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與城市形象研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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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形象的文化意義

幾年前，許多城市先后展出了一種名為《大地走紅》的環境藝術，就是用幾萬把紅傘把公園裝飾起來，形成一種供人欣賞的景觀。但很快這一藝術就產生了一種事先誰也沒有料到的效應：它在每個城市的展出幾乎都變成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公共話題。話題就集中在市民們觀賞這些露天展放的紅傘時的行為方面。在許多城市里，這種展出的后果可以說成是“慘不忍睹”：幾萬把紅傘被前來參觀的市民們偷的偷、搶的搶、糟蹋的糟蹋，最后一片狼藉。而在有的城市里展出的情況卻出奇地好，參觀的市民秩序井然，紅傘無一丟失，也幾乎無人為的損壞。這種反差的出現可能有幾分偶然，但對于傳媒來說就不是這么簡單了。這件事被與此事有關的城市當地傳媒視為一件表現本地市民素質的大事盡力渲染，在一些城市的市民當中的確引起了一些震動。這件事因此而成為影響一個城市聲譽的事件，有的城市為本市市民的良好表現而自豪，有的城市則感到有幾分尷尬，似乎自己出了丑。總而言之，這個事件使許多城市注意到了一個東西，就是城市的形象問題。

現代文化的發展從總的趨勢來講就是都市化，人們的生存乃至全部生活方式都以都市為中心輻湊、匯聚了起來。在這個輻湊、匯聚的過程中，都市不僅在物質上、空間上發展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而且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都市文化對居住在都市中的市民形成了一股凝聚力。當一個城市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把居民凝聚成一個文化上的統一體時，便構成了一個城市本身的形象。

城市形象不是當代文化特有的現象，歷史上每一個偉大的城市可以說都有自己鮮明的形象：伯里克利的雅典[1]以輝煌的衛城建筑、民主的公眾生活、完美的悲劇藝術以及偉大的蘇格拉底構筑起了這個城市彪炳千古的形象；奧古斯都的羅馬則是以宏大的競技場和水道、高貴而又殘忍的羅馬公民、所向無敵的帝國軍人構成了不可一世的羅馬形象；維多利亞的倫敦形象是霧氣沉沉的天空、泥濘的街道、一本正經的商人和衣冠楚楚的紳士；“云里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是盛唐時代的長安形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是北宋盛期的杭州；而“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則是曾為十朝故都的南京……城市形象顯示著城市的個性，也成為凝聚市民精神的力量。古雅典黃金時代的執政伯里克利在追悼陣亡將士時所作的一篇演講就是一個鼓吹城市精神的例子：

我們的制度是別人的模范，而不是我們模仿任何其他的人的……當我們的工作完畢的時候，我們可以享受各種娛樂，以提高我們的精神。整個一年之中，有各種定期賽會和祭祀；在我們的家庭中，我們有華麗而風雅的設備，每天怡娛心目，使我們忘記了我們的憂慮。我們的城邦這樣偉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東西都充分地帶給我們……

……這就是這些人為它慷慨而戰、慷慨而死的一個城邦，因為他們只要想到喪失了這個城邦，就不寒而栗。很自然地，我們生于他們之后的人，每個人都應當忍受一切痛苦，為它服務。[2]

這篇演講是用城市形象來激發公民的自豪感，團結、凝聚公民精神的典范。伯里克利的雅典并不是唯一能夠使公民感到自豪的城市，事實上，每一個偉大的城市都具有這種形象的凝聚力。正是靠著這種凝聚力，一個都市才有可能成為偉大的城市，才有可能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發展起來。只是在當代這樣一個比過去更加關注形象、更加依賴著形象而生存的文化環境中，城市形象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加重要、也更加實際的意義。

1955年，澳大利亞的悉尼市通過一次國際建筑設計競賽選中了一個奇形怪狀的建筑設計方案，而后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和幾乎相當于預算二十倍的費用才建成了這座建筑。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悉尼歌劇院。從建筑設計的角度和具體使用的效果來看，這座建筑的效果決不是無可挑剔的。然而這座建筑自有它不可替代的價值。近幾十年來，悉尼的地位越來越高，使得堪培拉、墨爾本等城市都感到嫉妒。而悉尼地位的上升與這座歌劇院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有人說，悉尼歌劇院每年在無形中為悉尼作了上百億美元的廣告。無法斷定這種說法是否有點夸大其詞，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悉尼歌劇院大大提升了悉尼的城市形象，而這種提升了的城市形象的確為悉尼帶來了巨大的文化和經濟效益。

時至今日，人們要提到悉尼，首先會想到的就是那座歌劇院。悉尼的城市形象就是以這座歌劇院為標志。諸如此類的城市形象標志可以找到很多──巴黎的凱旋門和埃斐爾鐵塔、紐約的自由女神塑像和世界貿易中心大廈雙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北京的天安門等等。這些實實在在的建筑物使得一個城市的形象變得鮮明具體，可以給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但這只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即靜態的、物質的或者說是“硬件”的部分，還遠遠不是城市形象的全部，甚至往往還不能算是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

