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學評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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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始于美國的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是在全球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的情況下產生的。它旨在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主要倡導者和發起人徹麗爾·格羅費爾蒂(CheryllGlotfelty)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馬克思主義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

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將首先簡述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然后在闡述其發展的三個階段基礎上，探討美國生態文學批評意圖解決的主要問題。

一、美國生態文學批評的歷史源流

生態文學批評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約瑟夫·米克(JosephW.Meeker)在《生存的喜劇：文學生態學研究》(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學生態學”的概念，“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生物主題進行研究”(注：JosephW.Meeker,TheComedyofSurvival:StudiesinLiteraryEcology,

New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魯克特(WilliamRueckert)在其論文《文學與生態學：生態批評的實驗》(“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這一批評術語，提出“把生態學以及和生態學有關的概念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去”(注：WilliamRueckert,“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IowaReview9.1(Winter1978),p.71-86.)。隨后，有人提出“生態詩學”(ecopoetics)、“環境文學批評”(environmentalliterarycriticism)、“綠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綠色文化研究”(greenculturalstudies)等其他術語，但大多數人傾向用ecocriticism這一提法，因為它不僅很容易被轉變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式，而且“eco”這一前綴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的關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O.Waage)編輯出版《講授環境文學：資料，方法和文獻資源》(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該書收集了十九位講授生態環境文學課程的教師寫的“課程簡介”(CourseDescriptions)，“目的是要在文學領域促進人們對生態文學有更深的了解和認識。”(注：FrederickO.Waage,ed.,TeachingEnvironmental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York:1985,p.viii.)1989年《美國自然文學創作通信》(TheAmericanNatureWritingNewsletter)得以創辦使有關學者得以發表生態文學研究的短文、書評、和課堂筆記等。隨后，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術刊物相繼開辟了生態文學批評的增刊或專刊，其中有《印地安那州評論》、《俄亥俄州評論》等美國著名的學術刊物。(注：根據徹麗爾·格羅費爾蒂的統計，自1986年至今，美國人文學科出版過20多期關于生態環境文學的專刊。具體內容請參見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第32頁。)同時，一些大學開始把生態文學列入課程，作為現當代文論的一部分，受到學生普遍歡迎。在1991年美國“現代語言學會”(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上，哈羅德·費羅姆(HaroldFromm)發起并主持了名為“生態批評：文學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GreeningofLiteraryStudies)的學術討論。1992年，“美國文學協會”專題報告會上，格倫·A·洛夫(GlenA.Love)主持了題為“美國自然作品創作：新環境，新方法”(AmericanNatureWriting:NewContexts,NewApproaches)的專題討論。同年，“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ASLE:AssociationfortheStudyofLiteratureandEnvironment)成立，該學會的宗旨是“促進人類和自然世界關系的文學思想與文學信息的交流”，“鼓勵新的自然文學創作，推動傳統的和創新的研究環境文學的學術方法以及跨學科的生態環境研究。”(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

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屆全美生態批評研究會在科羅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舉行。與此同時，第一份正式的生態文學研究刊物《文學與環境跨學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StudiesinLiteratureandEnvironment)問世。該刊物的目的是“從生態環境角度為文學藝術的批評研究提供論壇，包括生態理論、環境保護主義、自然及對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然兩分法及其他相關的理論思想。”(注：CheryllGlotfelty&HaroldFromm,ed.The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ofGeorgia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態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版。1996年佐治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格羅費爾蒂和費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者：文學生態學的里程碑》(EcocriticismReader:LandmarksinLiteraryEcology,1996)。該書收集了26篇論文，分三個部分，分別討論了生態學及生態文學理論、文學的生態批評和生態文學的批評。1999年洛蘭·安德森(Lorraine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維克主編的《文學與環境：自然與文化讀本》(LiteratureandEnvironment:AReaderonNatureandCulture,1999)收集了長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說、詩歌、散文、傳記等不同體裁論述了人類與動物、人類與居住環境、政治與環境、經濟與生態等眾多主題。2000年，勞倫斯·庫帕(LaurenceCoupe)主編《綠色研究讀本：從浪漫主義到生態批評》(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2000)，從“綠色傳統”、“綠色理論”和“綠色讀物”三方面論述了生態文學批評的淵源與發展。1999年至2001年間出版的倫納德·西格杰(LeonardD.Scigaj)的《持續的詩篇：四位生態詩人》(SustainablePoetry:FourAmericanEcopoets,1999)、喬納森·巴特(JonathanBate)的《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學研究之廣闊領域》(FartherAfieldintheStudyofNature-OrientedLiterature,2000)、戴維·梅澤爾(DavidMazel)的《美國文學的環境主義》(American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勞倫斯·布伊爾(LawrenceBuell)的《為瀕臨危險的地球寫作》(WritingforanEndangered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Environment

