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期刊改良與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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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舊派文學期刊的研究成果比較豐碩，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概覽式的，代表性成果有鄭逸梅的《民國舊派文藝期刊叢話》、阿英的《晚清文學期刊述略》、楊光輝的《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以及祝均宙與黃培瑋輯錄的《中國近代文學報刊概覽》。二是專題式的，代表性成果有湯哲聲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通俗期刊編》、王燕的《晚清小說期刊史論》、郭浩帆的《中國近代四大小說雜志研究》、楊聯芬等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期刊與思潮1897—1949》等。這些成果各有側重，各有特色，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然而，清末民初文學期刊甚多，有的很重要的期刊就被遺漏，如《小說新報》。更重要的是，關于民初舊派文學期刊的改良與新文學運動之關系的研究比較缺乏。因此，這一領域還有較大的研究空間。民初舊派作家受到新文學運動的很大影響，他們所主持的不少文學期刊在新文學的沖擊下不斷進行改良，只不過這種改良不曾被關注。這不利于我們對舊派作家與舊派文學進行客觀公允的評價，不利于我們對新文學家與新文學影響的準確評估。《小說新報》同人就是這樣一群舊派作家，《小說新報》就是這樣的舊派文學刊物?！缎≌f新報》（1915—1923）是民初舊派作家的一個大本營，是持續時間較久（9年）、發行期數較多（共94期）、發行范圍較廣、社會影響較大的大型通俗文學刊物，在舊派文學期刊中堪與前期《小說月報》媲美，頗具代表性，其改良更具代表性。面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巨大沖擊，《小說新報》展開了四輪改良。這種改良從李定夷任編輯主任的1919年第1期設置“論壇”欄目開始，后每換一任編輯主任，開始新一輪改良（許指嚴接替李定夷除外，其改良主張附屬于李定夷）。這些改良讓我們大開眼界，重新認識到舊派作家求變的一面。當然，改良的期刊并非《小說新報》一家，其他許多期刊，如前期《小說月報》《中華小說界》《小說大觀》等，都不同程度地改良，但都遠遠不及《小說新報》。

一、新文學運動背景下的舊派文學期刊之改良

就筆者所見，舊派文學期刊之大改良可能始于1919年第1期的《小說新報》，這種改良是在新文學運動的沖擊下的合理調適。其改良的規模是其他任何一家舊派文學刊物不可比擬的?！缎≌f新報》進行了四輪改良，第一輪改良始于1919年第1期“論壇”欄目的設置，前七期每一期刊載關于小說改良的論文一篇，所載論文依次為：李定夷的《改良小說芻議》（1919年第1期）、蔣箸超的《說能篇》（1919年第2期）、貢少芹的《敬告著小說與讀小說者》（1919年第3期）、許指嚴的《說林揚觶》（1919年第4期）、（吳）綺緣的《吾之小說衰落觀》（1919年第5期）、閱報一份子俞靜嵐女士的《小說新報評論》（1919年第6期）、（許）指嚴的《本報改良商榷之商榷》（1919年第7期）。自第8期起，“論壇”欄目改為“評林”欄目，前兩期所在文章依次為鄭逸梅的《新報畫集之商榷》（1919年第8期）、綺緣的《最近十年來之小說觀》（1919年第9期）。凡九篇。時任編輯主任的李定夷在《改良小說芻議》一文中提出了積極改良小說的辦法：取中西善本詳細批判，取近時行本眼里甑別，敦請大學家精著模范本，昌明各科學以扶植智識，演講禮教以端讀者趨向。旨在有益于世道人心，有益于增長讀者之知識。這種改良措施，除第五項與新文學不相容外，其余四項與新文學并不沖突。