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流域農業經濟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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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漢水下游平原垸田農業區

長江中游地區所習稱的"垸田"（也稱"院田"）就是下游地區所說的"圩田"，"垸"與"圩"都是指堤岸。嘉靖《沔陽志》卷8《河防》謂"沔居澤中"，地勢低下，"江溢則沒東南，漢溢則沒西北，江漢并溢則洞庭沔湖匯為巨壑"，"故民田必因地高下修堤防障之，大者輪廣數十里，小者十余里，謂之''''院''''。"乾隆《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案》卷下《稟制憲晏各屬水利歲修事例》云：

自京山以下，次潛江，次天門，次沔陽，地形愈洼，眾水匯歸，南北兩岸夾河筑堤。其州縣民人糾約鄰伴，自行筑堤捍水保護田廬，謂之"垸"。各垸之田，少者數百畝、千余畝，亦多有至萬余畝者。

因此，所謂"垸田"就是筑圍堤、防御洪澇的水利田，堤垸實是垸田的標志，其功用主要是防御洪水。（注：當然，為了有效地防御洪澇，僅僅筑起堤垸是不夠的，還要開挖排灌渠系、興建引排涵洞、并保留蓄澇湖泊。因此，張國雄先生給垸田下的定義是："兩湖平原河湖交錯的水鄉地區一種四周以堤防環繞、具備排灌工程設施的高產水利田。"參閱梅莉、張國雄、晏昌貴著《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87～91頁。）

張國雄博士對兩湖平原垸田的興起與發展作了詳盡細致的研究。（注：參閱前揭《兩湖平原開發探源》，第四章"垸田的開發"，第87～134頁。）他認為：兩湖地區垸田的興起，大致在南宋晚期，不遲于13世紀中期的南宋端平、嘉熙年間（注：這一看法最初是石泉先生提出的（見所編《中國歷史地理專題講義》，武漢大學歷史系1981年油印本，第174頁），張國雄對此作了詳盡的考證，見石泉、張國雄《江漢平原的垸田興起于何時》，《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8年第1期。）。南宋晚期與元代江漢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江陵、荊門一帶。明朝前朝，隨著移民的大規模遷入，江漢平原的廣大湖灘河濱很快得到開發。嘉靖《沔陽志》記沔陽州垸田之開發云：

明興，江漢既平，民稍墾田修堤，是時法禁明白，人力齊一，堤防堅厚，湖河深廣，又垸少地曠，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故自洪武迄成化初，水患頗寧。其后佃民估客日益萃聚，閑田＠①土，易于購致，稍稍墾辟，歲月浸久，因攘為業。又湖田未嘗稅畝，或田連數十里而租不數斛，客民利之，多瀕河為堤以自固，家富力強則又增修之。

洪武至成化初（1368～約1468年）是漢水下游平原垸田的初興階段；成化至正德中（1469～1521年），垸田發展十分迅速，形成了垸田興建以來的第一次高潮。嘉靖以后，由于移民繼續大批移入，垸田增長速度更快，其分布也進一步向沼澤化的湖區和淤塞河港擴展。在明清之際的動亂中，垸田受到破壞，絕大部分堤垸均被廢棄；康熙、雍正年間（1662～1735年），垸田逐步恢復，并在數量與規模上超過了明代。乾隆時期，垸田興筑再次掀起高潮，垸田實際上已臻于飽和；嘉慶、道光以后，垸田圍墾惡性膨脹，或"隨淤隨筑"，"凡湖渠澤藪有為泥沙填淤者，即爭墾筑垸"（注：光緒《漢川圖記征實》第3冊，"堤垸"。）；或竭湖造田，湖泊漸次被墾為桑田。

漢水下游平原的垸田主要集中在沔陽、景陵（天門）、潛江、監利、漢川和漢陽、應城、云夢等州縣，其中沔陽、潛江、監利、天門、漢川地勢低洼，湖泊相連，垸田開發最早也最為密集。嘉靖《沔陽志》卷6《堤防》錄嘉靖三年（1524年）知州儲洵疏謂江水若自監利車木堤沖塌，"不惟其縣受害，而沔陽后＠②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③潭凡四十余院、稅糧八千余石高低淹沒，尺寸不堪耕種"；若潛江排沙頭、班家灣、新開便河及沔陽石牌鋪等處水口沖塌，"每遇襄漢水發，則潛江、景陵二縣，沔陽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蓮河柘樹凡七十余院、稅糧一萬五千余石亦無尺土耕種"，則到嘉靖初，沔陽州至少已有110余垸（注：光緒《沔陽州志》卷3《堤防志》也稱嘉靖中，沔陽垸田"百有余區"。諸堤之名難以詳考，除嘉靖《沔陽志》所及之熊家、＠③潭、蓮河、柘樹等院外，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11沔陽州"山川"欄記有百石湖堤，堤內皆田，也當為垸田。）。潛江縣在成化、正德時己有48垸，到萬歷間增至百余垸（注：康熙《潛江縣志》卷3"鄉區"記載明成化間潛江縣有5鄉1坊48垸，萬歷《湖廣總志》卷32《水利志》錄有潛江37個"舊垸"、9個"新垸"之名，張國雄認為它們很可能就是正德以前的48垸，并根據有關調查資料復原了明早、中期潛江境內垸田的分布情況（參閱前揭《兩湖平原開發探源》第105～106頁，"圖4-1"，其中可能有個別失誤，如江＠④院、車老院，據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6荊州府"山川"欄，并"邊臨襄江"；而張國雄先生將之置于潛江東南境，可能有誤。）。監利縣在成化間由知縣焦欽主持一次即修建堤垸25處（注：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6荊州府"山川"欄"監利"縣下。），"田之名垸者，星羅棋布。"（注：康熙《監利縣志》卷尾，劉鴻浩：《重筑吳家lóu＠⑤堤記》。）景陵縣在宣德中（1426～1435年）也己出現垸田。嘉靖《湖廣圖經志書》卷11沔陽州"山川"下記景陵縣有古堤二，"一在縣東北，長五里，以防義河水勢，宣德間知縣楊安修。一在縣東北，上下有lóu＠⑤，一名穴河，一名紅花。遇旱則貯湖水以灌田，泛則開lóu＠⑤以防潦，水勢高則不開，成化間知縣姜綰重修，弘治間川襄洞庭水泛沖滔，知縣周瑞重筑以殺水勢，民甚利焉。"此二堤雖不以垸為稱，但由其功能來看，顯然是垸堤。

