兩大趨勢。

在新世紀到來之初，被譽為“中國環保之父”的曲格平發表了題為《發展循環經濟是21世紀的大趨勢》的文章[2]，提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應該是一種不同于傳統經濟的循環經濟。傳統經濟是單向流動的線性經濟，其流程是“資源—產品—污染排放”，其特點為兩頭（開采、排放）高，中間（利用）低。循環經濟則是一種“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特點是兩頭低、中間高。循環經濟的三大原則是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減量化”是從生產開端減少物質和能源的流量。“再利用”是在生產過程中對物質盡可能多次或多種方式加以利用，“資源化”是在生產末端把“廢棄物”變成再生資源。循環經濟本質上是生態經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和實現方式。可見，所謂循環經濟是與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密切聯系、三位一體的。

曲格平文中所說的“傳統經濟”是指“工業化以來”的經濟，并非指近代工業化以前的傳統經濟——在中國，這種傳統經濟主要是農業經濟。不過，最近社會上確實有些人指責以“精耕細作”為特征的中國傳統農業“不科學”，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造成生態系統的惡性循環，照這樣說，它是一種不可持續發展的經濟[3]。從而引發了關于精耕細作傳統農業的新的爭論。對中國傳統農業的這些指責在總體上是難以成立的。中國傳統農業并非完美無缺，它在近代已經落伍了，不過，它確實包含了與現在提倡的“循環經濟”相吻合的豐富的生態思想與可持續發展思想。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正是由于傳統農業提供了雄厚的基礎，中華文明才得以保持從未中斷的持續發展，這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是獨一無二的。那么，究竟中國傳統農業是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在這過程中，形成和提出了一些什么思想和理論？

[1]“循環經濟”一詞，是由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

[2]載《中國環保產業》2001年增刊。

[3]《黑風暴啟示錄》，載1999年10月30日《中國農機化報》。轉見左淑珍《精耕細作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靈魂》，載《農業考古》2003年第3期。

二、中國傳統農業可持續發展思想與實踐的主要內容

（一）“不失其時”、“以時禁發”和“順時宣氣”

我們知道，農業是以農作物、禽畜等的生長、發育、成熟、蕃衍的過程為基礎的，這是自然再生產。但這一過程又是在人的勞動的干預下、按照人的預定目標進行的，因而它又是經濟再生產。農業是自然再生產過程與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統一。這本來是一個事實，未足為奇；難得的是中國古代人民在這一點上相當的自覺。突出的表現之一是具有很強的農時觀念。

由于農業生產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作為農業生產對象的生物體的生長發育，離不開它周圍的自然環境，尤其是直接受自然界氣候季節變化的制約，所以農業生產的運作必須與氣候季節變化的節奏保持一致。我們的先輩雖然不可能做出現在這樣的表述，但實際上很早就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尚書·堯典》：“食哉唯時。”把掌握農時當作解決民食問題的關鍵。孟子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說：“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為什么呢？春秋戰國時人說：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則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則物無可為。古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呂氏春秋·義賞》）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管子·形勢解》）

這是以陰陽二氣的消長來解釋氣候的變遷，以草木萬物的生長收藏對氣候變遷的依賴來說明掌握農時的重要性。所謂“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是指草木的生長、成熟和凋謝受氣候的制約，并非自身能夠單獨完成的過程。所以要“審其所以使”——順應氣候變化的規律，才能使物為我用。而“春夏生長，秋冬收藏”正是與氣候季節變化的節奏一致的。不獨農作物如此，諸如“雞豚狗彘之畜”的交配和孕育，也受氣候節律的影響，也要“無失其時”，才能保證肉食的需要（《孟子·梁惠王上》）。

順“時”的要求也貫徹到林木砍伐、水產捕撈和野生動物的捕獵等廣義農業生產的各個方面。我國早在先秦時代已經有了一套相當成熟的，對林業資源、漁業資源、野生動物資源的保護利用措施。這些措施可以用“以時禁發”（或簡稱“時禁”）來概括。也就是只允許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這些動植物，禁止在它們萌發、孕育和幼小的時候采集，更不允許焚林而蒐、竭澤而漁。“禁”就是保護，“發”就是利用。“以時禁發”就是在保護基礎上有限制地利用。為什么要在保護基礎上有限制地利用呢？因為人們認識到，野生動植物是可以再生的，這是一種受氣候季節變化所制約的自然再生產，對野生動植物的利用只能在這一過程中實現，對于這種自然再生產過程，人不能打斷它，只能促成它，保證野生動植物順應自然界季節變化的規律正常地生長和繁育，在這基礎上加以合理的利用，只有這樣，這些野生動植物資源才不致枯竭，人們對它們的利用才能長久持續下去[1]。

