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都市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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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紳士的研究，有些方面已經比較深入。張仲禮的《中國紳士》對這個階層的構成和人數作了前驅先路的探討，王先明的《近代紳士》對這個階層的歷史作用作了透徹的分析。但是從城市化的角度去觀察紳士，展示這個階層如何從鄉村來到城市，從傳統走向近代，還未見有人做過。研究紳士群體的城市化，對于解決有關中國城市近代化的問題，認識中國近代社會轉型的必然性，有著重要的意義。

傳統的紳士是傳統社會的產物，傳統的社會是以小農業結合著家庭手工業為特征的，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所以傳統的紳士必然以鄉村為其活動舞臺。“士大夫居鄉者為紳”，也就是說，紳士是指那些有科第功名或官職并居住在鄉里又受到鄉里敬重的人士。標準的紳士應當具備的條件，除了功名和官職外，就是要在鄉里有一定的影響，能受到人們的敬重。要達到這一點，功名和官職是不可缺少的，但僅僅有功名和官職還不夠，還應在家世方面有榮耀的歷史，比如他的祖輩、父輩或他本人對地方有所貢獻，或者維持本地的風俗和秩序，或者推動本地的公益事業的建設。因此，紳士階層是與傳統的家族制度緊密相聯的。同時，紳士要有影響并受人敬重，還須有豐厚的財產，比如較多的土地和房屋。紳士與地主往往密不可分，雖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紳士，不過紳士大都是地主。這樣，紳士又與農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剝削制度相聯系。標準的紳士就是學而優則仕，仕畢則退居鄉里。這方面我們可以從李朝正的《清代四川進士征略》上看到許多例子：

王灝，南充縣人，康熙庚子(1720)年舉人，雍正甲辰(1724)年進士，歷任博羅、陽春、石城、東莞等縣知縣，后升直隸州知州，越年，離任歸里。在家鄉捐立義倉以賑濟災荒，又出資修建南池書院。王灝能夠捐立義倉、創立書院，必定是家產相當殷實，要么是祖上的遺產，要么是在外為官的積累，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

王清遠，定遠縣（今武勝縣）人，乾隆丁卯(1747)年舉人，戊辰(1748)年進士。授臨鄉縣知縣，又調城步縣知縣，未抵任以其父病逝歸里，服闕，補長樂縣知縣，調監利縣知縣，俸滿推升貴州正安州知州，未赴任，因以同僚被累而辭官。抵家后，不問政事，夜則閉門著述。封建時代推崇孝道，父母喪，官員要回籍守孝三年，這一制度使紳士即使在外為官，也還與家族、鄉土保持密切聯系。

龍載恬，宜賓縣人，嘉慶丙子(1846)年舉人，道光壬年(1822)年進士。性梗直，不徇私情，上官多不悅，久滯知縣不得升遷，終以其知縣休致。

王朝杰，壁山縣人，道光戊子(1828)年舉人，壬辰(1832)年進士，不求虛名，不討好上官，因之久滯知縣不得晉階，后請求解組歸籍。

韋杰生，南川縣人，道光甲午(1834)年舉人，丙申(1836)年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任職數年，不得遷升，以腳疾請歸養。[1](p17-31)

對紳士而言，家鄉是養育他的地方，即使在外為官，仍然有一種鄉土情緒，一旦在官場不順或受挫，便退隱鄉里。當然，青年、中年時在外“高官任做，烈馬任騎”，晚年“鞭敲金鐙響，人唱凱歌還”的紳士也大有人在?，F以清朝前期湖北一些著名紳士為例：張至學，沔陽人，乾隆二十七(1762)年任武定（今屬山東）知府，勤政愛民，政績卓著，后榮歸故里。李鈞，簡黃州（今黃岡）人，乾隆五十四(1789)年進士，先后任內閣學士、江西學政、吏部左侍郎、順天府尹，最后任光祿寺卿，算得上是朝中大員。到晚年辭官不做，回鄉逸享天年。袁銑，麻城人，嘉慶十六年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升監察御史，又升為禮科給事中，改革弊政，績效顯著。后辭官歸里。歸鄉后繼續發揮他的影響，主講書院，教課授徒，名學者出其門下者甚多。屠之申，孝感人，官至甘肅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升到清朝地方官員中最顯赫的職位——直隸總督，晚年回孝感原籍。[2](p205-206,208,212,213-214)費孝通總結說：“中國的官吏在做官時掩護他親親戚戚，做了一陣，他任務完成，就要告老還鄉了，所謂‘歸去來兮’那一套。退隱山林是中國人的理想。這時，上邊沒有了隨時可以殺他的主子，周圍是感激他的親戚街坊。他的財產有了安全……不事耕種而享受著農業的收益。這是‘衣錦還鄉’的景況，是中國專制政治之下的特權人物的享有?！盵3](p8)

