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影響下秦漢南越國包裝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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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越國是秦漢時期南方重要的少數民族政權，地處嶺南，偏居一隅，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地域特色鮮明。包裝作為物質文化遺存，在南越人民的生產生活中處處可見，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南越國包裝受到中原漢文化、楚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的影響。

〔關鍵詞〕秦漢;南越;包裝設計

南越國地處嶺南，從秦末趙佗稱南越王，至漢武帝元鼎六年間，平建德、呂嘉叛亂，歷五世93年。雖然存在的時間不到一百年，但它是嶺南歷史的重要一頁。南越國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除卻繼承先人的傳統之外，與中原漢文化、楚文化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由于地理關系，嶺南地區與南方的楚早在東周時期就有往來，秦漢時期，這種交流繼續保持并發展；中原漢文化隨著秦平南越，和趙佗建南越國以及漢武帝收復南越，逐漸向嶺南地區滲透。但是，隨著文化融合進程的推進，特別是漢武帝平南越以后，南越本土文化逐漸減弱，異族文化，特別是漢文化因素日益增強。本章主要從包裝設計的特點出發，探討諸文化因素的融合與消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特別是西漢早期的嶺南地區，反映的文化面貌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當地的土著文化依然存在，并頑強地保留和延續著自己源于先秦時期的古老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它欲不斷地吸收并融合外來文化的因素，結果導致了傳統文化特征的日益模糊，自身的具體面貌與先進的漢文化日趨接近，以至最終融合為一體。因此在這個時期，各種文化之間的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錯綜復雜，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中原漢文化的影響

嶺南在秦漢時期，已經開始了漢越文化的交流，這個時期是嶺南文化自身發展極為重要的時期。以古越文化為基礎，再加上中原先進漢文化等諸因素的影響，嶺南文化在秦漢時期得到極大的發展。漢文化南傳始于秦，秦始皇統一嶺南的戰爭中，據史料記載，五十萬秦軍戍守嶺南，一萬五千名婦女為戍越兵卒補衣，其后又有大量漢人南下，與越人雜處，漢人、越人交流頻繁，漢文化對越文化沖擊很大。但由于秦始皇統一嶺南是武力征服，漢越民族之間矛盾不斷，隔閡依然很深。南越國開國皇帝趙佗推行“和集百越”，采取了尊重越人的文化習俗、提倡漢越通婚、任用越人為官吏等一系列積極的政策，讓漢越之間矛盾逐漸消除，民族融合，這時漢越文化交融更甚，漢文化傳播比秦更加頻繁。在漢越文化交融的過程中，先進的漢文化勢必對古越文化形成強烈的沖擊，而作為物質文化遺存的包裝在秦漢南越國也呈現了突出的漢文化的痕跡。首先以南越國陶器裝飾圖案來說，越族傳統紋飾是幾何紋，由于受到漢族文化影響，幾何紋飾雖然在當時仍然十分普遍，但和先秦不同，此時的幾何紋飾更多的是與弦紋結合，裝飾于器物腹部；還出現漢族陶器主流的裝飾手法，主紋和地紋相結合的手法（見圖1）。從目前出土的南越青銅器包裝來看，明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器型和花紋大多數都和西漢初年中原地區所出相同；這時期南越國青銅器包裝基本上擺脫了中原地區商代和西周時期的青銅器那種莊嚴、厚重、古拙的作風，追求實用為主，器形一般比較輕巧、生動和多樣化。“在這時期的大量銅器上，裝飾有精美的紋飾圖案，它們一般采用鑄印和彩繪兩種技法，構圖普遍使用環帶組合和主地紋相襯的形式。在紋飾中不僅有谷紋、摺帶紋、八角星紋、瓣葉紋和渦紋等代表越族傳統文化的幾何形紋飾，也有饕餮紋、龍鳳紋、山字紋、勾連雷紋、蟠蟲兀紋及卷云紋等屬于漢文化的圖案。”①玉器包裝也是類似的情況，雖然在嶺南地區發現玉器包裝不多，但是從全國范圍來看嶺南地區出土的玉器包裝也是極其少見的，因為在漢代玉制的容器十分罕見，用得很少。