intheU.S.andBeyond,2001)把生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除了出版生態批評的專著以外，近年來有關生態文學批評的會議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例如，在“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的協助下，2000年6月在愛爾蘭舉行了議題為“環境的價值”的多學科國際學術研討會。2002年3月“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在英國召開研討會，討論“生態批評的最新發展”。2002年9月，該學會的英國分會在利茲大學召開第三屆年會，會議主題是“創造，文化和環境”，重點研討生態批評、生態詩學和生態女權主義。“文學與環境研究學會”第三屆年會將于2003年6月在波士頓大學召開。會議的主題是“海洋-城市-水池-園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國生態批評發展的三個階段

到目前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已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研究自然與環境是怎樣在文學作品中被表達的。生態批評家認為，許多作品中描寫自然的一個陳舊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繪成伊甸園般田園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處女地，要么是瘴氣彌漫的沼澤地或無情的荒野。生態文學批評的第二階段把重點放在努力弘揚長期被忽視的描寫自然的文學作品上，對美國描寫自然的文學作品的歷史、發展、成就，及其風格體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討和研究。美國描寫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寫自然為取向的非小說創作。它有著成果累累的過去和充滿活力的今天。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國出版的描寫自然的作品選集有二十多部。作為一個文學流派，它源于英國吉柏特·懷特(GilbertWhite，1720—1793)的《塞爾波納的自然史》(ANaturalHistoryofSelbourne,1760)。這一寫作傳統通過亨利·索羅(HenryThoreau,1817—1862)、約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瑪麗·奧斯汀(MaryAustin,1868—1934)、艾爾多·利奧波德(AldoLeopold,1886—1948)和蕾切爾·卡森(RachelCarson，1907—1964)等延伸到了美國，其中利奧波德和卡森后來成為直接推動生態批評興起的領先人物。利奧波德的“生態中心論”(ecocentrism)思想后來成為環境主義者的金科玉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可以說是一座豐碑，是人類生態意識覺醒的標志，是生態學新紀元的開始。生態文學批評的第三階段試圖創建一種生態詩學，通過強調生態系統的概念，加強生態文學批評的理論建設。生態批評發展到今天，在創建理論體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就，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思想。例如，“環境倫理說”(environmentalethics)或“環境哲學”(environmentalphilosophy)對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道德關系進行探討；非人類中心說主張非人類存在物，如物種、生態系統等同樣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類對它們負有直接的義務；施韋策(Albert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論和泰勒(PaulW.Taylor)的“生命中心論”(biocentrism)將道德關心的對象擴展到整個生命界，構筑了以“尊重自然”為終極道德意念的倫理學體系；克利考特(JBairdCallicott)的主觀價值論和羅爾斯頓(HolmesRolstonШ)的客觀價值論，特別是奈斯(ArneNaess)等人提出的“深層生態學”(deep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態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礎。

近幾年來，倫納德·西格杰、喬納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勞倫斯·布伊爾等從現當代西方哲學家和文論家那里吸取思想精華，運用巴赫金、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和羅蘭·巴特等人的批評理論來構建當代生態詩學，把生態文學批評理論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持續的詩篇：四位生態詩人》一書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結構主義語言理論對當代詩歌和文學批評的影響，認為后結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僅僅把批評的目標放在語言、文本和話語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沒有自然環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西格杰把批評的矛頭指向西方哲學中的二元論思想，強調生態詩學的理論構建應以海德格爾和梅洛·龐蒂的思想為基礎。根據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觀點，存在首先是個人的存在，個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個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結果，必須在人對外部世界事物的關系中來考察它們，否則就毫無意義，失去了確定性。西格杰認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經濟環境與政治環境不平衡的形勢下，生態詩學的任務首先是要面對全球環境惡化這一基本事實，要以人的生存為本。西格杰還試圖從梅洛·龐蒂有關現象學的論證中探索生態詩學的理論基礎。梅洛·龐蒂深受胡塞爾的現象學的影響，把自己的哲學稱為“知覺現象學”。他指出，現象學就是對本質的研究。所謂“本質”，并不意味著哲學要把本質當作對象，只是意味著我們的存在，意味著我們需要“觀念性的場所”。在梅洛·龐蒂看來，本質就是我們的體驗；世界不是客觀的對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觀知覺的自然環境和場所”(注：蔣孔陽：《二十世紀西方美學名著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32頁。)。西格杰發現，梅洛·龐蒂的論點為生態批評家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批評模式，即把體驗的深度與世界的內在關系融會于一體，不能機械地或用理想主義的框架來理解身體與世界的關系，這就意味著生態詩學的研究要超出傳統西方哲學中主觀/客觀二元論的思想。