除了上述的標準紳士外，還有其家族勢單力薄、本人貧寒式微的紳士。張仲禮把紳士分為上層和下層，認為“下層紳士不能直接取得官職，與此相比，上層紳士與仕宦緊密相連。上層紳士由那些學歷較深者以及有官職者組成”[4](p18)，是十分中肯的。但是還應補充一點，那就是，因為紳士都是居鄉的，所以紳士在鄉里的地位和影響應當成為劃分紳士上層和下層的一個因素。固然紳士的學歷和官職與他在鄉里的地位和影響成正比，但是學歷低的和沒有官職的紳士，如果家族勢力強大，本人財產豐厚，也往往享有較高的地位和較大影響，這類人是應該劃入紳士上層的，只有那些學歷較低、沒有官職且家境貧寒的紳士才真正屬于紳士的下層。這類紳士既不聞達于官府，又不躬耕壟畝，積年累月甚至終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誦經習字、著書立說?！短I州志》（蘄州，今湖北省蘄春縣）記載了這方面的例子：

有一諸生，所居住的只有“環堵之室，半畝之宮”，但是“手一卷書，老而不輟”，雖然他的著述不傳于后世，其學說不見效于當時，但“志行修法，不可廢也”[5](p1)。有一個叫秦京的拔貢生，“家貧無子，皓首窮經”，80歲時還赴省闈。[5](p3-4)范正，歲貢生，“多疾苦，讀書至嘔血，不輟”[5](p7)。李培滋，歲貢生，“為文古奧，尤工書法，年八十余，猶手不釋卷，日以吟詠自適”[5](p8)。陳燮鋒，舉人，“家故貧”，“于學雖嚴寒酷暑不輟，夜讀輒漏盡始就枕”[5](p24)。

我們說傳統的紳士與鄉里有緊密的聯系，但是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傳統紳士都是來自于鄉村而又隱歸鄉村，城市里也出秀才、舉人和進士。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因為在傳統社會里，城市的人口占城鄉總人口的比例很小，城市的經濟文化雖然比農村要發達些，但差別畢竟不懸殊，因此，城市里的紳士數在城鄉紳士總數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李朝正《清代四川進士征略》列舉了四川有清一代的進士774人，其中成都縣27人，巴縣21人，宜賓縣23人，萬縣9人。這4個地區雖然在清代稱縣，實際上有城市的規模；這4個城市的進士共80人，占全省進士人數的10.3%。還要看到這4個縣包括城區和鄉村，故80名進士中，仍有一部分是來自鄉村，真正出自城區的進士就更少，出自城區的進士與出自農村的進士的比例就因而更小些，可惜的是四川清代還沒有這方面的具體統計。如果把考察的范圍縮小一些，看看江蘇省江寧府的情況，則可得出二者的真正比例。

江寧府自嘉慶至道光六年進士舉人數

附圖{圖}

資料來源：《續纂江寧府志》卷十二，清光緒六年刻本，第1-15頁。

清代江寧府的行政區劃包括7縣1府治，7縣屬于農村，1府治屬于城區（即今天的南京市區）。兩相對照，城區的進士數僅占總數的8.6%，城區的舉人僅占總數8.9%。第二，即使那些真正出自城區的紳士，與出自農村的紳士在本質上也沒有什么不同。在傳統社會里，雖然城市較農村文化發達，但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這個問題上，與農村沒有什么兩樣。城區的紳士也許比農村的紳士在見識上要多一些，但是在出而為仕、退而為紳的人生歸宿上與農村紳士是一樣的。根據前面的計算，城市紳士僅占城鄉總數的10%左右，即使有學者根據其它有關資料計算出城市紳士的比例要高一些。（注：見費孝通：《鄉土重建》，民國叢書，第3編，14，第70頁。“最近潘光旦先生和我一同分析了九百十五個清朝貢生、舉人和進士的出身。從他們地域分布上說，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鄉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鄉之間的市鎮?！保膊荒芨淖兗澥侩A層與鄉土的親密關系。