漢川縣垸田之出現似較沔陽、潛江、監利為晚，嘉靖《漢陽府志》與《湖廣圖經志書》所記漢陽府農田水利多為陂堰，垸堤較少（注：《漢陽府志》卷2《方域志》記漢陽縣有譚家院、東西楊樹堤、李家堤、蓮花堤、青草堤、山嘴堤、柘林堤、洲家堤、萬家堤、鄭家堤等，無以判斷其是否為堤垸。）。漢川堤垸之大興大約是在隆慶（1567～1572年）、萬歷（1573～1619年）年間。白魚垸原為漢江南河分流的一個支汊，"隆慶時，白魚垸淤阜成陸，障堤成垸。"細魚垸"本湖渠，明萬歷年間因淤筑垸。"（注：光緒《漢川圖記征實》，第3冊。）南河垸"隆慶間民人于湖渚障堤為垸，延袤八十余里。"（注：同治《漢川縣志》卷7《山川》。）天啟四年（1624年），漢川縣同時興建了教子臺、太實、永固3垸（注：同治《漢川縣志》卷9《堤防》。）。盡管如此，漢川堤垸的數量與規模看來都遠遠比不上沔陽、監利等州縣。

清代堤垸之分布更為廣泛，凡可資利用的河湖沼澤都漸次被圍墾。漢水下游平原垸田分布最為密集的仍然是沔陽、潛江、監利、天門、漢川5州縣。乾隆年間，沔陽州共有1368垸，支河港漢與湖地多被"墾為阡陌，且各修堤垸障之，盡占水道。"（注：乾隆《沔陽州志》卷《賦役志》、光緒《沔陽州志》卷2《山川》。）潛江縣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已有156垸（注：光緒《潛江縣志》卷10《河防志》。這156垸中，有的沿襲明末而來，有的則屬新筑，如獵塌湖、東西白湖、張蓼湖、枝江湖等等，都是康熙年間淤墊為垸田的，見康熙《潛江縣志》卷3《山川》。），到乾隆間，增加到160余垸（注：乾隆《湖北安襄鄖道水利集案》卷下，《制憲鄂奏移駐廳員分汛管堤》。）。監利縣，據咸豐年間（1851～1861年）的統計，共有498垸，"人稠地狹，絕少曠土。"（注：光緒《荊州府志》卷20《堤防志》；光緒《潛江縣志》卷8《風俗》。）天門縣（即明代景縣）菜子、老鸛、岳港、龍潛、上帳、下帳等湖在乾隆年間相繼淤為平田，全縣共有109垸（注：乾隆《天門縣志》卷1《地理志》，卷6《水利志》。）；后來較深的楊桑、高臺湖也"大半淤塞"，到光緒間（1875～1908年），天門縣垸田增加到200余座（注：《襄堤成案》卷1，《職員蔣元鴻等呈請督撫憲札飭鐘潛二主勘估等修潰口不得觀望協幫稟》。）。漢川縣在康熙年間有35座官垸、8座民垸，乾隆年間民垸增加到265座（注：光緒《漢川圖記征實》，第4冊。）。

除以上5州縣外，漢陽、應城、荊門也有部分堤垸。光緒《漢陽縣志》卷2《營建略》"堤防"稱：漢陽縣于康熙五十年筑永豐堤，"外距群湖，置石閘蓄泄內湖諸水。而蔡店迤南卑洼處亦有漢水旁溢憂，隨建芭芒堤，作后障，是為修堤圩田之始。"在應城縣南境與漢川縣交界處，有郭家垸，始筑于萬歷二年（1574年），因常受yún＠⑥水之害，屢廢屢修（注：光緒《應城縣志》卷2《建置志》"水利"。）。荊門州的垸田主要集中在瀕臨漢水的沙洋一帶。在沙洋西南的青村堤下，有彭家垸、南灣垸、小＠⑦垸、浩曾垸、王家垸、莊家垸等等（注：同治《荊門直隸州志》卷2《建置志》"堤防"。）。

以垸田為主要特征的漢水下游平原農業區的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麥類及黍、粟等雜糧也占有較大比重。這首先從農業用地的結構方面表現出來。明清有關記載中常把耕地分為田、地、山塘四類，其中"田"專指水田，"地"專指旱地，"山"指山林牧業用地，"塘"包括湖蕩、陂塘，其實并非耕地，而是一種水利設施，可用于蓄水灌溉和養魚。田、地、山、塘在全部農業用地中所占的比重，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水稻、旱地作物生產以及林牧業、漁業（捕撈養殖業）在當地農業經濟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嘉靖《靖陽府志》卷5記載了不同年份漢陽府及所屬漢陽、漢川二縣的耕地狀況，我們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為例計算出表1。

表1明代漢陽府農業用地的結構

府縣田地山塘

面積百分比面積百分比面積百分比面積百分比

漢陽府2730頃76.34674頃18.8562頃1.73110頃3.08

漢陽縣2005頃74.23570頃21.1053頃1.9673頃2.70

漢川縣725頃84.40104頃12.111頃0.1229頃3.38

說明：（1）資料來源：嘉靖《漢陽府志》卷5《食貨志》。（2）原記載中田地山塘各項面積記至畝、分、厘，表中僅取其約數。由于統計方面的原因，漢陽、漢川二縣之和與漢陽府總計數并不相符。

