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饑荒起源問題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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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學術界對農業發生原因的討論已經持續很長時間了，但對晚期智人階段季節性饑荒在農業發生中的作用并未給予足夠重視。古氣候研究表明，在距今5～1萬年前的舊石器晚期全球氣候比較寒冷，距今3萬年前的氣溫比現在低10℃左右，后來氣溫才逐漸回升。在寒冷氣候的影響下，晚期智人在冬季更難獲得食品，因此發生了季節性饑荒，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以人為食的悲劇，季節性饑荒迫使古人類馴化栽培植物和馴養動物以補給冬季食物的短缺。當初馴化的植物和馴養的動物可能多種多樣，經過不斷的比較和選擇，原始人類最終將種植畜養的重點確定在少數幾種動植物上，逐漸使之脫離野生狀態成為栽培植物和家養動物，如籽粒豐碩易于保存的植物和性情溫順的草食性動物，隨之他們也脫離了采集漁獵生活，進入了農業社會。這一變化過程是在晚期智人階段完成的，因此研究農業起源的時間起點不應局限于新石器時代，需要進一步上推，以舊石器時代晚期為宜。

[關鍵詞]晚期智人；季節性饑荒；農業起源

Studyon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undertheConditionofSeasonalFamine

Abstract：Theproblemsofagriculturaloriginhavebeendiscussedforalongtime,butwedidn’tfocusourattentionontheroleofseasonalfamineintheprocessofagriculturaloriginduringHomosapiensstage.Theclimaticconditionofwholeworldwascolderthanthatinpresent,thereforeitbecomesmoredifficultytogetfoodandseasonalfamineoccurredyearbyyear.Thepressureofseasonalfaminecompelledhumantodomesticateanimalsandgrowthplantssothatprovidingfoodagainstcontinualhungry,especiallyinwinterseason.TheorigintimeofagricultureshouldbebackwardedtothelatePalaeolithicperiod,10000to50000yearsago.

KeyWords:Homosapiens；Seasonalfamine；AgriculturalOrigin

季節性食物短缺的概念是1938年貝克(J.R.Baker)研究鳥和動物的季節性飼養模式時提出的，[1]后來被用于遠古人類生活研究中。考古學、人類學方面的研究者開始利用季節性食物短缺術語描述史前時期人類生境惡化后的社會生活狀態，[1]災荒史研究者也將其納入研究視野去審視農業發生前的食物短缺問題，“每到冬季和春季食物匱乏時許多原始的采集漁獵者就要遭受饑餓的沉重打擊。”[2]但是，人們對季節性食物短缺的時代變化、區域差別及其社會作用的認識還很不充分，特別是季節性饑荒的發生演變與遠古時期農業起源的關系迄今尚無論證研究，這是遠古社會生活史和農業起源研究中需要進一步探討并解決的基本問題。遠古社會季節性食物短缺主要發生在氣候寒冷的冬季，它迫使人類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并走上了農耕生活的道路，季節性饑荒是農業發生的主要原因。

一、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季節性饑荒

人類一直在為獲取食物而不懈地努力，獲取食物的難度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而逐漸降低，獲取食物的技能和方式則日趨多樣復雜。采集漁獵是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最主要的食物獲得方式，但是當時人類已經具備了改變生活獲取更充裕食物的內部條件和外部因素，一場食物獲取方式的革命醞釀成熟。

（一）季節性饑荒是影響古人類獲取食物的主要因素

尋找并獲取食物是舊石器時代人類社會生活的主題，也是人類至今依然沒有徹底解決的難題。遠古時期影響人類食物資源的最主要因素當屬氣候變化，長時段的氣候變遷和年復一年的冷暖變化對人類的生活造成了直接而嚴重的影響。在一般氣候條件下，冬季的寒冷以及由此導致的食物短缺成為威脅人類生存、制約遠古人類人口增殖的基本原因。

季節性的食物短缺貫穿于整個舊石器時代，愈到舊石器時代晚期愈為顯著，人類不得不采取各種各樣的措施以求生存。人類學家把由猿到人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即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與現代人關系最密切的當屬晚期智人。晚期智人時代距今大約1－5萬年，[2]（P112-113）當時處于第四紀冰期的大理亞冰期時代（歐洲為武木冰期），氣候寒冷，距今3萬年前的氣溫比現在低10℃左右，后來氣溫才逐漸回升。[3]這一時期人類的生活極不平衡，在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時間里豐衣足食，冬季降臨后古人類普遍陷入生活困境，食物獲取變得異常艱難，形成年復一年、周而復始的季節性饑餓。參照當前饑荒的有關概念，遠古時期的季節性饑餓現象也可以稱之為季節性饑荒。

