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中國農村研究的思想與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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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農村問題是中國社會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自晚清啟動現代化以來，中國農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如何解決農村問題，各派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陳翰笙先生是馬克思主義學派最為重要的代表，他通過科學的調查研究方法，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對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認識農村和制訂革命路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社會性質與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陳翰笙先生當年所關注的問題早已起了變化。但是，梳理陳翰笙先生對中國農村進行研究的理論起點、問題切入點和科學的研究路徑，對我們現在開展農村問題的研究與討論會有所啟發。

關鍵詞：陳翰笙農村研究方法

農村問題是中國社會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自晚清啟動現代化以來，中國農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國民黨不僅沒能遏制農村衰敗、克服農村危機，而且因世界性經濟危機對中國的沖擊，鄉村矛盾全面激化，釀成空前大動蕩，農村驟然成為關注焦點，“農村恐慌”成為時論。為此，學界形成研究農村和農民、農業的第一次高潮，據不完全統計，1925—1935年間，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調查不下9000次①。不過參與的學者由于學術背景與政治立場研究路數不同，基本觀點就有差異，如費孝通等為學院派，晏陽初等為鄉村建設派，蕭錚等代表政府觀點。其中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為基本分析立場的先進知識分子也進行了農村調查，并經過理論探討，形成了科學解釋中國農業落后和農民貧窮的若干理論②，陳翰笙先生是這一群體的重要代表，他通過科學方法對中國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創辦《中國農村》月刊，以調查報告的形式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為中國共產黨人深入認識農村和制訂革命路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胡繩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其“論證了改革封建制度必要性，為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③。

歷史已經過去了70多年，中國的社會性質與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時代有新問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何認清時代、把握重點、科學研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構建和諧社會”

是近年來學術界展開較多討論的領域。學術研究總是一脈相承的，因此，梳理陳翰笙先生對中國農村進行研究的理論起點、問題切入點和研究路徑，對我們現在開展農村問題的研究與討論應有啟發。

一、進化與時代：陳翰笙農村經濟思想的理論起點。

陳翰笙曾回顧自己在20世紀20年代結識格里涅維奇后學習《資本論》的感受：“使我懂得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自我規律，了解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馬克思花費四十年時間寫成的《資本論》，對解釋社會發展史確有獨到之處。相比之下，我過去在歐美學的歷史卻沒有使我了解歷史，而只是史料、史實的堆砌，讀了《資本論》，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歷史”。①他說這樣的話不是沒有緣由的，因為20世紀20—30年代，中外學術界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極其混亂，其中以“亞細亞停滯說”最具代表。

1927年，陳翰笙在莫斯科任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研究員。1928年該所東方部部長的馬札爾（L1Madjar）出版了《中國農村經濟》，對中國的社會性質進行了論述。馬札爾認為，中國社會自原始社會解體以后，既無奴隸社會，也無封建社會，而只是一種“亞細亞生產方式”決定的水利社會。這種循環式的社會發展模式至20世紀初期才被打破，而且只有在西方經濟勢力入侵后，中國才開始走向資本主義社會。②這種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理解產生了諸多不良后果。其一，肢解馬克思主義原理，馬克思所言的“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③是關于人類歷史演進的規律性總結，但是“停滯論”卻認為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之外，直接使人們產生馬克思主義能否應用于中國的懷疑。其二“，亞細亞生產方式”模糊社會階級的構成，認為在“亞細亞生產方式”之下，只有官僚和勞動者，沒有階級，這就直接威脅了階級斗爭作為歷史動力的普遍意義，使人們的“革命動力”發生動搖。