龔勝生博士曾經對清代兩湖地區的耕地結構作過細致的分析（注：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8～69頁。），我們根據他的計算，擷取漢水下游地區部分州縣的情況列出表2。

表2清代漢水下游部分州縣農業用地的結構

州縣農業地的構成(%)

田地山塘

漢陽縣31.026.937.54.6

漢川縣40.324.95.829.0

沔陽州75.913.111.0

潛江縣90.39.7

監利縣46.553.5

京山縣40.533.621.84.1

鐘祥縣31.1

二漢水中游以旱作為主的水旱兼作農業區

本節所說的漢水中游農業區，包括隨棗走廊、襄宜平原與南陽盆地3個地理單元，雖然隨棗走廊在自然地理的意義上基本屬于漢水下游地區，但考慮到其農業經濟的主要特征更與漢水中游的襄宜平原接近（特別是隨州與棗陽），所以我們將它歸入漢水中游農業區。

漢水中游農業經濟區最重要的特征是水旱兼作、而以旱作農業為主，稻作農業在地區經濟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由隨棗走廊而襄宜平原、而南陽盆地逐漸減少，旱作農業所占的比重則相應地遞增。這首先從各州縣載籍耕地的結構中反映出來，在本區最東端的安陸縣，據龔勝生博士的計算，載籍耕地中水田所占的比重為64.8％，旱地占23.7％，山林占3.9％，湖塘占7.5％，水田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而在本區西端的光化縣，則是旱地占據著絕對優勢。據正德《光化縣志》卷1《田賦》記載，正德七年（1512年），光化縣共有官民田地湖蕩688頃，其中水田72頃，占總數的10.7％；地615頃，占總數的89.39％；湖蕩81畝，占總數的0.12％。到清朝后期，光化縣水田的比重有所增加，大約占全部農業用地的24.0％（旱地占75.9％，湖塘占0.1％）。在南漳縣，水田所占的比重為9.9％，旱地則占90.1％（注：此處安陸、光化、南潭三縣清代水旱田地的比重均據前揭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表8"清代兩湖州縣耕地結構表"，第61～64頁。）。南陽盆地的水田面積更少。盆地內生產條件最好的南陽縣，在清末僅有稻田100頃，占全縣可耕熟田的0.31％。這些稻田都分布在南陽縣西當境低山中，靠泉水灌溉（注：光緒《南陽縣志》卷9《溝渠》。）。到解放初的1953年，南陽專區的水田只有437163畝，占全部耕地面積的2.4％。鄧縣、新野的水田占全縣播種面積均只有0.02％（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漢江工作隊：《漢江流域地理調查》附表24，"漢江流域各縣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統計表（1953年）"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

地方志中有關物產的記載也加強了我們的這種認識。道光《安陸縣志》與同治《隨州志》有關物產的記載均將"稻之屬"列于首位，其下才分別是麥之屬、豆之屬等；而《襄陽府志》及各縣志中則一般將稻、麥并列于"谷品"下，不再將稻單列，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水稻地位的變化。乾隆《襄陽府志》卷6《風俗物產》下總論襄屬各州縣物產狀況云：

襄郡居楚北上游，地勢頗高，水田少而旱地多，襄麥較下游諸郡獨勝，以界連豫境，作面食佳。稻以光化六股泉產者為上，棗陽香稻亦不減也。

在襄陽府各州縣中，以宜城縣種水稻最多。光緒《襄陽府志》卷9《建置志四》"水利"欄稱："宜城三面臨水，漢水繞其東南，蠻水饒其西南，地勢平衍，為一郡稻米之鄉。"但宜城的水稻種植也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同治《宜城縣志》卷3《食貨志》"物產"欄稱：

宜境山澤原隰參半，有宜稻者，有宜麥菽雜糧者。初夏麥熟，民多食＠⑨，即大麥仁也。小麥不充常餐，恒儲以市。宜稻之鄉，自二渠廢后，惟恃陂塘，偶值夏旱，即難有秋。一遇歲歉，多食蜀秫，或食蕎麥，且有雜有野蔬者。

顯然，宜城縣在木渠、長渠湮廢后，水稻種植受到水源的限制而大幅度減少。棗陽縣東南部賂屬于yún＠⑥水流域，陂堰較多，水稻種植較廣；其西北境則"重岡九十九間，原田每每恒苦旱干"，以旱地作物為主（注：國民《棗陽縣志》卷14《食貨志》"農業"。）。至于南漳、襄陽、谷城、均州、光化以及屬于鄖陽府的保康縣，則主要是在水源充足便于灌溉的河流谷地間有水稻種植，面積不大。南漳、保康二縣的稻田集中在較為寬廣的漳水、沮水和蠻水谷地，各水"岸側暨支流均有平疇產稻"，"所產稻谷僅足供城市平壩之用，山農饔饔以包谷雜糧為主。"（注：國民《南潭縣志》卷6《建置志二》"水利"；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襄陽縣的稻谷產地主要有峪山、黃龍蕩與張家山三處，谷城縣與均州的水稻則集中在南、北河下游及其它山溪性河流谷地，光化縣水田大都在漢水南岸溝溪兩側，漢水北岸的丘陵崗地幾乎沒有稻田存在（注：同治《襄陽縣志》卷3《食貨志》"物產"；同治《谷城縣志》卷2《水利》；光緒《均州志》卷6《賦役志》"物產"；光緒《光化縣志》卷3"物產"。）。