紳士這種出自農村又回歸農村的狀況給傳統紳士階層賦予了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分散性。費孝通說：“中國人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實，也就是原來在鄉間的，并不因為被科舉選擇出來之后就脫離本土?！盵6](p70)紳士階層在封建社會的階級關系中處于剝削壓迫農民群眾（小農）的地位，但是其分散、孤立、彼此隔絕的狀況與農民群眾大同小異。“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并沒有發生多種多樣的關系”，他們也“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7](p693)他們利益、地位、經歷是具有同一性，但是這種同一性并不能使他們彼此間形成任何的共同關系，形成任何全國性的聯系，形成任何一種政治組織，所以他們就沒有形成一個階級。[7](p693)所以，章開沅先生在剖析中國近代社會的階級、集團的狀況時得出這樣的結論：“紳士作為一種社會群體，盡管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征，但卻從來未能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盵8](p187)紳士本來是社會精英，擁有知識和財富，處在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注：見周谷城：《中國社會之結構》，民國叢書，第1編，77，第233頁。“這個不平等的社會，顯然是由三部分人構成的：一曰高高在上，以政治為謀生之手段的統治階級；二曰居最下層，以勞力為謀生之手段的被壓迫的民眾；三曰調和于此兩者之間的智識分子?！保?，他們應該成為號召人民推動統治集團進行城市化近代化的群體，但是他們這種分散、孤立的狀況使他們根本無法承擔這個重大的歷史使命。在西方資本主義介入之前，中國城市化近代化為什么遲遲不能發生？（這方面不少學者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未能完滿地解決問題）依我看，傳統紳士群體的分散性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是地緣性和血緣性。紳士階層與鄉土有著不解之緣。除了應試和為官需要離開鄉土外，其他時間都是被固著在鄉土上的。很多紳士以隱居為榮，以寧靜為樂，東漢末年的諸葛亮在被劉備三顧茅廬之前，其志向就是“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在宋朝，隱居不只是一般的喜好，而是成了一種職業，有“隱于市、隱于野、隱于朝”的說法。[9](p507)到封建社會末期的清代，紳士與鄉土聯系的密切程度有增無減，其活動的范圍十分狹小，有的僅限于“環堵之室，半畝之宮”，有的“筑萬濤園，朝夕觴詠其中，足跡不履城市”[5](p1)，有的“筑園于河干修篁古木亭臺樓舫，遠絕塵俗，顏曰半畝”，所著詩文集稱為“半畝園集”[5](p4)，有的“以詩酒自娛，比鄰罕見其面”[5](p7)，他們與外界不能說沒有聯系，但聯系僅僅限于同宗、同族、同鄉、親戚和鄰里關系，（這方面農村中其他社會階層階級也是如此）這樣，所謂地緣性便與血緣性相伴隨。別人和自己的往來，別人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不是基于職業上的需要，而是基于其與自己血緣關系上的親疏遠近。“這種不忘本的觀念，卻因而奠定了同父者為親、同祖者為堂、同遠祖者為族、同姓者為宗的血緣觀念。同時又由于大家都在同一地區聚族而居，于是又形成了同鄉者為我群，異鄉者為他群的地緣觀念或鄉土觀念。既然有了血緣和地緣觀念，于是愛族、愛鄉士之心盛，一旦遭受其他群欺凌時，大伙兒就會起來協力對外?！盵10](p104)

在這里，傳統的紳士階層反對改革、抵制西學、趨向保守就有了答案。狹窄的活動范圍、深厚的血緣關系極大地限制了他們的視野，他們政治態度、文化心理歸根結底還是由他們所處的社會客觀環境和條件決定的。

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之后，前后只不過幾十年的時間，紳士階層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從反對改革轉到贊成、領導改革，從抵制西學到歡迎、接受西學，從趨向保守到要求進步，從近代化的阻力變為近代化的動力。這是什么原因？與前述同樣的道理，主觀上行為的根源還在于客觀條件，紳士階層政治上的變化還是由于他們所處的客觀環境和條件的變化所引起的，即由于他們不斷地從農村走到城市，不斷地城市化所引起的。

