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理論批評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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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學理論批評有了明顯的變化。其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即:批判之風再起;學術史研究備受關注;“中國特色”研究得到了強化。下面分別加以考察。

1.批判之風再起

中國思想理論界是在全國又一次“撥亂反正”的新情勢下進入9O年代的。歷史已經多次證明,思想理論上的“亂”與“正”,盡管在一定時期與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種聯系,但它畢竟是學理范圍內的事情,必須按照思想學術的規則在深入地探討與爭鳴中,去鑒別,去矯正,而且還需經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不然就會犯簡單化的錯誤,影響學理的健康發展。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一個突出的情況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間,一些占據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較敏感的學術問題政治化。并從政治的角度居高臨下地開展批判。這一時期受沖擊最大的有三個人∶李澤厚、劉再復、王蒙。批判的內容,是他們發表在80年代的有關專著和論文,主有李澤厚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美的歷程》、《答問錄》,劉再復的《論文學的主體性》,王蒙的《文學三元》(以及小說《堅硬的稀粥》)等。這些論著,在發表當時有的也有過不同意見,有些批評還相當尖銳,如陳涌等人對劉再復“文學主體論”的批評,但總體上還是在學術爭鳴的氛圍中進行的。然而同樣的問題,進人90年代,驟然升級,本來正常的學術爭鳴,一下子變成一邊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澤厚受力最猛。據有關統計,僅1990至1992年間即發表專題文章60多篇。50余萬字,從哲學、美學、文學、政治等多角度進行批判。除此之外,還由有關部聯合召開了兩次專項會議,分別對他的“救亡壓倒啟蒙”、“新啟蒙”、“西體中用”以及“主體性實踐哲學”、“人類學本體論哲學”等理論主張進行集中批判。會議強調指出:“國內外敵對勢力還在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廣泛的領域加緊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進行滲透和覆活動。思想文化領域的斗爭極為突出。⋯⋯只有從這個背景,才能理解李澤厚及其著作為什么曾一度在我國走俏。也只有從這個背景才能理解我們今天為什么必須對李澤厚的政治、哲學觀點開展嚴肅的,原則性的討論和批評。”(見《文藝理論與批評》l991年第6期)可見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為這次批判唯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由于對李澤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學界進行的。這里從略。

就文學界而言,首當其沖的是劉再復,不僅文章眾多,而且抨擊相當嚴厲。1990年11月,由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等十多個單位聯合舉辦的專題“討論會”,對他的“文學主體論”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論上,宣傳主觀唯心論、歷史唯心論和抽象人性論。把抽象人道主義作為文學的旗幟。用“眼淚”文學來批判社會主義現實。政治上,“文學主體性”的呼喚,直接與資本主義道路聯系了起來,根本否定了“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傳統和成就,否定了以《講話》為核心的文藝思想的歷史貢獻和理論價值。否定了“二為”方向,為“精英文藝”大造輿論;挑撥黨與知識分子的關系,有損黨對文藝的領導和否定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僅要消解和取消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思想文化領域的指導地位,而且明顯地對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進行了直接的攻擊和根本的否定。其影響,不僅助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文藝界的泛濫,而且釀成了文藝創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認為,劉再復從反對文藝領的“機械反映論”、“庸俗社會學”和“以階級斗爭為綱”開始,發展到比較系統、全面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藝學說,蔑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相當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來文藝學領域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的言論的變化軌跡。實際上是政治化學術,或打著學術旗號的政治,帶有明顯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見《文藝理論與批評》1991年第1期)這一判定不僅集中表達了當時批判意見的基本觀點,而且作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氣勢。對劉的“批評”還涉及他的散文創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題目是《“心史”唱出“殺伐之聲”———評〈尋找的悲歌及其評論》。(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結論:劉是一個“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與個人主義人生觀的理論家”,他“逆歷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錯誤的營壘里搖旗吶喊。其心靈的異常孤獨、寂寞、痛苦,其發誓要進行絕望的尋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沒落的悲劇。這恐怕很難算是學理的批評。

王蒙的《文學三元》被指認是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文學觀的“懷疑與否定”,“對西方文學思潮的首肯與宣揚”,必將導致“文學本質的取消論”①他的《堅硬的稀粥》被說成是篇“影射現實的政治”,“政治傾向有嚴重錯誤的作品”。②不僅如此,直到90年代中期,他還受到全面“批評”。兩篇典型的文章是刊登在《中流》上的《王蒙其人其事》和《文藝理論與批評》(l995年第4期)上的《有感于王蒙的處世哲學》(山城客)。這題目立刻讓人想起“”中的大字報,不用看內容便可知道它的政治分量。

李澤厚,劉再復,王蒙,一個主要在哲學界,一個主要在理論批評界,一個主要在文學創作界,理論上互相支持呼應,確實是當時很有影響的人物。他們的理論(也包括創作)自然也有不足與失誤,完全可以批評與商榷,但正常情況下,應該主要在學術的范圍中進行,并且允許有不同的意見,也允許被批評者有反批評的權利。然而上述的所謂“批評”卻基本是在政治的層面并且依托于政治而進行的,實際上是一種一面倒的政治性的批判。這種政治性的批判之所以能夠重新盛行一時,是同一部分占據有力地位的“批評者”的思想認識有關的。這些人實際上對于新時期關于文藝與政治關系的修正和調整始終沒有想通,他們認為不提“三論”(即“從屬論”、“服務論”、“工具論”)是一種理論上的失誤。這種思想,在新的“撥亂反正”中找到了適應的氣候。

