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視域下中西方生態文明論文

導語：馬克思視域下中西方生態文明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馬克思對于生態文明的探索

人類作為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人類的出現使得自然概念具有了新的含義，即與人相對的自然，相對于人類、人類社會人類歷史而言的自然。在此關系中，自然是人的外部環境，是人類生產得以進行、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的客觀條件的總和。這個概念的自然意義在19世紀40年代的馬克思著作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后來又一直延伸到晚期著作之中。其主要文本有《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及《德意志意識形態》，其思想核心就是從實踐的觀點出發理解人與自然及其相互關系。具體來講，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僅僅是單純的先后的關系，也不僅僅是被改造的關系，而是更為復雜的生態關系。與自然發生關系的不僅僅是人類，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物都與自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馬克思說:“誠然，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崽所直接需要的東西。”自然觀是對馬克思的生態觀(包括早期馬克思主義，即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觀與縱向發展至今的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的基礎性認識。馬克思對自然界首先是肯定的，一切認識建立在對自然界的肯定的基礎之上。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到:自然界不再僅僅是人類活動的對象，它的存在具有更豐富的內涵:自然界首先是先于人類歷史而存在的那個自然界，自然界對于人來說具有優先的地位。這里不難看出，馬克思切入自然與生態的角度是以尊重自然的存在為前提的，這也為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及在對生態、自然開發、利用過程中應當采取哪種態度提供了權威范本與參考坐標。

二、中西方生態現代化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及其自身局限性

第一，西方生態現代化理論注重協調各方利益，建立諸多方面的伙伴關系，并為環境決策提供了有效依據。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但絕不是自然界發展進程中唯一的產物，但是人與動物的不同在于人有思維，不同于動物同自然的關系僅僅是完全適應性的。自然是動物所無法控制和改變的外在力量，在其中，動物的整個生命都是被規定好了的“規定動作”;人類則不同，除了完成自然界的“規定動作”外，還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意識完成相應的“自選動作”，通過改變環境來更加適應自己，確保自己屬于人的本質力量。對于人類來說，自然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淪為了人類活動的外在環境。正如前文所提，人類作為自然的產物，在被賦予更多權力的同時，也承擔了更多義務，最突出的一點便是協調諸多方面的平衡(筆者認為，這里的“協調”并不是完全按照人類主觀意識去追求某種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順應自然的自身發展規律)。在人類長期“主宰”自然的進程中開始對自身行為進行反思，形成大量生態保護和生態現代化的思想，“生態現代化的思想也被決策者和社會科學家們當作有效工具以解決長期存在的環境爭端和沖突。它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療方法提供了選擇余地，微環境運動提供了反現代化和反工業化的意識形態，為解構環境危機直至其消失提供了后現代話語。”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而言，首先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強調，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將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牢牢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內。同時，注重頂層設計，深化理論創新，增強制度自信。具體來說，在制定各項制度，確定各項指標時要進行多維度、立體式的綜合考量，不斷增強政策、制度的“可融入性、可執行性、可持續性和自發性”，形成“自上而下”的外在推力和“自下而上”的執行力，“由外向內”的壓力和“由內向外”的動力的有機結合，在整個過程中，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定位十分重要，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意義深遠。生態文明建設應當作為其他“四位”的重要粘合劑，將經濟與環境統一到現代化進程中考慮，強調經濟理性、政治理性、社會理性、文化理性和生態文明理性。實現社會各方的正和博弈，才能保障政策、制度的長效落實。第二，就其局限性來講，破解生態文明的根本在于社會制度。也就是說只有從根本上廢除資本主義制度才有可能解決生態問題。馬克思認為，自然生態問題的實質是社會問題，其根源在于資本主義制度，只有克服了社會中的異化現象，才有可能克服自然界中的異化現象(異化勞動)，因此，要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根本的出路在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產生這種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實行完全變革，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因為，“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最終實現人類同自然的和解及人類本身的和解。美國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詹姆斯•奧康納提出并闡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雙重性基本矛盾”理論: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看，生態危機可以理解為資本主義內部的一種危機，或者是一個更為復雜的過程，并由此使生態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遵循這種認識，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存在著雙重的“內在性矛盾”。薩拉•薩卡也十分肯定地說，“可持續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生態文明”根本是一個主觀臆想意義上的概念，因為從理論到實踐層面它都是自相矛盾的。

