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論話題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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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來，當代中國文藝理論觀念、范式及話語形態的多元拓展與對話，越來越聚焦在當代大眾文化藝術形態與既定的文化藝術形態的相互關系上，從而引發了關于當代文學的生存境況與發展前景問題的不同認識和論爭。我以為，這是一個涉及社會、文化轉型的文學（文論）話題，但要對之作出符合人類文化變遷與文藝發展規律的闡釋，就須聯系全球化的語境，立足當代中國社會、文化轉型的文藝實踐，從學理層面對文藝蛻變與當代文化的內在關系進行深入的探討。

一

當今中國，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現代化的深入發展，現代都市拔地而起，城鄉聯系密切，生活節奏明顯加快，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深刻、廣泛的變化。從衣食住行、消費觀念到思維方式，從家庭生活到職業領域，從個性發展到完善人生，從現實世俗到理想樂園等一切方面的價值，都在經歷著急劇的變化。變化意味著舊有的平衡與穩定被打破，新生的在沖突與變異中孕育。與此相關聯的文化藝術觀念，也陷入了新與舊的撞擊和激蕩之中，由此導致傳統文藝結構的裂變和新的文化藝術格局的逐步形成。

一方面，以大眾傳播媒介（機械媒介和電子、網絡媒介）為手段，按照商品市場規律運作的大眾文化的崛起，為現代都市人拓展了新的文化空間。普通市民，尤其是現代的“上班族”和青少年，把地攤的暢銷書、流行音樂、娛樂影視、時尚報刊雜志、廣告、電腦游戲和網絡藝術視為自身參與當代文化轉型，并從中獲得感性愉悅的日常文化藝術形態。因為都市人在商品經濟大海中奮力搏擊，為實現自我價值而勞累奔波，大眾文化快餐恰好滿足他們休閑娛樂的需求，適應人際關系變化的新特點，符合他們追求刺激、新奇與多樣化的情感方式。總之，大眾文化所誘發、催化的日常消費性的藝術審美，與普通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狀態彼此契合，以致經典文學和高雅藝術遭到冷落，甚至隨著人們消費享樂的不斷膨脹，審美體驗的鈍化，而造成對崇高美的藝術境界的淡漠或拒斥；同時，還容易在感性欲求的滿足中，或在媒體所制造的虛擬世界中，認同大眾文化所包含的一些低俗、消極的觀念，疏離了個人的價值層面與體現當代社會文化前進方向的基本價值觀念的關系。

另一方面，都市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是變動不居，復雜多元的。一些人或因厭倦了現代社會生活的喧囂、緊張，以及快餐文化、流行藝術對生命價值提升的阻隔，形成了一種向往寧靜致遠的心理定勢，追求心靈的愉悅、凈化與升華；或隨著他們在社會物質生產和精神交往中不斷增強感受、體驗生活與藝術的能力，而超越日常消費性的審美，轉而從文學經典和藝術杰作中提高自身的欣賞層次。他們或者重返經典文本的閱讀，從唐詩宋詞、古典小說名著到中外現當代的名家佳作，感受優秀文學作品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民族特色，體悟中外現當代文學創新的獨特審美意蘊和魅力，提升自己的藝術審美境界；或者關注新時期的力作，特別鐘情于飽含大眾情感、且寄托人生理想的那些作品，從中品味到文學作品不僅能夠調適身心、陶冶性情，而且有補于世道人心，由此感佩這些作家堅執于文藝的精神品位的文化人格，深信嚴肅文學、高雅藝術將不斷地融入大眾日常藝術審美活動，拓展其生存、發展空間，從而鼓舞了作家、藝術家。誠如一位作家所說：“文學這個金字塔是有層次的。金字塔的下面部分是讀者最多的，而頂尖部分則是讀者最少的。所謂純文學；就是這個金字塔的頂尖部分”；“即精神層次較高、內涵深邃，一般大眾難以馬上進入其境界的作品。”因此，“純文學雖然短期內不能贏得巨大數量的讀者，但細水長流，其吸引潛在的讀者的能量是非常大的。”[1]當前一些人把文學經典引入家庭和社區的圖書室，把普及高雅藝術當作城鄉公共文化活動的重要形式，或許預示著當代文化與文學藝術在互動中的發展趨勢。