南陽盆地在漢代曾是著名的稻米產區，但自六朝起，水稻種植即呈現出逐漸減少的趨勢（雖然在唐宋時期曾有反復），到元代，文獻中已見不到關于南陽地區種植水稻的記載，估計當時南陽地區即使有水稻種植，面積也不會很大。明朝中期，丘浚曾說荊襄唐鄧有水陸之田，"可水耕之地，則引水立堰，募南人耕之"（注：《明經世文編》卷72，丘浚：《屯田·荊襄唐鄧之田》。）。開發水田，需要募南人經營，說明水稻種植技術在當地已失傳，這當然是水稻生產大幅度減少的結果。王士性《廣志繹》卷3"江北四省·河南"下記載，"確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漸見風塵"。確山今屬駐馬店地區，唐白河流域大片田地都在確山一線以北，顯然，其水稻生產已微不足道。嘉靖年間鄧州水利屢復屢壞，致使地方官員考慮"不如聽其種旱田之愈"（注：《天下郡國利病書》卷53，河南四"南陽府"。）。在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地方志關于物產的記載中，水稻的地位已很不重要。如嘉靖《鄧州志》卷10《賦役志》"物產"欄的記載是："多粟、多麥、多菽、多脂麻，有黍、有稻、有稷、有蕎。"順治《鄧州志》的記載與此相同。清中后期的一些地方志，干脆就沒有水稻或者是間有水稻了。乾隆時人蕭韶相《召父陂》詩云："南陽草莽已連阡，水到空聞召父賢。鸚鵡不知香稻少，秋聲猶集廢塘邊。"（注：見乾隆《續河南通志》卷75，《藝文志》。）正是南陽農業滄桑巨變的寫照。雖然在一些水源條件好的濱水地帶還"間種jīng＠⑩稻"（注：光緒《南陽縣志》卷2《疆域志》"風俗"。），但總的說來，南陽盆地在明清時期已基本上成為較單純的旱作農業區。

總之，漢水中游農業經濟區雖然在總體上看是水旱兼作，但水稻種植從東南向西北遞減，其中安陸、隨州、棗陽、宜城四州縣水稻種植面積最大，在當地農業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也較高；南漳、襄陽、保康、谷城等縣已較少，光化、均州、新野、南陽、鄧州、淅川諸州縣更少，至于南陽北部諸縣的水稻種植更是微不足道。同時，歷明清兩代，漢水中游各地的水稻種植面積還在持續下降。這種農業布局和演變趨勢顯然與自然地理條件以及環境變遷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現代漢水中游地區的年平均氣溫為15～16℃，5～9月或6～9月平均氣溫均大于22℃，1月平均氣溫2～3℃，7月平均氣溫28～29℃。年均降雨量700～850毫米。一般說來，這樣的氣候條件是比較適合水稻生產的（注：前揭《漢江流域地理調查報告》，第五章"氣候"，第36～45頁。）。但是，我們知道，明清時期正是我國著名的小冰期，年均氣溫比現代低得多，降雨量也要相應減少（注：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4頁。）。年均氣溫與降雨量的降低，勢必要影響到對水熱條件都有較高要求的水稻種植。

但是，地理條件的變化并非決定性因素，導致漢水中游地區水田面積減少的最直接的原因應當是水利的廢馳。漢水中游地區降雨集中，7、8、9三個月的雨量常占年降雨量50％以上，春、秋則常發生干旱，特別是5月底為插秧季節，卻正當少雨時期；同時，丘陵崗地的落差較大，平原地帶多沙質土壤，地表水不易自然保存，因此，稻作生產必須仰賴于蓄水灌溉，水利事業的興衰也就決定著稻作農業甚至是地區經濟的興衰。又因為溪流含沙量大，土性疏松，蓄水陂堰易于淤淺；遇有洪水，堰堤又極易被沖毀。喜靖《鄧州志》卷11《陂堰志》稱："（鄧州）壤土沙涸，而強為堤筑，則易壞。"光緒《南陽縣志》也指出："（南陽諸水》依岡環注，隨地可渠，然水流迅急，多沙易淤善徙……故縣境陂堰名天下，其實難久而易淤。"所以，水利工程必須常加維修整治，稍加懈怠，就可能淤塞湮廢。可是，漢水中游地區的農田水利并沒有象漢水下游和荊江堤防那樣的重要性，不足以引起政府的關注；雖然在一些勤政的地方官的提倡與主持下，部分州縣的水利工程得到一定程度和整治與維修，但大多沒有延續性，更未能形成制度。因此，就明清時期漢水中游地區而言，官府對于農田水利實際上是極不重視的。這是農田水利廢馳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農田水利的衰敗還有更為復雜的社會經濟原因。順治《鄧州志》卷11《陂堰志》云：

天啟以后，陂堰為豪強兼并，民間失其利，閘口淤塞，盡成旱田，訟益眾。崇禎七八年后，陂堰盡荒，福府歲收租，至有被累死者。皇清十五年來，陂堰盡荒。

此言明末清初水利廢馳之原因有三：一是為豪強兼并，民失其利；二是陂堰租稅太重，業主不堪負擔；三是戰亂破壞，人口流散。光緒《南陽縣志》卷9《溝渠》云：

凡農治田，人三十畝，水田則減三之一，而所收倍。蓄泄以時，不憂水旱。自明季陂堰失修，河深渠高，水不能至。舊農多宛徙，新籍者率來自秦晉，昧水利；或富連阡陌，不親田事；佃農遷徙不恒，雖欲修不自主。又興□陂，動連數十村落，議齟齬多不合。舊陂廢久，疑所用，則頗盜其堤堰土石，或境堙平之。

在社會穩定的情況下，南陽水利仍多失修的原因有數端：其一是遷入的人口多來自陜西、山西，不知水利；其二是業主不親農事，不問水利之有無；其三是"親田事"的佃戶遷徙無常，不能也無力興建水利；其四是水利工程動輒牽涉到幾個乃至十數個村落，村落之間很難合作。此數端相結合，農田水利的衰敗自是必然（注：明清時期漢水中游地區農田水利事業的普遍衰退與漢水下游平垸田的高度發展形成鮮明的對照，其原因何在，頗值得探討，限于篇幅，這里不擬展開充分討論。除了正文簡略提到的幾點外，我還注意到黃宗智先生關于宋代以后太湖漢域水利事業之衰敗原因的分析，其中頗有與漢水中游地區相類似者。請參閱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3～42頁。）。