“以時禁發”也就是“用養結合”。孟子在總結牛山林木受到破壞的教訓時指出：“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孟子·告子上》[2]）“用養結合”不但適用于野生動植物的采捕，而且適用于整個農業生產。這里所說的“養”首先是一種自然活動，或徑稱為“天養”，用現在話說，就是自然再生產。古書有時也談及“人養”，但“人養”是建立在“天養”的基礎上的。[3]對于生物體的自然再生產，人們可以協助或參與，但不是“越庖代俎”，而是遵從生態規律以保證其正常進行，并使之向滿足人類需要的方向發展。班固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活動時說了以下一段話說：

于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谷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萑蒲材干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于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于徯隧[4]。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茬蘗，澤不伐夭，蝝魚麛卵，咸有常禁[5]。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稸足功用，如此之備也。（《漢書·貨殖列傳》）

“順時宣氣，蕃阜庶物”八個字比較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傳統農業中經濟再生產與自然再生產的關系。雖然在這里只突出了“順時”，實際上人們在農業生產中不但注重“時宜”，而且注重“地宜”和“物宜”，注重生物體的選種、留種和繁育，注意生物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利用，等等，這在本質上是承認自然再生產的基礎作用，遵守生態規律，從人與自然的統一中擺正了農業生產的地位。自然再生產是生生不息的，自覺地建立在自然再生產基礎上的農業生產也因而是生生不息的。這正是傳統農業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之一。

[1]詳見拙文《先秦保護和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理論及其基礎》，載《中國傳統社會經濟與現代化》，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2]《孟子·告子上》的原文是：“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于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人們已經認識到，這種生態的惡化不是自然的本性所產生的，而是人類違反自然規律的不合理的經濟行為所造成的；它實際上是自然界對人類的一種報復。

[3]對于農業生產中的“生”、“養”、“成”的關系，古書中有不同的提法，如《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管子·形勢解》：“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呂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春秋繁露》則說：“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不過，作為農業生產對象的“稼”或“物”的“復制”，首先是受季節變化的制約自然再生產。正如《太平經》所說：“天因四時而教生養成，終始自有時也。”（《太平經合校》卷45）所以“天養”畢竟是“人養”的基礎。

[4]這里的“祭”指“殺而陳之”，像人們祭祀的樣子。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孟秋“鷹祭鳥”是古人開始捕獵和射獵活動的物候。

[5]“茬”是伐木后留下的殘茬；“蘗”是萌蘗；“夭”是初生草木；“蝝”是小蟲；“麛”是小鹿；“卵”是蟲魚之卵，泛指懷卵的蟲魚。這段的意思是保護幼小的尚在成長之中的動植物。

（二）“地力常新壯”和“土脈論”

土地是農作物和畜禽生長的載體，是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農業生產能否持續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土地能否充分和持續地予以利用。中國歷代都在擴大耕地面積，但從戰國時代起，人們已經把發展農業生產的重點放到增加單位面積產量上來，而增加單位面積產量的重要途徑就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西歐中世紀長期實行輪流休閑的三圃制，中國則早在戰國時代就已從休閑制過渡到連種制，唐宋以后，多熟種植又逐步發展起來，較高的復種指數和其他技術措施相配合，使得土地單位面積產量越來越高。中國的人口，從戰國時期的二千多萬發展到鴉片戰爭前的三四億，傳統農業基本上滿足了人口巨大增長的需要，直到今天我們還為中國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養活世界1/4的人口而引以自豪。幾千年來，中國的土地在保持了不斷提高的利用率和生產率的同時，地力基本上沒有衰竭，不少土地越種越肥，這不能不說是世界農業史上的一個奇跡。

