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期刊評價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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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網收錄的報刊中，搜索“學術評價”關鍵詞，檢索到的文章多達3900余篇，輸入其他相近關鍵詞會有更多文獻。隨著“核心期刊”“來源期刊”“權威期刊”等目錄的一次次周期性地強勢推出，一般兩三年的周期輪轉，社會上對其認可度不一，但評價機構基本發展到成為凌駕于學者、編者之上的支配力量。2017年2月“SCI之父”尤金•加菲爾德的不幸離世，再次引發了學術界、期刊出版界對“核心期刊”“影響因子”的爭議。當前以“影響因子”為主要衡量指標的學術期刊評價爭議激烈，伴隨著不絕于耳的批評與討伐聲，“期刊榜單”的花樣不斷翻新，學術評價機構的數量不降反升，聲勢越來越大，然而，透過表面繁榮，隱約看到的是學術評價利益盤根錯節、學術評價創新一次次蛻變以及學術期刊發展的困境。

1學術期刊評價量化的理論基礎及在中國的發展運用

布拉德福在20世紀30年代最早提出“核心期刊”的概念，1934年，身為英國科學圖書館館長的布拉德福首次提出了定量描述文獻分散規律：如果把科技期刊按其刊載論文專業數以遞減順序排列，可以發現這些期刊分出一個核心區域和接連幾個區域，且每個區域的論文數相等。［1］這一定律成為核心期刊遴選最為原始的理論基礎，由于該定律還存在一些缺陷，直到1948年，該研究才開始逐漸贏得學術上的贊譽，后經英國著名文獻學家維克利等人的修訂、補充和傳承發展，最終形成了包含兩個不同學派、十余個經驗公式和4個數學模型的布拉德福分布理論體系，用于核心期刊測定的基本理論依據，并逐漸成為文獻計量學史上最負盛名的“經典定律”。20世紀40年代末，國際科學計量學領域著名的學者普賴斯便開始關注并投入到對文獻增長現象的研究中，1949年他敏感地發現“一沓沓的《哲學匯刊》堆放在圖書館的閱覽室，竟然靠墻堆成了一條完美的指數曲線”。繼而，他驚喜地發現，在過去的200余年，科學期刊、科學文獻的數量幾乎是每50年增長10倍，這就是“文獻指數增長規律”。l961年，普賴斯正式出版《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他用坐標軸的形式繪制出文獻指數增長曲線。后來他進一步研究并認識到，科學文獻的增長并不會瘋狂按指數規律無限制增長，［2］而是會趨于飽和，由指數增長轉為線形增長。原有文獻利用價值也在減退，1971年，普賴斯提出“文獻老化指數”，用以度量文獻的老化速度。隨著深入研究，他還發現，后兩年內被引用的頻率最高，之后會慢慢減少，并逐漸進入老化期，被稱為“引文峰值理論”。［3］美國文獻計量學著名的加菲爾德教授經過長期研究，1953年他發現了“期刊文獻引用規律”。20世紀60年代初，他發現767種期刊在所有學術論文的引用文獻中占了75%，152種期刊在所有學術論文的引用文獻中占了50%，25種期刊占了24%，開創性地創立了引文索引系統。［3］1963年他編制出版了《科學引文索引》(簡稱SCI)單卷本，第二年開始正式按周期出版發行SCI。被引文獻在期刊上的分布，同樣具有布拉德福所揭示的聚散特征，這就是著名的加菲爾德“引文集中定律”，后來很多引申指標的運用都是以此理論為基礎，也是他對布氏定律的重大超越、突破和發展。1972年，加菲爾德設計、提出了多個基于“引文數”測度的指標，如最負盛名的“影響因子”。它能夠有效評價期刊的整體學術影響力和文獻被利用程度，這不僅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證實了布拉德福定律，而且從理論上進一步發展和豐富布氏定律，后來逐步成為國際通行的一種學術期刊定量評價指標。1973年《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SSCI)、1978年《藝術與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A&HCI)相繼正式出版，由此，他的“引文索引帝國”逐漸形成，覆蓋多學科、國際性和綜合性的引文索引體系和引文分析理論體系。［4］（1）《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1990年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牽頭的幾家單位，按文獻計量學的基本原理評選出一些“核心刊物”，以蔡蓉華研究館員領銜，1992年版至今已出版7屆，2014年版共評選出1983家核心期刊，其指標內涵更加豐富:不但有反映期刊規模和容量的指標，還有反映期刊質量和影響力的指標；既有絕對量指標，又有相對量指標；既有引證指標，又有網絡傳播指標，還有信息資源管理指標。