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傳統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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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文學研究現代性

我們所即將告別的20世紀文學，將會為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史留下什么？換言之，這個世紀的文學在浩浩中國文學史長河中將占據怎樣的位置和作出怎樣的貢獻？這是近十多年來文壇關注的焦點之一。一些學者于1985年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試圖把一向從屬于政治劃分的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統合起來研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然而，這并不表明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趨于終結，而只是掀開了新的一頁。因為從那時以來，人們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討論連綿不絕，形成雜語喧嘩局面。我們在這里也只是想從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這個特定角度，加入到這場有關20世紀中國文學及其相關問題的世紀末喧嘩之中，提出別一種觀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中國文化的現代性或現代化，是在現代進行的一項長期而根本的“工程”。這種“現代性工程”（projectofmodernity）起于何時？學術界有不同意見。我們雖然認為它根源于中國文化內部的種種因素的長期復雜作用和演化，但在作具體劃分時，還是不得不把目光沉落到1840年鴉片戰爭這個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變上。我們所謂現代性工程，大體以鴉片戰爭為明顯的標志性開端，指從那時以來至今中國社會告別衰敗的古典帝制而從事現代化、以便獲得現代性的過程，這個過程涉及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宗教、學術、審美與藝術等幾乎方方面面。當這個閉關自守的“老大帝國”在西方炮艦的猛烈轟擊下急劇走向衰敗時，按西方先進的現代化指標去從事現代化，“師夷長技以制夷”，似乎就成了它的唯一選擇。確實，面對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的古典“中心”地位和幻覺都遭到了致命一擊，只能脫離傳統舊軌而邁上充滿誘惑而又艱難的現代化征程，以便使這“老大帝國”一變而為“少年中國”或“新中國”。李伯元在小說《文明小史》（1903—1905）楔子里，就把走向現代化的“新中國”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風雨欲來的“天空”：“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一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甚么難猜的？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么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卻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這里可以說同時展示了中國眼前的衰敗景致和即將到來而又朦朧的現代化美景。現代化（modernization），在這里就是指中國社會按照在西方首先制定而后波及全世界的現代性指標去從事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轉型的過程。而相應地，現代性（modernity）則是指中國通過現代化進程所獲得的或產生的屬于現代的性質和特征。

要在這個具有數千年文化傳統的“老大帝國”實施空前宏大而艱巨的現代性工程，必然會牽涉到方方面面。對此，原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分析。在這里，我們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能選取一種特定角度。在我們看來，中國的現代性問題，可以從中國文化對于其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遇的種種挑戰的應戰行動角度去考慮。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化意味著被迫納入現代化進程的中國舊體制經受一系列尖銳、嚴酷而持久的挑戰，如產生“道”與“器”、專制與民主、巫術與科學、科舉與教育、王法與法律、傳統思維與現代思維等等劇烈而持久的沖突。有挑戰，就不得不有應戰。應戰就是面對挑戰而采取必要的應對措施，在現代性內部的種種沖突中嘗試和尋找適合于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現代性集中而明顯地體現在面對現代化過程的種種挑戰而顯示的應戰行動上。這就需要我們從挑戰性課題與應戰行動的角度去理解現代性所牽涉的種種復雜問題。