陳翰笙通過學習《資本論》，所力圖解決的是中國社會究竟是什么社會的問題，即根據馬克思所認識的人類發展過程，綜合各種因素分析中國所處的社會階段。陳翰笙反對馬札爾理論的，反對“亞細亞生產方式”，他認為“，現階段中國社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社會，純粹的封建已經過去，純粹的資本主義尚未形成，正在轉變時期的社會，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前資本主義社會。”④陳翰笙正是認識到當時中國的時代特征為“前資本主義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在理論上澄清了“中國停滯論”的錯誤，認清中國社會正是處于轉變過程，正處于過渡階段。同時認為社會從轉變到定型需要“動力”，以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和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所造成的沖突，為中國社會發展現階段定性分析的依據，但是社會發展是有規律的過程，雖以經濟為基礎，卻要以“革命”展現其變化的表征，明確“革命”是社會經濟改變的基本動力。

二、生產關系與土地問題：陳翰笙農村經濟思想的理論核心。

馬克思主義為陳翰笙提供了一種分析社會的工具，更關鍵的在于其對社會經濟結構對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影響所作的論斷，根據這樣的觀點，陳翰笙認為探討一個社會的性質，必須搞清該社會占主要地位的生產關系“，一切生產關系的總和，造成社會的基本結構，這是真正社會學的研究的出發點”。

那么，就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而言，生產關系的根本在哪里呢？陳翰笙認為，“在中國，大部分的生產關系是屬于農村的”⑤。那么農村的中心問題又在哪里呢？是什么情況造成農業生產的下降或妨礙它的發展呢？陳翰笙認為也只有通過對農業生產中各種社會關系的考察才能加以說明“，正如機器的使用權和所有權在支配工業生產的各種關系占首要地位那樣，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也在支配農業生產的關系中占最重要的地位。”⑥中國傳統社會的地權關系及其復雜“，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產生原因部分淵源于此。因此陳翰笙不是簡單地分析生產關系，而是通過在華南等地的社會調查，圍繞著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認為在鄉村社會雖然存在著大量共有的家族財產。但透視土地運作機制，社會還是可以被分成兩個階級，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在農村社會里，??基本的表現形式是產生了一個將諸如族田之類公共世襲財產變成私人財產的新的剝削階級，另一方面，又產生了一個毫無地位甚至最后都無權過問那些行使權力者所作所為的佃農階級。一旦一個農民成了一個自治社團的成員并參與了對他的財產有影響的那些決定，那么他就僅僅變成了機器上的一個嵌齒，在機器運轉的過程中他是沒有發言權的，而且他又不明白這部機器的性能。？？那些不屬于受到優待的農戶的較富有的農民，往往對某一‘受排擠’的經歷或不公道的行為表示憤怒，但是他們都無能為力，因為那些控制族的人也控制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法律上的補救手段。”①顯然，即使在共有財產為寄托的家族共同體中，階級利益的對抗還是嚴重的，因此社會所有的制度、法律、道德風尚，全取決于階級之間彼此對立的形勢。

不僅如此，土地既是財富的主要存在形態，同時也是財富增殖的主要源泉，從而使得商人、高利貸者、軍閥等都對土地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因此雖然各種經濟形態在現實經濟活動中扮演著多樣的角色，但它們的終點是土地。中國財富形態是經濟土地權與貨幣權合一，土地也就成為階級支配的主要工具。陳翰笙分析：“中國的地主與外國的地主不同，大都是多方面的人物，他們是收租者、商人、盤剝重利者，行政官吏。許多的地主兼高利貸者，可以變成地主兼商人，許多的地主兼商人，又可地主商人兼政客，同時許多商人、政客也可以變為地主。地主大半有槽坊、油廠及義倉。另一方面，貨棧及什貨店主人，就是地主受押人，終究要變為土地的主人，這是著名的事實。”②正因為土地在中國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核心地位，陳翰笙認為，大土地所有制在中國是根深蒂固的，大地主不斷推陳出新，農民也就日益的貧困化。所以他說：“如此高昂的地租，加上所有隨之而來的各種負擔，壓農民身上，并把他們驅逐到高利貸者那里。？？許多農民借貸谷物度荒，有些農民只能典他們的衣服、家具、甚至鋤頭、草把、耙子、梨等等。谷物貸款的利息通常半年為百分之三十；當鋪的月利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有時高到百分之六，沒有人能夠想象？？有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可能有這么高的利率。破產的農民通過抵押過程迅速失掉他們的土地；由于不被工業接受或吸收的無地農民不斷增加，工資總的說來正在下降，各種形式的租金則在上升。這樣一來，破產現象便不斷重演，并且加速了這一過程，直到農民無產階級化。”③但陳翰笙又認識到，近代中國的大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農場經營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出現了土地所有權集中與使用權日益分散的相對立的發展方向“，農場的經營過于細小，佃農和雇農也不能雇長工。在這種情形下，地權愈集中，耕地愈分散而縮小。經營面積也很少能擴大，所以勞力的應用愈難。”④他通過大量的調查資料證明這種發展趨向，并在與托派的論戰中，斷定中國農村問題的實質都是封建性的土地所有制關系問題。⑤農村社會諸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重心，土地關系是中國社會經濟運行機制的基礎，因此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入侵，中國的農村、農民與農業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世界經濟體系，成為殖民地經濟的組成部分。陳翰笙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說：“就連中國的富農如今也在縮減他們的耕地面積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他們擔不起那種幾乎肯定會由變幻莫測的經濟和政治形勢引起的種種風險。