季節性饑荒發生的原因在于寒冷氣候條件下植被退化、動植物資源銳減。季節性饑荒對前農業時代的采集漁獵活動造成了嚴重影響，晚期智人在冬季很難獲得足夠的食物維持群體生存。而在自然異常變動、發生巨大災異的情況下，古人類的生活也會面臨嚴重威脅。大洋洲海島上的塔斯馬尼亞人、南澳土著人是十七世紀以后依然幸存的處于舊石器階段的原始人類，雖然在一般情況下采集和狩獵可以供應豐富的獸肉、植物果實和根莖，但他們也備受干旱等災害的侵襲，導致食物來源不足，以致度日如年，痛苦萬分。[4]（P54）因此，如何保證經常性的食物供應成為原始人類社會生活中最為關切并急需解決的問題。

（二）食物短缺狀態下遠古人群采取兩種遷徙模式

食物短缺對原始農業的發生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但不會直接導致農業發生。饑餓降臨后古人類最主要的生存目的是想方設法獲取食物而不是考慮如何生產食物，選擇遷徙覓食遠比從事馴養馴化動植物簡便可行。所以，遠古人類采取了遷徙覓食的方式以解決普遍遭遇的食物短缺問題，根據他們遷徙活動的范圍可以把遷徙活動劃分為兩種模式——遠距離遷徙和近距離遷徙。

季節性饑荒條件下的遷徙活動范圍有限，屬于近距離遷徙模式，主要圍繞居住地而向周邊地帶擴散。季節性饑荒迫使古人類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遷徙移居，在人類學研究中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遷徙證據。[3]美國考古學者博塞洛普（EsterBoserup）和馬克·科恩（MarkN.Cohen）研究遠古人群生活時指出，在食物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原始人群開始遷徙活動，以尋求新的食物來源。[4]民族學的材料表明，采集狩獵者經常性的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以捕食馴鹿為生的愛斯基摩人根據馴鹿移動的季節性規律進行遷徙和狩獵，[5]（P8）居住在澳洲東南的塔斯馬尼亞人在一定的遷徙區從事采集狩獵活動，[6]（P125）馬來西亞半島的塞芒人則頻繁遷徙，在一個地方停留不到三天時間，就另搬別處，尋找野獸及果實。[6]（P159）

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古人類也有可能走上遠距離遷徙的道路，遷徙活動的范圍可能更大。大概在距今180萬年的時候世界性的氣候變冷導致的人類生活環境惡化，非洲大陸氣候寒冷干旱，草原擴張。[7]遠古人類獲取食物更加艱難，于是從非洲遷徙到東亞和歐洲地區，[7]后來在晚更新世又由中低緯度生活區擴展到高緯度地區。[8]類似的情況在一些小動物的歷史上也有反映，如起源于西伯利亞的無根田鼠（MicrotusAllophiomys）在220萬年前已經存在于這一地區，直到距今180萬年的時候才擴散到歐亞和北美大陸等地。[9]（P162）距今90萬年的時候全球氣候又一次變冷，世界各地的冰川發育盛極一時，歐洲的哺乳動物群發生消長劇變，維拉方動物群被克羅默爾動物群所取代，中國大陸三種泥河灣期的典型動物——麗牛、埃楚斯坎熊和爪獸等喜暖動物退出華北而避居華南。[9]（P175-176）在距今24~23萬年前的時候發生的氣候變冷事件再一次迫使古人類遷徙移居，生活在周口店地區的北方型動物侵入南方，如維氏花鼠、居氏巨河貍、中華貓、雙角犀、李氏野豬、腫骨鹿、華北絨鼠和棕熊等。[9]（P176-177）

在遠古時期人類經歷的兩種遷徙模式中唯有近距離的遷徙活動與原居住地的生活能夠保持持續的關系，經常采取近距離遷徙的晚期智人部落才有可能成為農業發生的真正鼻祖。因此與農業發生相關的遷徙活動只能是季節性遷徙，農業發生的直接原因只能是食物的季節性短缺而不是階段性的寒冷氣候。