大體說來，現代性涉及這樣一些主要方面：其一為科技現代性，主要體現為如何師法西方現代科學和技術而建立中國的現代科學和技術體制，并且在這種現代科學和技術體制參照下重新激活中國古典科學和技術傳統；其二為政體現代性，要求把奉行天下一體的古典帝制轉變為現代世界格局中的一個“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引發種種政體變革；其三為思維現代性，涉及古典宇宙觀與現代宇宙觀、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中國思維與西方思維等沖突及其解決上；其四為道德現代性，要確立中國人的現代道德規范，涉及人際交往、禮儀、感情、戀愛和婚姻等方面，如破除“三從四德”、“三綱五常”，規定個人、戀愛和婚姻自由及社會義務等；其五為教育現代性，意味著借鑒西方教育制度而在中國建立現代教育制度以取代衰落的中國古典教育制度（但后者作為傳統仍有其生命力）；其六為法律現代性，要求把古典王法轉變為現代法治；其七為學術現代性，即把古代學術體制翻轉為以西方學術體制為樣板的現代學術體制，涉及從學術觀念、學術思維、治學方式到學術機構等一系列根本性轉變，如從古典文史哲到現代文學、歷史、哲學和美學等；其八為審美現代性，表現在從古典審美—藝術觀到現代審美—藝術觀的轉變、面對新的現代生活的審美表現能力、及如何借鑒西方藝術樣式如文學、繪畫、電影、音樂、舞蹈和戲劇等方面；其九為語言現代性，主要指漢語現代性，體現在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轉變中，如現代白話文取代古代文言文和古代白話文。可以說，這僅僅是不完全列舉；同時，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需要運用專業知識去作專門論述，而在這里由于個人能力和興趣所限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討論與我們的論題密切相關的后兩方面——即審美現代性和漢語現代性。

二

審美現代性，在這里是審美—藝術現代性的簡稱，即它既代表審美體驗上的現代性，也代表藝術表現上的現代性。在現代性的諸方面中，審美現代性是看來非實用或非功利的方面，但這種非實用性屬于“不用之用”，恰恰指向了現代性的核心——現代中國人對世界與自身的感性體驗及其藝術表現。審美，西文作acsthctic，原義為感性的或感覺的。審美現代性（aestheticmodernity），就是指中國人在現代世界感性地確證世界與自身并加以藝術表現的能力，或感性地體驗現代世界和自身并加以藝術表現的能力。它涉及這樣的問題：在現代世界上，中國人還能像在古代那樣自主和自由地體驗自己的生存狀況、尋找人生的意義充滿的瞬間嗎？這樣，正是審美現代性能直接披露作為現代人的中國人的生存體驗狀況、整體素質和能力，從而成為中國現代性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

審美現代性往往表現在如下幾方面：從古典審美意識向現代審美意識的轉變，即確立屬于現代并融合中西的審美情感、審美理想和審美趣味等；以現代審美—藝術手段去表現現代人的生存體驗，涉及從舊文學到新文學的轉變，國畫與西畫之爭，國樂與西樂之辨，戲曲與話劇的關系，及新的表現手段如廣播、攝影、電影和電視的引進等；參照西方現代美學或詩學學科體制而建立現代美學或詩學學科，從而出現中國現代美學或詩學。就上述方面而言，以現代審美—藝術手段去表現現代人的生存體驗，是尤其值得關心的。單從文學角度說，以現代審美—藝術手段去表現，首先就意味著以現代漢語為書寫形式、以相應的現代審美—藝術語言規范去表現，如實現從古典章回體小說到現代小說、從舊體詩到新體詩、從文言散文到新散文、從戲曲到話劇等的轉變。由于這里都無法繞開古代漢語文言文與現代白話文的關系這一“紐結”，因而要談論文學的審美—藝術表現即審美現代性，就不得不涉及漢語現代性問題。