紳士城市化離不開人口城市化這個大環境。所謂人口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不斷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逐漸增加的過程。也就是說，人口城市化主要表現為人口的機械增長，而不是自然的繁衍。人口城市化最早先的原因，便是農村人口的急劇增長，耕地面積增長相對滯后或基本不增長，在傳統生產方式下所產出的財富不足以養活眾多的人口。這就是社會學和人口學所說的推力(put)。在湖北武昌縣，“土地蹐確，人民淳厚，火耕水耨，以稻田為業。（按：這里說的武昌縣當指郊區農村，不指武昌市區）縣境所隸水居其七、山二、田一耳。靈溪、馬蹟鄉多山，生齒繁，不足以供養?！盵11]離城市較近的農村地區是如此，在邊遠偏僻的地區人多地少的情況就更為突出，湖北建始縣，“邑境山多畝少，居民倍增，稻谷不足以給”[12]。湖南桂東縣，“出齒日繁，謀生者眾，深谷高陵，種植雜糧幾無隙地；地利盡，民力亦盡矣”[13]。湖南郴州，“今生齒日繁，謀生者眾，使野無曠土，人無游民，地利盡而民力亦困矣”[14]。西部地區人多地少的情況更為突出，光緒年間的四川省，“人稠地密，年勝一年，略見災荒，小民之蕩析離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數百萬人，老弱則轉于溝壑，強壯則流為盜賊”（注：《皇朝畜艾文編》卷六，都永龢：《聯民以弭亂議》。）。紳士是居住在人民中間依靠人民的生產生活的，人民的生計艱難，紳士的日子也不好過，“張楊園謂四海之窮，皆由于游民之眾，且未論其他，即為生員、軍伍、吏胥三種人，俱不可少者，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盵15](p1087)人口城市化的另一個原因，是隨著中外交通的發展，城市里的近代工業、近代商業建立和發展起來，新興的行業、職業、各種謀生手段吸引著農村居民紛紛涌入城市。這就是社會學和人口學所說的拉力(pull)。上海怡和絲廠雇傭剝蠶與揀蠶女工200人，繅絲的女工500人，刷絲的女工250人，清理廢絲的女工100人，此外還有賬房、技師以及小工共約500人。[15](p177)至1900年，上?？壗z廠、紡紗廠、造紙局、自來水公司共雇傭工人30000余人，武漢三市的工廠雇傭工人不下30000人，各種苦力據說有9至10萬人。[16](p1181-1182)這些新興行業的工人大部分都是來自農村的剩余勞動人口，如“滬上襪肆甚多，而制襪獨工，貧家女子多以縫襪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錢”[15](p1178)。湖北漢口等城市“街居婦女多事剪繡，鄉農之家勤于紡績，每入夜登機，旦即成匹”[17]。這樣使上海、漢口、天津等城市，“客籍多于土著”，“土著居民，凋零殆盡，其比閭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18]在這些被城市吸入的人口中，自然有一部分是屬于紳士階層。

紳士的城市化的原因除了與一般下層人民城市化有著同樣的原因外，還有兩個原因值得分析，一是紳士追求新的人生價值，一是紳士對于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

如前所述，隨著封建社會的衰落，作為封建制度產物的紳士階層也逐漸走向沒落，龔書鐸先生的研究表明，在鴉片戰爭之前，清王朝已經是“將萎之華，慘于槁木”，士大夫集團“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章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19](p65)。面對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封建主義文化敗下陣來，中國的傳統紳士階層敗下陣來。士大夫們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價值。他們為了更新知識，尋找出路，便跨出閉塞落后的農村，來到開放先進的城市。以清末上海書畫人士而言，其中大部分都來自江蘇、浙江、江西、安徽和其他省分的農村和中小城鎮。在近代以前，書畫詩人分布各地，“大江南北，書畫士無量數。其居鄉而高隱者，不可知”，近代以來，書畫詩人逐漸群集上海，“其橐筆而游，聞風而趨者，必于上海”，“四方賓彥，挾藝來游，更多者不可勝紀”。道光己亥年，紳士蔣寶齡從虞山到上海消暑，邀集各地紳士于小蓬萊，每日作畫賦詩，這是上海書畫會之嚆矢。其后吳冠云等在上海成立“萍花社書畫會”，“江浙名流，一時并集”。到同、光之際，豫園之“得月樓”、“飛丹閣”，成為各地寓滬紳士游憩的處所。著名的紳士有：馮桂芬，道光二十七年進士，在上海被聘請主持敬業書院，后在廣方言館總司厥事。龔橙，仁和人，龔自珍之子，“海內大才，藏書極富”。俞樾，德清人，道光三十年進士，康有為的老師，主講詁經精舍，“學問文章為東南一柱”。胡公壽，華亭人，工畫山水、蘭竹、花卉，“江浙名士無不傾服，謂三百年來無此作也”。翁同龢，常熟人，咸豐元年進士（狀元），“學問經濟為海內宗仰”，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太子少保，是光緒皇帝的老師。袁昶，桐廬人，光緒二年進士，歷官太常寺卿，庚子事變時，與許景澄、徐用儀同時被難。嚴信厚，慈溪人，早年為李鴻章幕僚，后來創興商務，一度為上海商務總會總理。吳大濺{圖}，吳縣人，同治七年進士，歷官廣東、湖南巡撫。甲午中日之役，奉命督師出關，無功獲譴，同治初曾寓居上海，入萍花社書畫會，解職后被聘為龍門書院院長。稍晚些還有袁樹勛、陸潤庠、梁鼎芬等。寓滬的紳士以江、浙、皖等籍為多，但不限于江南。南至福建、廣東，西至湖北、四川、云南，北至河南，都有紳士寓居上海?！逗Ｉ夏帧肪砣对①t》共收錄由各地寓居上海的紳士312人，其中宋、元、明三代總共才7人，其余均屬清代，清代人物中絕大部分又是鴉片戰爭以后流寓上海的。[20](p55-90)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進入近代以后紳士城市化的進程。

