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專業期刊發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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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以來，我國新聞傳播專業期刊隨新聞事業的發展而持續發展。專業期刊是指刊載并傳播某一學科或專業領域新思想、新理論、新進展、新經驗的期刊類型。[1]本文所討論的新聞傳播專業期刊是指以新聞傳播學科相關內容為研究對象，涉及新聞傳播學科理論研究、實踐探討等類型的期刊。大致來看，新聞傳播專業期刊的發展經歷了誕生、發展、興起、騰飛、繁榮五個發展階段。

誕生：近代新聞傳播專業期刊的出現

五四運動時期，報刊數量和質量獲得空前發展，中國報刊正式開啟全面專業化進程。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于1919年創辦的《新聞周刊》是最早將新聞學列為刊載內容的期刊，但其中僅有部分涉及新聞學研究[2]。當時，北京平民大學還發行了新聞學“系級刊”。雖然這都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新聞學研究類刊物，卻為新聞傳播專業刊物的出現奠定了基礎。1927年至1934年，新聞學者黃天鵬主編了數本新聞學研究刊物，對我國早期新聞學研究做出了較大貢獻。1927年，由他主編的《新聞學刊》在北京創刊，成為真正意義上我國最早的新聞學專業刊物。后來黃天鵬前往上海，《新聞學刊》暫時停刊。北京新聞學會于次年出版《新聞周刊》，而進入《申報》后的黃天鵬將原《新聞學刊》改組擴大為《報學雜志》。上述雜志是我國最早一批研究新聞學的專門學術刊物，水平和質量較高。如《新聞學刊》刊發的文章皆由徐寶璜、邵飄萍等新聞學專家及名記者所寫，雜志本身成為當時新聞學研究的前沿戰線，凝聚著當時最為先進的新聞學思想[3]。在新聞學理論研究大潮之下，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學期刊開始萌芽發展。1932年，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中國新聞學研究會”創辦新聞學雜志《集納批判》，該刊強調階級性，宣傳革命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新聞學。雖然僅出版4期便停刊，但為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及方法指導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在此時期，復旦大學新聞學會、燕京大學新聞系等著名院校創辦了一批專業刊物。自此之后，新聞傳播學科擁有了相對獨立的學理性發聲空間，為處于摸索狀態的學術研究提供了陣地，彌補了過去發言主體非專業化等問題，推動新聞學研究走向專業化道路。然而，此時刊載的文章多為理論、業務、經營等方面的混合體，學術研究的界限仍待進一步明晰。

發展：戰時新聞學成為研究中心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抗日戰爭開啟序幕，抗日救亡呼聲有效推動了新聞業的發展，此時期的新聞傳播專業期刊年均創刊量超過5本[4]。《戰時記者》《新聞學季刊》《戰地記者》等刊物先后創刊，將新聞傳播的研究重點轉向戰時新聞學。主要由共產黨人創立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簡稱“青記”）的機關月刊《新聞記者》創辦于1938年，作為一本新聞學術刊物，主要服務于“抗戰建國的宣傳、教育和組織等工作”，是抗戰時期戰時新聞學研究的重要平臺之一。延安時期，新聞業務刊物《通訊》陸續刊登新聞研究文章《略談戰地新聞工作》《新聞工作者的道德修養》等，對于提升通訊員新聞業務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為黨的新聞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上述幾種具有代表性的期刊對新聞報道動員、新聞從業人員等亟待解決的研究問題做出深入探討，對于新聞傳播學術研究在戰爭時期的短暫繁榮起到了推動作用。在此時期，中國共產黨還在新聞界積極開展統戰工作，專門開設新聞研究室開展新聞學研究，并在1942年開展無產階級新聞觀教育運動，促進了新聞學研究的發展。興起：引入國外經驗的內部刊物新中國成立以后，新聞工作如何適應時代特點和要求，成為新聞工作者面臨的重要挑戰。一方面，黨和政府召開全國新聞工作會議，印發《關于改進報紙工作的決定》等一系列文件，在頂層設計方面作出一系列部署；另一方面，蘇聯新聞工作經驗成為我國新聞事業建設的重要指引。“冷戰”時期，蘇聯經驗中的計劃化和規范化對于當時的中國新聞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時任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的王中認為，不能完全照搬蘇聯的做法，應多總結自己的辦報規律，同時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在王中的主持下，1956年初，復旦大學新聞系創辦了兩份刊物：《新聞學資料》和《新聞學譯叢》。前者以總結新中國成立前部分著名報紙和解放區辦報斗爭經驗為目的，后者則以學習外國新聞業成功做法為宗旨，介紹蘇聯和西方的新聞理論。但“反右派斗爭”一開始，兩份刊物便被停刊[5]。某種意義上，1978年7月創刊的《外國新聞事業資料》是《新聞學譯叢》的延續，翻譯了美、日、蘇等國的書刊約幾十種，內容主要是新聞傳播基本理論、外國新聞事業現狀與歷史等，對于大眾傳播等西方學術理論的介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6]。當時，多數新聞學業務刊物未實現公開發行，只有新聞系統內部人員才能購買，發行量和影響力存在局限。由王中倡議創辦的《新聞學研究》在出到第30期時，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等人新聞思想的介紹性文章大幅增加，重專題討論的組織，如第4期為“黨性和人民性”討論專輯。在1981年公開刊物《新聞大學》創刊后，《新聞學研究》作為內部交流刊物的性質更為顯著。

