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發展國家生態環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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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發展國家相較于發達國家，工業化啟動較晚，發展也相對落后。先發展國家往往憑借其在經濟、政治上的先發優勢，對后發展國家在諸多方面施加控制和影響，限制后發展國家發展。從生態層面上看，后發展國家面臨著嚴酷的生態環境現實。對此，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從社會制度之維對后發展國家的生態困境予以深刻的反思，揭示了“生態帝國主義”、“不平衡的聯合發展”背后的社會制度根源與資本邏輯。基于此，后發展國家需追求“環境正義”，抵抗“碳政治”的綠色壁壘;落實“科學發展”，協調好各方生態利益關系;共謀“生態治理”，同擔“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通過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對抗發達國家的等級優勢和排斥性霸權，爭取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規則和秩序來處置當前人類面臨的環境困境與發展的挑戰。

［關鍵詞］后發展國家;生態環境困境;生態學

馬克思主義相較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啟動較晚，因此也被廣泛稱作是后發展國家。后發展國家往往以先發展國家為范本，通過先發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了解現代化本身，大量引進先發展國家的技術、資金、管理體制和組織結構等，以達到發展經濟、完善政治體制和管理制度的目的。后發展國家的發展通常相對落后，這是由經濟、政治、文化以及國際環境等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先發展國家往往憑借其在經濟、政治上的先發優勢，對后發展國家在諸多方面施加控制和影響，限制后發展國家發展，使南北差距持續擴大。從生態層面上看，先發展國家對后發展國家進行“資源掠奪”和“污染輸出”的雙向剝奪，使大量財富和資源以非正義和不平等的方式從后發展國家流向先發展國家而成為其資本積累的一部分，這不僅造成了兩者矛盾的進一步加深、發展差距的進一步加大，同時也造成了后發展國家及全球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