在旱地作物結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玉米（包谷、玉蜀黍、玉高粱）和棉花種植的推廣。玉米大約在清初開始進入漢水中游地區，到乾隆、嘉慶、道光時期逐漸推廣，成為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乾隆十八年（1753年）湖廣總督開泰在奏折中說：

楚省所屬產有包谷一種，即京中所謂玉米者，民間每于山頭崖側、地角田邊零星布種。其性易生，兼耐旱澇。二三月間種后，止須鋤去野草，便自生發，無庸灌溉。六七月間結包，即可煮食；俟其包實堅老，收獲碾碎可以拌米作飯作粥，并為湯餅之用，頗有香味，力田之家籍以佐米糧之不足。約略每一株結五六包至二三包不等，以每包百粒計之，收成不啻百倍，是以近年以來種植者日益加多。……現據襄陽府、隨州、東湖縣稟覆，各稱可買二三千石、四五千石不等，尚有數處未經覆到，核其大勢，如二萬石內外。（注：《宮中檔乾隆朝奏折》，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湖廣總督開泰奏。）

稍后成書的乾隆《襄陽府志》卷6"物產"欄述襄陽府糧食作物在麥、稻之外，"又有秫，一名玉高粱，俗名包谷，最耐旱。近時南漳、谷城、均州山地多產之，遂為貧民所常食。"顯然，玉米種植已比較普遍，但面積不大，主要集中在山區和丘陵崗地，在平原地區則主要是于"地角田邊零星布種"。乾喜年間，雖然玉米的種植面積有所擴大，但主要是在新開墾的山地，原有的"熟地"較少有改種者。因此，就漢水中游地區而言，山地較多的州縣如南漳、保康、谷城、均州、光化、棗陽、淅川、裕州等，玉米種植也較多（注：同治《南潭縣志》卷6"物產"；《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同治《谷城縣志》卷2"物產"；光緒《光化縣志》卷3"物產"；民國《棗陽縣志》卷6《輿地志》"物產"。）。

棉花于明代前期已在漢水中游地區普遍種植。天順《襄陽郡志》卷1"土產"欄中已記有棉花（寫作"綿花"），萬歷《襄陽府志》卷4"物產"仍之，且增加了綿布。同書卷12《食貨五》"萬歷歲貢數"條記載："南京庫折綿花絨米，共五千石，每石折綿花絨十斤，共五萬斤。"說明襄陽府棉花產量已相當可觀。乾隆《襄陽府志》卷6"物產"將木棉與綿布列為全郡之"通產"。在襄陽府所屬各州縣中，棗陽產棉多且優。其所產棉布遠銷陜西（注：民國《棗陽縣志》卷6《輿地志》"物產"。）。

宜城也是重要的產棉縣。同治《宜城縣志》卷3《食貨志》"物產"稱："邑少絲麻，惟恃木棉，鄉野亦多種者。當歲晚務閑，閭閻爭事紡織。"在隨州，民戶廣種木棉，"人習為布，秋熟后賈販鱗集，隨民多恃此以為生計。"（注：同治《隨州志》卷13"物產"。）在南陽，張履祥《南園先生全集》卷43《近古錄》引錢懋登《厚語》載：

南陽李義卿，文達公之曾大父也。家有廣地千畝，歲植棉花，收后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

文中所說的"文達公"即李賢，據《明史》卷167本傳，是宣德八年（1433年）進士，成化二年（1566年）59歲時故去，其曾大父李義卿不會是晚于永樂年間的人。因此，可以認為在明朝初年南陽即有較大面積的棉花種植。嘉靖《鄧州志》卷10《賦役志》"物產"欄中記有布、綿花，順治《鄧州志》與嘉慶《南陽府志》均仍之。光緒《南陽縣志》卷2《疆域志》"物產"欄稱南陽縣"惟絲棉麻靛漆玉頗著。"但南陽地區的棉花種植遠遠趕不上襄陽地區廣泛。在1953年的調查中，南陽地區的棉花種植南積占播種面積的4.33％，其中最高的鄧縣占6.65％，新野縣占5.66％；而襄陽地區的棉花種植面積則占總播面積的11.62％，其中棗陽縣多達24.92％，宜城縣為12.49％，襄陽縣為11.31％（注：前揭《漢江流域地理調查報告》附表25，"漢江流域各縣1953年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及產量統計表"。）。這雖然是后來的情形，但考慮到作物種植結構的相對穩定性，可以認為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中后期的情況。

三漢水上游農業經濟區

漢水自丹江口以上為上游，是一個多山的地區，但有不少山間盆地散布其間。在陜西境內有漢中、西鄉、安康、漢陰、商州--丹鳳等盆地；在湖北境內有鄖縣、鄖西、房縣、均州等盆地。這些盆地，或因斷層而生，或因侵蝕而成，成因不一，但同樣都有廣泛的新生代地層分布，易受侵蝕，故每造成平原、崗地和低矮的丘陵，在地貌上和四周矗立的山地形成明顯的對照。由于土壤和水資源條件較好，這些河谷山間盆地經濟開發較早，水田在耕地中所占的比重較大，在經濟上成為上游地區最重要的農業中心；而周圍的山地（即所謂的"秦巴山區"）則直到明清時期才得到逐步開發，作物種植以旱地作物為主，經濟發展水平與河谷盆地也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漢水上游地區實際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農業經濟區域，即水旱兼作的河谷盆地和以旱作為主的秦巴山地。