三

如果可以說漢語是顯示中國人生存狀況的基本場地或方式，那么，說現代漢語是顯示現代中國人生存狀況的基本場地或方式，則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因為，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事實已經清晰地告訴我們，當著古典文言無法表達或無法盡情表達現代中國人的新的生存體驗時，呼喚并創造新的屬于現代的漢語形態，使其擊敗并替代衰朽的古代漢語而登上正統或主流寶座，就成了漢語現代性的主要課題。人們有理由發出疑問：正像古代漢語成為顯示中國人的生存狀況的有效和有力方式一樣，新生而稚嫩的現代漢語還能同樣有效和有力地表現中國人的現代生存體驗嗎？還能幫助中國人在現代世界重新樹立自己的那份自信、自主與尊嚴嗎？所以，可以說得集中點，漢語現代性的焦點，正在于現代漢語作為顯示現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況的方式的有效性和魅力問題。漢語現代性問題，約略說來，集中表現在如下方面：一是從漢字結構來說，由繁體字變為簡體字，雖然對中國人的古典漢字形式美感無疑構成極大的挑戰，但卻是漢語為適應現代生活的表達需要而采取的一個重要的和有效的步驟；二是就漢語書寫格式來說，從豎排右起形式到橫排左起形式，標志著漢語書寫格式與現代世界通行語言書寫格式形成統一；三是就漢語表述來說，從無標點句到標點句，和從不分段到分段，使漢語表述增加或獲得了現代語言所需要的邏輯性和精確性；四是就漢語語法來說，從古代“文法”到現代“葛朗瑪”（grammar），建立起漢語的現代語法體系；五是外來語的大量引進、仿造和新詞的創造，滿足了現代生活的交往需求。

而從語體分類來說，漢語現代性具體體現在為適應現代表達需要而出現的新的分類形態中——科學語言、新聞語言、官方語言和文學語言成為現代漢語的基本語體。首先，作為科學語言，現代漢語能否像現代西方語言如英語那樣表述和創造中國現代科學知識？當古代漢語無法完滿地完成上述任務時，現代漢語中的科學語言就必然地承提起這項使命了。其次，作為新聞語言，現代漢語能否完善地和準確地報導和評述錯綜復雜的新聞事件，以便滿足現代人對新聞的特殊敏感和消費渴望？再次，作為政府或官方語言，現代漢語能否完滿地完成傳達現代政府指令、治理和動員大眾的任務？最后，作為文學語言（這里特指藝術語言），現代漢語能否像古代漢語表現古代人的生活狀況那樣，完滿地和創造性地表現現代人的生活體驗？而同時，作為文學語言的現代漢語，是否也像古代漢語那樣，在文學表現中本身就具有特殊的“美”，而這種美正是現代文學的美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最后一個問題正是這里需要討論的。

四

這里，作為漢語現代性的重要方面之一，以現代漢語去表現現代人的生活體驗問題，是必須同前述審美現代性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考慮的。審美現代性要解決現代人的生存體驗及其表現問題，而漢語現代性正是意味著把這一問題落實到具體表現方式——現代漢語上，于是就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問題：如何創造新的現代漢語以便表現現代人的生存體驗？這正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這樣，正是在審美現代性和漢語現代性相交叉的坐標點上，出現了以20世紀中國文學為代表的新型文學，更確切點說，中國現代性文學。這種新型文學致力于以新的現代充沛形式去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存體驗。

現代中國人不得不遭遇這樣的問題：面對新的陌生的現代世界，中國人自我還能真正進入自己的生存隱秘處，在那里獲取人生的意義充滿的瞬間嗎？要完成這項審美現代性課題，古代漢語已落伍了，需要求助于新的漢語形態，這就有漢語現代性要求。這樣，問題就來了：曾經運用古代漢語去書寫生存體驗、并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典文學的中國人，還能運用新的現代漢語去書寫現代生存體驗并創造堪與古典文學媲美的具有現代性的新文學嗎？面對這個空前難題，中國現代作家開始了自己的艱難歷險，結果是創造了20世紀中國文學，或者不如說，中國現代性文學。

從中國的審美現代性與漢語現代化性相交叉的角度看，所謂“20世紀中國文學”實際上帶有與古典性文學不同的現代性性質，從而屬于中國現代性文學，或者說是中國現代性文學的一個主體部分。所謂古典性文學，在這里是與現代性文學相比較而言的，或者是從現代性角度去追認的，指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的以古代漢語（包括文言文和古代白話文）為基本書寫形式的中國文學。中國古典性文學具有自身的源遠流長而又輝煌燦爛的“美”或審美特征，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然而，與此相對照，似乎只是倉促出生、且生長艱難的中國現代性文學，還能有屬于自身的獨特的“美”或審美特征嗎？人們當然有理由持懷疑態度。而確實，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現代性文學同古典性文學和西方現代文學相比較，并且總是得出中國現代性遠不及后兩者的結論。果真如此嗎？