1990至1992年間,資深理論家陳涌接連發表《一個理論工作者的手記》、《要恢復文藝思想的本來面目》、《與文藝》等三篇文章,③其中心問題,就是試圖從理論上重新論證“文學———從根本上———是服從政治的”,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他認為,文藝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政治與意識形態之間,“是決定和被決定,反映和被反映的關系”;理論斗爭是階級斗爭的一個有機部分,它必須“服從階級斗爭的需要”;列寧關于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關于文學應該成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以及文學應該為無產階級政冶服務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一個“重要發展”;關于“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論述,關于“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的論述,是他“根據現代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豐富經驗,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意識形態的學說向前推進了一步”。這些理論至今并未“過時”,必須繼續予以確認。這是一個“不能有任何模糊,任何模棱兩可,任何折中調和”的“重大的原則問題”。與此相呼應,《文藝理論與批評》雜志自1991年第5期起,開辟“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看待文藝問題筆談”,再度對“社會主義文藝的階級性”,“西方文化的滲透和我們應有的對策”等問題進行闡述與探討,要求“文藝應當幫助人民筑起抵御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基于上述理論,他們強調指出: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將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暫時處于低潮,我們正面臨著和平演變和反和平演變、滲透和反滲透、顛覆和反顛覆的嚴峻斗爭,意識形態領域是這場斗爭的主戰場。這些年來,階級斗爭問題被人為地“淡化”了。但事實上,國內外反動勢力正“勾結起來”,對我國進行所謂“攻心戰”、“思想戰”、“宣傳戰”,那些口頭上最熱衷于“淡化”階級意識的文化“精英”,卻一直在向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進行著階級斗爭,對于這種現象,如果缺乏清醒的頭腦,喪失必要的警惕,就要犯歷史性的錯誤。我們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就要在批判中建設,在斗爭中建設,對一些重要的文藝思想、理論問題,既不能簡單地貼上階級的標簽,也不能放棄階級分析的方法,不能不問姓“社”還是姓“資”。現在許多深層次的理論問題需要“正本清源”,“任重道遠,戰斗未有窮期”,因此“必須長期不懈地進行頑強的韌性的戰斗”,決不能“虎頭蛇尾,半途而廢”。④如此,為了完成“戰斗”任務,集中而持續的批判便不可避免。

對于這種批判,學界是有不同意見的,但一直得不到發表的機會。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學術氣氛開始活躍,10月趙士林主編的《防“左”備忘錄》一書出版。該書收入了許多著名學者、作家對上述現象進行批評的文章,主編在“前言”中稱,這一時期出現了“全方位”的“‘左’傾回潮”。對此,《文藝理論與批評》立即刊登文章予以反擊,指認該書正表現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回潮”。很快文壇又歸于寂寞。不過,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對文藝工作還是保持著積極慎重態度的。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之后,中央立即提出了“一手抓整頓,一手抓繁榮”的方針;同時依據歷史的經驗指出,在整頓中必須注意把學術行為與政治行為加以區別。1990年元旦剛過,中共中央總書記等中央領導人即會見全國文化藝術工作情況交流座談會及全國話劇戲曲創作座談會的代表。之后,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瑞環發表題為《繁榮文藝必須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的重要講話。講話共四個部分:一、充分發揮文藝對穩定社會和鼓舞人民的作用;二、大力弘揚燦爛輝煌的中華民族文化;三、積極借鑒一切對我有用的外來文化,著力謳歌社會主義時代精神;四、加強黨對文藝的領導,造成重視民族文化的輿論環境。他重申要貫徹“雙百”方針,并具體指出,“一要開展同志式的討論。二要尊重實踐,尊重群眾。三要把握好‘二為’和‘雙百’的辯證關系。四要尊重藝術的特點和規律。領導者應和文藝工作者保持密切的聯系,經常聽取他們的意見。防止簡單粗暴地對待文藝家的藝術創造”。他特別強調:貫徹‘雙百’方針,“就要求我們努力為文藝工作者創造一個民主、和諧、團結、奮進的環境。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什么時候堅持和貫徹了‘雙百’方針,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就繁榮興旺,生氣勃勃;什么時候放棄或背離了‘雙百’方針,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就枯萎凋零,冷冷清清。十年動亂中,十億人民八個戲的歷史教訓,必須牢牢記取。”(見《人民日報》1990年1月12日)還有,當王蒙正被某些報刊點名批判的時候,一次由等中央領導人出席的元宵節接見會,一如既往地邀請他參加。李澤厚域外訪學,也照樣進出自由。所有這些,都明確地體現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的積極態度。雖然,這種態度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得到有力的貫徹,但它確實使得火藥味很濃的政治性批判未能造成對文藝更為嚴重的傷害。從而在后來(特別是1992年之后)得以實現艱難的調整與發展。

2.學術史研究備受關注

對于一門學科學術史的研究,不僅是該門學科整體構成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而且體現著它的深入與成熟。正因為這樣,早在80年代中期,全國文學學科規劃小組在審議國家七五科研課題時即提出了這一問題。當時認為,首先有必要通過對梁啟超、王國維、魯迅、胡適等等一些近現代文學研究大家的個案剖析,探討他們在借鑒西學和繼承與發展傳統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以利今后研究的健康發展。并確定了由王瑤教授承擔這一課題。其研究成果已經出版,即《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一書。但實在地說,關于學術史研究,80年代并未引起學術界的普遍注意。這是因為,那時的學者們大都懷有一種強烈的報國情懷,孜孜以求的是自己的研究能更直接地為中國的現實改革與文化復興貢獻一份力量。這種熱情一方面體現著中國知識分子歷史悠久的愛國傳統,同時也自然地使學術帶有較多的功利感情色彩和浮躁氣息,在學理探究上顯得不夠嚴謹與深沉。這其實是并不利于真正的學術建設的。但是在政治熱情高漲的境況下,人們對此卻無暇去進行反思。90年代初的一陣批判,促使學界冷靜下來,重新清理思想,調整思路,尋找自己真實的位置。結果之一,就是學術史研究的開拓。這一開拓,由于臨近世紀末而進一步得到加強,以至成為90年代文學研究的一種時尚。