二

由此可見，當代大眾文化藝術的崛起，正是社會文化轉型期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表征文學、藝術不僅是社會精神生產與精神交往的重要形式，而且日益廣泛地滲透到物質生產與物質交往之中，作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與審美活動。所以，大眾文化及日常消費性藝術審美崛起的意義，絕不僅僅是對文藝娛樂功能的凸顯和強化，而是在現代工業文化和后現代信息文化的影響下，以新興科技與傳媒為中介手段，沖擊建立于新現代文化基礎上的、以文字符號和其它“語言”符號為媒介的文學藝術的既有形態和規范，形成一種適應當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審美價值趨向的新型文化藝術形態。在它生成的過程中，雖然承續著中外通俗文化藝術的傳統，吸納了民間文化和市民文藝的精神資源，但實際上它同文藝既有形態的關系，不全然是以往那種雅、俗之間的關系，而是當代多元文化藝術建構中，兩種既有聯系又有極大差異的文藝形態的互相關系。

那么，又該如何認識當代社會、文化的轉型，正在改變文學、藝術的生存境況與存在方式呢？

如上所述，大眾文化藝術形態的出現與生產方式的變革息息相關。特別在信息產業逐漸成為主導型生產方式的后工業時代，大眾文化媒體的產業化將被納入文化經濟的新體系，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后現代社會里尤其日益明顯。電子傳媒、電腦網絡作為社會管理和文化交往的中介系統，進一步改變著人類精神文化的構成，文化藝術的嚴肅、高雅、崇高的價值追求及其宏大的敘事模式，為世俗的感性愉悅和日常消費性審美的平面化所遮蔽，文藝的現代性話語方式在由媒體主導的大眾價值取向中隱身，關于終極價值的追問被泛情的世俗關懷所取代。在當今中國的具體語境中，雖然信息文化和文化經濟時代只是一種發展趨勢，但基于全球化的信息傳播和后現代文化的影響，也使中國大眾文化藝術形態呈現出某些趨同的景象：傳統文藝在通俗文藝、電子傳媒的沖擊下，早已出現“神圣性”與世俗化的分流；以語言文字符號描述審美意象的藝術形態，開始受到包括文字、聲音、圖像等多媒體藝術和網絡藝術在內的視聽覺藝術形態的擠壓；現代性的文學話語逐漸被淹沒在媒體型、日常審美型的話語方式中。從而確證了當代大眾文化藝術形態，是日常藝術審美與科技文化、商業文化在世俗化方向上相互融合的產物，具有不同于傳統審美文化單一性的“混融性”特征。這一點，早在影視藝術成為大眾文化中的綜合性藝術之日起，就已透露出此中的奧秘。

影視藝術由于被納入現當代文化工業的系統，以致其生產、制作和傳播可以充分利用現代化手段，把文藝信息迅速而大規模地傳達給大眾，對社會生活、特別是大眾的審美娛樂發生很大的影響。相比之下，傳統文藝門類就難以與之抗衡，比如文學中的詩歌，建筑、雕塑、繪畫、音樂、戲曲等藝術種類，雖有其傳達人類心靈世界變化的獨特審美價值，卻因其創作（生產）、傳播（展演）的方式難以納入文化工業和商業運作系統而存在局限，更因其藝術欣賞主體必須具有相應的藝術修養與審美心態方能感悟作品的境界，而造成“曲高和寡”的缺憾。其次，影視藝術作為一種綜合性的新型藝術，除了擁有現當代文化工業的生產方式與傳播手段外，還能充分吸收、利用各種文藝種類之所長，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們的局限，使視、聽藝術融入了詩的想象、戲劇性的沖突和小說的故事情節，達到文學性和觀賞性的結合。這正是它們能吸引優秀的小說、戲劇作者加盟，通過小說、戲劇作品改編制作成影視劇而擴大文學作品影響的重要原因。