一、后發展國家面臨的生態環境現實

據2019年3月聯合國的《全球環境展望》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地球生態環境已受到極其嚴重的破壞，如果不采取緊急的環境保護措施，地球的生態系統以及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事業將遭受重大挫折。到本世紀中葉，亞洲、中東和非洲將有數百萬人因遭受污染而減壽。在地球生態普遍惡化的今天，廣泛分布于上述地區的后發展國家的國民，對于環境問題的惡劣后果首當其沖、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難以承受高昂的環境治理成本、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又受到發達國家“碳政治”的裹挾。在這種背景下，生態環境問題將成為制約后發展國家進一步發展的桎梏。后發展國家對于世界環境問題的惡劣后果首當其沖。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于2010年9月公布了2001年至2006年全球PM2．5平均值的地圖，圖中顯示PM2．5濃度較高的地區主要分布于經濟發展水平較為一般的中低等收入國家，尤其是北非以及中國的華北、華東和華中等地區。發達國家憑借經濟上的優勢，“巧取”后發展國家的自然資源，獨占環境收益并進行污染輸出。有資料顯示，自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陸續將國內60%以上的高污染產業轉移到東南亞以及拉美等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美國也將40%以上的高污染、高消耗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與日俱增的工業垃圾和有害廢棄物給這些國家的生態環境、生存質量帶來了重大威脅。此外，還有重大的環境災難。1984年12月3日凌晨，美國投資于印度博帕爾市的一所農藥廠發生氰化物泄漏，引發了嚴重的工業化學事故，造成近60萬人死亡和20多萬人永久殘廢的人間慘劇。幾年后，尼日利亞有消息稱，意大利一家公司分5條船將大約3800噸的有害廢物運進了本德爾州的科科港，并以每月100美金的租金堆放在附近一家農民的土地上，這些有害廢物散發出惡臭，并滲出臟水，經檢驗，發現其中含有一種致癌性極高的化學物———聚氯丁烯苯基。美國也曾以“處理費”之名與幾內亞政府簽訂協議，幾內亞五年內接受來自美國的150噸有毒廢物，可換取來自于美國六億元美金的資金支持。由此可見，發達國家的“發達”是以犧牲后發展國家的環境資源為代價的，正如英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戴維•佩珀所隱喻的那樣，發達資本主義的這個“優雅的超出尋常的飯店的精美外觀，只有通過一系列日益骯臟和令人惡心的后房和廚房才能成為可能。”［1］(P111)后發展國家面臨著高昂且難以承受的環境成本壓力。據資料顯示，在2003年———2011年間，后發展國家的環境成本為20．79%～23．02%，而發達國家的環境成本為3．99%～4．22%，不難發現，兩者的差距是巨大的，而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后發展國家技術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內部原因。后發展國家的工業生產技術相對落后、能源利用率低，同樣的工業生產總值往往耗費更多的資源和產生更多的污染;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環境成本轉移”的外部原因。發達國家利用后發展國家對環境紅利的依賴，以“自由貿易”的方式將資源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后發展國家，或者將污染物留在后發展國家，借此實現了自身環境成本的轉移，卻使后發展國家乃至全球的生態環境每況愈下。此外，發達國家在早期先發展過程中廣為使用的種植園制度以商業化的單一種植模式造成了生物基因的流失和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為了彌補這種不足也為了滿足其充裕的物質享受，發達國家還利用手中的金錢和技術大量從后發展國家進口珍稀野生生物、掠奪稀有的生態基因，為后發展國家的生態修復和生態發展埋下了隱患。就這樣，后發展國家因專注于環境紅利而發展資源密集型產業，發達國家出于環境保護、資源節省等目的將污染密集型產業轉移到后發展國家，大量的初級產品由后發展國家流向發達國家。后發展國家雖然獲得了較高的經濟增長，但環境惡化的趨勢進一步加深，環境成本也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后發展國家在“碳政治”的裹挾下求發展。資本在全球化運動中將國際間政治經濟的不正義拓展到生態交往關系層面，對后發展國家進行生態掠奪與污染轉移，在后發展國家欠下了巨額的生態債務，這完全違背了國與國之間相互尊重、人與人之間相互平等的基本正義原則，致使全球環境正義問題凸顯。為了逃避責任，發達國家還將矛頭指向后發展國家，竭力推卸其所應該承擔的環境責任，并用一種“碳政治”的方式，試圖在更深層次上裹挾后發展國家的發展。發達國家力求成為新規則的制定者和主導者，它以保護全球生態環境為名，大力推進低碳革命，鼓吹“低碳”、限制“高碳”，并企圖建構起生態主義的話語實踐。在這種話語體系下，已經歷高度工業化發展的發達國家搖身一變成為“低碳國家”和“綠色發展”的積極推動者，極力推廣“低碳”技術和手段。后發展國家卻不得不背負“高碳國家”的惡名和指責，對于“高碳經濟”及與之相關的一切事務，發達國家都運用其所主導的話語體系予以限制和打擊。仔細思索，不難發現，“碳政治”實則是以保護全球生態環境之名，在發達國家和后發展國家中展開的利益博弈。無論是發達國家所倡導的“約束性”減排的率先行動，還是向后發展國家許諾的資金和技術轉讓，都有其特定的政治前提和預期———將廣大后發展國家置于由歐美國家所主導的經濟體制框架，而資金和技術(盡管是在綠色或低碳的名義下)也無非是充當維持或強化其經濟政治相對優勢的基本手段而已。這從根本上說是由資本所控制的不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所引發的，資本無法克服生態災難，就借助于資本的力量將其轉嫁到后發展國家。