喬納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應用了現象學的批評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爾的觀點，進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發表的《浪漫主義生態學：華茲華斯和環境傳統》(RomanticEcology:WordsworthandtheEnvironmentalTradition,1991)中陳述的浪漫主義生態詩學。同時，巴特還根據法國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有關論證“自然狀態”的思想來探討生態詩學的問題。巴特認為，盧梭的“自然狀態”論和“返于自然”的思想與“深層生態學”理論從本質上講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論述了從十八世紀到當今的小說和詩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簡·奧斯汀和托馬斯·哈代、瑪麗·雪萊和威廉·H·哈德孫以及伊莉莎白·畢曉普相并立，以獨特的視角探討了這些通常不被認為是“自然作家”的生態意義。(注：JonathanBate,TheSongofthe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31.)

勞倫斯·布伊爾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試圖從不同方面構建生態詩學理論。布伊爾試圖淡化自然與文化的界限，認為生態批評的未來應從研究自然與文化的關系著手。穆菲試圖重新調整當今生態批評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國生態批評界對美國少數裔生態作家的忽視和對國際上其他國家生態作家及生態文學經典的忽略。穆菲指出，生態批評家研討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羅的《沃爾登或林中生活》之類的非小說作品，而涉及生態環境主題的小說作品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邊緣地位。穆菲認為，敘事小說在環境保護方面起的作用絲毫不亞于非小說作品，敘事作品應成為未來十年生態文學研究的重點。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的思想意識不僅體現在純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現當代小說家的敘事小說中也有明顯表現。例如當代小說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和唐·德里羅(DonDelillo)分別在《白色噪音》(White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atRest，1990)中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當代作家對生態環境的關注。德里羅的《白色噪音》除了表現當代人懼怕死亡這一主題外，還通過對生態環境的描述，特別是通過對某一旅游景點(一舊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學毒氣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現了在后現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國乃至整個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真正意義上的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費為主的后資本主義社會中被“復制”而成為種種假象(simulacraandsimulations)，并最終因發生“錯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從側面描寫美國作為一個“后自然”(postnatural)國家，其大地所擁有的資源差不多已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說的結尾，已五十五歲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羅姆眺望佛羅里達州一處療養地的風景時，他透過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敗和污染。在這些“危險的風景”(riskscape，美國當代地理學家蘇珊·卡特杜撰了這一詞，來形容空氣中漂浮的毒氣對自然風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櫚樹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看到藍色的天空被“噴氣飛機噴出的煙霧所污染”，看到“紫外線正把人體的扁平細胞烤成癌細胞”，看到“空氣中彌漫的煙霧使人難以呼吸”。(注：JohnUpdike,RabbitatRest,NewYork:AlfredKnopf,1990,p.501.)如果說十九世紀的西方文學反映的是一個把自然當作醫治人們精神創傷的社會，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描寫了一個把自然看成是經濟源泉的社會，那么，當代美國文學作品中的自然描寫所揭示的正是比爾·麥肯比(BillMckibben)所說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world)。在這個“后自然世界”里，人們對自然的需求僅僅是表面上的，盡管自然有時會激起人們的懷舊思想，有時會使人產生背井離鄉的感覺，但它已經與實在的東西(theReal)無關。

盡管生態批評家為了創建生態詩學已經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態批評理論尚處在發展階段，它還沒有達到理論上的成熟，更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美國學術界認為生態批評缺乏理論基礎的也大有人在。《美國現代語言協會》雜志編委瑪薩·班塔斯(MarthaBantas)認為“環境研究是軟性的(soft)”，它不過是“擁抱樹木的玩意”(“hugthetreestuff”)。(注：LaurenceCoupe,TheGreenstudiesReader:fromRomanticismtoEcocriticism,

NewYork:Routledge,2000,p.169.)盡管此話顯得過激，但多少說明一些問題。

三、生態文學批評旨在解決的問題

多年來，生態文學批評一直就文學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不斷提出問題并試圖予以回答。生態文學批評家經常提出的問題，除了諸如作者是怎樣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題是否反映生態環境意識、人應該如何對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處于什么位置等之外，還包括這樣一些根本問題：怎樣確定自然與文化的關系?當代生態文學批評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什么?生態批評是不是一門“終極的科學”?怎樣把生態文學研究與其他學科結合起來以便達到一個互補互利的結果?等等。