他們也經不住日益增加的進口農產品的沖擊。？？凡是研究過中國情況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幾乎都在那里發現了大量的封建殘余，但是只有極少數學者沒有忽視中國的政治經濟中那種復雜的殖民地性質，這種殖民地性質實際上更加有助于加強目前封建關系的韌性，甚至強度。———中國農民不但在受封建主義之害，而且也在受資本主義之害，不但正在受中國生產不足之害，也在受國外生產過剩之害。”⑥正是立足于農村的生產關系，圍繞著農村的核心問題分析中國近代錯綜復雜的政治經濟格局，使得陳翰笙能科學地認識中國農村經濟面臨著生產不足和生產過剩的雙重危機。前者是由封建生產關系的參與所造成的，而后者則是因為近代以來中國農業經濟逐漸的被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帝國主義剩余農產品在中國的傾銷所造成的。借助于此，人們進一步得以了解理清了中國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和非封閉性以及曲折發展的多重因素。

三、實地調查與科學分類：陳翰笙農村經濟的研究途徑。

經過與馬札爾的激烈爭論，為了落實對中國社會的認識，陳翰笙回國后，從唯物主義的歷史進化論出發，決定以調查為主要手段開展工作“，在莫斯科的這場爭論，使我認識到，作為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國家，就無法決定革命的方針路線，因而決心返回祖國，一定要對中國的社會作一番全面的調查研究”①。1929年他在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所長蔡元培兼）,主持社會學組，成立調查團，對無錫農村各種具有代表性的22個自然村進行挨戶調查。1930年，他又組織了河北保定的農村經濟調查，1933年至1934年，又組織了廣東農村經濟調查以及山東、安徽、河南煙葉產區的農村經濟調查。1933年，他為了擴大調查研究力量，還籌劃建立了群眾性的學術團體，發起成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出版《中國農村》月刊。從1934—1943年《，中國農村》雜志成為運用馬克思主義探討中國農村問題的重要刊物，發表了大量有價值的文章。在農村調查過程中，他集結和培養了一大批青年經濟學者，如薛暮橋、孫冶方、錢俊瑞、孫曉村、張錫昌、狄超白、王寅生、姜君辰、秦柳方等，他們后來均為新中國經濟理論界支柱人物。