1河谷盆地水旱兼作區

漢中等盆地的土壤、水熱條件與漢水中游地區比較接近，但由于水利事業較發達，所以水稻種植一直比較普遍。漢中盆地的灌溉水利起源甚早，很多地方志常將一些水利事業的起源遠推至西漢時期，當非無因。到宋代，漢中地區已形成較系統的堰渠。《宋史》卷95《河渠志五》稱："光元府褒斜谷口，古有六堰，澆溉民田，頃畝浩瀚。每春首，隨食水戶田畝多寡，均出夫力修葺。"其中山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為漢蕭何所作，嘉yòu＠(11)中，提舉常平史zhào＠(12)奏上堰法，獲降敕書，刻石堰上。中興以來，戶口凋疏，堰事荒廢，累曾修葺，旋即決壞。乾道七年，遂委御諸軍統制吳拱經理，發卒萬人助役，盡修六堰，浚大小渠六十五，復見古跡，并用水工準法修定。凡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余畝，昔之瘠薄，今為膏腴。"明清時期，以山河堰、五門堰、楊填堰等為主的許多堰渠仍在發揮作用，還新修、改建了不少堰渠。據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20《水利》的記載統計，清中期漢中府南鄭、褒城、城固、洋縣4縣共有堰63處，灌田17萬余畝。在漢中盆地西端的沔縣，有12堰，灌田17970畝；在漢水支流牧馬河谷的西鄉盆地，在41堰，灌田7740畝。

安康盆地和漢陰盆地的水利遠趕不上漢中發達。"漢陰有月河一道，納觀音、仙溪、龍王溝、板峪各水，引水作渠數十道，灌田二萬二千余畝。"（注：《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嘉慶《漢陰廳志》卷2《疆域志》境內共有灌溉河渠20余處，灌田二萬余畝，與此大略相近。）"安康惟恒口引恒河、傅家河、南溝作千工堰、大濟堰、南溝等堰，灌田六七千畝。余引黃洋河、觀音河作渠，灌田無幾"。但在黃洋河、壩河上游的平利縣，山間坪壩發育，其大貴坪、豐口南、曾家壩、白土關、上下壩等18壩，"大者廣一二里，長七八里，引水作渠，灌田約四五萬畝。""這些堰渠大都是乾隆、嘉慶至道光中興修的。光緒《續修平利縣志》卷4"堰渠"下稱：乾隆二十年舊《志》中僅有豐口壩、獅子壩等處小堰渠6處，至道光中，"凡傍山小田能引水灌溉之處，均由鄉民自行修浚。"

丹江橫穿商丹盆地，河谷寬廣，乾隆《直隸商州志》卷2稱："丹水自胭脂關東流，過說法洞，繞（商）州城南，又東至張村鋪、商洛鎮、龍駒寨，經流二百里，兩岸隨地皆可開渠。"《三省邊防備覽》卷8云："商州城外及東南各村，其平曠之處，與安康之恒口、漢陰之月河相似溪澗之水足資灌溉，而湖北武（昌）黃（州）、安徽潛（山）六（安）流徙之人，著籍其間，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數萬。"

鄖縣盆地河谷甚寬，兩岸均屬丘陵，其水利以武陽、盛水二堰最為著名。但因為地近河南，客民多來自秦豫，對于開發水利不甚重視。堵河上游的竹溪盆地"川原平曠，溪流瀠回，水田一帶，風景絕似江鄉。"房縣東北境"平原＠(13)＠(13)溪流清漪，間有小阜，而錦畦銹塍，風景絕佳。"（注：《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同治《房縣志》卷2記堰池51處，"或七八百石種，或五六百石種，或百余石種，皆系順河之大小閘以灌之也。"其中最大的＠(14)解堰灌田近二萬畝。

除了這些較寬廣的盆地外，山間狹小的平壩上也盡可能地利用水源以資灌溉。鄖陽府鄖西縣處萬山叢中，而天河、夾河（金錢河）河谷間有平壩，農民"或掘地而為塘，或筑堤而為堰，以予三農之用，雖曰瘠壤，而亦得為膏腴也。"（注：同治《鄖西縣志》卷6《水利志》。）漢中府留壩廳，"本無水利。近年以來，川楚徙居之民，就溪河兩岸地稍平衍者筑堤障水，開作水田。又壘石溪河中，導小渠以資灌溉。""各渠大者灌百余畝，小者灌數十畝、十數畝不等。"（注：嘉慶《漢南續修郡志》卷20《水利》。）（今鎮巴縣）處大巴山中，"山大林深，然過一高山，即有一田坪。星子山之東為楮河，廳西為九軍三壩，南為漁肚壩、平落鹽場，西南為仁村、黎壩，均為水田，宜稻。九軍壩產稻最美，其粒重于他處。漁肚壩、楮河、平落鹽場周圍各數十里，俗稱''''萬石平落，五千鹽場''''。"（注：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漢中等較大盆地的水利事業自有其悠久的歷史傳統，而山間小盆地（平壩）農田水利的興修顯然與川楚等南方移民的進入有著密切的關系。前引《三省邊防備覽》與嘉慶《漢南續修郡志》中關于商州和留壩水利的興修與川、楚、皖移民的關系即可見出一斑。人口來源結構的變化顯然給土地的利用方式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水利事業的發展，使稻作生產的規模得以擴大。據彭雨新、張建民先生不完全的統計，在清中期，處于漢中盆地的南鄭、城固、沔縣、褒城、洋縣五縣水田面積分別占總耕地面積的43.3％、21.2％、26.4％、8.5％、8.1％（注：參閱前揭彭雨新、張建民：《明清長江流域農業水利研究》，第282頁，表5-7"部分州縣水澆田地比例參考"。著作者指出：由于各種記載懸殊甚大，這一統計數據僅能供作參考。）。在1953年的調查中，以上五縣水田和水澆地在總耕地面積中所占的比重分別是38.7％、35.55％、19.5％、37.3％、21.21％，漢中市為64.65％，西鄉縣為27.69％（注：前揭《漢江流域地理調查報告》附表24，"漢江流域各縣土地利用率和水旱地比例統計表"。）。由于這些縣還包括盆地周圍的大片山區，因此，實際上盆地內水田所占有的比重也明顯比其他縣高。許多地方志記載中都稱這些州縣的水田居十分之一。在前揭1953年的調查中，上述五縣水田所占的比重分別是16.9％、5.12％、7.5％、12.23％、11.06％（注：需要說明的是，水田面積并不等于水稻種植面積，盡管絕大部分水田被用于種植水稻，但仍有不可忽略的部分水田被用來種植蔬菜和其它經濟作物。）。

