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戰略文化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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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世界各國在制定其新世紀的國家發展戰略時，都將文化作為最重要的因素來研究和考察，作為最根本的立國之本來進行部署。世紀之交文化的變革是當代最為重要的歷史事件。

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

從國際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化與發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世界經濟的一體化、全球化，高新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與媒體技術的發展，使人們不得不對文化的發展投以極大的關注。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民族認識到文化對于當代社會經濟生活的巨大影響和制約。世界各國普遍關注文化在人類發展中的極其重要的作用。他們認為，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脫離人或文化背景的發展是一種沒有靈魂的發展。而世界經濟和產業的發展自身已經越來越文化化了。

在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動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策劃了“世界文化發展十年”（1988-1997）活動，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聯合國前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主席的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1995年世界文化與發展委員會經過數年的調查、積累、撰寫和修改，推出了題為《我們創造的多樣性》（OurCreativeDiversity,1995）的報告，深入論述了文化在人類發展中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報告指出，發展不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務，而且還包括過上充實的、滿意的、有價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個人類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為發展的手段盡管很重要，但它最終不能降到只作為經濟發展的促進者這樣一個次要的地位。發展與經濟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組成部分。發展是一種對個人和集體產生強大的思想和精神影響的現象。所以對發展和現代化的各種問題的認識，說到底都集中在文化價值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文化是一種行為方式的傳播。報告指出：

當文化被理解為發展的基礎……文化政策的概念就必須相應地擴大。任何針對發展的政策都必須對文化本身保持敏感，并受到文化的激發……這種文化政策的定義和運用意味著，通過更好地利用多元主義的現實和機會，發現那些能夠將多元倫理（multi-ethnic）社會結合在一起的內在因素。它喻示著提高政治和管理、技術、工商業、教育、社會與社區發展方面的創造性——當然還有藝術……它喻示著在社會變化過程中文化遺產觀念的徹底多樣化。在自然環境，它意味著更好地理解環境管理之文化遺產維度，并建立促進此種理解的機構。最后……它還要求一種新的研究，這種研究注意迄今為止被忽視了的文化、發展和政治組織形式的整合。

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在瑞士斯德哥爾摩召開了“文化政策促進發展”政府間會議。來自150多個國家的文化部長和高級官員，以及文化組織的代表、人、委員會、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參加了此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進發展行動計劃》供大會討論通過。為其后許多國家在文化領域內的政府行動提供了行動框架和基準（benchmark）。這份《計劃》指出，“文化的創造性是人類進步的源泉。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對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對今日世界來說，文化間的對話成為最主要的文化和政治挑戰之一”；“文化政策應該致力于創造一種多元共同體的國家意識……將其植根于男性和女性都能接受的價值觀之上，并為國家所有成員提供得以介入的機會、空間和聲音”。“在發展過程中，文化的繁榮同工業和后工業經濟一樣，也是社會整合、政治民主和經濟平等的決定因素之一。《行動計劃》還列出了國家通過這些原則所應該達到的廣泛的目標，例如：使文化政策成為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高文化生活的創造性和參與性；加強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政策和實際行動，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在信息社會中提高文化和語言的多樣性，并以此促進信息社會的發展；為文化發展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財力資源。《行動計劃》還推薦了實現這些目標的具體措施。“未來世紀的文化政策必須面向和更加適應新的飛速發展的需要”，因此，將文化從“邊緣”引入各國政策制定的中心已成為各國決策者的當務之急。有趣的是，《行動計劃》在草案中曾提出“發展可以最終以文化概念來定義，文化的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后來在最終定稿中作了修改“可持續發展和文化繁榮是互相依靠的”。這反映了文化觀念轉變過程中各國的不同態度和觀念間的沖突。

文化是每一國家民族的重要資源，當今世界各國對自身的文化資源也越來越重視。西方文化理論家丹尼爾•貝爾認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變得至高無上。文化已成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過技術本身，而且這種文化沖動力已獲得合法地位。2001年美國的一項“藝術、文化與國家對策”項目研究報告認為，“美國文化是美國智慧和創造精神積聚而成的一種資本。這種特殊的資本既是人類成就和歷史的寶藏，也是人類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源泉。美國文化資本在當今全球知識性經濟社會中，作為一種關鍵性社會資源，對于美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在尋求保存各自的民族特性和達成相互了解的過程中，正日益顯現其重要性。”