（2）《中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這是在直接引入SCI模式基礎上發展的，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1998年研制，基本每兩年一次（其中2016年因各種原因未）。2017年1月最新版CSSCI（2017-2018）收錄來源期刊554種，收錄擴展版來源期刊200種，收錄集刊189種。（3）《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以姜曉輝研究員領銜，2000年開始編制，目前已不定期出版三次：2004年版、2008年版、2013年版。隨著AMI2014年強勢推出，中國社科院內部就有兩家單位參與人文社科期刊評價。（4）《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CNKI—JIF)，作為知網每年定期的重要數據性報告，受到廣大期刊界的好評，是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中心、同方知網和清華大學圖書館等單位共同研制。（5）《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RCCSE），是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圖書館等部門2008年發起的，以邱均平教授領銜的團隊研究報告，作為期刊評價領域的后起之秀，2009年版至今已連續出版5屆，2017版共6193種學術期刊評價結果。（6）《“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期刊》，首次于2012年10月，是人大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和人大書報資料中心共同研制；［5］2014年版共有747種期刊最終入選；2016年3月首次研制并了另一評價成果《“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機構（2015年版）》；之后又《“復印報刊資料”重要轉載來源作者（2016年版）》。（7）《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綜合評價指標體系》(AMI)，2014年11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屆全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高峰論壇”上，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研制，首版對733種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進行評價。

2學術期刊評價量化牽制學術期刊發展

不可置否，曾對推動學術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量化學術評價在理論層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難怪目前我國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在積極推進量化考核，因為量化管理具有公正性、客觀性、便捷性等優點。事實上，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抹殺了個人創造潛能的多樣性，制造了大批“學術垃圾”，嚴重阻礙了學術創新繁榮發展。首先，以量化評估取代質量評估從根本上違背了學術評價的真實內涵，會嚴重危害學術進步，造成學術虛假繁榮的景象。當前高校和科研院推行過度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不少高等院校與科研單位在年度工作考核中實行“工分制”，按照科研分統計，將學術評價與特定的量化指標綁定。在量化管理政策的激勵下，我國SCI論文總數已連續多年位列世界第二，但單篇論文平均引文數只有3.01次，且世界頂尖水平的學者寥寥無幾。2011年，中國入選“高被引研究者”的人數僅為28人，大陸的學者屈指可數，其余大多數均來自中國香港地區。不由得令人感嘆“國家每年投入巨額資金，換來的卻是大量‘垃圾’論文，學術科研創新嚴重不足?！痹凇耙坏肚小钡臄底至炕Ｊ较拢还軘盗坎活欃|量，千軍萬馬寫論文、拼數量，而質量如何，倒是其次。