應當指出的是，紳士從農村到城市不完全是或不都是出于對新的人生價值的自覺追求。部分紳士是因為社會動蕩和戰亂而到城市尋找避難所的。19世紀50、60年代，太平天國革命風暴席卷長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蘇、浙江等省的地主紳士為了躲避農民革命的打擊，紛紛攜財產和資金進入上海。這個過程不僅促進了上海的繁榮，而且也造成了紳士的城市化。

在科舉制度廢除后，紳士城市化的進程明顯地加快了，紳士與城市的聯系更加密切，與農村的聯系則更加松散。19世紀末20世紀初教育改革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教育機構集中于城市，紳士要接受再教育，青年要學習新知識，只有前往城市。而城市這時由于工商業的發展和西方文明的傳入與農村的差別越來越大，如果說從前由于都是建立在農業和手工業基礎之上，城市和鄉村只有程度的差別，那么這時由于實行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和鄉村則具有性質上的不同。紳士和青年學生在多年的受教育的過程中，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又由于城市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文化享受比較優越，富于誘惑，他們在完成學業之后，不愿離開城市而返回到農村那種簡陋單調的生活環境。更為重要的是，從前紳士的教學內容——詩書、五經、八股、試帖，全國都是一個模式，并沒有什么城鄉的區別。但在教育制度改革后，紳士和青年學生在學校里學習的大部分都是適應現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知識和技術，這些知識和技術在仍然停留在傳統生產方式和耕作方式的鄉村是派不上用場的。這種教育上的取向符合社會發展趨勢，但在鄉村和農民那里極不受歡迎。1927年，回憶他在一所新式學堂讀書的經歷和感受：

“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里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21](p39-40)

農民和城市化近代化的紳士的隔閡和矛盾是社會造成的，農民們從自己的實際生活和生產出發，厭惡、抵拒那些“洋”紳士，情有可原。紳士們從自己所處的近代化城市化的角度出發，看不慣農民們的保守和落后，不愿回到無用武之地的鄉村，而愿繼續留在城市里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民國學者吳景超所說的：

都市所以能吸引大人物的緣故，便是因為都市中百業發達，大人物有用武之地。一個只有幾千人的鄉村，養不起一個聞名全國的醫生。即便這位醫生，是生在鄉下的，他壯年的事業，一定在都市的大醫院里。鄉村養不起好醫生，也養不起大教授。學者是不肯在小學中與孩童周旋的，他希望到都市的大學中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但醫生如此，教員如此，別種職業的人，也是如此，所以都市便成為人才的集中區域。以前的皇帝，要搜羅人才時，眼光要注在隱士身上?，F在時勢變易，人材不集于山林，而集于都市。假如一個人材，離開都市，不與外界往來，不久便會變成時代的落伍者，不成其為人材了。（著重號為引者所加）[22](p41)。

紳士滯留于都市的狀況不利于知識精英與社會大眾的聯系，不利于農村的社會發展，但是應當承認，這對集中中國有限人才資源以發揮更大的效用，以及對城市社會的整合有積極意義。

