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觀念轉變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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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價儒家思想對中國傳統科學技術（包括農業科學技術）的影響上面，存在著兩種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觀點。一種是李約瑟博士（Dr.JosephNeedham）的觀點，認為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儒家反對對自然進行科學的探索，并反對對技術做科學的解釋和推廣。另一種可以舉薄樹人先生為代表，他認為孔孟對科技知識并不是漠不關心，一無所知的，儒家學說中一些影響科技的政策主張，保證了科技在中世紀的穩定發展。他們都提到了《論語》中的一段故事，用以證明自己的觀點：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這里我們并不想對上述兩種觀點進行評判，而只是想說，既然同一段話可以做不同的解釋，一種思想也完全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就好比小孩子看《紅樓夢》里面盡是吃喝玩樂，青年人看《紅樓夢》里面盡是談情說愛，中青人看《紅樓夢》里面是鉤心斗角一樣。要研究儒家思想對于傳統科技的影響，關鍵應該看被影響的對象是如何做出反映的。正如儒家思想在不斷變化一樣，傳統的知識分子對于農業的態度也并非是一成不變。本文的主人公曾國藩（1811—1872）對于農業的認識可能就與孔孟有所不同。

曾國藩出身農家，農業在他一生的經濟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來他做了大官，無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沒有因此而忘懷稼圃，戎馬倥傯之余，他也采用家書的方式一再教導子弟重視農業生產。咸豐十年（1860）閏三月初四日給紀澤（1839—1890，長子）的信中提到：

昔吾祖星岡（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講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掃潔凈；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此四事之外，于讀書、種菜等事尤為刻刻留心。故余近寫家信，常常提及書、蔬、魚、豬四端者，蓋祖父相傳之家法也。爾現讀書無暇，此八事縱不能一一親自經理，而不可不識得此意，請朱運四先生細心經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與其弟澄侯（曾國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

余與沅弟（曾國荃1824——1890，四弟，行九）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為法，大約有八字訣。其四字即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星岡公生平于此數端最為認真，故余戲述為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

以后“八字訣”多次出現在曾國藩的家書之中。

有時，曾國藩也會把其中與農業有關的幾件事單獨提出來，叮囑再三。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給紀澤、紀鴻的信中提到：

爾等亦須留心于蒔蔬養魚，此一家興旺氣象，斷不可忽。

同年九月十七日又向紀澤、紀鴻（1848—1881，次子）再度重申：

家中外須講求蒔蔬，內須講求小菜。此足驗人家之興衰，不可忽也，此諭。

對自己的兄弟也是如此要求。咸豐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于在給澄、季（曾國葆，1828——1863，五弟）兩弟信中寫道：

家中種蔬一事，千萬不可怠忽。屋門首塘養魚，亦有一種生機。養豬亦內政之要者。下首臺上新竹，過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望時時與朱見四兄熟商。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寫道：

家中養魚、養豬、種竹、種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則上接祖父以來相承之家風，二則望其外有一種生氣，登其庭有一種旺氣。雖多花幾個錢，多請風個工，但用在此四事上總是無妨。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再次提到：

押韻之‘書蔬魚豬’，不押韻之‘竹’，千萬留心一一培養。……縣城菜園之人，似尚須請來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事情就出在花錢請人種菜上面。盡管曾國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導自己的子弟要種蔬、養魚、養豬，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兄弟之間卻存在分歧。咸豐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日字諭紀澤，提議從省城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他說：

鄉間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類多興旺。晏起無蔬之家，類多衰弱。爾可于省城菜園中，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或二人亦可。其價若干，余從營中寄回，此囑。

不料他的建議卻遭到了一直在家料理家務的澄弟的反對。澄弟的意見如何不知，但從曾國藩的反映來看，兄弟間的斗爭還是很激烈的。咸豐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曾國藩致澄弟家書寫道：

省城雇一種菜之工，此極小之事，弟便說出許多道理來，砌一個大攔頭壩。向使余在外寄數萬金銀，娶幾個美妾，起幾棟大屋，弟必進京至提督府告狀矣。

曾國藩何以要如此堅決地從省城用重價雇人至家種蔬呢？城鄉之間的蔬菜種植水平的差異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他在與弟書繼續寫道：

鄉間種菜全無講究，比之省中好菜園，何止霄壤！余欲學些好樣，添些好種，故令紀澤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兩個月后，曾國藩再寫信給澄侯四弟，問：

家中雇長沙園丁已到否？

曾國藩雖然大部分時間不在鄉間務農，但對于農業生產的關注和實踐，使他對于某些農業生產技術，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將之運用于生產之中。咸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給澄侯、季洪兩弟的信中提到：

押韻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細塘上之橫墻不筑盡可，下首須雄過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頗主此說。且有菜無淤，亦是罔濟，淤亦押韻字也。