有人將90年代初期的學界稱為“學思不興”的“冷凍”期。在這個時期,許多富于學術眼光和責任意識的學者,定下神來,收視返聽,重讀歷史,如同發現了新的寶藏一樣,“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晚清,關注起那一段長期被冷落了的學術與思想遺產。或許是此時此地的情境,使之產生了與彼時彼地互相溝通的“靈犀”吧,他們忽然都從那里感悟到一種有力的啟發和鼓舞。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這樣寫道:“晚清以來,中國遭受列強的凌辱,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危機,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殫精積思,探索救亡之路,各自立說,期于救國,形成中國學術史上的第三次眾說競勝的高潮。”(《國學大師叢書·總序》)陳四益先生進一步說:“這一時期的杰出學者,大都是憂國憂民之士,推動他們辨章學術的,是救國拯民的動機。他們的眼界由于吸收了外來文化而大大開闊了,這樣才能重估舊學,融會新知,成就一代新的學術風貌。他們在學術上雖然各有成就,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可供人們咀嚼回味的東西正多”。⑤于是人們開始認真地“咀嚼回味”起來。最先顯示這一征候的標示有兩項。一項是《國學大師叢書》的策劃與出版。一項是《學人》雜志的創刊。《國學大師叢書》策劃于1990年,啟動于1991年,l992年開始出版,現已問世28冊。傳主包括廖平、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辜鴻銘、王國維、陳寅恪、梁漱溟、熊十力、歐陽竟無、蔡元培、劉師培、湯用彤、胡適、錢穆、馮友蘭、魯迅、林語堂、郭沫若、顧頡剛、賀麟等等,都是中國近現代文學、思想史上的顯赫人物。這些人,“所學宏通中西而立術之本在我中華”,盡管所遵循的學術思想路向以及所經歷的人生遭際不同,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奮斗做出了突出的成就,或開現代風氣之先,或首創新型范式,而獨成一家。在他們的學術思想歷程中,兩個共同的不可回避的問題:一個是學術與政治的關系;一個是中學和西學的關系。而這兩個問題,不僅是影響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和文化(學術)建設命運的至關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今天繼續需要認真探討和正確處理的一個問題。有鑒于此,今天人們用大師評傳的形式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確如陳平原教授所說:“必有深意在。”這種“深意”,從消極意義上講,是借對逝者的追思,澆今人心中之塊壘;從積極意義上講,是通過對現代中國學術進程的清理和反思,從民族學術內部尋找有價值的經驗與教訓,從而為新一代學人確立“跨世紀的文化選擇”,“繼往開來”,提供一種真切的歷史鏡鑒。這項工程首先由出版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發起和推動,很快得到學界的大力支持,由目前還健在的當代學術重鎮如季羨林、張岱年、任繼愈、周一良、殷法魯、龐樸等出任顧問,又由親歷學術風云造詣頗深的中青年學者(主要是以后培養的研究生)擔綱主撰,可以說是出版界與學界聯手,老中青學人共同的創舉。這個事實本身即說明此項選題深沉的時代內涵。正因為如此,作品一上市便大受歡迎,影響遠遠超出了學術界,一時間國人爭相傳閱,一讀為快。

《學人》是以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些青年學人為主體的同仁刊物,1991年正式開張。該刊第一輯便推出這批學人關于學術史研究的一組筆談。這表明,他們在經歷了一陣熱烈的政治呼喚之后,已經冷靜,決心更加腳踏實地地面對現實,面對學術,并且首先從重審本民族學術史開始。陳平原在該期《學術史研究隨感》一文中表達的意見具有代表性。他說,學術史研究“既是一項研究計劃,更是一種自我訓練”,因為“在探討前輩學人的學術足跡及功過得失時,其實也是在選擇某種學術傳統和學術規范,并確定自己的學術路向”。他選擇的結果是“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注重學術;在官學與私學之間,張揚私學;在俗文化與雅文化之間,堅持雅文化”。⑥在這樣的選擇和堅持中,他一面開設中國學術史的課程,一面奮力讀書研究,于1998年出版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一書。該書以章太炎、胡適為中心,努力探源中國學術之“根”,用心感受并積極闡釋中華民族的優秀學術傳統。這批學人中葛兆光、汪暉等人都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葛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汪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觀念史與社會史的結合)研究成果,都能注意資料的詳博,力避空泛,觀念方法上多有開拓創新之處,受到海內外學界的關注。著名現代文學研究家樊駿認為,汪暉一向關注重要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的歷史演變,和它們在不同語境中的不同用法不同含義。他的將“觀念史與社會史”結合起來的研究,旨在辨析這些核心概念從西方傳入中國后的實際演變和確切內涵。這個工作,對于準確地深入地認識判斷中國文學、思想、社會的現代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⑦《國學大師叢書》的編輯、發行,《學人》集刊的出版,推動了學術史研究的進程。此后,這一研究從各個層面全線展開,表現為如下特點∶首先是時域拉長了———從近現代直到當代新時期,即改革開放的二十年,涵蓋了百年學術史。其次,視界更為開闊系統———舉凡文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如當代文學研究、近現代文學研究、古代文學研究、文學理論研究等等,都在其內。其三,大、中、小項目齊上,方式靈活多樣———有的以國家重點項目,集眾多精英分工合作,總攬百年學術史的回顧、清理與探討;有的與出版社合作,另行組織隊伍,分科進行百年學術史總結;有的以個人的力量,就某一

學科分階段或分專題進行檢視與反思;有的以理論思潮為中心,有的以主要觀念、范疇的演變為中心,有的以人物為中心,有的以某一學派為中心;有的重在學術史實的梳理評述,有的更關注深層思想文化原因和學術發展內在規律的探尋,如此等等。各有所長。現已經出版的主要成果,除上述提到者外,尚有:《學術史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走出擬古時代》(李學勤),《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朱維錚),《清園論學集》(王元化),《釋古與清華學派》(徐藻耕),《當代學術研究思辨》(周勛初),《陳寅恪的最后20年》(陸鍵東),《回顧與反思———古代文論研究七十年》(張海明),《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黃修己),《新潮學案》(夏中義)等叢書、論著,以及更多的專題論文,如聶振斌《試論百年中國美學》,劉綱紀《略論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美學》,錢中文《會當凌絕頂———回眸二十世紀文學理論》、《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再論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王元驤《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世紀回眸》,高楠《中國文藝學的世紀轉換》,莊錫華《人性,人道主義與二十世紀中國文藝理論》,杜衛《世紀回眸:20世紀前半期中國的文學審美論》,《從反映論到審美反映論的發展和意義》,宋劍華《論20世紀中國文學批評的性質與特征》,胡曉明《二十世紀中國詩學研究的五個傳統》,羅宗強等《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反思》,朱立元《反映論文藝觀崛起的文化反思》,賴大仁《新時期文學批評的轉型與探索》,湯學智《影響未來的歷史性變革———新時期文學深層透視》、《新時期文學理論研究述評》,朱寨《關于胡風文藝思想的評價問題》,李怡《論“學衡派”與五四新文學運動》,支克堅《論中國現代自由主義文學思潮》(上、下),陳伯海《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學之檢討》,樊駿《關于學術史編選原則的思考》,陳思和《20世紀文學史編寫的三種對象和三個層面》,朱壽桐《論文學史熱中的現代文學史觀》,葛紅兵《文學史學引論》,王岳川《20世紀西方文論思潮的反思》等等。同時,《民國學術經典》(東方出版社),《現代學術經典叢書》(河北教育出版社),包括文史哲各界卓有成就的老一輩學者的學術自選集系列,以及新近問世的《跨世紀學人文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等,也都是具有學術史價值的重要的文獻,同樣可以視為這一時期學術史研究的一種成果。