中國現代性文學，是從鴉片戰爭以來至今的中國文學的基本美學形式和精神風貌的通稱。如果說，從1840年至（1898）的半個多世紀，屬于中國古典性文學的衰落期和現代性文學的醞釀期；從失敗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十余年屬于中國現代性文學的濫觴或開端期，那么，“五四”以來至今的八十載則屬中國現代性文學的發展期。這樣，“20世紀中國文學”在此也就是指中國現代性文學的發展形態。它不是在“五四”運動中突然“蹦”出來的獨立形態，而是從鴉片戰爭以來就一直在緩慢地孕育和生長著的中國現代性文學的一部分，一個主體部分。如果我們否認它同之前數十年文學發展的聯系，就意味著把它同文學的現代性進程、以及更根本的文化現代性進程割裂開來，仿佛是一個自我生成的“怪物”。在這個意義上，人們提“20世紀中國文學”誠然是可以的，并且曾經產生過一定積極意義，但卻是不大合理的，不如提“中國現代性文學的發展期”。

五

作為中國現代性文學的發展形態，20世紀中國文學已經形成了自身的獨特的審美特征。這自然需要從若干方面去作綜合考察，這里不妨單從它所創造的現代漢語形象去作初步考慮。在中國文學中，漢語并不是單純的意義表達工具，而是審美對象的當然而基本的組成部分——它是文學中的一種藝術形象。具體地說，漢語在其意義表現中本身就能展現出豐富而意味深長的審美的藝術形象（如語音形象、文法形象、辭格形象和語體形象等）；并且可以說，文學也只有憑借這種基本的漢語形象，才能把藝術形象總體及其意義創造出來。漢語形象不是文學的藝術形象系統的多余的裝飾部分或次要外殼，而就是它的直接和基本的美學“現實”。因為，中國文學畢竟是漢語的藝術，確切點說，是漢語形象的藝術。如果沒有了漢語形象，文學的藝術形象總體及其意義又如何創造出來呢？不是藝術形象總體及其意義需要借助漢語形象去表現，而是漢語形象把藝術形象總體及其意義創造出來。

確實，不再是沿用偉大而衰落的古代漢語、而是自無而有地創造稚嫩而偉大的現代漢語，以便表現現代中國人的新的生存體驗，這是中國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艱巨而輝煌的事業。試想，在古代中國人已經把古代漢語的表現能力伸展到最大限度從而使其必然地走向衰落后，置身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而急切地尋求表現的現代中國人，就別無選擇地只能另創新語了。孕育過李白和杜甫的詩文土壤而今不可能再度孕育他們了。縱使李杜再生，他們也不可能再度成為創造過輝煌的古代漢語形象的現代李杜，而不得不面對一個新難題——如何創造和運用新的現代漢語去寫作，去表現現代人的生存體驗。這無疑是李杜們不可能遭遇的一項名副其實的“前無古人”課題。

這項前無古人課題進展怎樣呢？可以說，從“五四”白話文運動到90年代，現代漢語在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存體驗方面已經和正在取得令人矚目的美學成就，同時，它作為漢語的現代形式，也已經和正在形成與古代漢語不同的獨特的美或審美特征。古代漢語具有自身獨特的美，而現代漢語也正在把自己獨特的美打開來。漢語的古今兩種美之間，當然存在著內在根本的繼承關系，但同時，相互間的差異也是明顯的。約略地說，具有獨特的美的現代漢語形象，從三方面吸取“美的資源”（愛德華·薩丕爾語（1））：一是漢語內部的古代傳統語言“流”，即中國古代文學所傳承下來的古代漢語遺產，它作為內在漢語形式為現代漢語形象提供古代漢語傳統的強大支援；二是外來的語言“流”，即以先進和科學語言面目出現并產生深刻影響的西方現代文學語言，這使得中國人在創造現代漢語形象時有了可以仿效的現想典范；三是基本的語言“源泉”，這是最為重要的，即現代中國人對對于自身生存體驗的當下語言把握方式，這為現代漢語形象確立了新的基本的、活生生的和永不枯竭的語言資源。現代漢語形象正是這三方面融匯的結晶。