然而，不管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上，卻是拯救舊派小說之弊，而不是根本改革，所堅守的“禮教”與新文學更是水火不容。這是該雜志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影響下所做出的調整，以期趕上急劇變化的時代，以免被淘汰。1919年第8期所載《本報刷新特別啟事》聲明《小說新報》以后辦刊特色：一是改定門類，以小說為主，以啟迪社會為宗旨，首列精心結撰的短篇與長篇小說，次筆談，次雜俎，次劇本，次曲譜，次文藝（內分評林、詞壇、詩鐘、燈謎諸子目），材料豐贍，意義嶄新，每期必在百頁以上。二是注重內容，務使語不離宗，言皆有物，即以文學論，亦足為后學模范。三是多征名著，如琴南、天笑、鐵樵、天虛我生、鈍根、周瘦鵑諸文豪等。四是力求美觀。五是長篇小說預決首尾完具。［1］1當時酷愛《小說新報》的讀者認為，該雜志新設置的“論壇”欄目“意至善，法至良也，此為雜志界新發現之異彩，新報之價值，將因是而增高，此海內名流發表小說意見之機關，于小說界之前途，關系甚巨，責任尤重，即專評論新報，亦可與薄海同志，聲氣相通，其功用又甚大也”［2］。這輪改良的特點是集中闡述舊派的小說觀念，總結小說界存在的問題，提出改良辦法。第二輪改良，始于1920年第1期。《小說新報》已創辦5年，編輯主任李定夷因故匆匆他適，許指嚴一度匆匆繼職，力圖振作。他接任時間較短。1920年由包醒獨擔任編輯主任，上任伊始，就策劃改良。從第1至8期，每期“論壇”欄目中關于小說改良的長篇論文一篇，其中除了第6期所載潘公展的《我對于小說之管見》與第8期所載（吳）綺緣的《述小說之種類與利弊》兩篇外，其余六篇均為“記者”所撰。這里的“記者”為編輯主任包醒獨。他的六篇論文依次為：《對于本報第六年之三大希望》（1920年第1期）、《撰本譯本長短比較論》（1920年第3期）、《予之言情小說觀》（1920年第3期）、《論小說在文學上之價值》（1920年第4期）、《小說二次革命議》（1920年第5期）、《論小說家宜注重游歷》（1920年第7期）。這輪改良突出的特點是，鑒于民初小說陳陳相因以及黑幕書等的泛濫，決定發動第二次小說革命，以革新小說內容。第三輪改良始于1922年第1期，主編貢少芹改“論壇”欄目為“思潮”欄目。該欄目的最新動向是突破小說、突破文學的范圍，進入政治文化領域，從他們的代表性文章，如醒石的《中國男女道德標準不同的研究》、賊菌的《談心》、冰心女士的《上海婦女的解剖》等，就可以略見一斑。這種改良存在模仿新文學家以“思潮”引領時代潮流的明顯痕跡。第四輪改良始于1923第1期。天臺山農主持的這輪改良并未像上三輪改良那樣開辟“論壇”或“思潮”欄目，而是以靈活多樣的形式，如“序文”、“征文簡章”、“編輯上的商榷”等，發表編輯主任與讀者的改良意見?！熬庉嬌系纳倘丁睓谀恳庠谂c讀者交流意見，征求讀者的“高見指教”。其突出特色是試圖發掘新作者，尤其是青年學生作者與女性作者。從時間上看，這四輪改良與新文學運動大體同步。李定夷的改良始于1919年1月，包醒獨的改良始于1920年1月，貢少芹的改良始于1922年1月，天臺山農的改良始于1923年1月，均歷時數月。這四輪改良雖然不是一人主持，卻仍有一定的連貫性、遞進性乃至系統性，表明了舊派追求文學進步的積極嘗試。

二、“文白兼容”主張

“文白兼容”的問題早在晚清文學革新運動時就已經提出，梁啟超等人在創辦《新小說》雜志時不得不兼顧文言與俗語。其意是兼顧文言與俗語之作，但各自一體，不能混用。這種語言體例為不少小說雜志所仿效，如《小說林》《新新小說》《小說月報》《中華小說界》等。實際上，各自一體很難做到，梁啟超自己也不能幸免。他自言翻譯《十五小豪杰》時，文俗并用。文言向白話演進，是文學進化的規律。這種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并逐漸獲得認同。狄楚卿等人贊同這種觀點，指出：“飲冰室主人常語余：俗語問題之流行，實文學進步之最大關鍵也。各國皆爾，吾中國亦應有然。故俗語文體之嬗進，實淘汰、優勝之勢所不能避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聲，故文言分離，此俗語文體進步之一障礙，而即社會進步之一障礙也?！保?