就目前所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主持的“中國文學研究百年學術史”的全國重點科研項目,是屬于多學科總體回顧的大型項目。他們力圖以20世紀90年代的知識視野和學術眼光,對百年學術史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檢視與探究,著意尋求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學術演進的真實歷史軌跡、獨特規律和對于未來發展切實有益的經驗教訓。以其中的“文藝學學術史”為例,為了更好地從中國學術自身揭示文藝學走向“現代”的曲折復雜歷程,以著名文藝理論家杜書瀛為首的課題組,經過多次研討,在與“文藝學史”和“文藝學思想史”的比較中,確認了“文藝學學術史”的研究對象,即:“文藝學的學術活動的運行過程,歷史內容和發展規律”;進而確立了“長時段,大視野”,“內史”與“外史”相結合的研究方略,即無論著重探討近代、現代還是當代的學術史,都必須把它置于近代以來百年中國社會文化演進的整體背景之中進行觀察、考量,將學術自身發展的內在理路與相關的社會歷史條件和時代文化氛圍一并納入研究視野。現在已經有了初步成果,個別片段已有發表,如杜書瀛對新時期文藝學反思回顧的文章,孟繁華關于文藝思想的重新探討等。⑧杜文認為,新時期20年來,中國文藝學在基本觀點、哲學基礎、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學術命題、研究范式等方面,發生了顯著的深刻的變化,并對“撥亂反正”的意義與局限,認識論文藝學的功與過,接受西方現代文藝學資源的經驗和教訓,以及文藝學發展由“內轉”而“外突”的總體趨勢,進行了深入的評析。孟文則將文藝思想及其內部結構,置放在縱橫交錯的國內外社會思想文化背景上,進行學理探討,從而更冷靜地論述了它的貢獻、局限與內在矛盾。從這些文章的學術視野和所觸及的深度看,人們有理由對這部學術史著作(多卷本)寄予較高的期望。據悉,上海徐中玉等幾位著名教授也正主持編纂同類著作,但在體制上別出心裁,采用辭書結構,將以精心設計和組織撰寫的自成體系的詞條,實現百年學術史的回顧與反思。這兩部大書,目標一致,又在結構功能上呈異態互補之勢。必將受到后人的重視。發生在世紀末的這次百年學術史研究熱潮,其重頭成果也許要到下個世紀初方能問世。但是可以肯定地說,這確實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它使中國知識界的大多數,在下面一些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首先,由于百年來的特珠國情,中國學術在走向“現代”的進程中,始終與政治糾纏在一起,并且常常受到政治的強行干預,而實踐證明,政治的干預往往對學術造成傷害。故欲求學術的健康發展,必須確實創建一個寬松自由的社會政治環境。在這個基礎上,其次,要確認學術發展有自己的規律,必須從民族學術自身內部去探求其走向“現代”的可行之路,為此學術必須自立,學者必須回到學術。而真正“自立”的學術,決不會只有一種聲音。因此,其三,必須言行一致地貫徹“雙百”方針,鼓勵“百家爭鳴”。只有真正形成眾多在理論上自成一體的“家”,中國學術才能在中西文論的沖撞、融和中,樹立起自己的“現代”形象。百年的經驗教訓,足可以讓我們聰明起來了。如果真能記取歷史的教訓,那么這次百年學術史研究,不僅填補了中國現代學術領域的一項空白,使之形成更為完備的理論生態機制,從而逐步走向成熟,也必將為下一世紀的“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這正是中國學人所熱切盼望的。

3.“中國特色”研究得到強化

80年代的文藝理論批評，與此前的30年乃至更長的歷史時期相比，無論在量上還是質上，的確有了深刻的長足的發展，出現了一批新的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論著，但如果從時代的和世界的眼光來看，又的確如季羨林教授所說，“在近現代沒有一個創立出什么比較有影響的文藝理論體系”（《東方文論·序》）。在整個20世紀世界文學理論批評領域，還聽不到中國獨立的理論聲音。（注：美國著名學者亞伯拉姆斯在談到現代文學理論與批評時，曾列出20種20世紀最有影響的文論潮流和主義，均與中國無緣。參見黃維梁《〈文心雕龍〉“六觀”說和文學作品的評析》、《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這種狀況，對于中國知識界來說，無論有何種現實原因，都不能不是一個深深的遺憾。于是90年代，在新一輪的反思中，“建設中國特色的文藝學”的問題，被提到特別突出的地位。

自然，這個問題的提出并非始于90年代。還在50年代中期就有人指出：“近幾年來，有許多人用教條主義的方式去學習蘇聯的文藝理論，而不顧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實際”，因此不能“成為中國的花朵”。（注：見應杰、安倫：《整理和研究我國古代文藝理論的遺產》，《新建設》1957年第8期。）對教條主義的批評，激發和強化了民族主體精神與創造意識。在此基礎上，周揚于50年代末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體系”的命題。此后乃有蔡儀和以群分別主編的《文學概論》和《文學的基本原理》。這兩部著作雖然在質量和影響上居當時同類著作之首，在與中國傳統文論和文學實際的結合上有所進步，但由于時代條件的限制，仍未能從體系上擺脫蘇式理論的影響，完成質的突破。如此，當80年代有了相對寬松的時代條件之后，問題便自然地再一次提上日程，尤其80年代后期，討論漸趨熱烈，并產生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新成果，然就學界整體而論，那時還處在急于借鑒模仿的興奮與浮躁之中，還不能更集中更踏實地就“中國特色”問題進行多方位的研究與探討。這只能是90年代的事情。這一時期雖然失卻了80年代的轟轟烈烈，但有關學者的精神更為集中，研究更為扎實。