（三）季節性饑荒導致人口壓力出現

在人類進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出現過幾次人口大幅增長的階段，每一次人口的劇增與人類獲取食物的能力和方式變革都有著密切的關系，人類獲取食物能力的高低實際上反映了人對自然的一種利用能力和改造能力，也就是生產力水平。人類歷史上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總是表現為技術的變革或者躍遷。每一次躍遷的發生與實現都標志著人類歷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迄今為止人類已完成了由猿轉變為人類、農業產生和工業革命三次躍遷，人類社會也相應地經歷了采集文明、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三個階段。技術水平與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這種關系不但存在于遠古時期，而且延續到近現代社會。[5]

學術界在解釋農業發生的原因時產生了一種重要的理論，即人口壓力學說。他們認為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出現了人口自然增長的趨勢，[10]遠古時期人口壓力的主要標志就是食物資源匱乏，人類不得不通過遷徙活動到更遠的、陌生的生態環境下尋找出路。[6]

在古人類生活時期，食物的供給主要受制于自然因素的影響，一個地區所能承載的人口數量取決于該地區的植被狀況、降雨量、熱量和自然地理狀況。一旦這些影響因素發生變化，古人類的生存就出現困難，因此在古人類生活地區氣候變冷后，人類就不得不向外遷徙。人口與食物供應之間存在的這種關系是一種動態的關系，具有一定的伸縮性。所謂的人口壓力也是在氣候變遷的情況下才可能出現的，季節性饑荒的發生是人口壓力顯現的主要原因，晚期智人階段人口壓力尤為突出。

面對這些問題，一種可能的假設是：在漫長的舊石器時代，人類依靠大自然的饋贈通過采集植物果實、狩獵野獸能夠解決基本的生活需要，也能促進人口的繁衍增殖。但因部分地區大自然春夏秋冬的明顯變化，人類賴以生存的食物資源——野生的動植物供應極不平衡，這些地區的人類面臨季節性饑餓的嚴重威脅。當嚴冬到來后，很多地區就會出現季節性短時間的食物供應不足，部分人口凍餓死亡。在食物嚴重缺乏的情況下，原始人群甚至采取食人之方以維系生存。因此，原始人類人口增長極為緩慢，長期維持于較低水平的人口總量而難以擴張。

[1]Baker,J.R.EvolutionofBreedingSeasons,EvolutionEssaysonAspectsofEvolutionaryBiology,PresentedtoProfessorE.S.GoodrichonhisSeventiethBirthday(EditedbyG.R.deBeer),P161-177,ClarendonPress,Oxfoed.

[2]WilliamA.Dando,TheGeographyofFamine,Pix,EdwardArnold,1980。

[3]DanielE.L.TheRiseandFallofSeasonalMobilityamongHunter-Gatherers,CurrentAnthropology,1993,34(5):599-631.

[4]MarkN.Cohen,ArchaeologicalEvidenceforPopulationPressureinPre-AgriculturalSocieties,AmericanAntiquity,1975:40(4),471-475；EsterBoserup,Environment,Population,andTechnologyinPrimitiveSocieties,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76:2(1),21-36.

[5]一位著名的西方農業史學家雷澤（PaulLeser）先生說：“直到十八世紀，歐洲的農業依然十分落后。自從東亞地區的曲轅犁和其它農業技術輸入歐洲之后才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如果沒有十八世紀初期發生的農業革命，那么就不會出現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歐洲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更不會出現一系列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我們應當為東亞文明對西方世界的巨大貢獻而表示衷心感謝。”轉引自JosephNeedham,FrancescaBray,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VolVI:2,P553-554,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

[6]CohenM.N.ArchaeologicalEvidenceforPopulationPressureinPre-AgriculturalSocieties,AmericanAntiquity,1975,40(4):471-475.

二、遠古食人風習是促使農業發生的主要動因

在前農業時代季節性饑荒的威脅下，古人類可能選擇遷徙尋找食物。但如果不能順利遷徙或者遷徙以后依然不能解決食物供應問題的話，人類可能采取同類相食方式以圖自保。有關原始人類同類相食的問題一直討論比較激烈，中國和歐洲國家都發現有遠古食人材料。食人作為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出現在人類歷史的舞臺上，盡管今天看起來極其野蠻荒謬，但隨著研究工作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食人風氣并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不但在距今幾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存在食人現象，在近數百年來食人之分依然在某些地區留有孑遺。