當今世界，技術領域的變革和全球經濟的發展，迫使我們重新認識創造精神和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全球許多國家都已經開始把“文化經濟”視為國民經濟的一個新的部類。一些地方已開始研究“創意階層（創造性群體）”“創造性社團”“創造性勞動人群”對國民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加出口做出的重大貢獻。

文化在經濟中的作用是實質性的。在美國，所謂的版權經濟，包括電影，錄像，音樂，出版，軟件諸行業一年就創造4500億財政收入，幾近全部GDP的百分之五，為上述行業貢獻了790億的銷售額。據估計，上述行業吸納760萬人就業，這個數字每年還在以遠遠超過其他行業的速度在增長。從屬版權經濟的文化部門，就占到了美國GDP的2.5%。

美國聯邦儲蓄主席格林斯潘提醒說：近幾十年是思想激發了國際貿易增長的浪潮，同樣還是思想促進了生產力和國民財富的躍升。他說，我們目睹了一場“思想——新的洞見——替代物質材料和純人力的投入”。美國的許多州及地方政府都體會到體現在藝術活力和文化遺產中的思想是如何變成明顯的經濟財富的。

從經濟角度看文化，創新精神和文化創意成了我們在新經濟活動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關鍵。從社會角度看文化，文化就成了維系社會并幫助人們適應變化的資本。無論從哪方面看，我們都有必要重新思考影響文化領域的公共決策。

無疑，未來世界的競爭不僅僅是政治的競爭，經濟的競爭，也將是文化的競爭。文化競爭與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已成為21世紀最核心的話題之一。

我國文化的國家戰略中的地位近年來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文化在國家整體架構的地位日益提高。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首次明確地將文化放在經濟、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來進行宏觀構架，對我國當前文化的發展做出了新的戰略部署。報告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就是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立足中國現實、繼承歷史文化優秀傳統，吸取外國文化有益成果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一宏偉的戰略規劃，規定了我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化的理論基礎、基本原則，也指明了我國文化發展的未來方向，必將對當前乃至整個21世紀中國和世界的文化發展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黨的16大進一步從根本上確立了文化在國家體制、發展戰略和未來競爭中的地位。16大報告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黨同志要深刻認識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繁榮。”我國當前的文化正處在歷史性轉折的重要時刻，90年代以來，文化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文化變革的實踐對文化理論與文化實踐研究提出的迫切的要求。文化與經濟、文化與政治、文化與綜合國力、中西文化的碰撞、溝通與交流，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中國當代文化藝術的建設與發展，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都是當下社會實踐向我們提出的新課題，要求我們做出嚴肅的回答。在這樣一個新世紀發展的重要歷史時刻，我們既面臨著轉折與變革的巨大困難與阻力，也存在著建設與發展的大好機遇。把握好這一重要的歷史性機遇，變阻力為動力，開創我國文化發展的新紀元，是我們不可推卸的責任與義務。

經濟全球化時代文化的重新定位

過去時代的經濟學家在分析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很少考慮文化的重要作用。主要的經濟學分析所建構的生長模式，只考慮經濟上的要素，只有經濟上的參數。近年來，國際上許多專家學者如泰勒（2000）論證了經濟學今后應當研究戰后時期經濟學理論的一些缺陷，特別是過于依賴那種把社會、心理因素排除在外的理性數學模型的現象，而必須關注文化對經濟的充分的影響。馬克•卡森指出:“經濟學在探討文化方面已有相當進展。就在幾年前，經濟學家基本上主張文化對經濟表現沒什么影響；價格才是主要影響者——在看到的市場中是實質價格，在看不見的市場中是影子價格。直至今天，經濟學家猜承認文化的重要性，但主張說，有些東西是經濟學不能或不應去解釋的。”他認為這種失敗主義的論調是沒有根據的。他堅持經濟學是可以分析文化對經濟表現的影響的，并可將此影響加以量化。

那么文化究竟怎樣影響經濟呢？有的從社會整體的宏觀視野著眼，有的則從企業文化等具體實踐出發。著名文化經濟學家大衛•索羅斯比認為，文化影響經濟結果的方式主要有三類：

其一，文化會影響經濟效率。借由增進群體共有價值的方式，使群體成員得以進行經濟的生產程序。舉例來說，如果這些文化價值有助于更有效的決策、更快速及多樣化的創新，以及使行為更能因應變遷，那么群體的經濟生產力最后將會導致更好的財務結果（以公司為例），或更高的成長率（以整體經濟為例）。

