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起源考古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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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的起源

1.農業起源理論

農業的起源是農業考古學的重點研究課題，西方的學術界對農業起源問題異常重視，早在18世紀就開始接觸這個問題，19世紀就有一些學者從人類學史的角度進行探索。到了20世紀，由于考古學的發展，特別是在近東發現了許多早期農耕遺址，從而使農業起源問題引起更多學者的重視，紛紛提出各種假說，呈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在農業起源問題上，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的貢獻很突出。他首先將農業的產生作為區分新石器時代與舊石器時代的標準，而不是傳統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為主要標志，并將農業的誕生稱之為新石器革命，認為其在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與近代的產業革命相比而毫不遜色。從而使考古界對農業起源問題更加重視，在考古發掘中更加主動自覺地搜集有關農業起源的信息，并對起源的原因進行各種探索。

西方有關農業起源問題主要有下列幾種假說：

(1)綠洲說

柴爾德本人就以提出農業起源于綠洲的假說而聞名。柴爾德認為在冰河末期，濕潤而寒冷的近東氣候變得溫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邊及綠洲生長，動物棲息在水源近處，人類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觀察周圍的動植物，于是逐漸將植物進行栽培，將動物進行馴化。農業就這樣產生了。

(2)原生地說

美國考古學家布雷德伍德則認為近東過去l2000年間氣候并未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氣候變化為前提的綠洲說。布雷德伍德認為在冰河后期的近東，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動物共生的原生地帶。洪積世末期，人類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當高，可供食用的動植物資源豐富，定居的時問逐漸變長，與周圍動植物關系更加密切，認識也更為加深。人們反復試驗谷物的收割和種植、動物的捕獲與飼養，從而出現了農業的曙光。

(3)新氣候變化說

后來出現了新資料，通過花粉分析的結果得知，洪積世末期的近東氣候是由寒冷干燥轉向溫暖濕潤，于是氣候變化引起的農業發生說又從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來。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大約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積世末期，氣候變得溫暖濕潤，野生谷物的生長地擴展，人們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離開了原來居住的洞穴，逐漸在平原上生活下來。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類無意中遺棄的種子容易在住處的周圍發芽生長，使人們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長規律，開始種植谷物。居住地周圍的空地又給狩獵者飼養動物提供了機會。農業便在這種良好的條件下發展起來了。

(4)人口壓力說

另一派學說認為人口的壓力是農業起源的主要動力。洪積世末期近東溫暖的氣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隨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應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滿足需要，人們就開始嘗試種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時，又需要改進種植技術以提高產量。農業就是在這周期性的過程中產生的。

(5)周緣地帶說

美國學者賓福德認為在一定環境區域內，由于人口的增加，原來的生活地區難以供給足夠的食物，于是出現了兩個集團，多出的人口成為移居集團，向適于生存的周圍地區轉移，而原有的集團留在原來的核心地帶。因此迫切需要開發新食物來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緣地帶，而不是核心地帶。弗朗內立進一步發展賓福德的假說，認為栽培作物開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帶，而是在其周圍那些條件稍惡劣的地方發生的[1]

(6)宴享說

加拿大學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種動植物馴化的競爭宴享理論。他認為在農業開始初期，在馴化的動植物數量有限和收獲不穩定的條件下，它們在當時人類的食譜結構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馴化植物與充饑完全無關。因此，一些動植物的馴化可能是在食物資源比較充裕的條件下，擴大食物品種結構，增添美食種類的結果。例如谷物適于釀酒，有些植物純粹是香料和調味品，一些葫蘆科植物的馴化可能是用作宴飲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獵外也是一種美食[2]。

應該說，各家的假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總是互相否定，難以取得共識。其實，農業產生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環境中由多種因素構成的，不能僅僅歸結于一兩個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傳統的概念僅在新石器早期階段中去探討農業的起源問題，而要將視野擴大到中石器時代。根據國內外考古資料及學者們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許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間的“中石器時代”遺址中，已經出現了農業萌芽，諸如塊根作物的種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這時正是地球處于冰期階段，氣候嚴寒，原有的許多大型動物轉移了，許多豐富的采集對象滅絕了，人們的食物資源出現了嚴重的危機，人們不得不尋覓新的食物來源。在饑不擇食的情況下，除了獵獲一些中小動物外，過去不大吃的苦澀的堅果、野菜、地下塊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來果腹。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采集對象會日益減少，人們在熟悉了它們的生長規律之后，就會嘗試去種植某些作物，先是塊根塊莖作物，然后才是谷類作物，作為采集經濟的補充和后備。當冰期過去之后，氣候轉暖，那些種植過的作物生長得更加茂盛，產量增多，人們就擴大種植規模，逐漸將其馴化為栽培作物。農業就這樣產生了。以中國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當大理冰期的峰期，氣候嚴寒，這時正是所謂“中石器時代”。在我國華南一帶的許多洞穴中發現了這一時期的遺址，并且在遺址中發現了農業遺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巖、江西的仙人洞和廣東的牛欄洞都發現了水稻遺存或植硅石。當冰期結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問，先民們開始大力種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長江流域得到迅速的發展。這一觀點，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廣東省英德市召開的“中石器文化及相關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獲得很多學者的認同[3]。