］晚清新小說家和民初舊派作家均主張文言與白話兼顧，從各自一體演變為相互混用，任其所能，而總體傾向是偏重文言。新文學運動興起后，廢除文言、提倡白話的呼聲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主張文言、忽視白話的舊派感到強大的壓力，他們再也不能無動于衷。在文言與白話的問題上，以《小說新報》為代表的舊派認為，歐美言文一致，中國則言文分離，歐美白話的流行比中國白話容易。蔣箸超在《說能篇》一文中指出：“吾國新文派之風潮，在上者諱言之，而在下者則已視為怪現象之一種，非新潮之荒謬也，歐美文言一致……中國文自文，言自言也。”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可與《魯濱遜漂流記》等量齊觀。我國所記載者，本無朝野之分，《水滸傳》《三國志》則取法于《左轉》《國語》，“一言一文，昭乎其不可同也”；《西廂記》《琵琶記》則取法于《詩經》《離騷》，“前之文者自文，后之文者又雜入言，又顯然其不可混也。故以通俗之義釋之，又只宜乎小說之一種?！迸f派難以忍受五四新文學歐化風格的怪腔怪調，難以接受青年學子棄中趨外的普遍現象，“世家多秦漢物，不肖之子孫，乃偏愛外國家伙，于是悉舉以易之至于極。外國之家伙，美觀而不耐用者也。中國之小說不可不改良，不改良則能力日弱。然不得其道而言改良，毋寧山歌類之小說，易于普及而有能力者也，此又吾所兢兢者矣。”［4］蔣氏的小說改良立場是民族文化本位觀，在中國傳統小說的基礎上進行改良，而不以西方小說完全取代。貢少芹也認為，文言與白話存在一定的分別，各有所短。“就表面觀之，文言則難，而白話較易，其實作文言固不易，而作白話則尤難……限于方言不能盡人皆知，一也；狃于俗語，令人殊多費解，二也；過深則不合體裁，過淺則流為粗鄙，三也。至若作文言小說，亦有數忌在焉。堆砌辭藻，腐爛詞頭，一忌也；幫貼艱深字面，二忌也；篇中慣用四六排偶，三忌也。在執筆者以為不如實，不足顯其文字古茂富麗也。其實所謂古茂富麗者，不再運用詞典癖字，而在文氣與文筆。抑更有說者，作文言小說，最忌其中夾雜白話，作白話小說，最忌其中間有文言，此不可不知也。”［5］這種分析有一定道理。天臺山農主張文言與白話并重，擅長文言者就用文言，擅長白話者就用白話。許指嚴認為：“吾國之單純文字，已病其難普及，而復以簡且古，積嬗遞變之文學束縛之，其多所逃而不能人人普及也固宜。且科舉既廢，一切學術應歸于科學實用，文字乃益為筌蹄，使非亟取簡易普及者承其乏，必有他人起而代之者?！保?］2在清末民初西學東漸之際，許指嚴深受其影響，“與友人論西文讀本，其中所載文字，強半為小說家言，足供普通談助”。他恍然大悟，認識到西方學業普及之效，“實借重于小說也。因信小說之可以立功于社會。顧環視社會中識字者且不多，何論文言。雖嘔心血，其如人之不解何？彼《三國演義》、《水滸傳》、《七俠五義》之類，久已衣被社會，則以白話之效力。比較上不止倍蓗也。乃亦試為章回白話體，而每一稿出，輒為前輩所訶，又不敢自伸其說，說亦恐無效?！保?］2由此可見，舊派并非排斥白話，他們的態度很寬容，積極容納白話，最理想的狀態是文言與白話兼容。總體來說，文言與白話是兩種不同的語體，各有不同的文化語境，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中若混用他語，會破壞語境或文氣，文言小說中的白話、白話小說中的文言，都顯得比較別扭。當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況，如語言駕馭能力很強的文學大師，如曹雪芹、魯迅等人，能夠很好地協調。

三、“新舊融合”主張

舊派文學期刊之改良表現出一個突出的趨向，就是盡量向新文學靠攏。以《小說新報》為代表的舊派文學期刊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靶屡f融合”主張就是舊派向新文學靠近的有益嘗試之一，這種融合集中于第二輪改良。包醒獨可謂盡心盡力，頗有見解。他在《對于本刊第六年之三大希望》中聲稱，“本報亦結束五年之舊文字，再造六年之新局面。益當磨厲，以須發憤自強，變愈急，則革新之機愈近?！保?］2并提出三大希望：一融合新舊潮流，二鼓勵愛國精神，三樹立小說模范?！