其二，文化會影響公平。例如，透過不斷灌輸像關懷他人這樣的共有道德原則之方式，并由此建立使關懷得意表達的機制。如果為了后代著想的道德責任能被大家接受為一種文化價值的話，那么在社會為一整體的情況下，我們從跨代平等里即可看到文化在這方面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文化對公平的影響會呈現在群體的資源配置決策上，如此，其成員可達到公平的結果。

其三，文化會影響甚至決定群體欲追求的經濟或社會目標。在小群體的層次上，以個別廠商為例，照顧員工即關心其工作環境或許是該公司的文化之一，而這些價值可能會對公司獲利或其他經濟目標造成不利影響。在整體社會的層次上，文化價值有可能與追求物質進步完全一致，并借此賴判定一個社會的總體經濟成果為成功或失敗。而另一方面，有些社會的文化并非只追求物質成長，而是追求非物質目標，例如生活品質，如此將會影響經濟成長的步調與方向；在此情況下，界定“成功”與“失敗”的準則就會與前面的例子不同。

索羅斯比從宏觀與微觀、不同文化觀念對經濟的“正”、“反”影響來探討文化對經濟的影響。馬克•卡森則主要從比較具體的文化對企業的影響來進行探索。他試圖找出影響公司之間關系——如合作或者競爭關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公司內部關系——企業文化、企業的組織行為對經濟的效益——長期的和短期的影響。

其實，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的企業文化的設定，對文化要素對經濟效應的影響的評定起著重要作用。同一個影響，有的可能做正面評價，有點則可能做浮面評價。有的一心追求當下效益，有的則考慮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和遠期效益。

人們對創造性的日益關注，是對在信息經濟時代創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回應。文化作為一種資本已經在新經濟中創造財富并在急劇變化的時期滿足著人們的各種需要。面對信息經濟的全球化與網絡空間的國際化，各國都從國家發展戰略的角度對文化這個概念進行全新的定位和評價。信息經濟正面對文化的種種挑戰。

實際上，今天的文化產品與其他物質性產品在性質上和形態上是全然不同的。文化（文學、藝術、設計等）創意產品具有使用的多次性，尤其是精神產品的享用具有無窮性，而且越是使用，其價值就越高，越是使用得多，其增值速度也就越快；而物質性產品則會因使用和消費而消耗，其價值是遞減的，其最典型的例證便是那些一次性消費的產品。一棟房產，作為物質產品的它在使用中會逐漸破損直至廢棄，其價值會隨使用性減弱漸趨于零；而作為藝術性精神產品（如某些藝術建筑）則具有精神享用的無窮性，其價值反而隨著時間的延續而遞增。

過去，工業革命以來甚至是戰后的經濟學一直堅持認為，關于創意理念和文化產品形式的經濟學現象與用于礦業、冶金、礦產、農產品或大眾消費產品的經濟學現象是大致相似的，一般都用相同的理論來加以解釋。實際上，與汽車、牙膏、家用電器或紡織品不同，信息產品的消費并不會使產品耗盡，使其價值逐一遞減。相反，每一個產品都能為很多人重復使用，并且會隨著使用的增多而變得更加具有價值。一件諸如轎車、冰箱或計算機之類的工業產品會因使用中的損耗而貶值，而某種信息或文化藝術產品恰恰會有完全相反的結果。一部電影、一本書、一個電視節目、一款游戲或一件軟件產品的使用者人數越多，越受人們的歡迎，其價值就越會不成比例地增加。這就是自商業出版開始興起，電影和電視節目、當代流行音樂藝術等視聽產品大量面市以來的實際情況。但這種對文化產品獨特性質的相關評價過去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研究中基本上得不到肯定。

信息時代文化的價值重估

當然，不僅是對經濟學，在新世紀這個由媒介革命造就的信息時代，原有的種種文化觀念需要重新進行價值評估。大量的信息革命和全球因特網已經對我們所處時代的經濟方式、制度架構、意識形態、乃至生活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過去我們對它的理解只停留在論述信息的用途和功能的層次上，新的現實發展變化要求我們對它所介入的經濟、社會、政治、特別是文化等因素以及可能產生的巨大變革進行分析、思考、整合，從而看到它面臨的現實問題、困境與未來發展的趨勢。