騰飛：學術刊物量質齊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隨著文化市場的日益繁榮，眾多新聞傳播專業期刊經歷停刊后回歸大眾視野，如《國際新聞界》在1979年5月恢復出版。同時，還有一批刊物在1979年先后創刊，包括《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新聞研究資料》《新聞理論與實踐》。其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現代傳播》前身）與《新聞研究資料》（《新聞與傳播研究》前身）長達14年不間斷持續出版；《新聞理論與實踐》在學術理論問題探討上追求不破不立，具有改革意識，除發表文章外，還發揮了新聞學界活動總匯的功能。各地新聞學會的成立及全國性研討會的舉辦，對期刊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1980年3月20日，北京新聞學會會刊《新聞學會通訊》第1期出版，內部發行，內容“通訊”與“理論”并重，主要貢獻在于對新聞法的探討。黑龍江省新聞研究所出版的《新聞學研究資料》是內部發行的學術刊物，1981年第1期為1980年底黑龍江省新聞工作者協會召開的“全省新聞學術討論會”開設的專刊，探討主題為“論報刊廣播的黨性和人民性問題”，在當時引發較大反響[7]。1984年，中國新聞學會聯合會會刊《新聞學刊》成為當時唯一的全國性學術期刊，集納了1980年代中后期我國新聞改革研究的理論成果。此后，全國首屆新聞專業期刊交流會等活動的舉辦，也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新聞傳播專業期刊的重要性。

繁榮：新聞傳播專業期刊體系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新聞傳播專業期刊迎來新發展。此階段，新聞傳播專業期刊的總體數量趨于穩定，《中國新聞年鑒2020》“新聞專業期刊”專輯中共列出53種期刊[8]，與《中國新聞年鑒2012》所列出的相比，僅多了2種[9]。我國新聞傳播專業期刊成為社會科學期刊中的重要分支領域。根據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目錄（2021-2022）公布的最新資料顯示，新聞與傳播學專業共入選17種。另一核心期刊評價系統最新版“中文核心目錄總覽”中，新聞與傳播學專業入選的有24種。期刊數量增加的同時，各類刊物的研究方向、主題漸趨多元。根據主辦機構的不同，新聞傳播專業期刊可分為兩類：其一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主辦的刊物，此類期刊以學理性研究文章為主，關注新聞傳播史論、大眾傳播理論、廣播電視、編輯出版、廣告、網絡信息傳播等領域，對社會學、心理學等學科理論框架的借用較多，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并行；其二是新聞媒體及新聞協會或學會主辦的期刊，這類期刊數量多、影響力大，能從宏觀、中觀層面探析新聞媒體的發展等。此類期刊以業界實踐作為基礎，選用業界學界專家學者的文章，探討貼合新聞業界實際的前沿話題[10]。作為新聞學科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新聞學術期刊在經歷從出現到繁榮的歷史演變后，如今已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新時代，新聞傳播專業期刊的研究重點將不斷轉向我國新聞事業發展實際，呈現更多立足本土實際的新聞傳播研究，使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科學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得以不斷完善，持續增強新聞傳播學科的學術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