量化評價方式正在成為學術浮夸的“催化劑”，其結果使得學術創新匱乏、學術領域混亂、學術研究表面化，違背學術發展規律，有悖于學術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其次，期刊被劃分等級成為罪魁禍首，核心期刊制度因此遭到期刊界絕大多數人的討伐，［6］這種簡單化的以刊物級別評定學術質量、學術水平、科研業績，帶來了諸多嚴重后果，最明顯的就是核心期刊功能產生人為異化，發生了不應有的放大、扭曲、變形，學術期刊評價量化扼殺學術創新，對學術研究、期刊發展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再次，量化的學術考評機制的確促進過我國學術事業快速發展，卻營造了不良的科研文化。學術活動本質上是一種探索性活動，科學研究本身具有周期性和波動性，很多學者不得不最終屈從于這種崇尚數量的文化，但是量化標準并不考慮。此外，對于教師個人來說，其學術生涯也有高峰期和低谷期，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現往往需要醞釀數年時間，在這種過度的硬性數量要求引導和刺激下，“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一些學術研究人員為了提高自己的學術成就，拿到項目，評上更高一級職稱，往往不顧一切采取各種手段增加學術數量。最后，影響因子本身就是一種比較原始的、粗暴的量化標準，大量經費管理者以及科研院校紛紛將其作為學術水平的評估指標。是從自然科學移植而來的直接套用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實際上，由于沒有考慮到不同學科間的基本特征及其差異性，對人文社會科學造成了極大傷害。此外，不同學科的引用模式也存在很大差異，即便同一學科內，不同研究領域之間有很大差異，［7］僅僅依靠“算術平均”這一數值來進行評判，顯然是有問題的。有學者不由得發出感嘆：量化評價成為“用最簡單的算術方法來管理世界上最復雜的腦力勞動”。學術期刊評價已被簡單的排行榜取代，必將給學術期刊帶來損害，因為其完全背離了科學發展規律。評價一本學術期刊的品質，原本就是要整體評價期刊的刊文水平和編校質量。學術期刊品質優劣，一是看刊文水平，包括所發論文的學術導向、學術價值等；二是看編校質量，包括錯別字、錯誤標點符號，所刊論文語言的通順、數據的準確、引證的嚴密、來源的可靠、撰寫的規范等等。首先，單純以復合影響因子、可被引文獻比和轉引率進行測評排序，忽略了從事某一學科學術研究群體的規模差異。由于量化評價體系按計算分值進行期刊排序，更加偏好一兩年內的短期指標，過分迷信量化分值，忽視很多長期性的指數，將復雜的分析內容和過程簡單地以幾個數字進行表達，難以考察期刊的歷史性學術貢獻和學術史價值。殊不知，正是這種已被大大弱化且遠離內容和特點的通適性純量化指標體系造成了其對學術期刊的評價結果難有說服力。這也在客觀上直接限制了某些期刊人對于長遠辦刊思路的布局，導致短視性、功利性、碎片化辦刊思路盛行。［8］其次，現實中最滑稽可笑的事，是學者的學術水平不進步卻要期刊的學術水平不斷提升。這種荒唐之事，也只能在當今這個時代才會出現?？墒牵姸嗳硕荚谠u價期刊，沒有水平的學者卻來評價學術期刊的高下。它們沒有別的辦法，就只好按照所謂的排名，尤其是“C刊”體系中的排名，在轉載體系中的排名。不評價好學者的水平根本就無法評價期刊的水平。換言之，沒有好的學者就不可能有好的期刊。學者是期刊的重要依托，學者的水平決定了期刊的水平。然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創新嚴重乏力，大多在從事中低水平重復的所謂研究工作，期刊的選稿是根據刊物的辦刊方針和學術定位來選稿的，并非完全是依據學術水平來選稿的，而是在辦刊方針的基礎上來選擇高質量的論文。再次，迫于嚴峻的定量排行榜壓力以及其他指標的壓力，一些期刊出版者唯“影響因子”馬首是瞻，置期刊的既有學科特色于不顧，決然朝著高被引學科與研究方向“努力調整”，甚至全盤“改革”，壓縮并削減了傳統學科、小眾學科學術期刊的成長空間，毅然改變學術期刊原有的很多優秀風格與特色，這有可能危及該類學科的生存與發展。其實，有時候甚至是一份小刊物也會因高水平的文章產生世界性的學術影響。21世紀初，俄羅斯一名從事數學研究的學者在互聯網上發表了自己的一篇論文，竟然因此獲得了菲爾茨獎。按照中國的標準，他根本就沒有資格參與申報。因此，發表的平臺并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內容。期刊是一個平臺，要打造好這個平臺，當然首先要有好的內容，好的內容來自于好的學者。學者的眼界和水平決定了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也決定了期刊的水平。最后，對于專業期刊來說，不同學科專業期刊的影響因子差別巨大最常見的期刊評價是人為地將學術期刊分為三六九等，導致出現學術期刊評價基本由外行主導的狀況。一般而言，社會科學學科的引文半衰期大多在2.8～3.8年，而以歷史、文學為代表的人文學科引文半衰期在10年以上，幾乎相差3倍。