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后發展國家生態環境困境的反思

與西方“深綠”、“淺綠”等思潮拋開社會制度而單純從價值觀層面探尋生態危機的本質和根源有所不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不正義及其反生態本性展開了批判，探究生態危機的本質和根源，同時也對全球化背景下后發展國家的環境厄運予以深刻揭示和反思。后發展國家遭遇“生態帝國主義”的厄運。“生態帝國主義”這一概念雖非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首創，但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事實予以確認和分析。阿格爾指出，資本主義對后發展國家輸出自然污染產業的做法本身就是對殖民統治思想的延續。佩珀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借用市場手段利用國際貿易中的不平等規則對后發展國家的生態環境加以損害，在這方面后發展國家有著天然的劣勢。在眾多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中，福斯特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尤為深刻。他認為，生態帝國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生態學范疇，而是與經濟、政治、文化密切相關的政治經濟現象，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個密不可分的概念。從廣泛的意義上說，帝國主義擴張與資本主義尋求利潤一樣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一部分。“資本不管不顧，只一味進行指數式的擴張，強行實施毀掉地球的策略，全球生態危機的日益加劇正是這種快速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不可控制的破壞性結果。”［2］(P204)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解決生態危機的努力之所以一次次失敗，其原因在于資本邏輯宰制下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存在。福斯特進一步指出，資本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依據各國發展程度的不同將世界區分為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或半外圍國家，處于中心地位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剝削外圍或半外圍的欠發達國家，掠奪資源是其最常規的手段。而出于經濟上的原因，后發展國家又無法擺脫這種控制而必然屈服并依附于處于中心位置的發達國家。在此基礎上，福斯特對生態帝國主義的具體行徑進行了揭示:“第一，掠奪外圍國家的資源，并改變各國所依賴的整個生態系統;第二，攫取和轉移與資源相關聯的大量人口和勞動力的流動。第三，通過制造和利用欠發達社會的生態脆弱來強化帝國主義的控制;第四，向外圍國家傾倒垃圾，實現污染轉移;第五，最終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環境關系的‘新陳代謝斷裂’，限制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2］(P204)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不會終止自身的擴張，在更加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會通過戰爭來掌控更多的自然生態資源。為什么美國的視線沒有離開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如果能夠聯想到它們已探明的石油資源分別占世界的第一位和第二位，那么美國對它們所做的一切似乎就不難理解了。如果阿富汗不是世界上石油和天然氣儲備最豐富的地區之一，恐怕美國也不會那么“鐘情”于它了。正如布什政府所宣揚的那樣“原油與世界霸主地位才是美國政治、經濟、外交的核心出發點。”［3］(P122)后發展國家深陷于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的聯合發展”。奧康納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地緣發展的不平衡態勢進行了闡釋，解析了資本主義的“不平衡聯合發展”。他從兩個層面闡釋了這種“不平衡”:其一，在資本主義國家壟斷式經濟發展模式下，后發展國家對生產原料的占有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存在不平衡。其二，在“西方中心主義”所引導的生態殖民主義行為模式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后發展國家資源的掠奪與占有加劇了兩者發展的不平衡。在奧康納看來，貿易的全球化發展將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被動地聯系起來成為一個整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經濟、科技發展優勢用更加低廉的成本去掠奪后發展國家的資源和勞動力，這大大加速了發達國家資本積累的規模和速度，也進一步刺激了其對后發展國家進行掠奪的動力和欲望。“資本主義的勞動分工同維護自然界正常運作的外在條件存在著矛盾。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有了當今世界絕大多數的經濟、科技和人口資源，對于自然環境的本真運作造成嚴重負擔，同時，由于生態殖民主義行為，對于后發展國家在物質生產資料、勞動者等方面的剝削，使得后發展國家的生態資源同樣受到破壞，這種情況的延續必然會壓縮自然環境可恢復和改善的空間。”［3］(P190)在“不平衡”的基礎上，奧康納進一步提出了“聯合發展”的概念，并指出它往往借助兩種方式得以完成:“一種是后發展國家的城市化進程和后發展國家勞動人口向發達國家的轉移;另一種是資本以及相應技術使用向后發展國家的輸出。”［3］(P190)這種聯合發展的后果是:其一，當后發展國家人口因城市化而大量集中于城市或轉移至發達國家時，人口大量集中地區的競爭加劇，可支配收入相應減少，工作環境標準和福利標準隨之降低等問題相應出現。而對于人口流失地區而言，生態環境的保護和維護將難以為繼，從而導致生態危機的產生和加劇;其二，發達國家在將資本和技術向后發展國家投入時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選擇的，他們選擇的往往都是會對環境產生嚴重污染的產業，這同樣會導致當地生態環境問題的加劇。也就是說，這種“不平衡的聯合發展”一定會導致自然生態環境破壞的加劇。因此，對于后發展國家來說，這種難以抵抗的“不平衡聯合發展”將為后發展國家帶來巨大的生態壓力。綜上，不難發現，生態帝國主義具有帝國主義的所有特質，處于中心地位的資本主義世界無所不用其極地對外圍國家進行殖民化的帝國主義統治，資本主義框架下的“不平衡的聯合發展”也加劇了后發展國家乃至全球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在它們的共同作用下，自然生態被推向了毀滅的境地。后發展國家需清醒地認識到，當階級的對立和國家間的沖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而被沖淡的時候，資本已從生態的角度再現其剝削的本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除了像傳統帝國主義利用超強軍事力量和強大經濟實力對外圍國家進行壓制以外，還借助于政策議題設定、理論話語闡釋、技術信息供給等方式加以輔助，確立并維護其先驅性或領導性的角色，這背后隱藏著強大的資本力量。在資本眼中，一切生態資源只是可以帶來利潤的工具而已，資本主義制度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源，只要全球經濟處在由資本主義制度所主導的發展體系之中，這種趨勢就不會得到根本上的逆轉。

