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豬瘟對生豬養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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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國生豬存欄4.4億頭，出欄7億頭[1]，豬肉產量穩居全球首位。2018年8月，我國報告發生首起非洲豬瘟疫情[2]。據農業農村部疫情信息統計：截至2019年8月18日，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發生非洲豬瘟疫情152起，包括138起養殖場（戶）疫情、6起屠宰場疫情、3起野豬疫情、5起發生在生豬運輸途中的疫情，主要由車輛/人員接觸性傳播引發（43%），其次為餐廚剩余物喂豬（40%）和生豬及其產品調運（17%）。當前我國非洲豬瘟疫情形勢趨緩，各地開始大力恢復生豬養殖。了解非洲豬瘟疫情對我國養豬模式、養殖場（戶）生物安全水平、防控投入等產生的影響和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生豬養殖場（戶）對非洲豬瘟防控知識知曉情況，可為下一步明確防控重點和恢復生豬生產提供參考，為此開展了本次調查。

1材料與方法

1.1調查對象。2019年8—9月，在湖南、河南、重慶、遼寧、安徽等5個省（直轄市）的15個縣市，與當地畜牧獸醫主管部門開展座談交流；選取196個養殖場（戶）進行問卷調查，其中年出欄500頭以下65個、500~1999頭67個、2000~4999頭26個、5000頭及以上38個。1.2方法。采用便利抽樣，在各省（直轄市）選取3個生豬飼養量大、能代表轄區養殖特點的縣市開展調查。采用座談交流和問卷調查相結合方式，了解各縣市養殖場（戶）數和生豬存欄量。每個調查縣市選取15個養豬場（戶），其中存欄500頭以上養殖場數不少于10個。利用EpiData3.1軟件進行數據錄入，Excel軟件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育肥豬死亡率，利用2018年全年育肥豬死亡數量除以2018年全年出售與死亡育肥豬數量之和估算；母豬死亡率，利用2018年全年母豬死亡數量除以2018年全年死亡母豬與年末存欄能繁母豬數量之和估算。對每一項生物安全措施，計算場群水平的實施率。所有措施的實施率中位數定為總體實施率，每一類措施的實施率中位數定為該類措施的實施率。1.3內容。問卷內容包括養殖狀況、生物安全防護措施實施情況、防控費用支出及免疫情況、死亡情況和非洲豬瘟防控知識知曉情況等。生物安全防護措施包括5類20項具體措施（表1）。非洲豬瘟防控知識包括傳播途徑和臨床癥狀2個方面。

2結果與分析

2.1養殖狀況。截至2019年8月底，調查縣市的生豬養殖場（戶）數較疫情發生前年份減少了50%~80%不等；與2018年底相比，所調查養豬場（戶）中，近60%的場（戶）生豬存欄減少；2018年底和2019年6月底，養豬場（戶）平均存欄分別為2772頭和1892頭，能繁母豬場平均存欄分別為317頭和253頭，與2017年底相比，減幅分別達31.7%和20.1%。調查發現，各地生豬飼養模式均以自繁自養為主，但總體結構有差異，如湖南省自繁自養比例高達97.8%，而遼寧省僅為69.0%（圖1）。2018年下半年以來，整體飼養模式有所改變，調查縣市單純育肥場（戶）占比減少5%~20%不等。2.2生物安全防護措施。實施情況對養殖場（戶）5類20項生物安全措施（表1）的實施情況進行調查，發現20項措施的總體實施率為83.2%，且隨養殖規模增大而增高，年出欄500頭以下養殖場（戶）的實施率不足70%（圖2）。從分類上看，年出欄2000頭及以上養殖場（戶）的各類生物安全防護措施總體實施率均高于90%，年出欄2000頭以下養殖場（戶）均低于91%，特別是年出欄500頭以下養殖場（戶）中，生產布局和消毒制度措施實施率均不足60%（圖3）。2.3防控費用支出及免疫情況。從投入看，被調查養殖場（戶）2018年平均每頭豬防治投入57.1元，其中小規模（年出欄小于500頭）養殖場（戶）平均75.1元/頭，中、大規模養殖場平均56.9元/頭。從防控支出結構看，疫苗占比最高，在各規模養殖場（戶）中均占比較高，其次為預防治療費用（圖4）。調查發現，非洲豬瘟疫情發生以來，88.5%的被調查養殖場（戶）防治投入增加，平均每頭增加40元（20~100元），其中68.2%的小規模養殖場（戶）防治投入增加，平均每頭增加30元（12~46元），94.4%的中大規模場防治投入增加，平均每頭增加45元（20~100元），表明大規模養殖場（戶）風險防范意識高于小規模養殖場（戶）。養殖場（戶）高度重視口蹄疫和豬瘟的防控，免疫接種的場群比例分別為98.0%和96.4%（圖5）。2.4死亡情況2018年以來，被調查的養殖場（戶）育肥豬、母豬死亡率中值分別為3.0%、5.9%，其中育肥豬死亡率中值隨規模增大而降低，年出欄500頭以下的死亡率中值為6.7%（圖6）。2.5非洲豬瘟防控知識知曉情況。對非洲豬瘟傳播途徑知曉上，飼喂泔水，接觸感染豬或病死豬，接觸污染病毒的衣物、車輛、糞便等污染物，蜱蟲叮咬等4種主要傳播途徑的單途徑知曉率均超過82%，其中“非洲豬瘟病毒可通過接觸感染豬或病死豬傳播”的知曉率最高，達92.3%；全面性上，養殖場（戶）對4種主要傳播途徑全知道的僅占74.7%，具體分布見圖7。在非洲豬瘟臨床癥狀認知上，80%以上的養殖場（戶）認為發燒、食欲減退、局部皮膚變紅和死亡率高是非洲豬瘟的主要臨床癥狀，4種癥狀均知曉的比例為73.3%（圖8）。從消滅傳染源看，高溫和使用消毒劑可滅活非洲豬瘟病毒的知曉率均為95.8%，二者均知曉的比例為91.6%。在非洲豬瘟易感動物認識上，“家豬可感染非洲豬瘟病毒”的知曉率達100%，野豬可感染非洲豬瘟的知曉率低于90%，同時仍各有1人認為“牛、羊可以感染”“人可以感染”。