（一）遠古食人的證據

遠古食人的考古材料近年發現較多，從直立人時代到晚期智人階段都有發現。盡管這種行為與人類道德和理性相違背，但如此廣泛的食人材料揭示出遠古時期在特別困難的條件下人類普遍選擇食人以求生存的痛苦經歷。

早在1924年，達特（RaymondA.Dart）于南非湯恩（Taung）發現南方古猿后就注意到肉食在人類進化中具有重要地位，[11]（P65-66）從南方古猿遺址中存在的大量動物骨骼以及部分南方古猿頭骨和頜骨的破裂現象，不能排除遠古人類在獵殺動物的同時也有可能同類相食。1939～1940年，美國學者魏敦瑞研究北京人化石后認為，北京人中存在同類相食現象，他們把被食者作為獵物一般食用。伯高尼奧（F.M.Bergounioux）參照印度尼西亞西里伯島南岸的布晉人（Buginess）分階段處置死尸的禮俗，則提出北京人當時也實行這種特殊的葬禮儀式，為此他們在尸體干燥后取下來運進居住的洞穴中，然后敲骨吸髓。[11]（P62）中國考古學家賈蘭坡也支持這一論點，[12]但學術界有人對此持反對意見。

早期智人中存在食人現象的問題因法國莫拉—古爾西山洞尼安德特人骨切痕的發現而得到更為肯定的回答。[1]法國馬賽大學人類學家德弗勒爾發現，莫拉—古爾西山洞里的78片尼安德特人的骨頭碎片上有明顯的切痕，與赤鹿骨上的切痕相似。而且從他們破碎的頭骨和四肢骨可以推斷，他們曾經被敲骨吸髓。而早在1983年，加拿大考古學家湯姆斯·洛伊根據遠古石器上的血漬來分辨它所代表的動物種類，后來他用這種方法研究人類血漬，發現在二十五件石器上有十八件工具的血漬呈現人類免疫蛋白的陽性反應。[13]（P181）遠古人類自己打制的石制工具的用途之一很可能被用于殺食同類。在德國發現的埃林斯多夫(Ehringsdorf)頭骨和在南期拉夫發現的克拉皮納頭骨，都被認為是為了吃人的目的而被他人用暴力打死的。法國的費拉西頭骨（LaFerrassie）的破裂痕跡被認為是被人打死后取食腦子的，但也有人認為是由于滑坡而被掩埋受傷的等等。

晚期智人遺址在世界許多地方均有發現，其中以法國克羅馬農人和中國山頂洞人為典型代表。魏敦瑞在山頂洞考古工作中發現四個比較完整的山頂洞人頭骨上均有凹坑、破裂或穿孔的痕跡，并由此而認為是帶皮肉的頭骨被銳器重擊所致。[13]（P41）這就出現兩種可能性，或者是斬殺的敵人頭顱，或者是自相殘殺。既然山頂洞人生活的時代氣候趨于寒冷，嚴冬出現食物短缺后以同類為食也是一種可能的選擇。盡管這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也是一種令人憎恨的行為，但在遠古人類進化的歷史上又有什么事情能比尋求食物更為重要和迫切呢？

（二）季節性饑荒是遠古食人的主要原因

歷史上的食人現象原因極為復雜，有因饑餓而食人的，有因風俗習慣而食人的，有顯示威風特權而食人的，有因仇恨而食人的。各種因素之間是什么關系學術界正在探究之中，但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任何一種現象的產生發展總要經歷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遠古時期食物供應缺乏適當是人類生存所面臨的最大障礙，也是人類生存需要解決的一個基本問題，食物匱乏時期同類相食成為人類生存的唯一選擇，因此早期的食人主要因饑餓而引起。長期相沿漸成風氣后，食人作為一種處理問題的手段被延伸到各個方面，如噬食戰俘囚犯、取食先祖遺骸以求精神永存、部落酋長食人顯示特權、報仇雪恨食人等等。這種殘酷的食人風氣長期沿襲，直到現代社會某些地方仍然留有食人孑遺。中國災荒史上饑餓的災民常常易子而食，形成震撼人心的災荒食人文化，但卻反映出極度饑餓狀態下遠古食人的本能重新顯現，或者是食人的返祖現象。

無論北京人遺址還是尼人遺址中都發現大量的動植物殘跡，尼人遺址中存在大量的赤鹿骨碎片，北京人遺址中存在豐富的樸樹籽，似乎說明當時人類能夠解決生活所必需的食物供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不會因饑餓而食人。