三、后發展國家生態環境困境的應對策略

如前所述，生態危機雖然在形式上表現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危機，但其根源卻在于資本以及資本所支配的全球權力關系下人與人之間生態利益矛盾的沖突。在這種框架下，后發展國家既承受著發達國家的生態掠奪，又迫于生存和發展的壓力而破壞性地使用自然資源，使生態危機的趨勢不斷地被擴大和強化。面對如此種種，改變后發展國家的生態環境困境，從根本上來說，還得從變革不平等的生態利益關系入手，超越和突破西方發達國家“氣候政治”所展現的“生態帝國主義”邏輯，以追求“環境正義”為價值追求、以“科學發展”為現實基點、與各國人民一起共謀“生態治理”，承擔起可持續發展以及環境治理的應有責任。追求“環境正義”，抵抗“碳政治”的綠色壁壘。“環境正義”關系到作為環境主體的人如何公平正義地分配現有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以及共同負擔生態成本和生態責任。在這方面，不同民族、地區都應享有公正平等的機會。目前，雖然發達國家和后發展國家同處于全球性“碳政治”平臺，但兩者卻并不可能享有同等的發言權、政策議定權和制度供給權。從根本上說，“碳政治”所導向的是一種更有利于發達國家而不是廣大后發展國家的經濟制度構架與經濟技術模式。在追求“環境正義”的向度下，抵抗“碳政治”的綠色壁壘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樹立超越“生態帝國主義”邏輯的“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馬克思恩格斯以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就揚棄資本邏輯、化解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并指出其根本的解決辦法在于通過制度變革，實現自然資源的合理分配。雖然，實現社會制度的徹底變革在現今世界的經濟體制框架內還為時尚早，但是對于“環境正義”的追求理應成為后發展國家生態文明理論的價值追求和后發展國家開展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向度。其次，實現后發展國家利益的聯合和力量的聯合，開展構建“環境正義”的政治實踐。后發展國家聯合起來，著手創設全球性的資本及其邏輯的限制性框架與運行機制，因勢利導地利用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形成的話語，加強話語的構建能力。以民族和國家利益為基礎，堅決捍衛民族國家的發展權和環境權。再次，在國際與國內兩個層面推進“環境正義”，追求生態可持續發展與社會公正相統一，努力推進社會關系在各領域的公平正義，推進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公正和國內民主管理的變革，為建立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努力。［4］落實“科學發展”，協調好各方生態利益關系。在當今背景下，任何國家都不能孤立于全球化運動之外而追求現代化發展，后發展國家的生態文明理論應作為一種發展觀而出現并推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從本真意義上來講并不是彼此矛盾的零和博弈，西方國家生態文明之所以流于空談，其原因在于沒能在制度層面對人類的共同利益予以確認，更無法真正落實于人類實踐之中。既然生態危機根源于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沖突，那么對生態危機解決途徑的探討就不能局限于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解決，而需著眼于人與人之間利益關系的協調。后發展國家應著眼于處理好三方面的利益關系:一是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利益關系。后發展國家需深刻認識資本主義溫情面紗背后的生態帝國主義實質，抵御發達國家利用環境問題推行霸權主義和環境殖民主義，在保障生態安全的前提下實現經濟發展，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全球環境正義。二是民族國家內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后發展國家要審慎對待西方國家所主張的“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等具有經濟決定論傾向的思想，要保持必要的生態意識，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切不可因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而付出沉重的生態代價。在經濟增長與生態資源保護上尋求良方的同時，也要兼顧后發展國家內部的環境正義問題，協調好各方生態利益關系，這需要在制度上予以規約，走出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三是經濟社會發展與人的發展之間的關系［5］。