這是曾國藩就菜園周邊環境和施肥所提出的見解。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給紀澤的信中又提出了一個菜園布置之法：

省城園丁來家，宜廢田一二丘，用為菜園。吾現在營課勇夫種菜，每塊土約三丈長，五尺寬，窄者四尺余寬，務使耘者及摘蔬之時，人足行兩邊溝內不踐菜土之內。溝寬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橫直，有溝有澮，下雨則水有所歸，不使積潦傷菜。四川菜園極大，溝澮終歲引水長流，頗得古人井田遺法。吾鄉老農雖不甚精猶頗認真，老圃則全不講究。我家開此風氣，將來荒山曠士，盡可開墾，種百谷雜蔬之類。如種茶亦獲利極大，吾鄉無人試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試種之。

曾國藩對于竹木的種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見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給澄弟的信中提到：

黃金堂下手之竹，務須大刪，每二尺寬乃可留一根。柞樹尤宜多芟，否則愈密愈不長也。

他自己對于農業生產深有體會，并能把這種體會，來用解釋讀書時所遇到的問題。古文中有“涵泳”二字，左思《吳都賦》：“#鼊鯖鱷，涵泳乎其中。”唐韓昌黎集十四禘祫議：“臥生遭圣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朱子語類》五‘性理二’：“此語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論，且涵泳玩索，久之當自有見。”《陸象山語錄》：“讀書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涵泳二字對多數讀書人來說，也許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曾國藩在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寫給紀澤的一封家書中提到：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大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勃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又如“穜種”二字，曾國藩在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給紀澤的信中提到：

爾問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辯論甚晰。穜為藝也（猶吾鄉言栽也、點也，插也），種為后熟之禾。詩之‘黍稷重稑’，《說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與稑，異同字也。隸書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穜，概用種字矣。

從中也可以看出，曾國藩對于農業是有相當了解的。

曾國藩原本是個讀書人，盡管他出自農家，但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讀書的目的便是“跳農門”，所謂“學而優則仕”。仕就是做官，從事治國平天下的大事，而農業則一般被視為小人之事。最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子鄙樊須的故事。自樊須之后，中國知識分子都不愿輕易地談論有關農業的問題，更不愿意躬親農耕，或從事與農業有關的研究和著述，以遠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個中國古代出現了一種“農者不學，學者不農”的現象。這就極大地影響了農學的發展，明代馬一龍在談到他著《農說》的宗旨時說：“農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農，故天下昧昧不務此業。”而一些從事農業研究和著述的人則往往有一種“作賊心虛”的感覺。

賈思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齊民要術》的寫作宗旨時，說“鄙意曉家童，未敢聞之有識，故丁寧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辭。覽者無或嗤焉。”這雖然可以看作是賈思勰的謙虛之詞，但自謙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態。這種因自卑而怕人恥笑的心態，在后世一些農學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韓鄂在《四時纂要》“序”中說到，該書“雖慚老農老圃，但冀傳子傳孫。仍希好事英賢，庶幾不罪于此。”可見當時人們鄙農的思想并未消除。而詩文更受人們的歡迎，讀書人熱衷于“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

宋朝的情況較之唐代要好些，但士大夫們仍然是“以耕桑之事為細民之業，孔門所不學，多忽焉而不復知，或知焉而不復論，或論焉而不復實。”宋代雖然出了不少花譜一類的著作，但這些著作無論是作者本人，或是當時的人都不把它當作農書，有嘩眾取寵之心，而無實事求是之意，“近時士大夫之好事者，嘗集牡丹、荔枝與茶之品，為經及譜，以夸于市肆。”至于“農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正如陸游有詩云：“歐陽公譜西都花，蔡公亦記北苑茶，農功最大置不錄，如棄六藝崇百家”。只是后來有了曾安止爺孫倆的出現才打破了這種局面，為譜錄類著作中增添了《禾譜》和《農器圖譜》兩書。

當然，鄙視農業，看不起農民，這也可能并不是中國特色，而是人類的一種通病。法國著名的遺傳育種學家法布爾（J.H.Fabre）就曾說過這樣一段話：“歷史贊美尸骨累累的戰場，卻不屑于談論人們賴以生存的農田；歷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卻不能告訴我們小麥是從那兒來的，這就是人的愚蠢之處。”但根植于中國文化的儒家思想對于這種愚蠢是負有責任的。

但我們在承認傳統中國“農者不學，學者不農”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的前提下，也必須看到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背景下所發生的一些變化。這種變化可能與科舉制度的形成有關。科舉制度形成之后，使得一些讀書人不得不面臨考場失利之后，自身的生計成了問題。于是唐時便有人說：“夫治生之道，不仕則農。”農業成為人生的第二志愿。唐代詩人陸龜蒙在科場失意之后，便選擇了躬耕垂釣的生存方式，宋人陳旉也以“種藥治圃以治生”。可以說，科舉制度形成之后，士人務農的例子多了起來，但這并非是自覺自愿。