可見，影視藝術作為大眾文化的重要藝術類型，所以具有覆蓋面廣、受眾面大的藝術效應，除了它作為現當代工業生產的特殊領域和媒介文化的重要形式等原因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文化藝術價值取向，適應普通百姓的生存狀態和審美世俗化。回顧世紀之交引起人們感興趣的電視劇，除卻那些以古典名著改編、制作的電視連續劇，和具有現代意識與民族藝術特色的武俠、言情劇外，恐怕就要提到那些以描述普通百姓身邊事，著力表現人間情愛的永恒與矛盾的世俗關懷的劇作。從《渴望》、《過把癮》到《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其感人之處在于真實地傳達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渲染了他們的世俗價值與感性欲求。盡管一些評論家對其感官性、過程性、無深度模式等“后現代”特征加以批評，但大眾卻認同這些劇作，并跟隨情節的跌宕起伏而唏噓、喟嘆。誠然，當代大眾是不滿足于日常的藝術審美與世俗關懷的，如馬克思·韋伯所言，科學昌明決不能代替人類的終極關懷，相反，倒是可能將人的存在與世界的存在之間的各種矛盾激化，因而對自我生存的無盡關注和焦慮，便成了每一個個體無法擺脫的宿命。所以，創造使個體靈魂得以棲居和安身立命的藝術佳構，就成了現代文藝的重要使命。然而，大眾對人文精神的渴求，對終極關懷的理想，又總是以其現實的感性欲求的滿足為基礎的。只有隨著人們生存狀況和精神文化狀況的不斷改善、提高，才可能從世俗欲求躍升到人生追求的更高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大眾文化傳媒的重要形式的影視藝術的價值定位，既是它贏得大眾收視率的特長，又是它難以提升大眾的更高審美品位的局限。因為這種價值定位，誘導著電視劇的創作（改編）、制作與傳播的方向，在于迎合、滿足觀眾當下的審美價值期待，淡化或消解劇作文本的藝術獨創性和深層的審美意蘊，強化、渲染故事情節的煽情與刺激性，以致近年來，影視藝術中的大片制作變成了好萊塢創作原則與制作模式的翻版：驚情、歷險、英雄美人、正邪較量，和卡通化的視覺構成、高成本高科技的投入。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與影視藝術相比，網絡藝術作為大眾文化媒體新類型的出現，更是當代信息技術迅速發展的產物。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互聯網的發展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創造了一個嶄新的世界——網絡世界，徹底改變了人類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方式。網絡化創造的虛擬空間，使人們可以在信息化、數字化的虛擬實在中體驗人生、創造自我、溝通未來；而且極大增強交往與對話中的主體性和個體價值。“一方面，在虛擬空間里，人類自由想像的空間無限擴大，構造能力無限增強”；另一方面，網絡世界“為交往主體提供了自由平臺，人們可以自由思想、自由交流，可以隨時變更自己的身份，可以自由地信息，對信息進行反饋、評判、選擇、刪除，體現了人類在網絡社會中尋求自覺和自主的一種歷史選擇傾向”。[2]在此基礎上涌現的網絡藝術，極大地超越了影視藝術的特性，進一步蠶食了傳統藝術的空間，甚至改寫了文藝家的身份。正如有關論著所言：“由社會分工規定了身份的文藝家將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藝主體，取而代之的將是超越日常身份而相互交往的網民，他們匿名上網，通過角色扮演而傳達情思的活動將成為文藝的主流。文藝手段的代表，將不再是千百年來置身于巖石、青銅、布帛、紙張等相互分割的硬載體‘文本’，而是網絡上彼此融通、聲情并茂、隨緣演化的超媒體。文藝加工方式的主要特征，將不再是目標明確的有意想像，而是隨機性和計劃性的新的結合。文藝所奉獻的對象，將不再是從事儀式性、膜拜性或玄思性靜觀與諦聽的讀者、觀眾或聽眾，而是積極參與、恣心漫游的用戶。文藝內容的來源，將不再是獨立于文藝活動、先于文藝活動而存在的所謂‘客觀生活’，而是和文藝活動融為一體、主客觀密不可分的‘數字化生存’，文藝環境的構成要素，將不僅僅是人和自然，而且包括智能動物、高級機器人等由高科技創造的新型生物。”[3](P4)這種描述與論斷也許還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證實，但從目前網絡藝術的情況看來，它確實在交互性、可視性、趣味性、知識資料的豐富性和融合不同藝術門類的特長等方面突破了傳統藝術，超越了影視藝術。因為以往的媒體手段均是單向度的，是預先給定的，而網絡則“打破了單一或分離的‘主—客’和‘主體—主體’單向的交流結構形式，網絡化真正實現了人機互動、交互作用，人類交往呈現出‘對話性’的特點，形成了相互對話、交流、反饋的網際關系”[2]。