造成這一奇跡的“秘密”何在？關鍵仍然是“用養結合”，只不過這里“養”的對象不是生物體，而是土地，這種“養”也不是純粹的自然再生產，而是人工改良和培肥土壤的過程。土地種莊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恢復或補充以后，才能繼續種莊稼，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問題在于用什么辦法恢復地力，從而在多大程度上保證土地的持續利用，正是在這一點上區分出各種耕作方式和耕作制度高下。在撂荒制和休閑制下，地力的損耗主要依靠自然力量自我恢復，所以需要較長的過程。在連種制和多熟種植的條件下，地力的恢復則主要依靠人力補償；反過來說，只有人工恢復和培肥地力得法，才能保證連種制和多熟種植的實行。中國古代農民的高明正在于此。有的學者強調中國黃土的“自行肥效”，似乎中國的耕地天生不會發生地力衰竭，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在連種制逐步取代休閑制的戰國時代，中國曾經出現過局部的地力衰竭現象。《呂氏春秋·音初》說：“土弊則草木不長。”《禮記·樂記》說；“土敝則草木不長。”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不過，中國古代人民通過自己的實踐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采取了多種多樣的手段改良、恢復地力、培肥土壤，合理的土壤耕作、合理的農田排灌、合理的種植制度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最重要的手段則是施肥。到了南宋，陳旉已能滿懷信心地指出：

或謂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遂，凡田土種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語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時加新沃之土壤，以糞治之，則益精熟肥美，其力當常新壯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這就是中國傳統農學中最光輝的思想之一的著名的“地力常新壯”論，正是這種理論和實踐，使歷史上的中國能把大量原來條件惡劣的土地改造為良田，能夠在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產率的條件下保持地力的長盛不衰，為農業的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這種“地力常新壯”的思想，是西歐中世紀所沒有的。為什么我們的先輩能夠提出這樣精彩的理論？其深厚基礎是中國古代人民無與倫比的農業實踐，其思想淵源則是中國傳統土壤學所特有的“土脈論”。“土脈論”的出現不晚于西周末年，它把土壤視為有血脈的活的機體[1]。這種理論很不簡單，像一盞明燈照亮了改土培肥的道路，影響深遠。既然土壤有氣脈，氣脈有盛有衰，可損可益，那么土壤的肥力狀況就可以在人力的影響下變化。在《周禮·大司徒》的記載中，有“土”和“壤”的區分，它們相當于現代土壤學所說的自然土壤和耕作土壤，表明人們很早就認識到，通過人類的農業活動，可以使自然界土壤發生適合人類需要的變化。《呂氏春秋·任地》則明確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據此制定了把土壤力與柔、息與勞、肥與棘、急與緩、燥與濕的偏頗狀態改變為適中狀態的“耕之大方”，后來《氾勝之書》又概括為“和土”的耕作原則。《周禮·草人》也提出使土壤變得肥美而適合農作需要的的“土化之法”。東漢王充進一步指出瘠土轉化為沃土的條件是“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論衡·率性》）。“地力常新壯”論正是這些思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在中國古代，“土脈論”和“土宜論”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它們共同構成中國傳統土壤學中最有特色的理論。我國老一輩農學家、土壤學家，如王云森、侯學煜、樂天宇等，對“土脈論”和“土宜論”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是一種生態系統學的高科學，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土壤學的重要依據。

[1]《國語·周語上》載西周末年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農。……古者太史順時覛（韋注，視也）土，陽癉（厚也）憤（積也）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也），日月厎于天廟（厎，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這里指立春而言[1]），陽氣俱烝（升也），土膏其動（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變也），脈乃滿眚（災也），谷乃不殖。”在這里，“土氣”表示土壤溫濕度的變化，水分、養分、氣體的流動的綜合性狀，“土膏”指土壤中某種肥沃潤澤的精華之物，“土脈”則是“土氣”或“土膏”有規律的博動和流通。土壤氣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礎。

（三）“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

陳旉《農書》說：

種蒔之事，各有攸敘，能知時宜，不違先后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尚何匱乏之足患，凍綏之足憂哉！（《六種之宜篇》）

這段文字十分重要，講的是如何通過合理安排種植制度，保證農業的持續發展以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其要點有二：一是充分利用天時地利，二是充分利用各種農作物之間的共生互養關系。