社會調查是陳翰笙力倡的研究方法，他認為中國農村研究缺乏切實可信的資料，1930年他撰有《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之發軔》指出“，中國社會與統計尚在極幼稚時代。研究社會學者苦無可靠可用之材料。？？目前急須從事中國社會經濟之調查與統計”②。在此基礎上，陳翰笙提出了關于農村調查和研究的基本思想。但中國如此之大，如何著手調查，陳翰笙認為，“江南、河北和嶺南是中國工商業比較發達而農村經濟變化得最快的地方。假如我們能夠徹底了解這三個不同的經濟區域的生產關系如何在那里演進，認識這些地方的社會結構的本質，對于全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序，就不難窺見其梗概；而于挽救中國今日農村的危機，也就不難得到一個有效的設計”。③農村問題相當龐雜，科學分類是研究得以進行的重要門徑。因此陳翰笙深知“首先就要考慮到分類問題”。“根據土地關系和雇傭關系”，將農民分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這五個階層“，這是最科學的分類方法”。他批評非馬克思主義的農村調查說：“它們都自封于社會現象的一種表列，不會企圖去了解社會結構的本身。大多數的調查側重于生產力而忽視了生產關系。它們無非表現調查人的觀察之膚淺和方法之誤用罷了。④”正如與陳翰笙一同開展農村調查的錢俊瑞在解放后指出的“，我們是用馬克思主義作指導，用階級分析方法，著重點放在農村生產關系方面，用以揭露階級矛盾、階級剝削，他們很多是用資產階級的庸俗社會學方法，調查對象放在生產力方面，用以掩蓋階級矛盾，為封建剝削關系辯護。例如在農戶分類上，我們用的是富農、中農、貧農、雇農，以所處經濟地位來劃分，他們卻用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等，用經濟形式來劃分。這兩種不同的分類方式，決定了揭露還是掩蓋經濟矛盾的根本問題”。⑤處于這些分類前提的思考，具體調查方法也得以合理設計，分為兩種，一是分戶挨家調查，二是分村調查。調查方式則分為三個步驟：一是事先設計，即預先造出調查表；二是進行實地調查；三是事后分析。整個調查過程要由一個人自始至終主持，以避免前后不一致與脫節。隨著陳翰笙對中國農村社會認識的深化，他在調查方法上還不斷改進，如保定調查與無錫調查就有所差別“，據無錫挨戶調查之經驗，若干事項非每戶所能詳答。所答含糊，反有礙統計。故在保定，擬作農戶抽樣之調查。保定挨戶調查之表格，其形式較無錫者大加改良。紙張大小劃一，免折疊與展開之煩”①。

在科學的工作方式下，1929年7—9月，無錫農村調查分村調查55個村和8個農村市場，其中22個村1024戶為分戶挨家調查，共獲得2000多個數據。1930年5—8月保定農村調查普查性的分村調查為72個村莊和6個農村市場，分戶挨家調查的有11個村2119戶農民。這些調查為正確認識中國農村奠定了確鑿無疑的資料基礎，正如陳翰笙后來將之與其他農村調查進行比較后認識到的“，過去，也有人搞過一些農村調查，不過那里為了慈善救濟事業，或為了改良農業，或為了完成某個社會改良的討論題目而已，這都是些表面的，沒能深入下去了解社會結構的本身。而象我們這種深入到農村最底層的大規模農村調查，在中國是一創舉”②。

四、余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陳翰笙對農村問題的研究有一個理論與實證科學結合的體系，而且他并不是將土地問題單純地理解為土地所有與土地使用的問題，關注的是以這兩者為基礎而構成的社會關系、政治關系下所發生的剝削與支配。將社會現象中的關系看得比現象本身的性質更為重要。從這樣的角度，就可以理解，盡管陳翰笙認識到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經濟危機對中國農業的沖擊，但他仍堅持近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中始終存在著內在原因，即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影響人地比例的分配，從而導致農村經濟的破產。這也使陳翰笙與同時代的學者相比，能較為科學地運用調查方法，進而更為切實地理解了中國農村社會發展的實際。回顧陳翰笙先生對農村問題探討的理論與方法，筆者認為仍有幾點可值得借鑒。即：第一，解決農村問題首要之舉在于堅持馬克思主義，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判斷、分析各種現象。第二，研究農村問題要抓住核心，就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歷程而言，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是主題，但是矛盾的表現是多樣的、具體的，因此一方面要關注各種矛盾，另一方面是要把握不同層次矛盾發展的內在邏輯。第三，研究一定要建立在科學的實證調查之上，必須是全面的，有層次的，既要有深度，又不能以偏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