關于紳士階層對國家和民族的憂患意識，且不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近代以前的名言，看看近代仁人志士（其中有很多人屬于紳士階層）為獲得救國救民的真理而東奔西走、上下求索就夠了。鴉片戰爭時期，由于中國遭受到從未有過的侵略和蹂躪，從傳統紳士階層中分化出一批以關懷“時務”和“夷務”為己任的經世致用派。他們不再醉心于八股制藝、考據詞章，而是悉心稽察歷代的治亂得失，深究天下之利病。陶澍、林則徐、賀長齡等勇于做事的地方督撫監司，大抵都精通業務，關心國計民生、注重水利、漕運、鹽務等大政。而一些退而不仕的士大夫如龔自珍、魏源、包世臣、姚瑩等，都是熟于朝章國故，以經世自任的。他們要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便不能呆在鄉村和固守在書齋里，而要到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社會矛盾比較復雜的城市作一番探究考察，于是在紳士中興起了一股游歷、交友的風尚，張際亮、姚瑩、張維屏、朱琦等或者“一生足跡半天下，道途遍歷知民隱”，或者“覽城廓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世”，或者“足跡遍天下，游處率當世豪杰”。（注：關于鴉片戰爭時期紳士交游的情況和分析見龔書鐸：《清嘉道年間的士習和經世派》、《姚瑩交游述略》、《中國近代文化探索》。）

到60、70年代，以早期改良思想家為代表的部分紳士更是以救民救業為己任，鄭觀應說：“人生難得，歲月易遷，瞬息百年，電光石火，與其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貽臨去無窮之悔，何如努力從公，一心向善，積現前莫大之功?！盵23](p4)在這種“積現前莫大之功”的強烈使命感的驅使下，早期改良思想家們要求紳士效法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思想家及王公貴族注重游歷、善于探尋的精神和辦法，倡導為了研究中國和世界而游歷國內各大都市和西方各國。鄭觀應說：

降至今日，泰西各國尤重游歷，尊如世子王孫，貴如世爵將相，莫不以游歷各國為要圖。雖道路崎嶇，風波險惡，經年累歲，皆所不辭。經過之處，觀其朝章得失，詢其俗尚美惡，察其物產多寡，究其貿易盛衰，訪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備強弱。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險夷，出入之難易，路徑之遠近，江河?？谥疁\深，無不繪成地圖載入日記，刊諸日報，紙貴一時。無事則彼此傳聞，以資談助，一旦有事，則舉國之人胸有成竹，不難駕輕就熟，乘勝長驅。道里山關，畫沙聚米。人第見其今日奪若干城，明日辟若干地，以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習，謀皆豫定，無一不從游歷得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3](p381-382)

鄭觀應把西方國家強大先進的原因歸結為重視游歷（“無一不從游歷得來”）是不科學的，但是以此而告誡中國紳士，要跨出家門，了解社會，跨出國門，了解世界，是有積極意義的。他認為中國紳士只要走出閉塞的鄉村，實現向城市人士的轉化，中國近代化的人才匱乏問題就會隨之解決，“十年以后，中國內外文、武人才皆當輩出，決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晉用，雇募洋師，歲擲百萬金錢，且為遠人所竊笑也哉！”[23](383)

鄭觀應身體力行，實踐他關于游歷的思想。他本來是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但他以上海、漢口等大都市作為自己活動舞臺，早年充當上海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買辦，并捐得道員銜（這是他紳士身份的標志）。后歷任上海機器織布局幫辦、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會辦，漢陽鐵廠總辦和商辦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等職，創辦和投資了不少貿易、金融、航運、工礦等企業。中法戰爭時期，為了聯絡東南亞各國共同抗法，他曾游歷、訪問西貢、暹羅、金邊、新州、廣州、會安、河內等東南亞各城市，“欲窮中越交界沿海形勢，備悉夷情要領”。[23](p941)

另一位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韜出生在江蘇省甫里鎮，曾在家鄉考取秀才，后來到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從事教育、新聞等工作。而他的教育、新聞業務又以啟迪民智、傳播西學、反對侵略為宗旨。大城市里那種完全不同于農村的人文景觀深深地吸引了他：“一入黃歇浦中，氣象頓異。從舟中遙望之，煙水蒼茫，帆檣歷亂，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崢嶸，縹緲云外?！盵24](p9809-9810)