陳旉指出合理安排種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時宜”，也就是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時”所提供的光熱資源，在“天時”所許可的各種作物的生長季節中，按照作物生長和收獲的順序，把耕地安排得滿滿的，使各種作物“相繼以生成”。我們知道，農業是通過綠色植物吸收太陽光能轉化為有機物質的。中國傳統農業種植制度的特點是在連種制的基礎上實行豐富多彩的輪作倒茬、間作套種和多熟種植方式，一方面盡量擴大耕地里綠色作物的覆蓋面積，以至“種無閑地”，另一方面盡量延長耕地里綠色作物的覆蓋時間，以至“種無虛日”，使地力和太陽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陳旉《農書》的上述論述正是這種經驗的總結。

這種種植制度除了“相繼以生成”之外，還有“相資以利用”的一面。中國古代人民很早就對自然界不同生物的共生互養關系有所認識[1]，并把這種認識巧妙地應用到農業生產中。輪作倒茬、間套混作、多熟種植的安排，本身就是建立在對作物種間互抑或互利關系的深刻認識之上的。例如，古代人民很早就發現豆科作物的根部有根瘤，大豆的古稱“尗”在金文中就表現了地下根部叢生的根瘤。《氾勝之書》明確指出“豆有膏”，已認識到大豆根瘤的肥地作用，故從《齊民要術》開始，豆科作物被廣泛用作禾谷類作物的前茬，禾豆輪作成為我國最主要的輪作方式之一。陳旉《農書》指出早熟稻田收割后“種豆麥蔬茹”，既“足以助歲計”，又可“熟土壤而肥沃之”；把深根的桑和淺根的苧麻搭配間作，可兩“不相妨，而利倍差”，亦其例。生物之間的互抑也可以加以利用，例如人們認識到芝麻對草木的生長有抑制作用，因而被廣泛利用為新墾地的先鋒作物。

“相資以利用”之妙亦可應用于動物的畜養中，如在池塘中混養草魚、鰱魚等，“草魚食草，鰱則食草魚之矢，鰱食矢而近其尾，則草魚畏癢而游……鰱草兩相逐而易肥”[2]。也可以把動植物生產聯結起來。最簡單和最普遍的方式是農牧互養：利用人類不能直接食用的農作物稭稈糠粃飼畜，畜產品除供人類食用外，其糞溺皮毛骨羽用于肥田，還可利用畜力耕作。類似的例子還有稻田養魚、稻田養鴨等等。更進一步可以把更多的生產項目配合在一起。如據《補農書》記載，明末清初浙江嘉湖地區形成“農—桑—魚—畜”相結合的模式：圩外養魚，圩上植桑，圩內種稻，又以桑葉飼羊，羊糞壅桑，或以大田作物的副產品或廢腳料飼畜禽，畜禽糞作肥料或飼魚，塘泥肥田種禾等。類似的還有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魚塘等。這些生產方式，巧妙地利用水陸資源和各種農業生物之間的互養關系，組成合理的食物鏈和能量流，形成生產能力和經濟效益較高的人工生態系統。實為今日所提倡的生態農業的雛形。

[1]如《荀子·天論》說：“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荀子·富國》說：“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就包含了這種認識。

[2]王士性：《廣志繹》卷4，江南諸省。

（四）“變惡為美”和“余氣相培”

農業生產對太陽能的利用是不會導致枯竭的，但對地力的利用則需要人工的補償。如前所述，陳旉《農書》強調了施肥的作用，指出施肥是實現“地力常新壯”的保證。中國何時開始施肥是有爭議的，但施肥受到重視毫無疑問是從休閑制向連作制過渡的戰國時代開始的。正是施肥解決了實施連種制以后出現的局部地力衰竭的問題，使中國傳統農業能夠沿著高土地利用率和高土地生產率的方向前進。但施肥的重要性還不止于此。在中國傳統農業中，施肥還是廢棄物質資源化，實現農業生態系統內部物質循環的關鍵一環。既使地力獲得及時的恢復，也在相當程度上消除了生產生活廢棄物對環境的污染。

中國傳統農業的施肥基本上是農業生態系統中的“廢物”利用。中國古代肥料稱為“糞”，而“糞”字的含義有一個演變過程。在甲骨文中，“糞”字作雙手執箕棄除廢物之形，其本義是“棄除”（《說文》）或棄除物，后來，人們把包括人畜糞溺在內的廢棄物施用于土地，“糞”就逐漸變為肥料和施肥的專稱。“糞”字字義的這種變化，說明中國人很早就懂得農業內部的廢物利用，變無用之物為有用之物。