什么是“中國特色”？目前學界仍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強調“民族性”，有的強調“社會主義”性，“馬克思主義”性，也有的強調二者的結合，可謂眾說紛紜。在我看來，所謂“中國特色”，歸根到底，就是指由中國學者所創建的具有獨立品格的理論系統，關鍵是要有屬于自己的理論聲音。這種理論應該具有原創性、體系性和普適性。所謂普適性，即是理論的先進性、超越性，它產生于中國，又有能量的強勢，具有向外的輻射力，能在不同的民族地區進行傳播，發生影響，獲得世界性的認可。當世界學界談起某一理論，共同指認它來自中國時，這一理論自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反之，如果達不到這樣的理論境界，而只是自我標榜有“中國特色”，那恐怕也只能是一廂情愿。

依照這種觀點，我認為90年代學界關于“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的建設性探討，主要表現為三種路向。

一路尋求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創造性發展。

這實際上也就是中國文論現代傳統繼承、揚棄和重建的路向。在這個方向上，有兩支人馬在奮力前行。一支沿傳統文論體系整體改造的目標推進，如錢中文，王元驤等。他們在80年代已經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并且取得了重要的成果，90年代繼續鍥而不舍地努力。但由于問題難度甚大，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性的進展。他們所進行的主要工作，是對新時期乃至20世紀中國文論研究的回顧和總結，目的在于更好地探尋前行之路。

錢中文的《世紀之爭及其更新之途》，《會當凌絕頂——回眸二十世紀文學理論》和《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再論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注：分見《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1996年第1期；1999年第2期；《文藝研究》1999年第3期。）是幾篇分量厚重的論文。他把中國20世紀文論的演進，放到本世紀世界文化和文論發展的大背景上進行縱橫觀察，比較，反思，高屋建瓴，發人深思。他認為，對20世紀中國文論進行反顧與前瞻，不能離開“現代性”這一理論問題。所謂“現代性”就是“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之后，推動自身不斷地走向進步的一種理性精神”，包括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現代性的策動下，中國文學理論必然走向文學觀念的多元化和哲學基礎的多元化。有基于此，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只有不斷更新，豐富自己，才能獲得不可替代的位置。他強調，20世紀的中國文論經過百年流變，實際上形成三種傳統，即：古代文論、現代文論和西方文論。今天，我們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的新形態，必須要面對這三種文論傳統，并給出科學的定位與選擇。而這種選擇，只能從現實的傳統出發，以現代文論為主導，充分融和古代文論和西方文論，否則又會中斷傳統。這將是一種在長遠時間里不斷生成，不斷豐富，體現現代性的文學理論的新形態。在談到文學理論現代性時，他又特別指出，要有“充分的人文精神”，要樹立一種排斥絕對對立，否定絕對斗爭的非此即彼的思維，一種走向寬容，對話，綜合，創造同時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價值判斷的亦此亦彼的思維——他說，“這是從近百年來文學理論痛苦演變中凸現出來的一個思考”。他的識見，的確包含了一個富有責任感的學者深沉乃至痛苦的歷史思考。

王元驤的《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在當展的思考》，《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世紀回眸》，《文學理論建設芻議》以及《藝術實踐本性論綱》（注：分見《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5期；《文學評論》1998年第5期；《高校理論戰線》1998年第5期；《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3期。）等論文，是他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作品所要探討的基本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如何走向當代，以及作為當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邏輯起點、基本內容和研究方法。通過“世紀回眸”，在比較已經取得的成果（主要是80年代以來的新成果）的得失之后，他深感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進一步發展，“最關鍵的環節”，是要形成和確立正確的文學觀念；這樣的文學觀念，應該到科學與人文兩種學科的結合部去尋找；在內涵和功能上，它必須充分反映時代要求，民族文化精神，并有能力整合與同化已經積累起來的一切理論資源。遵循這樣的思路，他在堅持認識論的基礎上，引入實踐范疇，提出了“藝術實踐本性論”。試圖以實踐為中介，將知識論、認識論與人生論、價值論，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結合起來，從而進一步闡釋文學的“人學”性質，推動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新發展。另一支是更年輕一些的博士，如許明、鄭元者等。他們的興趣，暫時似乎更在于某種重要的研究領域和專題上，期望通過這些關鍵性問題的突破，為馬克思主義美學文藝學的現展尋求契機。

許明是已故著名美學家蔡儀的學生。他的博士論文《美的認識結構》，完成于80年代，修訂出版于1996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史上的一部“具有高層次研究水平”的論著。該書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美學的最基本的合理內核——客體思想，同時又廣泛吸收近百年來西方多種美學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哲學認識論——思維科學為方法論基礎，以審美實踐為出發點，整合客體、主體、動力、反應等因素，首次提出和論述了“審美思維結構”，并由此對審美客體，審美主體形成的邏輯過程，以及美感和性質等，進行了創造性的探討，從而為認識論美學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長期踏步之后重現生機。許明認為，要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論，有三個方面需要注意。首先要“重讀馬克思”。所謂重讀，就是要恢復過去長期被誤讀和“弱化”了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性”，“價值立場”，“人的解放”等重要內容，重新以“人”為核心，張揚那些與人道主義等相聯系的價值資源，以回應現實中的重大問題與危機。他的研究新著《馬克思恩格斯美學思想的起源》一書已經問世。其次，要關注現實。因為理論發展的契機，最終是要到現實中去尋找的，它的獨特的內涵，應該來自時代的深處，來自民族文化傳統的深處，來自人性的深處，研究者只有融進這個現實之中去方能真實有效地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回答問題。為此，近年他主編并參與撰寫了全面研究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的《中國問題報告》（叢書，20余種），《與總書記談心》等很有影響的書籍，獲益匪淺。第三，要有明確的理論目標。在環視世界理論思潮走向的基礎上，他強調中國文論建設要“重返意識形態”（當然是開放的意識形態），要“建設新的人文精神”，即“以發展的開放的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方法論、社會觀所構成的新的意識形態建構”，從而使文學更好地擔負起幫助民族實現“人格重建”這個時代性的主題。他曾發表《人文理性的展望》，《當今文學理論發展的十個問題》（合作）等多篇重要論文，分別收入《輕拂那新理性的風》，《人文理性的展望》等文集。在我看來，上述三項，確實從理論本源，現實需求和未來方向的結合上，抓住了今日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發展的關鍵所在。目前，他正投入心儀已久的《意識形態筆記》的寫作。這將是他為建構當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文藝學所進行的新的理論探索。