[在條件優越的漢中盆地，至遲到清中后期，水田已較廣泛地推廣了稻麥復種制。《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云：

（漢中）水田夏秋兩收，秋收稻谷，中歲鄉斗常三石（京斗六石）；夏收城（固）、洋（縣）澆冬水之麥畝一石二三斗，他無冬水者，鄉斗畝六七斗為常。稻收后即犁而點麥，麥收后又犁而栽身秧，從不見其加糞，恃土力之厚耳。

民國《續修南鄭縣志》卷3《風土志》稱：縣境主要種植以稻麥為大宗，水稻"除南北深山及北境高原不能引水灌溉外，余皆產之。產量沃田每畝約二石至二石五斗。"大小麥則"于水田收稻后種之"，腴地每畝五斗至八斗。

漢中盆地內的旱地"以麥為正莊稼，麥收后種豆、種粟、種高粱、糝子。上地曰金地、銀地，歲收麥畝一石二三斗，秋收雜糧七八斗。"（注：《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西鄉、漢陰、商州、鄖縣、竹溪等小盆地內的情形大致相同。

漢水上游河谷盆地所種植的經濟作物，主要有煙草、棉花等。煙草之種植大約始于清初，到嘉慶間，漢中盆地的煙草種植已經相當普遍。嚴如煜說："漢川民有田地數十畝之家，必栽煙草數畝"，每畝可摘三四百jīn＠(15)，賣青蚨十千以外（注：《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岳震川《賜葛堂文集》卷4《府志·食貨論》稱："城固＠(16)水以北，沃土腴田，盡植煙苗，盛夏晴霽，彌望綠野，皆此物也。當其收時，連云充棟。"棉花種植的推廣則與兩湖籍移民的進入有密切關系（注：漢水上游河谷盆地棉花種植始于元代，同治《房縣志》卷11"物產"錄元人熊澗谷《木棉詩》可證。唯在明代乃至清代前期種植面積都不大。直至乾隆年間，隨著兩湖及贛皖移民的進入，帶來了先進的植棉技術，棉花種植才逐漸推廣。乾隆二十三年《續商州志》卷8稱：棉花，"近來植者漸廣。"這正是南方移民逐漸進入商州地區的同時，光緒《洵陽縣志》卷14《藝文》錄竹枝詞云："洵河大半楚人家，夜夜篝燈紡手車。寶慶女兒夸手段，明年多種木棉花。"更證明了兩湖籍移民與漢水上游地區棉花種植之間的關系。），因此，商丹、房縣、竹溪、安康等兩湖籍移民分布較廣泛的盆地內棉花種植也較早。到嘉慶道光間，西鄉、漢中盆地的棉花種植也逐漸擴大。嘉慶《續修漢南郡志》卷27《藝文》稱："近年漢南知種木棉，秋收之際，白英滿畦，亦興利之一端也。"但漢水上游棉花生產在國民以前一直不占重要地位，所產不敷本境之用，仰賴下游輸入（注：成書于光緒三十二年的仇繼恒《陜境漢江流域貿易表》在"入境貨物"中記錄了大宗棉布，說明陜南棉織品不敷本境使用。）。

2秦巴山地旱作雜糧區

在河谷山間盆地的四周是廣褒的秦巴山地。秦嶺海拔高度一般約2500米，最高峰太白山海拔3767米。其南坡坡長而緩，形成波狀山地，有"九嶺十八坡"之說。大巴山平均高度2000米左右，其北坡為變質巖和石灰巖山地，土層瘠薄。由于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秦巴山區都是叢山密林，除少數山間通道外，鮮有人跡。直到明中期，特別是清中期以后，隨著外來移民的大量進入，秦巴山區才逐漸得到開發。到嘉慶、道光年間，秦巴山地的叢山密林中，到處都有客民的足跡，崇山峻嶺，無不開辟墾殖。同治《房縣志》卷4《賦役》云：

房居萬山中，林木陰森，剛鹵交錯。自國初以來，日漸開墾，小民擇高陵大阜，凡可樹藝處，幾至無地不毛。

土地資源條件較差的竹山縣，"幅員寬廣，昔時土浮于人，又山多田少，水田十之一，旱地十之九。近則五方聚處，漸至人浮于土，木拔道通，雖高巖峻嶺，皆成禾稼。"（注：同治《竹山縣志》卷7《風俗》。）大巴山深處的磚坪廳處川陜交界地帶，海拔大都在1500米左右，"彌望皆崇山峻嶺，民居落落如晨星。自yǎn＠(17)山畢公（沅）巡撫陜西，廉得南山中多隙地，謀于方伯、觀察暨郡太守，招集開墾，俾無曠土。數年間，四方之已襁負而來者，不絕如縷。由是啟之辟之，昔之黃茅白葦，今則綠壤青疇矣"（注：乾隆《興安府志》卷26《藝文志》，曹希昆：《新設磚坪廳縣丞衙門記》。）。到道光初年，磚坪廳"境內皆山，開墾無遺，即山坳石隙，無不遍及"（注：盧紳：《秦疆治略》。）。秦嶺南坡西安府、漢中府、興安府與商州四府交界的地區，在清初還是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約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四川湖廣等省之人陸續前來開墾荒田，久而益眾，處處俱成村落。"所以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增設五郎廳（后改為寧陜廳）。到嘉慶二十年（1815年），"屈指建治方三十二年，昔之鹿豕與游、上巢下窟者，今則市廛鱗接、百堵皆興矣；昔之林木陰翳、荊榛塞路者，今則木拔道通、阡陌縱橫矣。"（注：道光《寧陜廳志》卷4《藝文》。）佛坪是秦嶺山區開發最晚的地方，道光四年（1824年）才設廳立治。至遲到嘉道之際，秦巴山區已經得到普遍的開發。