自戰國以降，人們不斷開辟肥料的來源。戰國秦漢，“溷（按，‘溷’是合畜圈和人廁為一的設施）中熟糞”和蠶矢是主要肥料之一。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人工栽培的綠肥。宋代，陳旉《農書》記有“火糞”（焦灰土、熏土）、麻枯等新的肥料種類和“漚池”、“糞屋”等積制肥料的設施；收集城市的糞便、垃圾以及河泥等做肥料也見于載籍，標志著城市生活中的廢棄物也納入農業物質循環的大系統之中，這逐漸成為中國農業（尤其是南方農業）的優良傳統。清楊屾《知本提綱》提出“釀造糞壤”之十法，即人糞、牲畜糞、草糞（天然綠肥）、火糞（包括草木灰、熏土、炕上、墻土等）、泥糞（河塘淤泥）、骨蛤灰糞、苗糞（人工綠肥）、渣糞（餅肥）、黑豆糞、皮毛糞，差不多包括城鄉生產和生活中的所有廢棄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夠用作肥料的物資。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感性的經驗已經上升為某種理性的認識，不少農學家對利用廢棄物作肥料的作用和意義做出了很有深度的精彩闡述。如元王楨《農書》說：“夫掃除之穢，腐朽之物，人視之而輕忽，田得之而膏澤，唯務本者知之，所謂惜糞如惜金也。故能變惡為美，種少收多。”清楊屾《知本提綱》進一步指出：“糞壤之類甚多，要皆余氣相培。如人食谷肉果菜，采其五行之氣，依類添補于身。所有不盡余氣，化糞而出，沃之田間，漸漬禾苗，同類相求，仍培禾身，自能強大壯盛。”這就是所謂“變臭為奇，化惡為美”。我們知道,農業的基礎是依靠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陽能轉化為人類所需要的食物和衣著原料。人畜以植物為食.綠色植物對人畜等是食物鏈的起始鏈,但人畜對其食物中的能量并不能完全地加以利用,在其排泄物和廢棄物中包含著的能量,若讓它們回到土壤中,經過微生物的分解,就可以釋放出能被綠色植物重新利用的營養物質。“余氣相培”實際上就是指這種情況。它使用的是中國傳統哲學關于“氣”的理論和語言，表達的卻是對農業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和能量轉化及其利用的一種樸素的認識。

（五）“生之有道，用之有節”

可持續發展不但需要合理的生產安排，而且需要有節制的消費作為保證。中國古代人民對這一點也有相當清醒的認識。

據《史記·五帝本紀》所載，黃帝時代即已實行“節用水火材物”的原則。唐張守節《正義》解釋說：“言黃帝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時，用之有節。”春秋戰國以降的思想家、政治家，無不把“節用”作為他們思想理論的重要內容。如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孟子主張“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孟子·盡心上》），荀子主張“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荀子·富國》），《墨子》書中有“節用”上中下三篇，《管子》“六務”的第一條就是“節用”（《管子·七主七臣》）。中國古代農學家對此也十分重視，賈思勰在《齊民要術·序》中專門討論了節用備荒的問題，陳旉《農書》中則有“節用之宜”專篇。“生之有道，用之有節”[1]成為中國古代國家理財的主要原則。

為什么要提倡“節用”？這是因為“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2]；“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3]。建立在自然再生產基礎上的農業生產在一定時期的發展是有限度的，因此人們對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負荷的限度，否則就會出現難以為繼的危機。荀子把道理說得更加透徹：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余財蓄積之富也；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今人之生也，方知畜雞狗豬彘，又蓄牛羊，然而食不敢有酒肉；余刀布，有囷窌，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是何也？非不欲也，幾不長慮顧后，而恐無以繼之故也？于是又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于己長慮顧后，幾不甚善矣哉！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糧食大侈，不顧其后，俄則屈安窮矣。是其所以不免于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也。（《荀子·榮辱》）