現代漢語形象與文化現代性存在著密切的多方面的聯系。而從總體上講，文學中這些現代漢語形象的出現，恰恰是要適應文化現代性的需要，并且實際上成為現代性工程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方面——新的豐富而意味深長的現代漢語形象不正構成了中國現代性工程的動人的想象性“鏡象”嗎？正如前面所說，這是審美現代性與漢語現代性相交叉的坐標點。現代漢語形象所達到的美學高度，是現代性文化所想象的高度的一個凝縮模式。而就文學來說，正是現代漢語形象的美，有力地支撐起中國現代性文學的美。如果我們承認現代漢語形象的美的獨特性，那我們就必然會引出如下認識：以現代漢語為“美的資源”的現代性文學，也已經開始展現出自身獨特的美，這是與古典性文學的美不盡相同的新的美。如此，從現代漢語與現代性文學的關系而言，中國現代性文學其實可以表述為中國現代漢語文學。

這樣看來，今天的所謂中國“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研究學科，就應當在中國現代性文學（或中國現代漢語文學）這一新框架中統合起來。這是它們各自的學科建設所急需的。因為，正是這種綜合研究有可能幫助人們打消內心對于這三種學科的學科根基或立足點的長久懷疑。把所謂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這三個基于政治話語劃分而產生的領域統一起來研究的時日，應當說已經來臨了！它們不都是現代漢語文學或現代性文學的組成部分和研究領域嗎？不都是與現代性相連的中國現代文化的組成部分嗎？這三者相互打通的時刻，也即中國現代性文學獲得全面而綜合研究的時刻，無可否認地來臨了！

中國現代性文學并不只是以往中國文學傳統的一個簡單繼續，而是它們的一種嶄新形式。即，它不是為既往五千年或三千年傳統續上一百五十年“尾巴”，而是在五千年或三千年傳統衰落之后另辟蹊徑，另創一種新的形態，從而使中國文學呈現與古典性文學不同的另一種“美”。如果說，以古代漢語為書寫形式的古典性文學代表中國文學的古典性傳統，那么，以現代漢語為書寫形式的現代性文學則代表中國文學的新的現代性傳統。這是中國文學所具有的兩種彼此相連而又不同的“傳統”。遺憾的是，由于傳統學術成見的限制，人們對于偉大而衰落的古典性傳統似乎所知頗多，然而，對于同樣偉大而有待成熟的現代性文學傳統卻所知甚少；相應地，人們對衰落的前者大加推崇，卻對有待成熟的后者嚴加苛責。所喜的是，我們正開始形成對于現代性文學的新眼光。無疑地，現在已到了正視這種堪與古典性傳統媲美的新傳統，并同它對話的時候了。

六

由于中國現代性文學遠不是單純的詩學或美學問題，而涉及遠為廣泛的文化現代性問題，因此，有關它的研究就需要依托著一個更大的學科框架。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涉及現代政治、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語言學等幾乎方方面面的文化現代性問題，因而需要作多學科和跨學科的考察。有鑒于此，需要有一門更大的學問，去專門追究中國文化的現代性或現代化問題，從而為中國現代性文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學科地基或學科立足點。這個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性或現代化的更大的文化學科，在我們看來，應是中國現代學。中國現代學是我們的一個新構想，它能否成立呢？