鄭元者師從著名美學家蔣孔陽教授。他的博士論文題為《藝術之根：藝術起源學引論》，已于1998年出版。關于藝術的起源，西方古今理論家曾經有過多種說法、多部論著，如勞動說、模仿說、游戲說、心靈表現說，《藝術起源》（格羅塞），《沒有地址的信》（普列漢諾夫），《原始藝術美學》（簡·布洛克）等等。這些著作與見解，雖然各成一體，但往往視角比較單一，帶有比較明顯的局限。鄭著則積極開擴視野，將藝術起源分解為藝術何時發生／藝術如何發生／藝術何以發生三個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互動層面，歸結為一種規律性生成過程；同時吸收考古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史前宗教學、民族學和民俗學等多學科的有效理論和方法，既重實證考據，又有哲學思悟，在認識上突破了藝術起源“單數”論的傳統見解，提出藝術起源于原初性的圖騰觀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態的“復數”理論。其核心概念是“圖騰觀念特化說”，其理論展開為“圖騰觀念特化樹”。有關專家認為，“這種自成體系的嶄新的觀點，使藝術起源問題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進展，為美學研究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注：參見蔣孔陽：《藝術起源學研究的新創獲》，《復旦學報》（社科版）1998年第1期。）他的努力方向，是建構當代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美學的學科體系。他認為，“要改變傳統美學的諸多重大失誤，當代人類學美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它是‘新美學’的前導”（注：見廖明君《藝術起源學研究與當代人類學美學的學科建設——鄭元者訪談錄》，《民族藝術》（南寧）1998年第2期。）正是為了探尋“新美學”，他“甘于清貧，甘于寂寞，堅守學術陣地”（蔣孔陽語）。近年來又完成和出版了《崇高之始》（已出），《當代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美學》，《人類學美學與21世紀中國經濟文化戰略》等新著。目前正繼續進行藝術起源學研究，埋頭撰寫計劃中的其它幾部論著。他的研究顯示了一代新學人嚴肅負責的學術追求。可以預計，在理論建設的道路上，他將邁出更加堅實的步伐。他的導師高興地說：“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國的學術事業后繼有人”。確實，在新一代博士中，正涌現出一批具有比較合理的知識結構，以及現代科學文化意識和思維方式的新型人才。在他們身上寄托著民族文化建設的希望。

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論建設，還有一些文章值得注意，如《文藝社會：結合部與生長點》（周平遠），《文學理論與文學世界》（吳元邁）等。（注：前文見《文學評論》1998年第6期；后文參見《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面對現實融匯中西》（徐新建、閻嘉）一文。）周文認為，文藝社會學既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主體和精髓，又是中國古代文論的靈魂，現代文論的主流，西方文論的傳統與新潮，也是當代中國文藝的強烈訴求和具有世界性的文學／文論／文化思潮，應該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現代化和西方文論、馬列文論中國化的結合部，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學術生長點。吳文認為，20世紀以來，由于各門學科的獨立發展及其相互滲透，文學邊界內的“入侵者”越來越多，一方面文論變得越來越不像文論，另一方面文論關注的領域越來越廣，與此同時卻似乎偏偏不關注文學現實本身。今日文論的發展，固然需要與古今中外種種學說對話，但最重要的是進行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對話。惟有這樣，文論才能發展，惟有以實踐為基礎的文論才可獲得生命力。此外，朱立元《思考與探索——關于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體系的結構》（專著，1991），《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民族化的思考——力求在哲學思維層次上融通》(1990)，狄其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當代形態》(1991)，周來祥《辯證思維方法與當代馬克思主義美學文藝學理論體系》(1992)，彭立勛《意識形態論與審美論的統一——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體系建設的思考》(1992)，董學文《關于有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1996)等也都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

一路尋求中國傳統（古代）文化的“現代轉換”。

這種“轉換”，與古代文論的一般研究（如歷史研究、專題研究、范疇研究等）不同，它是以這類研究為前提，謀求其與現代文論的“接軌”；也不是僅僅將個別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移接到現代文論的系統上，而是要在對古代文論根本精神特征深入把握的基礎上，將其生命內能激活，進行創造性轉化，使之自然地與現代文論融和，形成獨具特色的新體系。這可能是中國學者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但又確實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程。正如羅宗強所說，“借助于古代文論的‘話語轉換’以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必將遇到諸多難以克服的困難”。或許正因其難，才更有吸引力。80年代后期，要求“轉換”之聲開始出現，進入90年代呼聲日益高漲，到90年代末，以此為中心議題召開了全國性專門學術研討會。同時，《文學評論》也為此開辟專欄，持續討論達兩年之久，一時間，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成為文壇熱門話題。