首先，我們必須對我們過去時代認識文化的角度進行重新審視。從世界范圍來看，現代科技的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傳播技術、自動化技術和激光技術等高科技廣泛運用于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之中，給當代文化經濟與文化產業的存在方式帶來了革命性的影響，在文化領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高潮，已經導致新興文化形態的崛起和傳統文化形態的更新。文化領域內部發生了行業內的大調整、大改組，新的藝術傳播媒介如電視、衛星電視及網絡文化的發展，使得一些昔日文化藝術界的“龍頭老大”如電影風光不再，轉而成為電視業、音像業、和網游業的補充，而網絡文化則為人類創造了新的數字化生存的新方式。

文化產品的可重復使用性所帶來的增值服務在全球因特網技術環境推動下掀起了迅猛的浪潮。近年，工業經濟學與信息經濟學的分歧由于引入了能夠促進理念傳播的基層網絡，已經變得十分嚴重。信息經濟學在使用中調節創意理念的價值這種固有傾向隨著像劇院網、巨人連鎖書店和有線電視之類網絡的普及而一直在穩步提升。但有了因特網之后，就有可能用視聽、文本或數據等在網絡空間上以數碼方式來傳播設計優美的知識與創意理念的形式來發展全世界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受眾。一種創意傳播形式的經濟價值若以指數來表示，現在可以上升到一個各國經濟史上前所未知的高度。這主要是因為，當一個聯網的信息系統使理念和文化產品形式的價值上浮時，它甚至會造成對某一種表現形式的需求進一步增加并由此推動某種特定形式的傳播呈螺旋狀上升的現象。

網絡空間信息的多重杠桿功能對文化的經濟含義做出一種與傳統經濟學全然不同的解釋。傳統的“文化事業”視角將文化的范疇限制在一種既定的、繼承的、累積的藝術實體、美學形式、符號意義體系、文化活動上。然而，對于任何一種文化來說，保護遺產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化在今天是否還具有發展和創意的能力。在當今信息社會，通過經濟和社會來營造一種創意性發展的氣候已經成為各國政要的重要任務。今天，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必須鼓動全社會各階層和團體積極參與理念創新，必須不斷發明、創造，實現動態發展，才能夠是自己民族的文化在歷史中得以延續和生存。只有在這種動態發展的語境中，遺產和傳統才具有真正的意義。

曼紐爾•卡斯特在《網絡社會的崛起》中指出：“信息化經濟的獨特之處，是由于它轉變為以信息科技為基礎的技術范式，使得成熟工業經濟所潛藏的生產力得以徹底發揮。新技術范式首先改變了工業經濟的范圍與動態創造了全球經濟。”曼紐爾•卡斯特認為，信息技術的新范式有五個重要特點，這些特點全面影響了我們所處的社會形態：

新范式的第一個特性乃是信息便是其原料。過去時代，信息是用來處理技術的，今天，技術主要是用來處理信息的，信息才是我們的資源、材料和待運用的內容；新范式的第二個特性是新技術的效果無處不在。信息是所有人類活動的一部分，我們個人與集體存在的所有過程都直接收到新技術媒介的“塑造”；新范式的第三個特性指涉全部使用這些新技術的系統或關系的“網絡化邏輯”。網絡的形態適應了當代交流中日趨復雜的互動，以及源自這種互動的創造性力量的未來發展。新范式的第四個特性是信息技術范式富于彈性，具有重要的重新構造的能力：信息技術經過重新排列其組成方式，其過程可以逆轉，其組織與制度也可以修正，甚至徹底改變。這在一個以不斷變化與組織流動為特征的社會力是一種決定行的特性。新范式的第五個特性是特定的技術逐漸聚合為高度整合的系統。原先各自區別的舊技術的軌跡，在新系統中已經相互融合了。（參見83－85）信息技術的這些特點形構和塑造了一個日新月異的網絡社會，也確定和影響了我們時代文化的運行、傳播和生產。