中國現代學應是與時下流行的“國學”、“漢學”（Sinology）和“中國研究”（ChineseStudies）三個概念不同的。“國學”在今天通常指中國古典學術，或以中國古典學術方式而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研究。這樣的國學當然有其價值，但對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卻很少涉及，或者說，在處理現代性問題時缺乏行之有效的辦法。“漢學”一詞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漢學”把所有有關中國文化的研究都包容在內。凡是研究中國文化的，無論是國人還是外國人，都可以稱為“漢學家”。但這種用法由于過于寬泛，實際上不大被采用。常用的倒是狹義“漢學”。它常用來指16世紀以來外國人（尤其是歐洲人）從語言、歷史、地理、宗教和哲學等方面系統地研究中國的學問，可以說是“東方學”的一個組成部分（2）。這種研究的規范和目的都是屬于外國的，雖有參考價值，但畢竟無法充分滿足中國人研究自己的現代性問題的需要。“中國研究”（或譯“中國學”）是近十余年來引進國內的，它是二戰以來興起于美國的一門以現代中國為研究對象、以歷史學為主體的學問，屬于美國學術中的“區域研究”（RegionalStudies）范疇。其奠基人是近年去世的知名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KingFairbank）博士。“中國研究”正是要突破歐洲“漢學”重視傳統而輕視現實的舊模式，把中國現代問題作為基本研究對象（3）。這種研究雖然以中國的現代問題為主，富有一定參考意義，但實際上是歐洲“經典漢學”（ClassicalSinology）在現代問題上的一種延續形式，其根本目的仍是像經典漢學那樣服從于和服務于西方自身的利益需要。

那么，在國學、漢學和中國研究之外，還有沒有一門新學問，它由現代中國人自己建立、能跨越通常學科界限而把中國現代性作為中心問題加以通串性研究？顯然，中國現代學正是為彌補國學、漢學和中國研究所留下的空缺而產生的。它致力于研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古典性文化衰敗以后尋求全面的現代性過程時的種種問題。換言之，中國現代學是包括現代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語言學、藝術學等眾多學科在內的研究中國現代性問題的通串性學問。而這些現代性問題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由審美現代性和漢語現代性交織成的文學現代性問題，即如何創造新的現代漢語以適應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存體驗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現代性文學研究不過是中國現代學這個包羅廣泛的現代文化學科中的一個環節。

當然，在我們看來，中國現代學與其說是一門嚴格意義上的專門學科，不如說是一個靈活自如的通串性研究領域。通串，不是把若干獨立學科綜合成一個宏大的有機整體，而是在尊重各學科獨立的前提下從事適當的相互通連或串連。例如，要從中國現代學角度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則需要走出單純現代文學和現代詩學的限制，借助社會學、語言學、歷史學和心理學等多種學科的優勢，從事通串性研究。這樣做，才可能真正形成中國現代學研究視野。而如果把中國現代學固定為一個專門或獨立學科，則它的特色就勢必都喪失掉了。說得明白點，中國現代學應是一種在現代性問題框架中思考具體學科問題的通串性研究視野。

其實，中國現代學正是嚴格意義上的“中國學”。在古典時代，當中國人對于自己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充滿自信、固執地相信自己就是全世界的“中心”時，就自然地把“中國”當成“世界”或“天下”。那時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國體稱謂，而是一種“文化主義”或“天下主義”意義上的文化中心名稱。誰在文化上強盛，誰就是“中國”（即天下之中央）。所以，那時的“中國學”（如果有的話）與“世界學”是重合的，或者干脆就是一回事，并不需要專門針對中國的“中國學”（4）。只是在現代（鴉片戰爭以來），當中國的古典中心權威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中國作為現代世界若干民族國家之一員這一事實被確認后（5），在新的視野格局中重新認識或想象中國、重建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才成了一種必然要求。也只有在這時，才真正需要一門專門研究中國現代性的學問，這就是中國現代學即中國學（當然，如果要對譯成英文的話，它顯然不宜譯作Sinology或ChineseStudies了，而需另創新詞，如ChineseStudiesofModernity）。到今天為止，有關中國現代學的研究雖有開展，其歷史甚至可上溯到魏源、龔自珍和嚴復等對中國現代問題的最初認識，但畢竟一直缺乏真正明確的意識和籌劃。這種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自然包括如下緣由：在許多人眼里，鴉片戰爭以來的現代化進程不過一百五十余年，與中國幾千年輝煌的古典文化史相比似乎算不了什么，它不過就是這古典文化史的現代延續而已，因而重要的是研究這古典文化的現代復興，而不是把它看作與古典文化不同的一種新的文化的誕生。依此類推，人們以為古典文化取得很高成就，與世界任何一種優秀文化相比毫不遜色，而現代文化才剛剛開始，無甚成就，至多也只是它的一個不起眼“尾巴”而已。