為了救國而走向城市的取向在戊戌維新時的紳士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維新時代的一項重要成果就是紳士的城市化，“他們趨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們自己的家鄉或祖籍有聯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們的許多同事都是廣東人，但是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長沙等地”[25](p390)。他們在北京上書，在上海、天津辦報，在廣州、長沙交游。如在廣州，“每月夜，吾儕則從游焉……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學海堂、菊坡精舍、紅棉草堂、錦海樓一帶，其無萬木草堂師弟蹤跡者蓋寡”。[26](p26)紳士的城市化，為他們交游提供了機會，這有利于他們相互了解和相互學習，真正形成一個有共同立場和志向的群體。梁啟超回憶說：“啟超屢游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猛瓮醴蛑畬W，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梁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盵27](p61)康有為是維新運動的領袖，但他的維新理論也是與其他紳士交游、受其他紳士的啟發而形成的。他對于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理論的了解得力于嚴復翻譯的西方著作，他的《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在四川經學大師廖平“古文為周公所創、今文為孔子所創”學說的基礎上形成的。[28](p197)

辛亥革命志士中有很多人原是生長在鄉村甚至是非常偏僻的鄉村的士紳。他們受深重的民族危機的刺激，紛紛走出家門，走出國門。

以四川為例。石青陽，“清末應童子試為秀才，入重慶府中學?！?，“丙午，謁香山孫公于東京，遂入同盟會?！盵29]張知竟“隸附生籍，光緒二十八年，留學日本，后加入同盟會”[30]。曾省齋“幼習帖括業，應試中秀才；痛滿清政府歧視漢人，喪權辱國，不屑供驅使，棄去，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以光復漢族為職志”[31]。

與此同時，清朝政府派遣員紳出國游歷與留學。1903年，張之洞在奏折中說到：“已入仕途之人，類多讀書明理，循分守法，內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屬，外而候補道府，以下等官，無論滿漢，擇其素行端謹志趣遠大者，使之出洋游歷，分門考察，遇事諮詢，師人之長，補己之短，用以開廣見聞，增長學識，則實有益無弊。其能親入外國學堂留學者尤善。”清政府派遣員紳游歷游學的目的，一是培養既能適應新的社會形勢又能服務于封建統治的人才，“職官出洋游歷游學者眾”，“將來回國后任使之才日多”；二是監視和左右自費留學的進步青年，使之不受民主思潮的影響，不加入進步和革命團體，“在洋時與本國游學生漸相稔習，灼知其品誼才識，何人為學行兼修之士，何人為乖張不逞之徒，異時以類相求，黑白確有明證，且力持正論之人日多，則邪說?詞勢自孤而不敵，學生囂張之氣，亦必可默為轉移?！盵32](122-123)1907年，清政府學部批準進士館選送紳員萬寶成、何璚章、唐宗愈、吉祥、蔣棻、沈家彝、梁載熊、鄭思曾8人到日本入法政速成科學習。戶部選送主事王炳宸、劉遠駒、張貽3人，翰林院選送修撰駱成驤、編修江志伊、趙士琛、徐兆瑋、袁勵準、謝遠涵、張啟藩、黃彥鴻、陳培錕、檢討劉嘉琛等10人到日本入速成科合班學習。[33](p61-62)清朝政府派遣留學的紳士和官員中，部分人頑固地保持傳統思想，堅持封建主義立場，為維護清王朝反動統治盡心盡力。也有部分人經過歐風美雨的沐浴，思想和立場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還成為主張變革社會政治、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志士。湖南寧鄉士紳陳家鼎（字漢元），“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未幾，復考入湖北武普通學堂，旋以官費東渡日本留學，遍交志士。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先總理孫公在東京改組興中會為中國同盟會，漢元首先加入，以文字宣傳排滿，乃與章炳麟、胡漢民等創設《民報》，下筆萬言，發人深省”[34](p59)。湖南邵陽人蔡鍔，“年十四，補諸生。十七而負笈時務學堂，梁啟超主講席，遂奉手焉。……鍔稍長，亦東渡入日本士官學校。鄉人之中，獨與度（注：指楊度）契。休假日，必飯于度，放言高論”[34](p230)。山西芮城縣人景耀月，“年十八，入縣學。后二年，舉于鄉。受書于閻敬銘先生，極蒙識許，譽為大器天成。是時清廷迫于民意，預備立憲，詔各省遴選優異，外遣游學，被派赴日，肄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校，攻法政。結識國父及胡衍鴻、宋遁初諸公，參加同盟會，戮力革命。”[34](p70)云南思茅人呂志伊，“十五入灃，肄業普洱宏書院、省會經正書院，為高材生……弱冠，中式庚子，辛丑并科舉人。甲辰，被派赴日本留學，肄業弘文學院速成師范班，及是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己巳秋，孫總理至日京，留學生開歡迎會于富士見軒，先考（按：傳主系作者的父親）聆聽總理演講革命大義，遂決心革命，矢志不移”[34](p506)。