不過，與西方學者相比，中國的學者更關心本國農業的起源問題，并在下列幾個問題上取得共識。

(1)中國農業的本土起源

在農業起源地方面，歷來有多元論和一元論之爭。多元論認為世界各地均有獨立的農業起源地。如前蘇聯植物學家瓦維洛夫通過對大量栽培物種變異形成中心的研究，發現世界上有八個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區。美國植物學家哈蘭則將世界主要的農耕起源地劃分為六個。兩人都將中國劃為一個獨立起源中心。以美國地理學家索爾為代表的一元論者主張農業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區域發生，再向世界各地傳播。索爾認為農業發源地在東南亞，然后傳播到周圍地區。有的學者則主張近東月芽形地帶是農業起源中心。中國的學者大多主張多元論，特別擁護中國是獨立的農業起源地的學說。其中尤以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教授最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科學論據雄辯地論證了中國的農業起源于黃土高原，成為中國農業本土起源論的杰出代表[4]。

國內的學者對農業起源問題用力最勤、成績突出的當數李根蟠、盧勛和黃崇岳諸位先生。他們在諸多論著中對農業起源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了獨立見解，引人矚目。

(2)農業起源于采集、狩獵時代

關于農業起源問題，有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畜牧業先于種植業，以后人們為了解決飼料的需要才產生種植業。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指出：東半球(舊大陸)的農業，是游牧部落為了解決牲畜的飼料而產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觀點：“十分可能，谷物的種植在這里首先是由牲畜飼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來，才成為人類食物的重要來源。”bJ恩格斯的這一論述，曾在中國史學界產生很大影響，某些學者甚至將它與古代文獻記載中的“伏羲氏”和“神農氏”傳說結合起來，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業發生時期，“神農氏”則代表農業發生時期，由于《易經·系辭下》有：“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的記述，于是就認定中國也是先有畜牧業，然后因畜牧業發展引起的飼料需要才發明農業。李根蟠、黃崇岳、盧勛在《試論我國原始農業的產生和發展》-6J和《再論我國原始農業的起源》[7]等論文中首次對這種觀點提出異議，明確指出：原始農業(種植業)是從采集漁獵經濟階段直接產生的，其間并沒有經過一個畜牧經濟階段，不是畜牧業的發展引起了農業；畜牧業雖然也是萌芽于狩獵采集經濟階段，但它的真正發展，特別是游牧經濟的形成，往往是以農業生產的一定發展為必要條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從考古學角度進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發掘和調查的大量新石器時代遺址，基本上都呈現了以農業(種植業)為主的綜合經濟面貌，至今未發現一處是以畜牧經濟為主的早期農業文化遺址。過去將“細石器文化”當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確的，它應該屬于狩獵經濟，而農業是直接從采集經濟發展而來的。因此考古學并沒有提供畜牧業引出農業的任何證據，能夠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證據。其次指出，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中把“庖犧氏”解釋為“養犧牲以供庖廚”是后儒望文生義的一種曲解，根據戰國學者的記述，“庖犧氏”時代屬于漁獵經濟時代，因此不能作為畜牧業先于種植業的根據。再次，大量的民族學資料也表明南方少數民族的農業是從采集經濟發展而來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數民族在形成游牧經濟以前，也經歷過原始農業階段，并非種植業發生在畜牧經濟階段之后。在我國考古和民族學材料中，迄今沒有看到人類在狩獵采集經濟階段就完成了構成人類食物重要來源的、具有相對獨立經濟意義的草食或雜食性動物——牛、羊、豬、馬的馴化和繁殖的事實。雖然畜牧業與種植業一樣萌芽于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采集狩獵經濟(前者直接淵源于狩獵，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發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則往往是在其內部或外部的種植業有了一定發展以后。這是既合乎歷史事實又合乎歷史發展邏輯的必然現象。

(3)首先種植塊根或塊莖作物

農業起源問題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原始種植業究竟是從栽培什么作物開始的。李氏等人通過對我國南方若干少數民族資料的研究，發現人類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塊根塊莖作物，然后才是禾谷類作物，這是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從野生芋中獨立馴化的，而不是引進的。景頗族以及與景頗族關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種芋的。獨龍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經“以葉為棚，無定居，略種雜糧，取山芋為食，性嗜獵”。古代海南島黎族最早種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塊根作物。臺灣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為原始的“野番”以及處于原始農業早期階段的“生番”，以種植芋薯為主。在國外，東南亞、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熱帶、亞熱帶地區的原始農業民族也是首先種植芋或薯類等塊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學家童恩正教授贊同這一觀點，他指出：“就華南地區的農業發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個栽培無性繁殖作物的時代，作為稻作農業興起之前的一個準備階段，這是十分可能的事。”[8]