經濟發展與人的發展應該是同向的，以經濟發展提升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以社會發展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創造條件。發展目標的設定應以人為出發點和歸宿，力求將消除貧困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結合，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綜上，在追求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中，后發展國家要對發展予以批判性認識，剔除偽發展，做到以生態文明揚棄工業文明。共謀“生態治理”，同擔“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生態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和全球化，各民族國家、地區在全球化過程中雖存在利益矛盾和文化認同的沖突，但全球化進程也使各民族國家間的利益聯系日益緊密，共同利益日益加深。因此，對于生態危機的應對，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也都難以“獨善其身”或“我行我素”。全球環境治理關涉的是各民族國家的共同利益，后發展國家在發展本國經濟，改善本國環境問題的同時，還需具有國際視野，與各民族國家一道共謀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共擔生態責任，維護各民族國家的共同利益。但是，與發達國家共同擔責，擔當的應是“有差別的責任”。我們需理性地看到，少數發達國家一方面憑借其對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掌控，優先開發、大肆購進后發展國家的資源。另一方面又站上“地球環境衛士”的神壇，通過《全球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等規范性的條約和協定，對后發展國家妄加指責，要求后發展國家承擔與其經濟和技術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責任和義務，而對自身所應承擔的責任又閃爍其辭或拒不履行。事實上，對環境問題的考量既要考察其現實因素，又要考量其歷史根源。強調承擔“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并不是強調后發展國家不需為全球環境治理擔責，而是因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造成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不同，發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異。”［6］(P132)全球環境問題肇始于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發達國家在其自身發展過程中，不僅造成了本國的環境問題，而且也大肆掠奪了落后國家的資源，為后發展國家遺留了巨額的生態債務。如果不從歷時態角度去追究生態環境問題產生的深刻根源，而只從現時態出發去考量后發展國家所應承擔的生態責任，顯然不符合“環境正義”所主張的不同民族國家、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在環境資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平等權益。后發展國家應在全球環境治理中遵循“全球權利與全球責任相統一”的原則，承擔起與其權利享有和發展能力相符合的使命和職責。總體而言，資本主義通過掠奪后發展國家的物質資源，達成了自身的生態平衡;通過向后發展國家轉移污染，換取了自身良好的生態環境;通過對后發展國家進行限制，保證了自身豐裕的物質生活。面對巨大的“生態債務”，追求“環境正義”、落實“科學發展”、共謀“生態治理”是后發展國家破除發達國家資本霸權邏輯的現實路徑(選擇)，后發展國家不應只做環境問題的被動承受者，而應積極聯合起來，抵抗“碳政治”的綠色壁壘、協調好各方生態利益關系、承擔“共同但有差別”的責任，通過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對抗發達國家的等級優勢和排斥性霸權，爭取以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規則和秩序來處置當前人類面臨的環境困境與發展的挑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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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

作者:梁巍 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