清末赴日留學的人員情況頗為復雜。從費用供給看，分自費留學生和官費留學生，從身份來源看，分畢業于國內新式學堂的知識青年和已獲取傳統功名的士紳（注：以前的有關辛亥革命史著作將革命的發動者概括為“新式知識分子群”，但未作分類的研究，忽略了士紳階層的轉化及其在新式知識分子群中的地位。以前的有關中國留學史的著作也沒有專門分析士紳出國留學以及實現自身轉變的歷史過程。）。無論是自費的，還是官費的，無論是新式知識青年，還是傳統的士紳，他們出國留學都是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城市化過程和從傳統到近代的近代化過程?！皩W子互相約集，一聲‘向右轉’，齊步辭別國內學堂，買舟東去，不遠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來?！盵35](p37)跨出國門，留學外國，使中國紳士和青年眼界大開，感慨良多。蔡鍔在《致湖南士紳諸公書》中首先稱贊日本的現代城市文明，“道路修夷，市廛雅法，郵旅妥便，法制改良，電訊、鐵軌縱橫通國，警察嚴密，游盜絕蹤，學校公社，公道商情，農工實業，軍備重要，日懋月上，不可軌量”，反映貧窮落后的中國，“以我四百余州之土地，五百兆眾之人民，勢利社會，國體精神，一切授人以包辦，任人以奴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正是這次跨出國門的機會才使他們猛醒，“若使某等鎮日守鄉里，抱妻子，黜聰墮明，深閉固拒，一無聞睹于外務，則等此黃胄之腦質，亦寧有望今日一得之解乎？”[36](p36)

為什么救國救民就要離開農村來到城市，甚至跨出國門，留學外國？一是因為“帝國主義的威脅多半出現于城市中心，所以人們必須在那里對付它”[37](p80)；二是城市和外國有“救國救民的真理”，要救國，就要維新（后來是革命），要維新（及革命），就要學外國，要學外國，就要到城市（那里有外國的租界和文化）里活動和到日本、歐美各國求學。那句“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孫中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名言，正是對中國紳士城市化歷史過程的高度概括。這兩個因素還集中體現了中國紳士對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及其辯證關系的領悟，到城市去反抗侵略者，這是民族主義，到城市和外國去學習侵略者，這是世界主義。民族主義應當發展到世界主義。羅志田認為，我們若細看許多關于中國近代各“事件”的研究，便會發現：一開始時民族主義通常被認為是這些事件的動力，而到結尾時民族主義又多因這些事件而進一步上升到世界主義。[38]王韜對西方列強紛紛入侵中國的局勢持樂觀態度，他說：“今者強鄰悍敵，日從而環伺我，非我國之禍，正我國之福。我與此正可勵精壹志，以自振興……恥不若西國尚有可為也。”[39](p13-14)蔡鍔認為西方各國的入侵從另一種意義上說也是好事，因為它能夠激起國民的憂患意識和競爭意識。他說：“中國近二千年來，其所謂敵國外患，不過區區野蠻種族，沓然侵入。未幾皆為天演力所敗蝕，以致日就消亡?！毷侵?，而國民之憂患心與競爭心，遂益不振矣?！运挂酝?，其或感歐風美雨之震蕩，知生存之維艱，乃發畏懼心、捍衛心、團結心，與一切勇猛精進心，則中國之前途，庶有望乎。”[36](p27)說民族主義發展到世界主義，并不是說到了世界主義就不要民族主義了。恰恰相反，世界主義的最終歸宿仍是自己的民族和國家。辛亥革命時期的刊物《江蘇》上有一篇文章闡明了這個道理：“歐洲之史，進步之史也，非唯歐人愛之，吾亦愛之。然而，吾愛之而不能發達之使如歐人之自愛者何也？則以吾國歷史、土地之不同使然也。祖宗之血質、社會之習慣、個人之感情，即使我以不能愛吾國而兼受其他，則吾之愛吾國也不得不專。而見他之國，雖其機械發明，文藝日新，吾亦唯崇拜之，尊貴之而已，又豈可目許其文明，遂心醉西風乎哉。”[40](p840)羨慕、稱贊甚至崇拜他國的文明，但不失掉自己的民族本性和立場，這便是中國城市化了的紳士群體的世界主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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