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點發現的動物化石中，腫骨大角鹿和梅花鹿的化石特別引人注目。腫骨大角鹿的角多是自然脫落或正要脫落時被打掉的，梅花鹿的角則大多附著在頭骨上，可能周口店的直立人在夏秋之交更多地狩獵梅花鹿，在初冬獵取大角鹿，或許在寒冷的冬季梅花鹿才會到達周口店地區生活。[14]（P29-31）因此不難推測，在幾十萬年前的北京人時代也存在著季節性食物供應不足的問題，遠古人類的食物來源隨季節的變化而變化，在食物來源充足的季節大量采集獵獲，在冬春季節則忍饑挨餓，艱難度日。北京人遺址中腫骨大角鹿的個體數量在二千以上，梅花鹿的數量則少于大角鹿，為一千多頭，這個表面的現象并沒有顯示冬季北京人食物豐足，相反卻暗含著冬季食物資源種類相對單一的信息。腫骨大角鹿很可能是嚴寒的冬季到來后北京人最主要或基本的食物，即使采集儲存一部分樸樹籽也仍然不能順利度過漫漫寒冬，而在其他季節卻可以捕獵梅花鹿、鼠類、獺類和雙角犀等多種動物為食。至于一些食肉類動物如劍齒虎、猞猁、獵豹、中國鬣狗、狼、洞熊等化石雖然多有發現，但現代考古學研究認為北京猿人還不具備獵取食肉動物的能力，最大的可能是獲取食肉動物飽餐后剩余的動物尸骨。[13]（P150-152）在冬季捕獲腫骨大角鹿出現困難的情況下，北京人就有可能陷入食物危機，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終于開始了同類相食，并且這種極端殘酷野蠻的行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得到人類的普遍認可而相沿成風。所以我們還可以由此推斷出另一個結論：即使在距今幾十萬年前的早期智人階段，季節性饑餓的威脅依然存在；雖然當時的氣候溫暖而濕潤，但冬天人們還是沒有足夠的食品維持生計。直到晚期智人生活的階段，這一問題又因氣候趨于寒冷而變得更加嚴重起來。

食物資源的斷絕與否不但與人類社會的發展水平有關，也與生活的地域空間有關。根據現代民族學的資料，以采集漁獵為生的古人類一般結成25人左右的生存群和500人左右的繁殖群，他們隨食物資源的季節性變化而經常轉換生活地點，他們在一個地點的活動范圍大體保持在半徑9千米以內的地域內。[13]（P148）在往返遷徙的過程中如果有效活動范圍達不到生活的最低要求，這樣的原始人群就有可能出現食物危機；如果他們生活在一個比較狹小且相對與外界隔絕的環境中，則不便于更換生活場所、尋求新的食物資源，這樣也會使他們在極端季候條件下處于食物資源完全斷絕的境地。食物資源的斷絕迫使人類自相殘殺、同類相食，一些民族學資料為我們提供了有利的佐證。

遠古人類遭受的季節性饑荒和食人現象之間存在密切關系，但二者并非必然的因果聯結。遠古人類是否具備肉食能力和肉食習慣是饑餓條件下食人風習成為可能的中間環節。就現有遠古人類食人材料看，二三百萬年前生活在非洲大陸的南方古猿可能就具備肉食的能力，因為考古學家所發現的南方古猿的兩種不同類型化石——粗壯型和纖細型從未在同一地點出現過，因此有人認為粗壯型南方古猿以植物性食物為生，纖細型南方古猿以雜食為主，既采食草木果實，也吃肉食。[11]（P100）晚期智人食物種類多樣，既有采集的植物莖葉果實，也有捕獲的動物和捕撈的魚，食肉已經成為人類生活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生活在歐洲地區的晚期智人主要捕獲馴鹿、野牛、野馬、猛犸象等為食，亞洲地區的晚期智人主要以羚羊和野馬為捕獲對象，周口店山頂洞人還捕獲魚類。[15]（P188）正是因為古人類很早就具備肉食能力，季節性饑荒發生后出現食人才成為可能。