叭诤闲屡f潮流”的改良主張顯然是受到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巨大影響而做出的適當調整。該文云：“自文學革命之聲浪泛濫于國內，新舊兩派各走極端。舊派目新派為狂悖，新派斥舊派為頑梗。平心論之，過與不及，皆有所失當也。舊文學雕琢太甚，徒事粉飾，固屬無裨實用；新文學膚淺過甚，往往舊文學數十字能盡者，新文學倍之而不足。此所謂過與不及也。惟本報所用之文字，通暢簡賅，融新舊兩派之長，為社會上最適用之文字，可稱之謂通俗文字。讀本報者，以小說眼光視之，固一純粹之小說報也；倘不以小說相視，而研究其文字，故亦以有價值之文學書……故小說之文字，為一種極清晰極輕靈之文字，即為一種最切合實用之文字。今之人奚鑿鑿于新舊之際，亟宜泯此紛爭，融和兩者之意，而造成一種通俗文字，此造成通俗文字之責，則本報所義不容辭者也?！保?］2-3對民初舊派來說，融合新舊勢在必行，作為雜志主編不能違背這一時代潮流。這既是趨新，也是自救?！靶屡f融合”之道是“取各自之長，去各自之短”。舊派之所短首在過于雕琢，過于粉飾，過于堆砌辭藻，內容空洞，言之無物。由于時代變化急劇，昔日的新小說陳陳相因，難以盡善盡美，而為社會所厭惡。那些黑幕書、神怪書、妖言書充塞坊間，貽害社會。新派之所長首在內容豐富充實。1917年，胡適主張文學改良從“八事”入手，其一就是“須言之有物”。他指出：“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在于言之無物?！保?］他所謂“物”是指情感和思想。1919年第8期上的《本報刷新特別啟事》聲明《小說新報》以后會注重內容，“務使語不離宗，言皆有物，即以文學論，亦足為后學模范”［1］1。舊派指出，民元以后，“社會上則‘文化革命’、‘學術革命’、‘思想革命’等議，亦愈唱愈高。外受歐戰結局之影響，內因之刺激，故‘文化’、‘學術’、‘思想’三者，俱不能不從世界潮流而生變化，于是革命之說起矣。小說也者，實包‘文化’、‘學術’、‘思想’三者之一部分。換言之，即‘文化’、‘學術’、‘思想’之革命，皆可從小說以發揮之。文化與學術皆上中流社會之私有物，思想則社會上三流人物各個不同，其間相去之程度不可以道里計。惟小說則左宜右有，雅俗共賞，從小說上以播‘文化’、‘學術’、‘思想’三者之革命種子，無形之中，其效至廣。夫小說既有此絕廣之效用，與此巨大之責任，則今日之小說當然因‘文化’、‘學術’、‘思想’之革命而革命，確定無疑矣。”［9］1論者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潮中，在文化革命、學術革命、思想革命的影響下，聯系小說革命，深思熟慮，把這四者融合起來，頗有創建。用中下流社會廣為接受的小說來傳播新文化、新學術、新思想，使四者相得益彰。舊派的包醒獨告誡著作家，“今后撰譯小說，應參以新思想、新文化、新學術，舉舊日一切之刻板文章，掃除無遺。惟陳言之務去，覺今是而昨非，如實庶可增進讀者之興味，而漸復舊時之盛況?！币虼?，倡導第二次小說革命，“欲求小說之神威……非謀二次之中興不可，非謀二次之革命不可?！保?］6舊派這種新舊融合的具體建議十分中肯，使我們對舊派作家產生新的認識，他們并非像新文學領袖批評的那樣愚昧頑固，而是比較清醒開明，力主變革。

四、感應時代思潮

舊派文學期刊并非完全脫離時代，而是時時感應時代的變化趨勢，并做出相應調整。舊派的典型期刊《小說新報》反映比較敏感，通過第三輪改良試圖趕上時代浪潮。這輪改良的12篇文章能夠反映出當時的一些社會“思潮”，主要是關于時政問題與婦女及婚姻問題，前有如（郎）醒石反映北軍與民軍之戰的《非戰》（1922年第3期）和主張國民對于政治之責任的《國民對于改良政治的責任》（1922年第6期），后者如（郎）醒石的《中國男女道德標準不同的研究》（1922年第2期）與《我對于改革中國婚禮的商榷》（1922年第4期）、蘭友的《蓄妾制度前因后果和廢止的方法》（1922年第9期）與冰心女士的《上海婦女的解剖》（1923年第12期）。其他有關于兒童教育問題的，如瞿愛棠的《論兒童公育》（1922年第1期）所討論的兒童教育問題，主張仿效西方發達國家，納入國家“公育”范圍。關于作家生活視野與創作素材的關系問題，如（郎）醒石的《旅行與文章的關系》（1922年第5期）；關于中西文化之差異的問題，如（郎）醒石的《動與靜》（1922年第10期）與《動與靜》（續）（1922年第11期）；關于人性問題，如賊菌的《談心》（1922年第7期）；關于珍惜時間的，如（郎）醒石的《鐘點學》（1922年第8期）。