當然，當代大眾文化藝術形態與既有的文化藝術形態相比，也存在著局限與不足。一是影視藝術的編導與制作的標準化和模式化，這是它作為文化工業生產的必然結果。難怪一些小說作者在其作品被改編、拍攝成電視劇后普遍感到遺憾，因為標準化、模式化的運作嚴重損害了原作的獨創性和深刻、豐富的審美意蘊。二是影視藝術審美價值定位的世俗化、“快樂原則”與商業性，促使生產和經營以大眾的日常消費性審美為指歸。只要瞄準了世俗的趣味與時尚，就找到了影視產品的賣點和消費熱點。甚至為了追逐商業價值而不惜犧牲產品的文化品位，更遑論提升消費者的藝術審美水平了。三是影視藝術的表現方式過于直接、具體，追求同步、轟動的影像效應，以致大眾越來越難以找到想像力揮灑的空間。久而久之，也就鈍化了制作者與欣賞者的審美體驗能力。因此，欣賞者無法獲得某種超驗的審美感，或一種經過悲劇和痛苦之后的心靈凈化。造成這類大眾文化媒體“不可避免地要在人類經驗的整個范圍內制造一種對常識知覺的歪曲。”[4](P167)與之相反，文字符號能夠激發意象和隱喻，使讀者能夠從想像和經驗中衍生出豐富的意義。

同樣，網絡藝術在超越書面文藝和電子文藝的同時，也產生了一些新問題，尤其是帶來了一種消解正統文化藝術價值的力量，病毒泛濫，色情傳播，隱私爆光……，嚴重損害了健康的生活境界和藝術格調。更因為網絡的“虛擬世界”缺乏直接的體態語言的交往形式，以致阻礙人們情感及精神交流。而且當人們在虛擬空間進入平常無法經歷和體驗的生活時，人離現實世界愈遙遠，就愈益活在虛幻的世界中，冷漠了人的情感和人類的價值關懷，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交往的異化”。

這就進一步證明，當代大眾文化藝術形態，尤其是影視藝術和網絡藝術等重要類型，之所以迥異于既定的文藝形態，就因為它們的生存環境、生產方式和傳播方式都與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以致它們的文藝觀念、審美價值生成與實現機制，甚至作家、藝術家的社會身份，也都與以往有了極大的變化。這是社會文化變革在文藝領域中的深刻反映，表明在全球化語境下，當代文藝的存在方式與話語系統，正從一元走向多元悖立、互動的發展格局。既往的文藝形態（包括口頭的、書面的文藝形態）與當代大眾文藝形態（特別是電子文藝和電腦文藝中的網絡藝術），都是復雜、多元文藝新格局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們相互悖立與互動，彼此吸納與揚棄，形成多元共生的動態結構，從而顯現出各自存在的意義和彼此無法取代的價值，并預示著一個新文藝時代的到來！

三

面對當代文化藝術復雜多元的變化，文藝理論批評亟須進一步轉變思維方式，拓展視界，更新觀念，調整思路和方法，以利于文藝發展與理論創新。

首先，要立足文藝變革實踐，確認文藝旨在滿足和提高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審美文化需求的基本理念；并從這個基本理念出發，打破以往闡釋文藝價值、功能的中心與邊緣、雅與俗、先鋒與后鋒的二元對立模式，尋求在歷史唯物主義宏觀視野中，不同闡釋、批評主體切入、理解文藝對象的獨特角度與范式，形成與多元文藝互動共生格局相適應的多種文藝理論批評話語相互交流的動態系統。只有這樣，才能充分揭示文藝多樣性的各自價值、功用與局限，深入理解各種文藝形態、審美特征在相互對話與競爭中可能發展的前景。