（三）晚期智人放棄食人而選擇農業

季節性饑荒和食人風習貫穿于遠古人類生活的漫長時代，但在晚期智人時代以前，季節性饑荒和食人風習并沒有對農業發生產生任何的促進作用，人們應對饑餓的方式是被動適應。進入晚期智人階段后，氣候變冷進一步加劇了季節性饑荒的危害，食人惡習普遍存在，晚期智人在體力和智力方面的進步使得人們不斷地尋求應對饑餓、消除食人風習的主動措施，馴養動物和馴化栽培植物逐步成為可能。

智人階段是人類歷史上改造和利用自然能力提高的重要時期，采集漁獵技術的進步、工具的革新等重大進步相繼出現，人類開始使用語言，傳播信息。1984年菲利浦·列伯曼在《人類說話的進化》中推斷，人類的遠祖大約在9萬年前的某個時候開始“說話”，大約在3.5萬年前的某一時期開始使用語言，尼人的消亡和克羅馬農人的繁衍生息于此就有著直接的關系。[16]生活在距今20～4萬年前的早期智人還不具備必要的體能和智力發展農耕畜牧，盡管人類面臨著季節性食物短缺的壓力，但因為人的能力的缺乏，面對季節性食物短缺無能為力，只能被動適應，遷徙流移是古人類最好的選擇。

晚期智人階段人類才進化到與現代人相當的水平，晚期智人腦力的進化可能也要歸功于當時寒冷的氣候。[2]克羅馬農人腦量水平為1600毫升，山頂洞人為1300～1500毫升，與現代生活人類基本相同。克羅馬農人在外表上已接近于現代歐洲人，他們鼻狹長而高聳，額寬，直頜型，腦顱容量大。[3]與抽象思維有密切關系的大腦額葉也在這一階段最后進化完成，因此有人認為至少在25000年前人類潛在地具備了原始農耕畜牧的能力了。[17]而當時的寒冷氣候加劇了季節性食物短缺的問題，繼續采用食人方式延續種族被理智化的晚期智人逐步摒棄，他們在遷徙覓食、同類相食兩種生存方式之外尋找新的生存途徑，走上了馴化植物和馴養動物的歷史道路，在生產生活的某些方面開始變被動為主動。但是我們對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的進步也不能做過高的估計，雖然人類的智力有一定進步，但總體上仍然處于被動地適應自然的階段。即使在作物馴化和動物馴養過程中，人們也是將它作為彌補食物的一種特殊手段對待，并未經過刻意的設計，因此，我們有必要從原始人群被動的適應自然的角度重新考察農業起源問題。

[1]AlbanDefleur,TimWhite,etc，NeanderthalCannibalismatMoula-Guercy,Ardèche,France.Science,286(5437),1Oct1999:128-131。

[2]KennethL.B.,CourtlandL.S.,StephenM.D.BrainSize,CranialMorphology,Climate,andTimeMachines,CurrentAnthropology,1984,25(3):301-330.

[3]（俄）雅·雅·羅金斯基、馬·格·列文著，王培英，汪連興、史慶禮、賀國安譯《人類學》P376，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

三、季節性饑荒與農業起源

農業的發生需要一定的條件，在差不多相同的時間里世界上許多地方出現農業發生的遺跡就說明了人類發展進化的一致性，即在可能的條件下人類會達到同樣的發展階段或狀態。這些條件可以從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方面去尋找。從內因看人類自身的進化為農業的發生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沒有人的進化發育即使條件再適宜也不會有農業的發生。晚期智人階段氣候趨冷使季節性饑荒的問題更為突出，為了解決季節性饑荒并避免食人悲劇的一再重演，古人類開始了動物的馴化馴養和植物的栽培，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以此作為采獵經濟的必要補充，從而導致了農業的發生和定居生活方式的最終形成，馴化馴養動植物和采集漁獵一起成為當時人們的基本生活方式。因此，農業的發生還應該繼續前推，以距今5萬年到1萬年的時段為宜。

晚期智人中經常遭受季節性饑荒的人群應當生活在氣候變化分明，冬季出現極端寒冷天氣的地區。農業不可能發生于兩極地區，也不可能發生于赤道周圍地區；農業發生的區域只能在溫暖地帶尋找，考古學中發現的與農業起源相關的人類遺址一般都具備這樣的區位條件，[1]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季節性饑荒與農業發生之間存在作用關系。20世紀40年代，英國史前史學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Clark）在考察英國東北部1萬年前的采集——狩獵遺址時采用孢子花粉分析技術研究了古代營地中發現的花粉和紅鹿角碎塊，結果表明斯塔卡（StarCarr）遺址只是春季和夏季才有人居住。[2]遷徙活動是季節性饑荒發生后晚期智人的基本選擇。