（郎）醒石的《中國男女道德標準不同的研究》一文，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中國男女道德標準不同的問題，可謂發人深省。論者以人的欲望為出發點，討論欲望與道德之間的關系，指出：“世上的人類，無論男女，都有天賦的欲望，且要時時刻刻發展他們的欲望；但欲望是一種盲目的沖動，他自身只有發展的趨勢，既不知甚么時候是應當發展的，甚么時候是不應當發展的，也不知發展到甚么程度，就與人有利，于是人類因為要延長他們的生活，且要得著充分生活的原故，就想出甚么道德來，做人發展欲望的標準?！保?0］1與生俱來的人類欲望是一股難以控制的巨大力量，為了既滿足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的合理欲望，道德便應運而生。然而，道德標準作為抽象事物，不僅具有時間性和地方性，如古人的道德與今人的道德就不同，中國的道德與歐洲的道德也有異。道德還具有性別屬性，男人的道德與女人的道德也不一樣。于是，論者提出一系列問題，“男女是否同一人類？中國的婦女是否同一地方？中國現在的男女是否同一時代？為什么他們所遵的道德標準要不同呢？”這些問題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的“倫理革命”是一致的。論者認為，在男權社會中，一些惡風俗司空見慣，男子不愿意揭露，擔心喪失一經取得的權利，如一夫多妻制現象、三寸金蓮現象、供男子享樂的妓院問題等，這些問題體現了男女不平等?！芭訜o才便是德”的古訓在遭遇天賦人權流行的時代，受到全面的質疑乃至否定。男女平權問題迫在眉睫，不解決好“半邊天”問題，國民的素質難以全面提高，社會難以產生根本性變革。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如“歷史上的原因”、“農業制度的原因”、“學者提倡的原因”等。論者嚴厲批判道：“中國因為男女道德的標準不同，就把女子的人格埋沒。社會里頭變為只有男子，沒有女子，女子只是男子財產的一部分，不是有人格的獨立的份子。把個中國社會弄成一個半邊枯的社會。女子的幸福固屬剝奪殆盡，就是男子自身，又何嘗能得著真正夫妻的幸福，男女互助服務社會的快樂呢？我敬告我們男同胞，從此痛改前非，不要蔑視女子的人格，與女子同遵一個標準的道德。一方面造一個完美快樂的一夫一妻的家庭，一方面彼此互助，來改革社會。將來諸位自身，固屬受益不淺，就是諸位的子孫，也要馨香祝禱咧?！保?0］5舊派文學雜志上能有這種思想開明的論文誠屬難能可貴，這種思想不僅在當時很先進，而且在今天仍很進步?！缎≌f新報》試圖參加或者引領時代“思潮”，然而“人微言輕”，缺乏新文學家所擁有的文化優勢和地位優勢，其微弱的聲音淹沒在新文化的巨大浪潮中。

五、新作者的開拓

一般來說，舊派文學期刊往往有自己的作者圈，圈外的作者很少能夠輕易入內。新文學運動興起后，這種情況有所改變。1920年，《小說月報》增開由沈雁冰主持“小說新潮”欄目，實際上就是突破舊派作家圈，納入新文學的潛在作者。這種有益嘗試使商務印書館大膽做出《小說月報》徹底改革的決定，讓新文學陣營的沈雁冰代替舊派陣營的王蘊章主編《小說月報》，從而使《小說月報》重整旗鼓，別開生面。舊派作家，如《小說新報》編輯主任天臺山農看在眼里，很可能從中受到啟發，突破舊派作家圈，開拓新作者的任務群迫在眉睫。他把眼光投向學生界，開拓學生作者。他特意刊登《征求男女學生作品簡章》，懸賞征求全國男女學生作品，按照質量等級支付稿酬。除了學生界外，天臺山農還向女界征求稿件，他也特意刊登《征求女界著作簡章》，稿件不拘文字（如論說、詩詞、記載、小說）體裁（如文言、白話）。這種舉措實際上是舊派向新派靠攏的表現。天臺山農針對青年學生界與女界的征文很不理想。1923年第5期上刊載的《編輯部啟事（一）》云：“敝報欲為全國學界輸灌文化起見，特設學生欄，征求作品，俾資觀察。奈自一二三期所設置《老博士》、《青年鑒》兩題，應者殊不踴躍，其中佳卷固屬有之，而逾越本題者為數亦多。核與規定等第名額，相差甚遠，且佇待已久，渴望源源而來。詎知愿與心違，致不克成此盛舉，懸期四月，萬難再延，致負按期購稿諸君之望。