塊根塊莖作物，特別是芋之所以在許多地方首先被原始農人所栽種，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獵時代，塊根塊莖植物是人們最喜歡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這類作物塊大量多，含有豐富的淀粉和其他營養物質，吃了能耐饑。第二，塊根塊莖作物不像谷物那樣要求砍燒比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間隙地挖穴栽種。第三，芋薯類塊根塊莖作物產量高、質量好，而且炊食比較簡便，只要沿用傳統的燒烤獸肉的方法稍加變通即可，且能較長時間地保存。

(4)原始農業起源于山地

農業起源問題中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最初的農業是在什么樣的地理環境中出現的?李氏等人認為是先在山地出現的，而后再向平地發展，先有旱地農業，后有水田農業。他們發現我國南方較多保存了原始農業成分的民族，其原始種植業毫無例外都是從山地開始的，如獨龍族、怒族、傈僳族、佤族、布朗j族、基諾族、景頗族、納西族、苦聰人，以及黎族、高山族、苗族、瑤族、珞巴族等等，其早期耕地一般都分布在山腰或山麓，名日火山地。黎族叫種山欄或砍山欄，納西族叫開火山，僅從名字就可看出原始刀耕農業與山地結下了不解之緣。其次，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農業遺址，文化層堆積較厚，農業工具比較進步，都已脫離農業的最原始階段，在這以前應該有更原始的農業遺址存在。北方的裴李崗文化和磁山文化遺址，處于黃土高原與華北大平原交接地帶，很可能是處于山地農業向低地農業過渡的中間環節(在河南嵩山地區發現的被裴李崗文化層所疊壓的早期農業文化遺址，就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早期山地農業的線索)。山東的北辛文化遺址也處于泰山山脈的邊緣。在南方普遍發現的新時期時代洞穴遺址，一般已有陶器和石斧、石錛、蚌耜、骨鏟一類農具，很可能已從原始的山地農業或漸從山地農業向低地農業過渡。還有一些洞穴遺址，舊石器時代文化層與新石器時代文化層疊壓在一起，更可以作為原始農業發源于山地的證據。再從古代神話傳說看，據《左傳》、《禮記》等文獻記載，遠古時，有一位“烈山氏”(有人說他就是炎帝神農氏)，他的兒子叫“柱”，又叫“農”，被人供奉為最早的農神——后稷。最早的農神與“烈山”聯系起來，反映了最初的農業與山是密不可分的。又《國語》說：“稷勤于農業而山死。”這也應解釋為農業起源于山地。正因為如此，最早的農神才會殉職在他的工作崗位——山上，而為后人所懷念。這與上述傳說正好互相印證，都是我國原始農業起源于山地所遺留下來的歷史影子。

農業起源于山地的原因是，原始農業是從原始采集狩獵經濟中孕育出來的。開始人們只是沿用傳統的石斧、木棒和火獵的經驗，實行刀耕火種，而生產的關鍵在于林木。林木正是從事早期農業的人們生存所必須具備的自然條件。因此山地尤其是山腰和山麓就成為早期原始農業發展比較理想的地方。山腰地帶不像高山那樣寒冷多風，也不像沿江或河谷那樣炎熱潮濕，氣候宜人。這里茂密的森林為刀耕農業提供了必要的良好條件。這里又是野生植物種類繁多和各種動物繁衍出沒的地方，為野生動物、植物的馴化提供了豐富多樣的資源，又正好適應原始農業長期與采集狩獵并重的情況。從云南少數民族地區看，林木首先遭到砍伐和破壞得最厲害的是山腰或高地邊緣，這正是原始農業起源于山地的有力證據。而早期農業要首先開發河流兩岸低平地區是很困難的，一是這些地方不適宜林木生長，林木往往比較稀疏，缺乏刀耕農業最基本的條件。二是這里往往低洼積水，或者比較潮濕，從事刀耕農業的人們手中最有效的武器——火在這里顯得沒有用武之地，砍燒林木，去除草木宿根，驅逐蟲蛇猛獸，都比山坡困難些。三是這些地方的開發，一般又必須解決排水與防洪問題，進一步還要解決灌溉問題，沒有一定的經驗積累，沒有翻土工具的發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早期農業要首先開發河流兩岸低平地區是很困難的，低地農業一般須在原始農業有了一定發展，具備了一些必要條件以后才可能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