晚期智人在季節性饑荒壓迫下冬季無充足食物供應，即使四處尋覓也鮮有所得。季節性饑荒條件下的遷徙活動可能存在區域差別，遷徙活動的周期、方式等完全取決于他們的生活環境，居住在一些條件優越地區的遠古居民甚至可能不需要遷徙也能越冬。生活在中國西北地區遠古人群經常遭受季節性饑荒威脅，中國西北的黃土高原地區的歷史氣候存在階段性變化特征，時而干冷，時而暖濕，干冷時以荒漠草原植被為主，溫暖濕潤是森林密布。而距今10~1萬年時，氣候以干冷為主，植被類型主要是荒漠草原。[18]在河套人遺址中發掘出與荒漠草原生態環境相一致的野兔、刺猬等動物遺骸。[19]（P160）在距今1.8~1萬年時氣候變冷的幅度更大，一些典型的北方型動物已經南侵到長江以南地區，如擬布氏田鼠、棕熊和倉鼠等。[9]（P177）中國東部地區的情況可能要好于西北地區，因為在同時期的山西峙峪遺址中發掘出了冰期動物披毛犀和代表沙漠草原植被的刺猬化石，[19]（P154）而北京山頂洞人的遺址中并沒有發現披毛犀、猛犸象等冰期動物，相反倒有花面貍、獵豹、真象等林棲性和喜暖性動物。[19]（P147）生活在條件較差地方的晚期智人在冬季寒冷時節就要遷移到另一個比較溫暖的地方生活。

在這樣的生活條件下，他們既不會單獨依賴采集生活，也不能通過漁獵獲得全部的食物，在馴養馴化動植物以前他們的生活內容以采集為主并兼營漁獵。采集和狩獵活動在寒冷的季節里是很難獲得足夠的食品，特別是采集活動受到冬季寒冷氣候的影響幾乎全部停止。民族學材料證明，生活在非洲的俾格米人以狩獵采集為生，狩獵活動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狩獵所得并不豐厚，還需以采集的果實來彌補生活之所需，其彌補的食物數額約占他們生活食物總量的70%以上。[5]（P20）正是因為冬季采集活動的中止才給原始先民的生活以致命的打擊，因而出現了夏秋時節食物供應充裕，冬春時節食物極度缺乏的現象。這時候人們便陡然感覺到“禽獸不足”（《白虎通·號篇》）、“行蟲走獸難以養民”（《新語·道基篇》），生活處于饑寒交迫狀態。

晚期智人階段的季節性饑餓，迫使人類由被動的適應環境而轉向采取一些主動的措施求得生存，生存的手段是馴化栽培植物和馴養動物。這一階段必然持續相當長的時間，才會將野生的植物馴化為半野生狀態并進而培育為栽培植物。晚期智人遺址中發現的各種野生動物很可能既是其狩獵對象，但同時也是其馴養對象，只是經過長期的嘗試以后，人們才逐漸將馴養的重點集中在易于利用（如狗）或性情溫順的幾種動物（如豬、馬、牛、羊、雞）身上，所謂“拘獸以為畜”（《淮南子·本經訓》）即發生于這一階段。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類所能利用和畜養的動物也處于半野生狀態。這一階段人類賴以謀生的手段主要是采、伐、捕、撈，有些學者認為采集活動在原始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有學者則認為漁獵為主要經濟部門，但在一般氣候條件下和春夏秋三個季節中采集漁獵的作用和地位更多的受自然地理條件的影響，如此區分主次產業難免有所偏差，倒是在嚴寒的冬季狩獵活動重要性陡然增加，狩獵和捕魚的比重增大，采集經濟出現衰退，男子的權威地位才得以因此而確立。

環境條件的差別導致了古人類的區域性生產和生活特征。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人類生活也呈現出了顯著的南北差異，即以狩獵為主的北方經濟和以采集為主的南方經濟，反映了寒冷氣候條件下采集經濟萎縮，狩獵經濟擴張的發展趨勢。一些考古資料直接支持了這一推測，舊石器時代晚期使用的狩獵工具普遍出現明顯的改進和改良，工具的制作技術也有顯著進步。峙峪人用于狩獵的石鏃十分鋒利，虎頭梁文化中也發現有比較尖利的石鏃類工具，下川文化中發現的大量石鏃是用比較先進的壓制法制作而成。同時，骨器制造水平也有提高，遼寧海城小孤山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發現有雙排倒勾的骨魚叉，山頂洞出土了用青魚眼骨制成的裝飾品，小孤山遺址出土了距今2～3萬年的精美的骨制品和裝飾品。