二、鄰近楚文化的影響

楚國，是我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個比較大的諸侯國，歷史書中常常提到的“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楚國都是其中之一。從西周晚期開始，楚國逐漸強大起來，吞并許多小的諸侯國，所謂“漢東諸姬，楚實盡之”是也。“漢陽諸姬”，是指周王朝分封在漢水流域一帶的姬姓小國。楚國強盛時的疆土相當廣大，幾乎包括了我國現今版圖的整個南半部，所謂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穎泗，西包巴蜀，東裹郯淮，穎汝以為洫，江漢以為池”。現有的考古材料說明，楚文化的影響在東周時期已經到達嶺南。春秋戰國時期，不僅楚文化的影響到達了現今的兩廣地區，楚人也到達了兩廣地區，廣西平樂銀山嶺戰國墓中有一些可能就是戰國時期楚人的墓葬就是一例。②秦漢時期，楚越交流空前繁榮。在秦代和西漢的早期墓葬，能發現精美的楚式漆器、銅鏡和銅兵器等。而楚制漆、紡織印染等工藝技術傳入嶺南，對南越的經濟、文化發展有極大影響。反映在包裝上，不僅在嶺南地區出土了典型的“楚式”器物，而且南越包裝的造型和紋樣也都有楚文化的烙印，具體表現分為青銅器包裝和漆器包裝。首先是青銅器包裝。從目前考古發現的材料看，大概是在春秋時期。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黃展岳先生考證：“中原青銅器在兩廣出現，最大可能是在楚國勢力直接進逼嶺南時傳入，時間最早不超過春秋晚期。”兩廣地區考古學界把本地區發現的秦漢以前的青銅器稱為“先秦青銅器”。《西漢南越王墓》一書中也指出：“戰國中期以后，楚國勢力進逼嶺南，五嶺通道開始打通，大約也在這個時候，嶺南才開始有自己的冶銅業，同外界有了較多的接觸，青銅冶鑄業也得到較快的發展”③。可見，南越國的青銅冶鑄業是在楚國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而在嶺南發現了一件楚文化銅鼎，這是廣州漢墓中僅見的一件楚式銅鼎，出自西漢王墓西耳室，通耳高42厘米。這鼎最明顯的特點在三直足呈多棱的柱形，上飾獸面紋，下呈蹄形。這種鼎在湖北江陵和湖南長沙的楚墓最為常見。同時在廣西羅泊灣1號漢墓出土的提梁漆繪筒，也是典型的一件楚式包裝。“竹筒形。長直腹，圈足。有蓋，蓋頂有環鈕，上腹部有一對鋪首銜環耳，并套雙索鏈和提梁。器身分為兩節，仿竹節形。提梁筒外表繪漆彩畫，每節分為兩段，每段又自成為一個完整的畫面。內容有人物、禽獸、花木、山嶺、云氣等題材，蓋面飾勾云紋，足部飾菱形紋。”④所繪人物圖像線條流暢，形象生動，畫風筆意，明顯受楚國漆器繪畫的影響。但這一類竹節筒不見于其他地區出土，應是南越國自鑄的。其彩繪很可能是來自楚地的“與越雜處”的畫師。南越漆器包裝，既有本身地方特色，也明顯受到楚地風格的影響。西漢初期，四川成都、湖南長沙是中國漆器的重要產地。秦平百越時，數十萬大軍和戍邊的罪人等逾嶺南下，其中也可能雜有漆工。所以，戰國時代，嶺南還未發現建立漆器業，而到了南越國時期，漆器業急劇發展，外來人才的因素是極其重要的。到目前為止，西漢前期墓中，出土漆器最多、保存最為完整的是長沙馬王堆漢墓。馬王堆漢墓和南越國墓葬同屬西漢前期，年代一致，兩地在地理位置上又緊緊相連，因此，兩地包裝的相互比較，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加深對南越漆器包裝的研究了解。在器形方面，兩地漆器包裝都以奩、盒、壺為主，但馬王堆的鼎、壺、鈁等較大型的飲食器包裝，表面飾滿圖案花紋，十分富麗；南越則少見，廣州柳園崗漢墓各出一對漆壺和漆鈁，但器形較小表面素身。在紋飾方面，兩者均有幾何紋、龍鳳紋、花草紋，這是共同的，但南越漆器有魚形紋、蟬形紋等，馬王堆漆器不見上述紋飾，大概是南越國近海多魚，炎熱夏天則多蟬。另外還有動物紋飾，馬王堆漆器有貓紋和鬼紋，南越漆器是犀牛紋。由此可以看出，南越的漆器，和馬王堆的漆器在裝飾工藝上不盡相同，應是南越國自己制造的，這亦反映出南越國漆器制造業的發達。