這種偏見既存在于中國，也存在于外國。外國人一提起中國，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古典形象。但是，只要我們從西方介入前后新舊中國形象的巨變角度考慮，就可以發現，這種現代性進程所標明的變化、帶來的震撼和取得的成就，是怎么估價也不算過分的。以文學中的“中國形象”為例。鴉片戰爭好比一個分水嶺，劃分了兩種中國形象。如果說，在這之前，古典性中國形象凝聚了中國人有關自身與世界的第一次定義，使“中國”呈現出世界之中心權威的形象；那么，在這之后，現代性中國形象則代表著中國人對自己和世界的第二次定義，此時的“中國”轉而承認西方為世界之中心，自己則被放逐到邊緣。然而，第一次定義出的古典性中國形象并沒有因新的定性的出現而消逝，而是以新的方式更強烈地顯示出來：當古典中心形象被消解而現代邊緣形象頑固地挺立后，對昔日中心地位的渴望非但沒有因此而減弱，相反是被極大地激發起來了，形成再度中心化渴望，因為長期的中心地位造成了這樣的文化習慣或定勢，以致中國人難以忍受被長久地放逐邊緣的巨大苦痛；而當再度中心化渴望在現實中一再難以實現時，就往往被壓縮到集體無意識深層，再通過多種渠道被置換出來。在文學中創造“新中國”、“少年中國”等現代性中國形象，不過是多種置換渠道之一。一部現代文學史，可以說正是新的中國形象的創造史（6）。相應地，現代性標明一種舊的文化時代的結束和新的文化時代的開端，因而不能簡單地從時間的前后延續上看待現代性同古典性的區別，而要看到這種區別所揭示的文化傳統上的根本差異：這是兩種文化傳統或文化狀況的分水嶺。而從文學上講，這就需要我們在這種基點上回頭重新審視現代化進程，認真考察這種現代化進程所引發的巨變對中國人的生存狀況造成的震驚效果。這種審視和考察自然會不斷回頭涉及中國古典文化狀況和古典性中國形象，在兩者的比較中進行。而中國現代學正是要把中國形象問題置于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這一更廣泛的問題領域之中。

由于如此，中國現代學應是多方面研究的集合。例如，它可以包括哲學現代學、社會現代學、漢語現代學、心理現代學、教育現代學、審美現代學等等。與中國現代學相對應，今日有關中國古典文化的學問可以稱為中國古典學，這自然包括關于中國古典性文學的研究。然而，中國古典學并不能等同于“國學”，它不過是現代中國人出于理解現代文化的需要而對自身古典傳統作新的研究的產物。這種有關中國古典傳統的現代研究必然地是在中國現代學框架中進行的，目的是服務于現代人的現代性工程。因而嚴格說來，中國古典學其實應是中國現代學的一個關系密切的旁系或支系。同時，與中國古典學一樣地同屬中國現代學的旁系或支系的，還有中國外國學。中國外國學是由中國人開展的關于外國的學問，包括中國東方學、中國西方學等。為了了解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了解外國、尤其是西方自然是十分必要的。這樣，中國現代學同它的主要旁系中國古典學和中國外國學一道，承擔起研究中國的現代性的任務。