在距今1～4萬年間的克羅馬農人洞穴里或巖棚下留下了人類最早的藝術品，[20]（P101）遺址中發現的藝術品中全部反映的是動物的生活圖景而沒有植物圖畫，德國藝術史家格羅塞為此感慨地說：“從動物裝潢變遷到植物裝潢，實在是文化史上一種重要進步的象征——就是從狩獵變遷到農耕的象征。”[3]中國的山頂洞人生活在一個面積為90多平方米的洞穴中，十幾個人共同居住在一起。洞里自然分“上室”和“下室”，上室是他們的住室，位于洞口；下室是他們的墓地，位于洞的深處。他們在山頂洞周圍的廣闊地區狩獵、捕魚、采集，獵物主要是兔、赤鹿、斑鹿、野豬、羚羊、獾、狐貍等大小野獸，有時也能捉到鴕鳥和其他鳥類，他們還能捕獲長達一米以上的青魚。他們還要采集植物果實和塊根作為輔助的生活資料。正是因為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對狩獵活動給予特別關注，才促使了馴養野生動物的進一步發展和個別家畜在定居農耕生活出現以前就得到成功飼養。因此，家養牲畜的出現早于栽培作物也就不難理解了。

當栽培植物和馴養的動物提供的食品比例越來越大的時候，原始人群遂擇地而居，脫離了采集漁獵生活，進入了農業社會。在由采集漁獵經濟向農業經濟轉化的過程中，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起點，只有一個大致的時間范圍；同樣地農業的發生也沒有一個明確地起源地，舊石器時代晚期很多部落可能逐漸向農業社會轉變。這些部落居地周圍環境中可選擇的動植物資源豐富，特別是生存有各種草食性動物和籽粒豐碩的植物；他們生活地域開闊，周圍有其他部落或群體，能夠與外界進行經常性的聯系，便于信息的交流和傳播。蘇聯學者H·N·瓦維洛夫在研究谷物農業的起源問題時指出：谷類作物的祖本，既不是生長在草原荒漠地區，也不是生長在肥沃的河谷地帶，而是生長在亞熱帶的山前地帶和丘陵地區。[4]這些地方地勢比較平坦，多有湖泊沼澤，草木茂盛，動物經常出沒，便于人們從事采集漁獵和栽培植物的生產活動。

在年復一年的寒冬困擾下，作為彌補儲積食物不足的應對措施，晚期智人選擇了籽粒豐碩的植物予以重點培養，并將收獲的籽粒留存到冬春季節食物缺乏時食用。據研究，我國先民栽培的植物種類多達236種，禾谷、豆菽、塊根、塊莖等20種，蔬菜及調味料作物45種，古樹53種，纖維作物11種，經濟作物25種，藥用植物42種，竹藤類21種，觀賞植物19種。[21]其中得到大面積種植的主要集中在幾種耐儲藏的禾谷類作物上，如禾谷類的黍和粟是黃河流域原始農業階段的主要作物，水稻則是長江流域的主要作物，除此而外，不耐儲藏的水果、蔬菜等只能滿足人們的一時之需，在遠古人類的栽培計劃中僅居次要地位。民族學的材料也證明，在一個澳大利亞的土著部落生活居地附近發現生長面積達1000英畝的黍屬植物生長地，為當地居民采集生活的基本食物來源。[5]而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中，發現了大量的碳化黍粟和水稻，也可反證前農業時代黍粟的培植馴化也是一項極為重要的作業。

所以，農業起源的時間起點不應局限于新石器時代，而需進一步上推，將晚期智人生活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也納入我們的研究范圍。這一階段雖然僅歷時數萬年，但在人類的發展史上卻是馴化栽培植物和馴養動物的重要階段，如果要計算人類歷史上的產業革命的話，第一次產業革命似乎應該是馴化和馴養動植物，農業的發明則降居其次為宜。

[作者簡介]卜風賢（19－），男，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農業歷史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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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anlan,J.R.CropsandMan,Chap.1,P15.AmericanSocietyofAgronomy,CropsScienceSocietyofAmericaMadison,Wisoonsin,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