這就是說，如果從持續發展的長遠利益考慮，而不是只顧眼前利益，是非實行“節用”不可的；而要把“節用”的原則真正付諸實施，又非控制人們的消費欲望不可。這種認識是相當深刻的，而且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紀議程》有“改變消費形態”的專章，強調“全球環境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形態造成的”。溫哥華大學教授比爾·里斯根研究了美國等國家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后指出：“如果所有的人都這樣生活，那么我們為了得到原料和排放有害物質還需要二十個地球。”中國是人口大國，人均資源秉賦與歐美等國是不可比的，中國現在的資源透支、環境破壞已經相當嚴重，我們的現代化絕不能“克隆”歐美的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基礎上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絕不能盲目鼓勵高消費。印度的甘地說過：自然界能夠滿足人類的需要，但是不能滿足人類的貪欲[4]。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牢牢記取“節用御欲”的古訓。[5]

[1]如《宋史》卷277載：“論曰：八政之首食貨，以國家之經費不可一日而無也。然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則存乎其人焉爾。”這類提法似乎在一個發展過程。采獵時代或采獵活動的原則是“取之以時，用之有節”，如果不是“用之有節”，就不可能貫徹“取之以時”的原則。班固在《漢書·貨殖列傳》中提出的“育之以時，用之有節”，包括了全部農業生產在內。“生之有道”涵蓋的內容更為廣泛，包括了所有生產活動。作為國家理財原則的“用之有節”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統治者的消費不能越過自然界和人類生產能力所能負荷的限度，二是指統治者的榨取不能越過老百姓所能負荷的限度。所以又有“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等提法，在此不一一列舉。

[2]《漢書》卷24《食貨志》引賈誼語。《新書》載此語作“用之無節”。

[3]陸贄：《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明湛若水《格物通》卷85《漕運》亦有類似論述：“天之生財有限，人之運力有窮，不可不節也。使用之無節焉，則雖罄民之貲，竭民之膏，而其用亦有所不足矣。”

[4]轉引自游修齡《中國科學技術史·農學卷》序。

[5]應該指出，雖然歷代都有思想家農學家提倡節約消費，但實際上難以制約統治者的奢侈無度，以致超越在當時物質生產條件下利用自然資源的合理限度，就是導致我國歷史上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從循環經濟的角度反觀中國傳統農業

以上簡要介紹了中國傳統農業可持續發展思想與實踐的主要內容。不妨將傳統農業與現在提倡的循環經濟作些比較，這對正確認識中國傳統農業和展望中國農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有所助益的。

循環經濟的根本任務和根本要求是化解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尖銳矛盾，使它們由“仇家”變為“親家”，實現經濟與資源、環境之間的協調統一。中國的傳統農業完全符合這一要求。《呂氏春秋·審時》說：“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就是把農業視為由相互依存的天、地（農業環境）、人（農業主體）、稼（農業對象）組成的整體，在這一整體中，農業生產建立在自然再生產的基礎之上，經濟系統和生態系統是統一的。中國傳統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全部思想和實踐，都是以這種“三才”理論為指導的。幾千年前就有這樣深邃的認識，不能不令人為我們先輩的智慧所折服。

讓我們再用循環經濟的三大原則來觀照一下中國的傳統農業，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把考察的順序倒轉過來。

循環經濟三大原則之一的“資源化”，或稱“再循環”，要求在生產過程的末端把“廢棄物”變成再生資源。如前所述，“變惡為美”、“余氣相培”正是中國傳統農業的得意之筆。城鄉生產和生活中幾乎所有的“廢棄物”都被用作肥料，返回土壤，參加“再循環”。正是有鑒于此，有些學者徑把中國傳統農業稱之為“循環農業”，指出“雖然中國傳統農業的施肥技術，存在著費工、費時、勞動強度大、衛生保障差等弊端，需要運用現代科學技術予以改造，但它把農業生產與環境保護密切結合，把廢物作資源化處理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確的。”[1]倒是現在有些地方過分依賴化肥，拋棄了重視積攢和施用農家肥的優良傳統，令人擔憂。隨著現代工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城市抽水馬桶文明的普及，城鄉生產生活中的廢棄物大量積聚，傳統的城鄉物質循環的鏈條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中斷，造成資源的浪費和對生態環境的威脅，如何在新的條件下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農業重視生產和生活中的廢棄物資源化的優良傳統，重建涵蓋工農業生產和城鄉生活的大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通道，成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循環經濟的另一原則“再利用”要求在生產過程中對物質盡可能多次或以多種方式加以利用。這正是中國傳統農業的強項。在“三才”理論整體觀的指引下，中國傳統農業不但十分重視農業生物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協調，也十分重視農業生態系統內部各種生物之間共生互養、相生相克，創造了豐富多彩的“相資以利用”的方式，正是“再利用”原則的生動體現，直至今天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過，其中相當一部分停留在單純經驗的層次和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亟待發掘、總結和提高。例如，我國早就懂得驅鴨治蝗，在這基礎上創造了稻田養鴨的生產方式，既可為稻田除草除蟲，又可肥鴨，是一很有價值的農業生態技術，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這項技術得不到重視和總結，默默無聞，近年卻從國外引進“稻鴨共作”的技術，有人還以為是舶來品，難免有“數典忘祖”之譏。不過，應該承認，引進的這項技術是經過了改進的。我們應該從這件事中獲得啟發，不能把傳統農業的技術經驗當作過時之物隨意扔掉，應該視為一種寶貴的資源，一種仍待開發的礦藏，認真予以整理和發掘，用現代科學給予總結，闡發其機理，改進其操作，使之精確化，提高其科學性，這樣，一些似乎不起眼的古老經驗也會煥發光彩，成為創新的支點，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作出貢獻。