盡管目前學界對于究竟如何實現這種轉換，尚在討論之中，實踐這種轉換的代表性著作暫時還無法產生，但這種呼喚本身卻已對古代文論的研究發生了積極、深刻的影響。一個突出的表現，是開始超越傳統的“歷史研究”、“闡釋研究”，努力向古文論體系的深層和核心部位掘進。這種研究的端倪初現于80年代末期。主要有五種方向：一、發生論方向——主要探討古代美學發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如趙沛霖《興的起源——歷史積淀與詩歌藝術》(1978)等。二、本體論方向——主要探討古代美學的本質、特征、構成等基本理論問題。如欒勛《現象環與中國古代美學思想》(1988)，李澤厚《華夏美學》(1989)，潘知常《眾妙之門》(1989)，于民《氣化諧和》(1990)等。欒文潛入古代美學的肌理，第一次對古人思維路線（由“兩端論”而“中和論”而“神秘論”）和古代哲學——美學思想總體結構（由“思想環”、“宇宙環”、“現象環”連環交錯構成）作出獨到的揭示；李著認為，華夏美學從禮樂傳統和孔門仁學開始，以儒學為主，同時包括道、屈、禪，其基礎是以性情為本體的“心理主義”，它既超越又內在，既是感性的又超越感性，形成獨特的“審美的形而上學”；潘著以中國文化為背景，意在揭示中國美感心態的深層秘密；于著借中西思維文化的比較，提煉出“氣化和諧”說，由此闡釋中國古典美學的根本特征。三、文化學方向——主要從文化學角度探討中國古典美學與相關文化的關系。如漆緒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國古代文論》(1988)指出，古文論中許多重要觀念來源于道家思想，因此僅說“儒道互補”是不夠的；張法的《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1989)著重從中國文化背景考察中國悲劇意識的性質、特征、類型及運行趨勢。四、心理學方向——主要從心理學角度對古代文論作新的探討。如皮朝綱的《中國古代審美心理學論綱》(1989)，以現代審美心理學為參照，提出文氣、才力、個性、養氣、積學、研閱等六個范疇，試圖建構中國古代審美心理學。五、發展論方向——主要探討古典美學近現展的內在機緣。如潘知常的《美的沖突》(1991)通過對近現代美學曲折進程的分析，旨在說明其最終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美學作為歸宿的歷史“必然”性。

進入90年代，研究進一步深入和擴展。胡曉明《中國詩學之精神》(1991)，陳良運《中國詩學體系論》(1992)是繼續總體探討的兩部論著。前者著重探析中國詩學的精神與原型，提出并論述了比興、意境、弘道、養氣、尚志五個核心范疇。后者則認為中國詩學體系主要由志、情、形、境、神五個范疇構成。欒勛《人學、美學、道學》(1996)一文，超越一般的文論層面，立足于哲學，美學的高度，指出中國傳統的人學、美學、道學，實際上以“人學”為中心，而在深層次上它們之間又是相通的，因而主張研究古代文論應從“人學”處入手。黨圣元《中國古代文論的范疇和體系》(1997)一文，對古代文論范疇的哲學基礎，思辨特征，認知體性，傳統文論范疇之知識類型，詮指方式，理論形態，以及它們的展開層次，相互結構關系乃至整個中國文論范疇體系的系統結構特點，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述。他的《傳統文論范疇體系之現代闡釋及其方法論問題》(1998)一文認為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是一個歷史過程，其核心是范疇體系問題；這一范疇體系的基本結構是：以“道”為歷史原點與邏輯起點（元范疇），根據天——地——人這一系統結構框架，依循氣——人——文或物——心——文這一生成模式，由源到流，由體到用，由實到虛，由對立到統一，以范疇為基本單元，圍繞著作為一種文化的或精神現象的文學藝術所涉及到的各個認知方面而具體展開，形成文源論、文體論、價值論、通變論、主體論、創作論、作品論、風格論、批評論等八個層面或曰理論專題，彼此之間的相互貫通，從而呈現出一種網狀式的結構特征；而在“轉化”過程中，又必須充分注意“視界融合”，“創造性闡釋”以及“活化”問題，如此才能把握真諦，激活內能，自然地融入當代文論之中。毛宣國《中國當代文藝理論建構的重要選擇》(1998)一文，重點探討馬克思主義文論與中國古代文論如何“溝通契合”，并從人的關注，思維方式，范疇融通等三個方面進行了具體闡釋。張海明的《古代文論和現代文論》（《文學評論》1998·1）也循這一方向進行了探討，強調在有中國特色的文藝學的建設中，古代文論占有重要地位，因為它是民族文化的“根本”，欲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必須在以現代意識完成“價值重估”的基礎上，實現“現代闡釋”。蒲震元的《現代詮釋與微觀考辯——再談古代文論的現代價值轉型》（《文藝研究》1998·3）則主要探討在實現古代文論“現代闡釋”的過程中，如何有效借鑒西方現代詮釋學，揚長避短，為我所有，并逐步建立中國的當代詮釋學理論。古風的《意境理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中國社會科學》1998·3），專就“意境理論”的演進過程，探討中國古代文論核心范疇“現代化”的路向：其一，以現代思想“重寫”傳統，并在傳統內涵的基礎上增殖和發展；其二，以現代西方文藝美學思想進行闡釋，給傳統注入外來血液，使其內涵產生重大變革。該文認為，意境現代化的最高理想是對意境范疇的重構，并對這種重構提出了設想。關于意境的系統研究有兩本著作值得一提。一是藍華增的《意境論》(1996)，一是蒲震元的《中國藝術意境論》(1995)。它們結合古今中外文藝作品的研究與評論，將“意境”提升為一個現代文論和美學的術語；尤其前著更受稱道，被認為是意境理論現代化的“一個成功范例”。此外，余虹在《文史哲：中西敘事理論的內在旨趣與知識眼界》(1997)，《中西傳統詩學的入詩方式及其歷史性建構》(1997)等論文中，通過中西比較，對中國文論的入思方式，歷史性建構以及敘事理論等問題作了較為深入地探討。王齊洲的《中國文學觀念的符號學探源》(1999)也以中西比較的開闊視野，從符號學的角度，詳細討論了中國文學觀念發生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及文學觀念所具有的原初意義，進一步揭示了中國文學觀念的文化內涵和民族特色。盡管這些探討還只是初步的，但其攻堅的目標和力度，顯然是前所未見的。

一路在繼承的借鑒的基礎上更注重獨立的理論發現和創造。

在這一路向上可以舉出楊義、葉舒憲、蕭兵、藍棣之、王一川等人。

楊義的長處在于對中國文學本體有比較扎實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他首先在現代小說史領域辛勤耕耘，以獨具特色的三卷本《中國現代小說史》立穩腳跟，進而由現代進入古代，在對大量古代作品的研讀品評中，體味、追索中國文學的生命底蘊和民族特征。在此基礎上他完成了《中國敘事學》（注：見《楊義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這部書與同期出版的敘事學理論著作不同，它不是對同類外國著作的綜合性演繹，也不是對這類理論的創造性重構，如胡亞敏的《敘事學》，董小英的《敘事藝術邏輯引論》，羅綱的《敘事學導論》等。它是著者以西方敘事學理論為參照，用現代眼光（新的知識結構，思維方式）對我國古籍鉤玄提要，梳理爬抉，細讀精研之后的獨立發現；第一次揭示了不同于西方敘事學的中國敘事的文化密碼，即敘事與歷史結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維方式在敘事中的不同表現原則，發掘了中國敘事智慧之特征。（參見該著附錄專家推薦意見）這樣的研究，由于集現代人類文化之光凝聚于中國文學的本體，闡幽發微，綜合提煉，自成一體，因之既充分顯示了中國敘事學的特色，又具備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雖然不能說該著已經完美無缺，但可以說，在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理論體系進程中，這確實是一項重要的創獲。