實際上，目前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評價也主要采用影響因子等量化指標，已對學術期刊造成了嚴重傷害。以《歷史研究》和《經濟研究》為例，近年來，其復合影響因子分別為0.954、9.831，相差整整10倍，但《歷史研究》一點也不比《經濟研究》差。絕大部分人文社會科學學科論證過程不易計量，結果難以用統一標準評價，決定了對人文學科學術期刊的評價也不宜采取量化標準。從某種意義上說，學術期刊評價也是一種追求主觀與客觀相一致的過程，因為學術研究是追求真理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來講，學術期刊評價只能根據科學依據。目前在中國各種學術期刊評價中，這些評價標準表面上看非?？茖W，但幾乎全是以各種數據為基礎，其實質可能是最不科學、最不符合學術研究規律的。首先，評價標準的絕對數據化，導致學術評價以及期刊評價的偏頗并遭到學術界的詬病，甚至影響了中國學術在世界上的形象。因為定量評價固有的缺陷體現在:“客觀、公正、公平”的前提比較困難，只能是盡量，且僅僅體現有限性；專業的缺位也使評價的科學性大打折扣，為彌補這一缺陷，定量評價通過大量數據的采集和看似復雜的數學統計運算。［9］其次，通過對學術期刊進行分等分級，使得復雜的論文評價變得簡單。由于對學科分屬不同、數量巨大、價值各異的學術論文進行全面的學術評價、統一的價值判斷較難，量化評價導致評價創新缺失。而學術期刊評價是根據論文所發表的刊物等級來確定論文的質量，并可以直接作為分配和管理資源的重要依據。學術期刊評價的對象是多元的，主體也是多元的。在學術研究領域，學術研究正是在反復的批評與反批評中實現超越的，一成不變的評價幾乎不會存在，需要不斷進行創新發展。［9］再次，作為管理工具的評價所需的并不是學術批評的科學精神，而是工具化的使用。評價在成了資源分配的主要依據后，又成了科研管理的重要工具，而且這個工具應有良好的“操作性”。定性也好，定量也罷，都只不過是學術評價的一種具體方法，后來以“定量評價”的專業評價機構應運而生，并開始與學術共同體搶奪評價主體的資格。［9］基于此，定性評價和定量評價才由具體方法上升成為不同的評價類別。

3改進學術期刊評價助推學術期刊發展

眾多學者期盼真正的學術研究和學術創新能夠得到肯定，渴望學術誠信的回歸。針對這種狀況，2011年11月初教育部下發《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結合當前存在的問題，提出進一步改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秉持科學客觀的態度，按照促進學術創新發展的要求，指出要正確認識SCI、SSCI、CSSCI等引文數據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科學引導學術期刊評價體系；意見要求確立質量第一的評價導向，要求加強評價制度建設，共同促進學術創新發展。首先，緊緊圍繞創新驅動發展，堅持創新導向。真正好的學術期刊評價，實際上就是主觀與客觀的完美統一、公平客觀的完美體現。要支持有利于激活創新要素的探索和實踐，破除制約創新的觀念和體制障礙，鼓勵科技工作者增強創新自信，在設計評估標準時，要尊重學科之間的差異，創立新學說，開發新技術，開拓新領域，創造新價值，應當允許甚至鼓勵在一些學科“十年磨一劍”的研究。其次，堅持學術自主，建立科學、規范的學術自治制度，維護科研學者在科研活動中的主體地位。要充分發揮學術期刊評價對學術發展的積極作用，秉持促進學術創新為第一要務，處理好定性與定量的關系。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是學術標準的量化，［10］其指標體系的設計應充分尊重學術創新性，諸如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響因子、他引影響因子等等，它是通過對各種評價標準設置不同權重而實現的，也要注重成果引用等客觀量化評價、社會影響等指標的設置。再次，建立一個客觀、公平、公開、公正和透明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既然是學術評價，就一定要堅持以學術為本位、以學術為創新點。［11］政府相關部門對于學術研究的政策指導、經費投入、過程監管、事后評估都是必需的，是學術事業創新繁榮發展的基本保證和必要前提。在自然科學領域，采用精確的量化方法評判研究成果的水平，有一定科學性和可行性；但對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而言，則值得探討商榷。一個人文社科學者畢其一生也許只是論證或創立了一個學說，但這對于社會發展的貢獻可能是巨大的。［12］最后，優化學術誠信環境，堅持道德自律和制度規范并舉。