三、中西方生態現代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以來，歷屆黨中央在領導中國人民在通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走過彎路，遇到過挫折，也收獲了經驗。第一，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探索:新中國成立之初，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深刻認識到“目前我國處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中。建國之初，由于連年戰爭，我國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很大的破壞。當時，森林覆蓋率僅有8．6%。新中國一成立，就開始關注祖國的荒山荒地，有計劃地綠化這些荒山荒地。綠化祖國的偉大目標時刻縈繞在開國領袖的心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進入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因此，認為人既是自然的產物，又可以認識自然、改造自然，這一方面是由于認識到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可以按照自身需求被充分地調動出來;另一方面是由于建國初期，新中國面臨的最大的現實是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大環境，努力發展生產力、建設國家必然成為建國后的首要任務，大量甚至不太合理的利用自然資源成為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到:“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充分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在的《論十大關系》中，聽取中央三十四個部門的意見，總結了十個問題，也就是十大關系，包括: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最后總結說:“這十種關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我們的任務，是要正確處理這些矛盾。這些矛盾在實踐中是否能完全處理好，也要準備兩種可能……”可以看出，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部署了建國后首要任務，提出“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卻缺少了對生態文明(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闡述。小結:我國建國初期，在結合社會主義建設之初的實踐闡述人與自然關系;植樹造林、發展林業;興修水利、綜合利用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對根據地水利事業的關注:早在1927年1－2月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時，就把農村修塘壩列為農民運動的14件大事之一，認識到水利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從1929年初開辟贛南革命根據地起，在中央蘇區5年多的戰斗歲月里，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經濟建設運動，積極進行蘇區水利建設。還通過親身實踐活動，總結我國幾千年來農業生產的基本經驗，明確提出了“水利是農業的命脈”這一論斷，其治水思想開始萌生，對革命根據地乃至新中國的水利建設產生了久遠的影響。但是由于沒有提升到理論層面，缺少必要的理論支撐和制度支撐。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當時的生態認識和水平，其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對待自然的思維方式也是當時中國特定歷史時代和社會條件下的產物。第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探索:重視協調人、自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依靠科學，保護環境;環境保護要走法制化道路。首先，鄧小平不僅大力提倡植樹造林，而且在1988年9月5日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胡薩克和在1988年9月12日聽取關于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的談話中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強調:“世界在變化，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也要隨之而變。過去把自己封閉起來，自我孤立，這對社會主義有什么好處呢?歷史在前進，我們卻停滯不前，就落后了。馬克思說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事實證明這句話講得很對。依我看，科學技術就是第一生產力。拿中國來說，五十年代在技術方面與日本差距不是那么大。但是我們封閉了二十多年，沒有把國際市場競爭擺在議事日程上，而日本卻在這個時期變成了經濟大國。”從這里看出鄧小平在重視生產力的同時也更加具備開放的意識。其次，鄧小平將“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滲透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他明確提出，“解決農村能源，保護生態環境等，都要靠科學。”筆者認為，生態問題不是封閉的問題，既不能因為生態問題不搞開放，閉關鎖國;也不能因為開放而破壞生態環境。要在保護中開放，開放中保護。最后，鄧小平將保護生態環境上升到法律層面。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提到:“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第三，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探索:同志在領導全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始終重視人口、資源、環境工作，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與協調，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同志在生態保護進程中具有國際視野，充分體現了黨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考，不僅僅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國內生態環境建設走上了一個新臺階，而且為全球環境問題的改善和解決做出了突出貢獻，樹立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38同志強調要科學地利用、改造和保護自然，為人類的生產生活創造更加良好的條件。同志的馬克思主義生態觀在繼承了、鄧小平的基礎之上，更加具有戰略性、前瞻性和國際性。第四，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探索:提出科學發展觀戰略思想;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戰略任務;明確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戰略。同志在2007年10月15日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促進現代化建設……堅持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速度和結構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態環境中生產生活，實現經濟社會永續發展。”同志在報告中為我國生態文明發展指明了方向，點亮了明燈，理清了思路。同志提出生態文明中的社會類型—資源節約型與環境友好型社會。探索出一種可持續的社會模式，強調“以節能、節水、節地、節材、能源資源綜合利用和發展循環經濟為重點，把節約能源資源工作貫穿于生產、流通、消費各個環節和經濟社會發展各個領域”。第五，以習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探索: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城市化建設要想建設好歸根到底即生態文明建設。“要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理制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實行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改革生態環境保護管理體制”。另外，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也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更加突出的戰略地位，首次確立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按照“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思路，闡述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構成及其改革方向、重點任務，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必須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用制度保護生態環境。可以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論述中，把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建設相提并論，把“緊緊圍繞建設美麗中國，深化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態文明制度”作為6個“緊緊圍繞”之一進行統一部署。把資源產權、用途管制、生態紅線、有償使用、生態補償、管理體制等內容充實到了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中，深化了“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確立了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在全面深化改革總體部署中的地位，豐富了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內容，彰顯了黨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意志和決心，標志著黨對自然規律及人與自然關系的再認識取得了重要成果，揭示了黨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規律，對當今世界和我國發展大勢的深刻把握和自覺認知。建設生態文明，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又是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任務，完全符合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深化改革的需要，符合人民群眾的長遠根本利益。當前，我們要切實負起時代和歷史的責任，深刻領會、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以生態文明為發展導向，緊密結合農業農村實際，加快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農村建設，把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得更美麗、更富強。早就提到生態建省，并撰文《生態建省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指出:“近年來，我們在生態建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明顯。但必須清醒看到，生態建省是一項長期戰略任務。搞生態省建設，好比我們在治理一種生態病，這種病是一種綜合征，病源很復雜，有的來自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有的來自傳統的生產方式，有的來自不良的生活習慣等，其表現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既有環境污染帶來的‘外傷’，又有生態系統被破壞造成的‘神經性癥狀’，還有資源過度開發帶來的‘體力透支’。總之，它是一種疑難雜癥，這種病一天兩天不能治愈，一幅兩幅藥也不能治愈，它需要多管齊下，綜合治理，長期努力，靜心調養。”早在十年前就高瞻遠矚，戰略性地認識到生態文明的重要性及生態建省的緊迫性，同時又辯證地指出生態建省的復雜性、長期性和綜合性等，直指問題實質。

通過中西方生態文明及現代化進程的對比，首先，正如奧康納所提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生態危機同時存在，并相互促進，最終只能以生態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這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必須在社會主義的框架內進行;其次，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21世紀議程》中強調“教育對促進持續發展是非常關鍵的，他能提高人們對付環境與發展問題的能力”。因此，提升全民生態環保意識，加強生態環保意識教育尤為重要;最后，轉變政府職能，完善行政制度，例如，建立并完善生態補償制度，提高補償金額等;建立生態環保責任制，強化生態環境法治思維，形成全民環保合力。

作者:韋震單位:海南大學旅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