顯然，文藝理論批評格局的這些變化，不但體現了當代文藝變革發展的要求，更是當代人類的文化自覺及思維變化的產物。如所周知，當代的人們不僅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重視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物質條件的不斷改善和經濟水準的不斷提高；而且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警惕人自身的物化、工具化、異己化，力求通過高揚人文精神，克服科技理性的片面發展與弊端，促使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相礪相長，推進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由此驅動人們在物質生產和精神交往的過程中，不斷調整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超越單純的“主體——客體”或“主體——中介——客體”模式。這正是德國現象學家、哲學家胡塞爾晚年試圖闡明的有關主體間的問題。在他的思考中，先驗的自我變成了主體間的自我，世界于是變成了主體間的生活世界。[5](P96-97)他的思考，反映了現代以來人們愈加清晰地意識到，單純的“主體——客體”或“主體——中介——客體”的模式，在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物的關系時是行之有效的，但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精神交往時，就會陷入“他人不是客體”的困窘。所以，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或譯作“主體際性”，作為現代哲學概念所指稱的“主體和主體共同分享著經驗，這是一切人們所說的‘意義’的基礎，由此形成了主體之間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臺”；“并以此將眾多主體連接起來，形成一個意義的世界”[6](P239)的交往理論，對于任何一門科學，任何一種知識、思想的生存、發展，都具有方法論的價值，即它們必須具有主體間性，才能成為主體之間交往的內容，從而在主體和主體間生成意義。

對于當代文藝理論批評來說，如果不能形成多元范式、話語主體之間的比較、對話與競爭，就不能深入理解多元語境中各種文學現象的特征及其在整個文藝發展格局中的地位、意義，更談不到進一步促進文藝創作的多樣性和總體發展水平。因為，“沒有比較，就不能顯現差異，沒有對話，就沒有彼此間共同性，也就沒有交流的基礎；沒有競爭，就沒有創新的動力，也就沒有創新”[7](P9)。一句話，文藝理論批評就不可能充滿活力和生機。

其次，正像文學藝術的創新必須遵循文藝發展的規律一樣，當代文藝理論批評的創新，既要充分體現當代文藝構成的多向度、多層面、交叉性和復合性，拓展文藝觀念；同時又須凸顯文藝所以為文藝的基本特質，發現、探求當代文藝嬗變中的種種悖論，對充滿變動性和不確定性的新文藝形態作出學理性的闡釋，為深化文學藝術的本質特征的認識，重構文藝的基本概念、范疇，提出新的話題，從文藝實踐概括出新的觀點。