士人對于農業的態度隨著理學的興起而發生變化。理學標榜“窮天理、明人倫、講圣言、通世故”，關注的是社會問題，但他們提出了“格物致知”，“即物窮理”的口號，并運用于自身的實踐當中。農業生產也就成為格物窮理的一個方面，他們開始有意識地參與其中，并研究一些與之相關的理論與技術問題。如朱熹在任南康軍（今江西省星子縣）地方官時，針對當地農業生產中存在的技術問題，了勸農文，提出了一系列相應的技術措施。宋學家陸九淵（1139-1193）就對自家水稻增產的經驗做過總結。明末清初程朱理學的繼承人陸世儀在談到自己涉獵農事的心路歷程說：“自甲申、乙酉以來，教授不行，養生之道幾廢。乙酉冬季，學為賈，而此心與賈終不習。因念古人隱居，多躬耕自給。予素孱弱，又城居，不習田事，不能親執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為予略說其概。予有薄田二十畝，在二十三都，佃甚貧，不能俱種。予乃出工本買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則古人省耕、省斂之方；一則稍欲涉獵其事，以驗農田水利之學也。”從中可以看出，象陸世儀這樣的理學家涉獵農事，有不得已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愿。這也就是他們在農學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原因。陸世儀著作多種，《思辨錄》為其代表作，書中“修齊篇”的一部分講述了區田種法，亦算是有所發明，其中尤以對農業中的三才理論闡述最為值得稱道。清初張履祥作《補農書》也受到了理學的影響。張本人就是一個著名的理學家。他的弟子陳克鑒在“《補農書》引”提到：“農書之補，何為而作也？昔吳康齋先生講濂、洛、關、閩之學，而隱于農，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讀書館課之余，凡田家纖悉之務，無不習其事，而能言其理。諄諄以耕讀二字教后人者，于《初學備忘》、《訓子語》中載之備矣。”著有《豳風廣義》、《修齊直指》、《知本提綱》等的農學家楊屾也曾受到與孫奇逢、黃宗羲并稱“三大儒”的李颙（二曲）的影響。

理學雖然部分地改變了人們對于農業的態度，但整個社會對于農業根深蒂固的觀念并沒有根本的改變。對大多數人來說，從事農業是一項不體面的職業。曾國藩時代就是如此。道光四年（1824）吳邦慶在為農書《澤農要錄》所作序中指出：“古無不學之農，……亦少不農之士。后世農勤耒耜，而士習章句，判若二途。故農習其業而不能筆之于書，士鄙其事而末由詳究其理。”一般讀書人對于農業還是不屑一顧的。

曾國藩是個大人物，用梁啟超先生的話來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世，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孟子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曾國藩這樣的大人，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原因有三：

一是家教。曾家從其祖父曾星岡開始便以耕讀為治家之法。曾星岡年少時雖然也沾染過不少“游惰”習氣，引起一些人的譏笑，但自35歲起立志自責，苦心致力于農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見到“壟峻如梯，田小如瓦”，覺得不便耕作，便領著耕夫“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為一”。與此同時，他又精心鉆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術及管理方法。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飼豕，出而養魚”，一年四季，“彼此雜職”，無有空閑。他曾對曾國藩等孫輩說：“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這種親耕勞作的觀點，對于曾國藩兄弟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從曾國藩給子弟的家書中即可以看出這點。

二是理學。曾國藩重視農業雖然出自家傳，也是受理學的影響所致。曾國藩在京中時，追隨唐鑒、倭仁等人講習理學。唐鑒號稱理學大師，在京城士林中聲望較高。他告誡曾國藩，讀書“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此書最宜熟讀”，可以當作自己學習的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為瀏覽之書”。朱子等理學大師對農業的認識與重視，肯定會對曾國藩產生影響。是曾國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學，以“理”為世界萬物之本，同時極其重視經國濟世之學。

三是認識。曾國藩在繼承前人的思想之上，也有所發展。如果說，唐宋士人將農業看作是治生之道，宋明理學認為是格物所需，曾國藩則將農業看作是持家之道，他是從家族的興衰來看待農業問題的。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給他的幾個弟弟的信中寫道：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愿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愿其為仕宦之家。

咸豐四年四月十四在給四個弟弟的信中提到：

吾家子侄半耕半讀，以守先人之舊，慎無存半點官氣，不許坐轎，不許喚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糞等事項一一為之，插田蒔禾等事亦時時學之，庶漸漸務本而不習于淫佚矣。

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囑咐：

子侄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

同年早些時候，曾國藩曾手寫過一副由其父曾麟書親自撰寫的一幅對聯：

有子孫有田園家風半耕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世事不聞不問且將艱巨付兒曹

這既是父親對兒子的勉勵，更是曾國藩所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