在流民大規模移墾之前，秦巴山地低山丘陵地帶的作物種植以黍、稷、蕎等雜糧為主，高寒山地則只有零星的燕麥、苦蕎等作物。移民進入后，除在河谷與山間平壩大力發展水利事業、擴大水田面積外，在低山丘陵地帶主要是推廣玉米種植，而在中高山區則廣泛種植馬鈴薯。

蕭正洪先生的研究表明：陜南最早種植玉米的確切記載，見于康熙二十二年（1681年）《西鄉縣志》，但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只有西鄉、石泉、山陽、洋縣、略陽、鎮安等6縣有玉米種植；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后，山區的玉米種植面積終于超過粟谷雜糧，躍居旱作物的首位（注：參閱蕭正洪：《清代陜南種植業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國農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道光《石泉縣志》卷4《事宜附錄》云：

乾隆三十年以前，秋收以粟谷為大莊，與山外無異。其后，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鄂西北山區玉米的普遍種植當比南山地稍早。同治《房縣志》卷11"物產"欄稱："（包谷）自乾隆十七年大收數歲，山農恃為命，家家種植。七八月清暖則倍收，山鄉甚賴其利；間或歉收，則合邑糧價為之增貴。"說明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之前，鄂西北山區已普遍種植上玉米。無論是鄂西北，還是陜南，在清中期以后，玉米都已成為山區最主要的糧食作物。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云：

數十年前，山內秋收以粟谷為大莊。粟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漫谷皆包谷矣。包谷高至丈許，一株常二三包。山民大米不耐饑，而包谷能果腹，蒸飯作饃，釀酒飼豬，均取于此，與大麥相當，秋成視包谷，以其厚薄，定歲豐歉。

鄖陽府各屬"崇山峻嶺，平疇水田十居一二，山農所恃以為饔餐者，麥也，蕎也，粟也，總以玉黍為主。至稻麥，惟士官與市廛之民得以食之。"在商州各屬，"鎮安、山陽寸趾皆山，絕少水利；商南商雒間有水田，然亦不多。故商自本州而外，屬城四邑，民食皆以包谷雜糧為正莊稼。"興安府七邑水田計"不逮南（鄭）、城（固）一邑之多，山民全資包谷雜糧。"漢中府屬留壩、定遠、鳳縣、略陽、洋縣等，也"均以包谷雜糧為正莊稼。"（注：《三省邊防備覽》卷8《民食》。）在南鄭縣，盆地四周的山區也多產玉米，其產量每畝約三斗至五斗（注：民國《續修南鄭縣志》卷3《風土志》"物產"。）。

馬鈴薯（洋芋）在秦巴山地的推廣，比玉米要遲一些，大約是在嘉慶年間，童兆榮《童溫處公遺書》卷3《陳報各屬山民災歉請籌撥籽種口食銀兩稟》云：

查洋芋一種，不知始自何時，詢之土人，僉稱嘉慶教匪亂后，各省客民來山開墾，其種漸繁。高山地氣陰寒，麥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種少獲多，不費耘鋤，不煩糞壅，山民賴此以供朝夕。其他燕麥、苦蕎，偶一帶種，以其收成不大，皆恃以洋芋為主。

光緒《續修平利縣志》卷9《土產志》"洋芋"條下稱："舊《志》未載。相傳楊侯遇春剿賊于此，軍中采以供食，山中居民始知興種，故俗又稱為楊芋。或云，乾隆間楊口仕廣東，自外洋購歸。"看來乾隆間山中已有種植，嘉慶以后才全面推廣。

山區的作物種植呈現出典型的垂直分布的特征。在河谷和山間平壩，盡可能地利用一切條件，興修渠堰，開發水田，種植水稻；在低山丘陵地帶，以種植玉米、小麥為主；在中高山地帶，則只能種植洋芋和部分雜糧。道光《石泉縣志》卷2《田賦志》"物產"欄稱："五谷不盡種。水田種稻，坡地種包谷，麥豆則間種焉。"又說："石邑水田十僅有二，稻谷無多，高山隨便播種，更難概論，惟坡地須酌種麥。"道光《紫陽縣志》卷3《食貨志》"樹藝"欄也說：淺山低坡，盡種包谷、麻、豆；山頂老林之旁，負谷麻豆清風不能成，則種蕎麥、燕麥、洋芋、紅苕。道光《寧陜廳志》卷1《風俗》謂："其日用常食以包谷為主，老林中雜以洋芋、苦蕎，低山亦種豆、麥、高梁，至稻田惟近溪靠水，筑成阡陌，不過山地中十分之一。"但在道光以后，由于山區人口壓力越來越大，而地力下降，產出減少，所以高產的洋芋的種植面積逐漸擴大。光緒《定遠廳志》卷5《地理志》"風俗"云："高山之民，尤賴洋芋為生活。道光前惟種高山，近則高下俱種。"

要言之，漢水上游地區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依次形成三個大致清淅的作物分布區域：河谷盆地和山間平壩是傳統的主要農業區，以種植水稻和麥類作物為主，玉米等雜糧也占有一定的比重，普遍實行稻麥復種或麥--雜糧一年二熟制：低山丘陵地帶乃是在乾隆以后逐漸形成的、以玉米為主要作物的種植區域，以一熟制為主，間有實行麥--玉米（或粟谷、洋芋）二熟制者；中高山地則是嘉慶以后開辟的、以種植馬鈴薯、苦蕎為主的區域，普遍實行一熟制（注：參閱蕭正洪：《清代陜南種植業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國農史》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隊的左半部右加巢

＠②原字為原字為法的左半右加又下加豐

＠③原字為法的左半部右加旱

＠④原字為法的左半部右加義

＠⑤原字為豆右加劃的右半部

＠⑥原字為法的左半部右加員

＠⑦原字為土右加臺

＠⑧原字為禾右加占

＠⑨原字為米右加見

＠⑩原字為禾右加杭的右半部

＠(11)原字為社的左半部右加右

＠(12)原字為火右加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