余三定教授開出的“藥方”就是:“面對學術評價標準的錯亂，應該淡化、弱化學術評價，以改良學術風氣，恢復學術生態平衡”。［12］要建設集教育、防范、監督、懲治于一體的學術誠信體系。嚴守學術道德，不準在科學研究中弄虛作假；不準以任何形式抄襲盜用他人的論文等科研成果；不準為追求數量和引用量粗制濫造、投機取巧。［13］在學術期刊評價方面，學術管理部門設的“法”越少越好，干預的越少越好，出臺的政策越少越好，“折騰”得越少越好。［14］核心期刊剛開始引入時的目的是“不具備全面評價期刊優劣的作用，不能作為學術評價的標準”，［3］發展到后來產生了異化。其實，因為論文是組成期刊的最小單元，但行政管理部門出于科研管理的需要，看準了核心期刊簡便的工具化屬性，也不論文章水平的高低決定著期刊質量的優劣，由此“以刊評文”開始走紅，這種現象必須予以糾正，讓學術期刊評價服務于學術期刊發展。首先，雖然評價的作用非常重要和不可替代，但同時也是有限的。對于學術期刊而言，判別其學術質量的高低優劣，本是評價體系的重中之重，而一旦與優勝劣汰直接掛鉤，則更顯其重。讓學術期刊重視其學術質量，這原是評價的意義和責任所在。要進行科學合理的學術期刊評價，促使其朝著有利方向發展，并讓評價能對學術期刊的發展起到良性推動作用，［15］任何學術期刊，都不能對此掉以輕心。其次，要正確全面反映期刊的情況，較好的辦法是“以文評刊”。要適當通過對期刊刊載論文的學科進行統計分析，并與統計源所有各學科論文的篇均被引次數進行比較，計算出其各學科論文的篇均被引次數，從而得到各期刊各學科論文的相對影響，即期刊刊載論文的學科影響。［3］研制出針對單篇論文的評價指標體系在論文評價、期刊評價中均占有決定性的基礎作用，需要社科學術期刊界和文獻計量學界通力合作，共同攻克。再次，評價機構回歸數據開發者定位有利于重建科學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要建立科學而公正的評價，評價機構最明智的做法是自我革新，退出自己不具實力的學術評價，專心做好數據的挖掘、整理和工作，用更有說服力的產品來替代自己的排行榜，要向服務平臺轉型。評價數據的開放是必不可少的前提，開放數據當然也就意味著數據開發與分析利用的分開。［4］回歸數據開發者的定位，揚長避短，為學術界、期刊界和管理部門使用該數據提供周到的數據平臺服務，作出自己的貢獻，退出學術期刊評價，回歸評價數據開發者的定位。學術期刊評價也是一種學術研究，只能根據事實說話，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對量化式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爭議已經比較明確，教育部下發《關于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第三條指出:“應該建立開放評價機制，基礎研究以同行評價為主，大力加強國際同行評價?！睘榇?，“學術期刊評價通過鼓勵知識創新，引導學者遵守學術規范，建立科學、公正、客觀的學術期刊評價機制”。首先，應該重視同行評議。雖然同行評議有利益沖突等干擾，但應相信每個科研人員會高度珍惜自己的信譽，學術共同體能很好地做好同行評議工作。論文評價可以成為學術期刊評價的核心內涵，應該增加研究者的主觀評價參數并充分體現其意見權重?！皩W術不能太多地與功利掛鉤，與經濟利益掛鉤，高度自律的學術環境自然需要學術研究者高度重視科學精神。學術研究必須要有崇高的理想，要提倡學術界的良知。對學術研究人員和成果，要有耐心，‘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需待七年期’，對待學術研究成果一定不能太急功近利?！保?1］其次，尊重學術期刊發展生態規律的評價體系，堅持大眾化的民主評價，將評價權掌握在眾多讀者手中?！捌诳u價體系要重視學術因素，而不應通過外行單純的量化指標進行評定分級。”［16］如出版評價環節是學術評價的起點與基礎，相關出版單位應該成立一個相對權威的學術出版評審專家委員會，涵蓋各個學科專業領域。這些學術出版評審專家們必須肩負高度的出版責任意識與精品出版意識，鼓勵開展健康的學術批評，發揮第三方評價的作用。具備深厚學術素養與學術情懷的學者們，要摒棄個人之間的學術門戶之見，以公正之態度、獨立之人格、公開之程序共同致力于學術價值研判。［17］再次，應當積極鼓勵在更多的期刊推行同行評議制度，作出專業的、權威的、有說服力的評價結果。鼓勵刊發“大文章”“大作品”，從學術發表的層面引導學者刊發高質量論文。［18］對于學術期刊與學術研究的扭曲關系，雖然學術界就此已有很多評論，但這種不合理的狀況正在逐漸得到糾正，部分名刊實現專家辦刊、開門辦刊日益成為一種風尚，一批著名學者、教授開始以各種方式進入編輯部，改變辦刊思路，部分學術期刊因引入專家辦刊等理念而得到了學者的好評，因此大有起色。［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