3討論

本研究雖然采用便利抽樣，但湖南、重慶、遼寧、河南、安徽等5省（直轄市）分別為我國中南、西南、北部、東部地區的生豬養殖大省，在各省選取能夠代表轄區養殖特點的縣市調查，其結果基本能夠真實反映我國的生豬養殖現狀。飼養模式的改變、養殖場（戶）生物安全防護意識的提高，均是當前非洲豬瘟疫情形勢下的產物，但也應當看到，生物安全防護措施實施率和生豬死亡率在不同規模養殖場（戶）中有差異：總體實施率隨養殖規模增大而增高，育肥豬死亡率中值隨養殖規模增大而降低，具體表現在年出欄500頭以下小場（戶）的生產布局多不合理，生物安全措施總體實施率低于70%，500頭以下、500~1999頭小規模場（戶）的實施率分別為54.8%和75.7%；條件較好的規模養殖場（戶）也存在淘汰母豬缺乏隔離設施，內部凈道、污道區分不嚴格，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設施不完備等現象。加之疫情對養殖場（戶）特別是小規模養殖場（戶）養殖信心和補欄意愿的嚴重打擊以及隨環保壓力[3]而增高的養豬從業門檻，強化推進規范化養殖場建設，向飼料、飼養、屠宰、加工、冷鏈運輸、銷售為一體的綜合性經營模式轉變[4]是必然趨勢。在當前無疫苗可防的情況下，只有提升生物安全水平，才能化解非洲豬瘟發生風險。而調查發現，養殖場（戶）對非洲豬瘟臨床癥狀、傳播途徑認知的全面性不足，如對4種主要傳播途徑和4種主要臨床癥狀全知道的分別僅占75.0%和73.3%，提示應進一步加強生豬養殖場（戶）的宣傳培訓，同時建議加強基層防疫人員的非洲豬瘟防控技術培訓，提高基層技術人員的病例發現、識別、報告、監測、消毒和無害化處理等專業知識水平[5]，還可動員社會力量落實各項防控措施，提升防控宣傳工作的針對性、科學性、覆蓋性，營建科學有序的群防群控局面。

4結論

調查發現：非洲豬瘟疫情對于我國各地養殖場（戶）的生豬飼養模式產生了較大影響，普遍以自繁自養為主，單純育肥模式相對減少；養殖場（戶）生物安全防護意識、防控知識知曉率明顯提高，但小規模養殖場（戶）仍存在不足。調查提示，應強化推進規范化養殖場建設，進一步加強對小規模養殖場（戶）的非洲豬瘟防控知識宣傳和基層防疫人員的防控技術培訓。

參考文獻：

[1]陳偉生，關龍，黃瑞林，等.論我國畜牧業可持續發展[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9，34（2）：135-144.

[2]王清華，任煒杰，包靜月，等.我國首例非洲豬瘟的確診[J].中國動物檢疫，2018，35（9）：1-4.

[3]許彪，施亮，劉洋.我國生豬養殖行業規模化演變模式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5，36（2）：21-26.

[4]仇華吉.非洲豬瘟對我國養豬業的影響與防控建議[J].中國獸藥雜志，2018，52（11）：1-4.

[5]肖勝南，王瑾，王淑艷，等.淺析基層非洲豬瘟防控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中國獸醫雜志，2018，54（9）：112-114.

作者:楊宏琳 王幼明 張毅 李印 沈朝建 單位:1.中國動物衛生與流行病學中心 2.遵義醫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