循環經濟的再一個原則是“減量化”，它要求在生產的開端減少能源和物質的流量。這是針對近代工農業生產消耗大量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狀況而提出來的。傳統農業使用的是太陽能等可再生的能源，不產生“減量化”的問題。相反，由于傳統農業除了依靠綠色植物吸收太陽能以外，基本上沒有其他外源能的投入，勞動生產率低，而且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所以傳統農業的發展是緩慢的，有時甚至是停滯的，到了一定的階段，就無法滿足社會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的需要，這種狀況迫使傳統農業不能不有所改變，不能不尋求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不能不增加能量和物質的投入。

新中國建立以來，化肥農藥的使用保證了農業的發展，但是由于使用量不斷增加，現在已大大超過先進國家安全使用的標準，農業面源污染嚴重[2]。從世界范圍看，建立在大量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基礎上的工業、農業、服務業的弊端已經暴露得很明顯，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儲存已經越來越接近枯竭，對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爭奪，成為世界戰亂和不穩定的重要根源。而我國對這些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賴仍然在增加，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如何解決？中國的農業向何處去？

為了使農業繼續發展以保證各方面的需要，化肥農藥還是要用的，目前拒絕使用化肥農藥，試圖實行沒有石油的“有機農業”是不現實的。第一步只能實行“減量化”，用發揮生態技術的優勢來盡量減少石油的投入，把它控制在不致造成環境的嚴重破壞的限度內。但是，農業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現代化，歸根到底，能量和物質的投入不能減少，而應增加，關鍵在于想辦法找到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最大的來源是太陽能，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太陽能仍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傳統農業對太陽能的利用主要依靠綠色植物。如前所述，中國傳統農業是通過盡量增加耕地上綠色植物覆蓋的時間和覆蓋的面積，來盡可能充分地利用太陽能的。在耕作制度方面，古人能夠做的差不多都做了，給我們留下的可以繼續發揮的空間不大了。通過育種，提高作物吸收和利用太陽能的效率，應該還有潛力可挖。除此以外，能否突破綠色植物的限制，直接利用太陽能作為農業中的外加能源呢？應該是可能的。這種技術已經出現并有了一定的發展，再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了。我認為，這才是農業的出路所在。

如果我們一方面用現代科學總結、提高和發展傳統農業既有的生態技術，建立涵蓋工農業生產和城鄉生活的合理的物質循環系統，另一方面，直接利用太陽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大增加對農業的能量和物質的投入，我國農業的前景將是光明的。

[1]彭世獎：《從中國農業發展史看未來的農業與環境》，載《中國傳統社會經濟與現代化》第377頁，廣東人民日報社，2001年。

[2]據《中國青年報》2003年10月22日報道，我國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發達國家安全施肥上限的兩倍。我國污水灌溉主要集中在中東部地區，中東部地區受重金屬污染的土地占污灌面積的20％。全國畜禽養殖污染物的產生量是工業固體廢棄物的兩倍多，農業面源污染成為我國的污染大戶。2000年，16個省會城市蔬菜批發市場的監測表明，農藥總檢出率為20％—60％，總超標率為2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