葉舒憲和蕭兵是八九十年代很有實力的兩位學者。在研究領域上，前者神話與理論兼長，一部《中國神話哲學》體現了他的這一特長；后者則專注于神話研究，尤其楚辭神話研究成就突出，出版《楚辭與神話》等多部著作，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以世界的眼光，做中國的學問；在方法上，更注重文化人類學和中國乾嘉學派的積極價值。近年來，他們合作主持并參與撰寫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將這一特點進一步貫注到對中國文化的深層探討上，為了對古代文化更好地進行現代破譯，他們一面積極引入文化人類學的知識視界，一面努力繼承和開掘傳統的考據學方法，力求融匯中西古今，形成自己獨特的學理話語。他們的這種創造性追求受到學界的高度重視，被稱為“中國文化考據學派”。樂黛云認為，他們用現代的世界的眼光詮釋中國文化，竭力使它成為全球文化的一部分，成為人類共享的思想資源，這種努力代表著我們學術的方向和未來。（注：參見《文學人類學走向新世紀》所記樂黛云的發言，《淮陰師范學院學報》1998年第二期。）

藍棣之曾師從著名現代文學史家，魯迅研究家唐弢先生。讀書期間思維即有些“怪異”。他借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說，抓住文學文本的某些特殊情節，便不顧一切地向作品的背后深鉆細探，必欲挖出其深藏的“秘密”而后快。此后，一直沿著這一思維方向充實豐富，深化發展，終于形成與眾不同的研究方法，取得了與眾不同的研究成果。主要著作有《正統的與異端的》(1998)，《現代詩的情感與形式》(1994)，《現代文學經典：癥候式分析》(1998)等。其中后者影響最大，是他的代表作。該書用獨特的精神分析解讀中國現代小說、戲劇，見前人所未見，發前人所未發，別開洞天，令人耳目一新。他所注意的，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形式與技巧，而是從文本的“疑團”（悖逆、含混、反常、疑難等）尋找其作者的“癥候”，再由“癥候”尋蹤探源，所要揭示的是：作品說了什么，一個故事下面還有沒有另一個故事，哪是作者想講而沒有講出來的，哪是作家要掩飾的，哪是作家沒意識到而無意之中流露出來的，還有，作家之所以要講故事的無意識動因是什么？（注：參見《中華讀書報》1999年5月19日9版，梁妍：《深入到藝術創造的生動內核中去——藍棣之談文學的癥候批評》。）這樣，如多節火箭一樣，節節推進，使探究超越作品的表層、外層空間，進入作家心理和文本結構的深層，進而由作家的無意識動因的分析深入藝術創造的生動內核。這部書并不是系統的理論建樹，但其中貫穿著獨立的理論觀念，形成了當今理論批評界難能可貴的“一家之言”。有人稱他為“癥候分析學者”，他認為自己屬于心理批評派，而心理批評是對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重要補充。

王一川是一位很有個性的青年學者。90年代以來，他以“修辭論”為中心課題，但不滿足對他人理論的一般移植與借鑒，而是在中外相關理論的辨析比較中，尋找建構自己的理論系統。他認為，既有的認識論美學、語言論美學和感興論美學都各有所長，又各有所短。前者往往為內容、思想而犧牲形式、語言；中者在執著于形式、語言或模型時，常常遺忘更根本的，為認識論美學所擅長的歷史視界；后者則又忽視了語言論美學的優長。為了走出這種美學的困境，他主張“把認識論美學的內容分析的歷史視界，感興論美學的個體經驗崇尚，語言論美學的語言中心立場和模型化主張這三者綜合起來，相互倚重和補缺”。他認為，“這實際上就是要達到修辭論境界；任何藝術都可以視為話語，而話語與文化語境具有互賴關系，這種互賴關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歷史”。由此，他提出了與眾不同的“修辭論美學”。（同名著作于1997年出版）這已不是一般的創造性借鑒，而是在借鑒基礎上的一種獨立創造，從而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藝學提供了新的嘗試。杜書瀛認為這是一種力圖把“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結合起來的美學，力圖建立一種既避免單一的“內部研究”的缺點，又避免單一的“外部研究”的缺點的美學。因此，是很有創見，也很有價值的。（注：參見《內轉與外突——新時期文藝學再反思》，《文學評論》1999年第1期。）

就目前來看，以上三種路向的研究，都還未能形成更多更有分量的“拳頭產品”，但可喜的是都已有先行者在奮力拼搏。經過二十年——也可以說20世紀幾輩學人艱難曲折的探索，終于看清了的學術道路，我想，富有光榮傳統和聰明才智的中國學人一定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的。具有世界影響的新一代學者和論著一定會涌現出來。

注釋：

①見嚴昭柱:《論文學本質多元化的實質》,《文藝理論與批評》l991年第1期。

②見山人:《〈堅硬的稀粥〉,是一篇什么作品?》,《文藝理論與批評》1991年第6期。

③三文依次見《文論月刊》1990年第1期,《中國文化報》1990年5月23曰,《文學評論》1992年第3期。

④參見:賀敬之《關于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幾點意見》。《求是》1991年第5,6期,以及《文藝理論與批評》1991年第2,5,6期,《文藝報》1990年4月28日的有關文章。

⑤見《書外瑣談》,《中華讀書報》l997年8月13日6版。

⑥見《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學者的人間情懷》第123頁。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⑦見《兩代學人的對話與潛對話———〈跨世紀學人文存〉出版筆談》中樊駿的文字。《中華讀書報》1999年9月1日第7版。

⑧杜文:《新時期文藝學反思錄》,《內轉與外突———新時期文藝學再反思》,分見《文學評論》1998年第5期,l999年第l期;孟文:《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見《文藝爭鳴》l998年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