三、海外文化的影響

中華物質文明雖然主要是以農業文明為主體的一種文明類型，但也包含了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一些因素，可以說，中華文明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具體到各地域而言，有些地區并非以農業文明為主體，例如內蒙古地區，就是以草原文明為主同時也包含了農業文明的成分。嶺南地區也正是如此。由于嶺南地區面臨海洋，必會出現海洋文明的特征，又加上歷代幾乎都把這里作為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窗口，而外來文化由此也踏上這塊土地而向內地擴散，所以，嶺南地區的海洋文化氣息十分濃重。但是，在整個嶺南地區，農業文明還占有相當的比重，由中原王朝向這里所傳播的封建文化和經濟類型，又加重了嶺南農業文明的分量。所以，嶺南可以說是兩種不同類型的文明同時并存的地帶。兩種異質文化并存而又共同發展的狀況，在我國其他文化區域中并不多見，秦漢時期的嶺南包裝，不僅大量糅合了中原漢文化和楚文化的內容，同時還吸收了一定的海外文化。⑤嶺南瀕臨南海，海岸線長，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讓南越的海上航運頗為便利。“南越族是一個以捕漁和獵取海生物為其主要生活來源的海洋民族，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南越文化是中國海洋文化的先驅。”早在先秦甚至史前時期，古南越族及其先人就已開始與海外有了交往。考古資料證實，早在5500～4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居住在南海之濱的南越人祖先，已利用舟楫，在東南沿海巡游并已涉足到太平洋群島，從事季節性的生產活動。在臺灣、菲律賓及太平洋的波利尼亞島、蘇拉威西島和北婆羅州一帶，曾發現有越族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典型器物——有段石石奔，有專家考證認為，這是越族先人越洋過海來到上述地區的遺物。20世紀下半葉，考古工作者在廣東省沿海一帶又發現了許多考古資料，從這些考古發現材料來看，自氏族社會末期至商周之時，南越先人已同東南亞、南亞的一些民族有了交往。春秋戰國，這種海上貿易交流持續發展。根據《史記》記載，南越國的都城番禺（廣州）是當時嶺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地區，西漢早期重要的港口和商品聚散地，已經擁有相當規模和技術水平很高的造船業。廣州是迄今有秦漢時期造船遺址發現的唯一地點，1975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廣州中山四路發現了秦漢造船工場的船臺遺址；1994年，又在原址西北面做了進一步的試掘，兩次的發掘都取得重大成果。在遺址中人們發現規模宏大的船臺。而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也詳細記載了當時中國出南海的海上交通路線，這條路線，應該在南越國時期已經開通。因此，我們不難看出，秦漢時的南越已與海外東南亞有頻繁的貿易交易，南越本土文化不可避免受到了海外文化的影響。包裝作為物質文化遺存也或多或少有所體現。1982年南越國文帝陵東耳室出土的船紋銅提筒，提筒腹中部有一組羽人船紋飾，共有船4條，首尾相連，船身修長呈弧形，兩端高翹像鹢首鹢尾。船體明顯繪出甲板，船內分艙，隔成5艙或6艙，滿載戰利品，有一艙內滿是銅鼓。這樣的船紋，反映了海洋文化對當時嶺南文化的影響。海外文化的影響體現在包裝上，除了裝飾紋樣有所表現之外，直接從海外“進口”包裝也是一種形式。在廣州象崗南越王墓出土的列瓣紋銀盒被認為是嶺南發現的最早的“舶來品”（見圖2）。銀盒出自墓主棺槨“足箱”中，扁球形。出土時內有半盒藥丸，器身有子口，蓋與身相結合處的上下邊緣各飾一匝穗狀紋帶谷粒樣凸起，表面有極薄的鎏金。蓋身與盒身的外周有對向交錯的蒜頭形凸紋，是用模子壓著錘碟而成。蓋面上有銀焊的3個小凸榫，分別刻有“I”、“II”、“III”的記號。銀盒底部附加一個鎏金的銅圈足，底部原有三處銘文：“之三”、“私官容”、“名曰”。這個銀盒與漢代的中原銀器有明顯差異：1、銀盒的造型和紋飾與漢代及以前銀器的風格迥異，但在西亞波斯帝國時期（公元前550年～前330年）的銀器中卻不難找到與之相似的標本。2、漢代銀器一般是鑄模制成，而銀盒卻是錘碟制成，制作工藝方法不同。3、銀盒蓋上的小凸榫和圈足是加上去的。小凸榫用來套鈕座，經化學分析，凸榫內銀的含量比蓋身的略低，但與墓內西耳室的銀錠的銀含量相近。由此可見，銀盒是一件海外的舶來品，從西亞流入南越國后，工匠按照漢代盒的流行造型，加以改造，在蓋面焊上小榫，以套入獸鈕，底部也焊上凸榫，以焊上銅圈足，成為典型的“洋為中用”之物。

作者:朱小堯 單位:山東工藝美術學院人文藝術學院

注釋：

①張榮芳,黃淼章.南越國史[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201.

②后德俊.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看楚國科學技術對南越國的影響[M].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南越國史跡研討會論文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232.

③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文物管理所,廣東省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31.

④李龍章.嶺南地區出土青銅器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85.

⑤趙春晨,李晴德,劉漢東,何薇.嶺南物質文明史[M].廣州:廣州出版社,200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