事實上，隨著大眾文化的崛起，人們已經發現，文藝創作和生產的原創性缺失，正是當代文藝的普遍性癥疾之一。這當然可以歸咎于當代復制文化與影像技術的發展；但也不應忽視作家、藝術家對文藝的自律與他律、傳統與未來的態度問題。文藝現代性的發展歷程證明，文藝的自律、自主性的實現，只有在充分考慮他律又超越他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為文藝在觀照、傳達人類心靈世界的過程中，必然融匯了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也即是說，它本身既是精神文化的一個構成要素，同時又以自身的特性、方式去展現社會文化的變遷。從而決定了一個時代的文藝不僅描繪時代的社會面貌，同時也反映時代的文化風貌。只須閱讀那些劃時代的文藝巨著，從本國的《紅樓夢》到外國的《高老頭》和《戰爭與和平》，就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個時代的文化總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體地反映在這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中，以至成為歷史學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資料來源之一”[8](P54-55)。在這種反映中，文藝家總是帶著自己的審美感受給予特定社會文化現象以直觀、生動、經驗的描繪，以致我們看到的特定時代社會的文化景觀和氛圍是那么真切、活潑、有趣，從而觸摸到文化的總體狀貌或發展動向。這就是巴爾扎克所說的“寫出許多歷史家沒有想起寫的那種歷史，即‘風俗史’”[9](P62)，或者如路易·阿爾都塞所言：“……藝術所以是藝術，是因為它脫離開意識形態，同時暗指著意識形態”，“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品使我們從內部或通過一種內部距離‘感知’（而不是認識）作品所堅持的意識形態”[10](P165)。總之，當代藝術與科學的任何變異和創新，都是以批判傳統作為新事物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動力。沒有先鋒與后鋒的藝術對抗，沒有科學中進步與落后的對抗，藝術和科學是難以變異、創新的。但是，在科學中，一種新的思想或學說的產生，就往往意味著一種舊的思想或學說的死亡。雖然從科學的承繼性說，后輩科學家應牢記先輩科學家的貢獻，繼承前輩科學家的探索和獻身精神，但事實上，科學進步的歷史恰恰就是一部鏈性遺忘的歷史。藝術則不同，“雖然每一個時代都有先鋒與后鋒的對抗，每一個時代都與它的前續時代構成一種先鋒與后鋒的對抗狀況，但是，誰也不能因此而作出結論說，先鋒的就是具有審美價值，而后鋒的就是不具有審美價值的，或者說，先鋒的就是對后鋒具有終結威力的”[11](P308)。因為前者并不能取代后者，也不能使人們遺忘后者。更重要的，先鋒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它可能很快就成了后鋒，它是速變的甚至是速朽的；在有些情況下，先鋒與后鋒會相互轉化，先鋒的變為后鋒，而后鋒的變為先鋒的。可見，文學的變異、創新，既否定、批判了傳統的僵化和陳腐的東西，又繼承和提升了傳統富有活力的東西。只有平庸的文藝家才視傳統為包袱；只有那些毫無審美追求的藝術家，才把文藝的自律與他律絕對地對立，視他律為其創作的動力。

所以，當代文藝理論的創新應面對這些悖論，探求產生悖論的多元語境（前現代、現代與后現代）中不同文藝形態審美價值的差異和沖突，它們在互動中顯現出適應不同社會群體和個體的審美需求，以及與人類精神文化總體發展趨向的普遍性之間的深層關系。唯其如此，文藝理論批評范式與格局的新構建才不會走向單向度的局限，即不是把各種新媒體文化的興起對既定文學藝術形態的影響看成單向的，甚至具有終結威力的；而應視為相互作用、共同推進當代文藝的變革發展。一方面，各種新媒體文化的興起，改變著文學、藝術的存在方式，促使其拓展新的生存、發展空間；另一方面，走向大眾，融入大眾藝術審美活動的文學、藝術，又會以其富有藝術性的魅力和高遠的審美境界，提升大眾藝術審美活動的意蘊與文化品位。從而以不同的方式、形態，去實現人類精神文化總體發展的理想。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在全球資訊時代，人類面臨的仍然是歷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問題：如生死愛欲問題，即個人身心內外的和諧生存問題；權力關系與身份認同問題，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問題；人和外在環境的關系問題，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問題。追求這些方面的‘和諧’是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共同目標”；“但這種‘普遍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環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現，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2](P23)。因此，我們在探究當代新媒體文化和大眾日常藝術審美形態的崛起，以及它們與既定的文學、藝術的悖立和互動時，也就無法回避此論題中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關系。

事實上，新媒體文化和大眾日常消費性審美活動在中國社會轉型期的興起，就存在著這種新型文化、藝術與西方后現代（后殖民）文化的復雜關系。尤其是消解文化藝術的深度模式的傾向，更是后現代文化、藝術的重要癥疾，對于這類價值觀，連同大眾文化的科學至上、消費主義等特征，都必然要經過本土化的篩選、淘洗，才能分辨其良莠而決定取舍。從這一點看來，文學經典、高雅藝術的普及仍具有現實意義，它借助大眾媒介與手段，以較高的精神價值和審美旨趣，去滿足和提升大眾不斷增長的審美需求，既克服那些獨立于大眾生活之外的“純文學”的缺陷，又避免后現代文化“削平深度”的絕對化的弊端。可以預期，經過不斷調整、更新的當代中國文學、藝術，必將迎來“鳳凰湟pán＠①”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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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般下加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