生態批評家們明確提出，生態批評的根本前提是：人類文化與自然世界密切相關。人類文化影響自然世界同時被自然世界影響。它研究的主題是自然與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一種文學和文化批評，生態批評的主要任務就是，通過文學來重審人類文化，進行文化批判，探索人類思想、文化、社會發展模式如何影響甚至決定人類對自然的態度和行為，如何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生態的危機。正如喬納森·萊文所說，“我們的社會文化的所有方面，共同決定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獨一無二的方式。不研究這些，我們就無法深刻認識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而只能表達一些膚淺的憂慮。……因此，在研究文學如何表現自然之外，我們還必須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決定著人類對待自然的態度和生存于自然環境里的行為的社會文化因素，并將這種分析與文學研究結合起來。”(注：轉引自王諾：《生態批評：發展與淵源》，《文藝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頁。)生態批評就是要“歷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響地球生態的”(注：JonathanLevin,“OnEcocriticism(ALetter)”,PMLA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態思想研究者唐納德·奧斯特指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自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要度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的影響。……研究生態與文化的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和哲學家雖然不能直接推動文化變革，但卻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而這種理解恰恰是文化變革的前提。”(注：DonaldWorst,TheWealthOfNature:EnvironmentalHistoryand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p.27.)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對生態文學批評發展趨勢的思考和討論就開始成為熱點。在對現代性的反思中，人們已經意識到后現代乃是生態學的時代，只有生態智慧才能使人類走出困境。生態批評家用生態眼光看世界的同時自覺地用生態的眼光看文學。喬納森·萊文最近指出，根據近年來美國出版的生態專著，美國的生態批評家可分為兩大陣營。一是“現實主義”生態批評家，二是“社會建構主義”生態批評家。(注：JonathanLevin,“BeyondNature?RecentWorkinEcocriticism”,ContemporaryLiterature,Vol43,No.1,(Spring2002),p.175.)這兩大陣營所體現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從傳統的西方哲學思想和現當代西方哲學理論中尋求批評的源泉和養料。他們在生態哲學思想的啟示下，把生態文學批評置于自然——社會——文化這個人類生態系統中進行全面考察，力求建構一種既展示文學批評本色又體現綜合生態精神和生態價值觀念。同時，他們把對自然生態的關注擴大到社會、文化甚至人類的精神領域，明確肯定人類生存的整體的生態性質，把文學批評置于人類生態系統之中進行考察。用生態的眼光看文學，必然要重新審視文學與自然的關系，充分重視自然對于文學的本源性意義。“盡管作為人類生命基礎、生存環境和實踐對象的自然已被社會中介化了，但它并不因此消失其自然本性。自然之所以能生成為人，是因為自然本來就存在并生成著屬人的本質。”(注：曾永成：《生態學——文藝理論建設的當代課題》，《成都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48頁，第47頁。)文學作為人類對自身生態進行審美調節的活動，一開始就打下了自然的深刻烙印，并一直把自然作為永恒的創作源泉和審美原型。生態思維對自然與社會、文化和人性的生態性整合，必將帶來對文學與自然關系的新認識。

美國當代生態哲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把生態學定位為“終極的科學”，因為“它綜合了各門科學，甚至于藝術與人文學科。”他指出，“盡管生態學可以被視為一門科學，但是，它的智慧比其他科學更深，也是壓倒其他科學的，有著普遍意義的。”(注：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哲學走向荒野》，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82頁。)羅爾斯頓所說的“終極”決不是“終極真理”的意思，而是就其廣闊的涵蓋性和問題指向的深度而言的。筆者認為，就生態批評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還沒有充分的理由說它已經到了“終極”的地步。但羅爾斯頓把生態學定位為“終極的科學”，至少有以下幾點理由：首先，生態學研究有機體與環境的相互關系，由此必然提升到對人與環境相互關系的關注；其次，生態學已把社會和文化置于自然這個更具本原性的大系統中，把人與自然的生態關聯視為社會和文化問題的深層內涵和動因，并從自然生態尋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再者，生態學把其他科學在人類生態系統中加以融會和整合，以糾偏補弊，使之在互補互動中共同優化人類的生存條件，并把人本精神融注于一切科學，把關于自然的科學與關于人的科學融合成一門科學，從而確立起一切科學對人的生成的終極關懷；最后，隨著生態學對有機體和人類生態系統中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生態機制和意義的全面認識，尤其是“對信息與精神的生成性聯系的揭示，人與包括自然在內的物質世界之間的精神關聯即精神生態問題日益受到重視”(注：曾永成：《生態學——文藝理論建設的當代課題》，《成都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48頁，第47頁。)，這就使生態學躍上人性這一生態生成之巔，具有又一層終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