當然創意產業并非僅僅指互聯網、信息科技、生物基因等高科技基礎，更重要的是運用高科技展開的文化內容產業。比如韓國和日本運用發達的網絡技術，發展出一個圍繞在消費者身邊提供各類下載軟件、音樂游戲的幾百家內容提供商，他們的財富是“腦力風暴”的成果。并且，他們運用高科技知識帶動了經營模式與管理方式的創新，進一步發揮了人力資源的潛能，進而滿足、適應并翻新了市場需求。從新的理念出發，以創意作為賣點，加之以新的行銷模式，創造新的消費方式，就是成功的創意產業。北歐的宜家家居企業將桌椅櫥柜做得風聲水起，絕對不是依靠那些木頭的氣息，有關“改變生活的創意”才是他們的味道。美國人發現了星巴克的味道，其實不過是他們在滿足客戶需求方面依照創新理念做了新的實驗。歐洲早已做了更加細致而深入的實踐，并且悄悄地取得了豐厚的商業利益。

國家的文化財富：信息經濟時代進一步發展的關鍵

在信息經濟的基礎上，文化日益被看作是全球競爭中各國得以成功的關鍵。進入現代時期以來，創造新的理念和文化產品新形式的能力越來越成為當今社會的重要價值資源，而過去這種關鍵的價值資源則只能由農業、礦產和制造業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資產構成。對于文化財富，我們不應再按過去的觀念把它看作是某種固定不變的、傳承的東西，而應把它視為一種衡量某個特定領域在全面開展創意活動的活力、知識、精神和發展機制的指針。在各國加入全球信息社會后，對于文化的關注更加聚焦于營造一個相關文化的政策、法律、制度、教育、基礎和流通等各個方面的良好的環境，以便改革它的機制，使之在動態的發展中創造新的體制；而不僅僅像過去計劃經濟時代單純地將文化視為事業，而由國家實行三包遺產或產業基礎。每個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不是怎樣為了保護某個已被接受的藝術實體和傳統而去規定一種環境，而是怎樣去開創一種在所有的文藝和科學領域中都掀起創意和革新浪潮的局面（參見溫徹利，2000，1999，1998b）。那些無法贏得這種挑戰的國家只能消極被動地跟在那些真正具有活躍的創意能力并能夠對新的創意形式進行商業開發的社會后面拾人牙慧，亦步亦趨。

在這場關于文化的辯論中，有幾個方面的因素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在歐洲還是其他地方，那些反對保護文化產業的民族國家終將發現（倘若它們尚未發現的話），那些反映在媒介和視聽內容上的文化沖突并不是美國與法國之間的表面化的、高層外交的高壓攻勢。與此相反，它與那些形成了信息經濟之核心的一整套（即所謂的“金牌”）產業的命運有關。在封建農業的和商業的經濟中，土地、農產品和像茶、香料和黃金之類的自然資源構成了財富的基礎。特別是黃金，自古以來就是使財富得以跨越文化和國家界限的天然貨幣。在工業時代，財富的基礎轉變為其他的礦產資源，例如石油，還轉變為創建工廠的資本、設備以及用諸如鐵、石油和木材等天然原料加工制造的大眾產品。對這些資源的控制和為了擴大市場而將其轉化為大眾產品的手段自從工業革命以來就一直是經濟力量的基礎。如今，信息社會正在改變這個公式。財富和力量的來源，即信息經濟的“金牌”，是一種不同類型的資本：在各種信息網絡上以不同形式進行組合和分銷的知識與創意理念。獲利的多寡取決于一個國家連續創造文化產品內容或廣為傳播的文化產品新形式的能力，為此各國需要對整個經濟體系進行創意人力資本的投資，而不僅僅是對配套設施和硬件進行投資。

有鑒于此，每一個想要“發展”新媒體制品和文化產品的國家，都需要擁有生機勃勃的和多樣化的視聽產業、出版產業、知識產業，以及一個非常活躍的藝術創作者群體。誰擁有創意資本，誰就在競爭中獲得上風。那些著手有效地避免文化產業出現衰退的國家與那些輕易地放棄努力的國家相比，就會占據優勢地位。它們參與國際上文化制作商和分銷商的競爭，努力進入那一正在形成的國際文化產業發展的多樣化格局，并努力使本國的創意產業在全球化背景中實現全球傳播。

無疑，全球因特網已經從根本上對各種文化形式（包括視聽產品）的分銷和消費產生了革命性影響。文化和信息產業已經達成了共識，否則它們就不會在這場變革中積極地為自己定位。與此同時，新興的信息產業正在重新發現傳統文化產業部門的重要性，例如印刷出版和電影業，因為它們構成了各種在線文化產品形式的創意基礎和生命線。簡言之，一個國家如果沒有一支由藝術家、作家、設計家、影視編劇、劇作家、畫家、音樂家、電影制作人、導演、演員、舞蹈家等和網絡工程師、科學家、技術人員和廣大的媒介知識分子組成的生氣勃勃的創意產業人力大軍，就不會擁有打贏這場信息經濟戰爭的知識庫，因此也就只能聽憑他人來左右你的命運了。