但我們不能在中國現代學問題上走得過遠，需要趕緊回到本文的論題上來：中國現代性文學在中國現代學中的位置如何呢？中國現代性文學應主要屬于中國現代學中的審美現代學與漢語現代學的交叉領域——這不妨暫且稱為中國文學現代學。文學現代學要處理如何以新的現代漢語形式（如“新小說”、“現代白話文”和“新文學”等）去創造和確證現代人的生存體驗的問題。這意味著把現代性文學納入整個中國文化的現代性進程去考察，發現現代性文學與現代性文化的密切聯系。

這樣把中國現代性文學置于中國現代學框架中加以研究，其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這里尤其重要的是，它應當可以為目前仍舊彼此疏離而飄無定所的中國近代、現代和當代文學研究提供一個共同的學科立足點或生長點，在此基礎上考察它們的共同的審美特征。這必將有助于消除長期以來有關中國現代性文學的種種偏見，使其獨特審美價值展現開來。這種偏見在于，與人們標舉古典文化而輕視現代文化相應，古典性文學被認為具有獨特審美價值和偉大成就，而現代性文學據說則由于廢除古典語言而采取西化的現代漢語形式，被認為尚處在失去古典根基的無根或虛空狀態，因而不存在獨特的審美價值，更不可能取得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美國漢學家孫康宜所披露的西方事例或許具有一定代表性：“數十年來美國漢學界一直流行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那就是，古典文學高高在上，現代文學卻一般不太受重視。因此，在大學里，中國現代文學常被推至邊緣之邊緣，而所需經費也往往得不到校方或有關機構的支持。一直到九十年代，漢學界才開始積極地爭取現代文學方面的“終身職位”，然而其聲勢仍嫌微弱。有些人干脆就把現代中國文學看作是古代中國文學的“私生子”（7）。而依我們從中國現代學角度所作的審視，正像古典性文化與現代性文化之間的關系一樣，古典性文學與現代性文學的比較絕不應看作五千年文學與其自身隨后的一百余年文學的自我比較，而應視為同一種文學的兩種不同形態之間的比較。也就是說，中國現代性文學已經開始獲得了堪與古典文學媲美的獨特而偉大的審美風格，它們雖在審美精神上是一致的，但在表現形態上卻有明顯不同。它們好比同一文學之樹上的兩株奇葩：一株在古典性傳統中生長、盛開和衰敗，另一株則在現代性氛圍中迎風怒放。古典性文學雖然偉大卻已衰敗，而現代性文學盡管幼稚卻已初顯其獨特審美特征與偉大前景。因此，要充分顯示現代性文學的獨特審美特征和偉大前景，就需要大力倡導和開展中國現代學，把現代性文學置于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問題框架之中。

中國現代學以及中國現代學框架中的中國現代性文學的有關問題甚多，這里只是提出初步研究提綱，以期引起國內人文學界、尤其是美學界和各門藝術學界同仁的探究興趣。希望這個視界能夠為研究包括現代性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現代性問題開拓出一種新的意義空間。

注釋：

（1）薩丕爾：《語言論》，陸卓元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02頁。

（2）參見閻純德：《漢學和西方學研究》，載閻純德主編《漢學研究》第1輯，中國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頁。

（3）參見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代中國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0頁。

（4）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美國麥克米倫公司1948年版，此據涂又光中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22頁。

（5）“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術語，是直到1689年9月7日《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才首次以拉丁文、滿文和俄文文本形式出現的，而它的第一次漢語表述則要等到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條約》簽訂時才出場，

參見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匯編》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頁。

（6）見拙文《中國人想象之中國——20世紀文學中的中國形象》，《東方叢刊》1997年第1、2輯。

（7）孫康宜：《“古典”或“現代”：美國漢學家如何看中國文學》，《讀書》96年7期，第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