惟以寥寥數卷，焉能照章揭曉。萬不獲已，暫將本欄即日取銷。所有承賜鴻文而合本題范圍者，每卷敬贈第五期小說新報一冊，由郵寄奉，至希檢納，統乞原諒?！保?1］由此可見，“學生欄”徹底失敗。其實，當時并非沒有學生作者群，并非沒有學生稿件，不過各有所屬，而非聽從天臺山農的召喚。根據不完全統計，1922—1925年間，可謂青年的文學團體和小型的文藝期刊蓬勃滋生的時代，先后成立的文學團體及刊物，不下一百多，廣泛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南京，浙江寧波、杭州、臺州、紹興，廣東廣州、汕頭、潮州，湖南長沙，四川成都、瀘州、重慶，云南昆明，河南，湖北以及東北?！斑@一大活動的主體是青年學生以及職業界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團體和刊物也許產生了以后旋又消滅（據《星海》上冊的附錄，則在民國十三年上半季全國的文藝刊物尚有周刊十五種，旬刊十種，半月刊二種，月刊三種，季刊十種，不定期刊十三種，共五十三種，自然這統計也不完全，只據了《星?！肪幷咚姷降亩眩?，然而他們對于新文學發展的意義卻是很大的。這幾年的雜亂而且也好像有點浪費的團體活動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是尼羅河的大泛濫，跟著來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們在那狂猛的文學大活動的洪水中已經練得一副好身手，他們的出現使得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十年’的后半期頓然有聲有色！”［12］青年作者甚多，卻不為舊派所用。不是舊派遠離新派，而是新派拋棄舊派。天臺山農本來雄心勃勃，欲為全國學界輸灌文化起見，特設學生欄，而應者寥寥，真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一介舊派文人在全國新學界缺乏號召力，根本不能與號召全國學界的新文學將領并駕齊驅。余論舊派并沒有閉目塞聽，新派的影響一直存在。新文學家提倡新文學，不僅革新文學的形式，還革新文學的思想，他們主張“為人生”的文學，反對封建禮教，提倡“勞工神圣”，關注“婦女問題”，討論“女子貞潔問題”等，從文學領域邁向思想領域，邁向社會領域。舊派文學期刊的改良，正是在這一思潮的沖擊下展開的。然而，新派根本不屑與之為伍，一定把舊派全部掃出文壇，由自己主導文壇，讓新派勢力遍布文學市場。其實，民初舊派中的先進分子，如《小說新報》同人，本是五四新文學的同路人。由于存在新舊派系之爭，黨同伐異，一再改良的舊派刊物，一再自我更新的舊派作家，均為新派所排斥。《編輯上的商榷》指出：“新舊文學的爭執，直到如今還沒有解決。新文學家主張白話，舊文學家主張文言，背道而馳，愈趨愈遠。其實，講句持平的話，文學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高尚的美感的，一種是普遍的實用的。文言適合于前一種，白話適合于后一種。拿文言來詆排白話，果免不了阻礙文化；拿白話來毀謗文言，也逃不掉破壞國粹。小說這一種文學是介在高尚的與普遍的、美感的與實用的中間，所以本報的材料自本期起，文言、白話兼收并蓄，總以意味雋永，文筆爽朗，確有小說上的價值為標準。至于文言、白話并無成見，這層意思要請愛讀本報諸君加以贊助呀！”［13］新派居高臨下，目空一切，他們以知識精英自居，以引領全國文壇為自任，唯我獨尊，不容異己，并不利于民初乃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學多元化的發展。陳獨秀斬釘截鐵地聲稱其新文學主張不容他人之匡正，鄭振鐸批判新舊文學調和論，他們認為雙方水火不容。只有在面臨日寇的大舉入侵的三十年代后期，在全國抗日戰爭文藝統一戰線的大纛下，新派才容納舊派，此時舊派感激不盡。民初舊派的文學命運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付建舟 顏夢寒 單位: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