文化走向國家發展政策的中心

文化創意的理念已經日益作為資本出現于當代社會現實中，這種認識改變了傳統的資本理念，將文化引向了國家發展政策的中心。在全球化的網絡時代，經濟和社會的中心問題將越來越關注怎樣激勵革新，怎樣將一個文化創意理念的獨創性轉變為文化生產力，轉變為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實踐。這就對各國各級政府提出了理念認識、政策制定、總體策劃和具體部署等不同層面的要求。政府需要對文化、科技、網絡等進行高層次的全面改革和整合。

一、文化創意的經濟價值提高了文化的資產評估價值，增加了創意理念與創意形式的廣泛社會影響力，也對文化創意的傳播方式與傳播途徑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這是公共政策面臨的一個新的挑戰，它要求人們建立一個能夠周密地進行平衡的信息與革新的產權體系，以便創作者和開發者能夠因創意理念（因版權）的制作及其產業化、商品化而得到回報。這一切依賴于公共領域的進一步擴大、展開和升級。如果沒有廣闊而拓展的公共領域，新知識就無法生成更多的新知識，因此就會限制人們參與創意理念的制作和分銷，而且會無情地阻礙整個經濟的革新步伐（參見溫徹利，2000a，1998b）。這充分說明，一個善于正確地將文化產品產權的“公平使用”加以平衡的國家在創意理念的發展過程中往往會出現一些意想不到、也無法預料的高潮，這能使它在信息社會中占據競爭的優勢地位。

二、創意企業的財政基礎，例如資本市場，也必須通過政策而轉移到支持多樣化和非制度化的軌道上來。

在創意經濟體制中，比如說企業家為創意理念進行投資而申請的小額貸款，對于貸方和借方來說都意味著較低的風險，而且可以考慮進行實驗及廣泛的參與。銀行貸款、在公共股票市場上籌集的資金，以及支持創意發展的風險資本基金，一般只能惠顧一小部分企業，而小額貸款卻可以給大多數企業提供一個股本，用資金來支持它們在創意經濟體制中創造新的理念和表現形式。

三、創造性勞動者對于城市和地區的活力以及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一個鼓勵人們參與創意的知識社會所面臨的首當其沖的挑戰是它需要圍繞著知識的傳播而重新調整國家對待創意的總體政策。由于文化和創意資源在經濟活動中日趨重要，每個國家都會將注意力轉移到教育體系的知識結構上來。現代社會之所以需要教育，不是為了像過去工業經濟時代那樣來培養一支標準化的勞動大軍，而是為了給創意經濟培養一支高度知識化的人才隊伍。過去只要具備了基本的讀寫能力，再加上模仿地學習，就足以應付流水裝配線、車間或桌面辦公系統終端的指令，但今天如果仍然這樣，就根本無法達到當今創意社會的要求。只有基礎教育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我們需要在教育過程的早期階段就開始培養跨學科的、獨立思考的高智商和創意能力，并且要從學前教育一直延續到研究生院。在各國都開始將教育質量的重要性與基于創意資本的經濟體制聯系在一起時，就會出現一場旨在增加課堂知識含金量以及重塑藝術、人文和理科之間知識銜接關系的國際性競賽。“這些高級技能將會推動和提高獨立的判斷力、創意能力與想象能力的結合、科學知識、技術培訓、學術和批判思想、藝術與理科之間的跨學科知識，以及為創建從個人簡歷、文化創意到商業頭腦的新知識而從事研究活動的經驗”。

信息技術革命已經改變了各種社會關系，并使文化政策成為確保社會堅持創意和革新的前提。這導致了下一個政策問題的出現：為了策劃具體的積極行動，怎樣才能重新闡明我們獲得創造力的方法。這需要從政策的立場來詳細說明“文化”的意義，以及我們會怎樣定義國際和多邊體系的文化“問題”的界限。應當將信息社會的文化和創意問題與文化產品的制作、分銷及開發的管理政策聯系起來，它是一種具有重要國內和國際意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