城市形象的主要部分在于它的動態的、富于活力的“軟件”部分。這就是一個城市中的人文氛圍。有一位學者在講到梅特涅時代的維也納時這樣寫道：

在任何一個認真的旁觀者看來，維也納人似乎永遠沉溺在狂歡鬧飲之中。吃、喝和尋歡作樂是維也納人的三種基本的德行和快樂。他們永遠在過周末，永遠在過狂歡節。到處是音樂。無數的酒館里無論白天黑夜擠滿了酩酊酒鬼。到處是成群的紈绔子弟和衣著入時的妙齡少女。無論何處，無論是日常生活、藝術還是文學中，流行的都是優雅機智的玩笑。對維也納人來說，世界上一切事情中最要緊的事就是他們能夠開個玩笑。[3]

這里所描述出來的維也納，完全是一副頹廢的形象，而這個形象的形成不是它的建筑或其他“硬件”條件的變化，而是人文氛圍起了變化。維也納城市建筑的風貌也許很多年都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而這座城市的整體形象卻會隨著人文氛圍的變化而變化。

再比如中國古代宋元時期的杭州，被當時人稱為“銷金鍋兒”。這就是當時杭州的形象。而這個形象更是與人的活動密切相關的。馬可·波羅對杭州的描寫是：“行在（按指杭州）之大，舉世無匹。一個人可以在那里尋到這么多的樂子，簡直恍若步入天堂。”[4]這個在中國與蘇州并稱為“天堂”的城市，它的魅力決不僅僅在于自然的湖光山色，更重要的是南宋以來商業的繁榮所帶給這個城市的消費文化形象，即所謂“銷金鍋兒”。馬可·波羅所說的“可以在那里尋到這么多的樂子”的真實含義也就在這里。“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只是杭州形象的不變的底色，而真正的城市形象卻是在人文氛圍的變遷中形成和發展變化的。所謂“淡妝濃抹總相宜”只有從人文環境的變化方面講才能夠顯示出城市形象變化的意義。

維也納也好，杭州也好，這些城市形象的人文氛圍方面都明顯地顯示出娛樂文化的特點，這似乎應當算作那一類奢華、頹廢的消費型城市的特點。確實，梅特涅時代的維也納和“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南宋朝廷統治下的杭州有幾分相似，都帶點頹廢氣。但這并不意味著娛樂文化對于形成城市形象的作用只是發生在這些頹廢的城市上。一個城市形象的“軟件”部分，即那些生氣勃勃的、最能夠感染人影響人的部分，主要就是表現在城市的娛樂文化方面。從古雅典的半圓形劇場、古羅馬的大競技場直到現代城市爭相攀比的標志性公共設施──大型體育館、歌劇院、游樂場等等，都體現出娛樂活動在一個城市的形象中所具有的突出位置。從某種意義上講，一個城市的活形象，就在于它的娛樂活動的方式。

二、市民與城市的關系

周密在《武林舊事》中曾講到南宋時期杭州人所享受的種種好處：

若住屋則動蠲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環。諸務稅息，亦多蠲收，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則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這里講到當時杭州官府給民眾的種種好處，而后感慨生在杭州的居民何其幸運。或許一個城市的市民所享受到的好處并不一定與其他城市相當，然而只要是一個繁榮、成功的城市，總歸會使市民產生一種作為這個城市一員的自豪與幸運之感。這就是古代雅典、羅馬等偉大的城市所培養的“公民”意識和今天的許多大都市市民的“都市人”意識。這種作為一個城市市民的自豪與幸運感，就是依附、凝聚于城市形象上的城市精神。

這樣一種城市形象對于在城市中生活的市民個體有什么意義呢？那種使市民足以引為驕傲的城市形象實際上是在為市民個體提供著一種共享性質的生存體驗。伯里克利在談到雅典公民的特點時說：“一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一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5]這就是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所提供給每一個城邦權利和義務，也是城市中“公民”意識的起源。這種“公民”用亞里斯多德的話來說叫做“政治動物”。不過伯里克利和亞里斯多德在這里所說的“政治”一詞不能用后來的階級統治觀念來解釋。這里的“政治”只能被理解為“城邦事務”。“政治動物”意味著公民在存在的本質上與城邦或城市的一體性。在血緣關系統治的社會中，個人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是通過與血緣鏈的維系而實現的，祖宗和后代構成了他生存關懷的基本目的；在階級關系統治的社會中，個人存在是服從于社會等級秩序的，因而不存在脫離階級體系的個人化的意義關系。而在一個雅典式的城邦或城市社會中，個人的存在是通過與整個城市的一體性存在實現的。按照伯里克利的說法，雅典城邦中個人的價值是被城邦充分承認的，這個價值就是自由：“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這就是說，雅典人的價值不是天賦的，也不是他人給定的，而是通過“勇敢”──即個人作為城邦公民的行動──而獲得的。反過來說，城邦的存在其實也是通過個人的“勇敢”而實現的。當一個人在實現自己的時候也是在實現城邦，當他為城邦效力的時候也就是在實現自己。這就是個人與城邦或城市的意義共享關系。

古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在政治制度史上只能算是一個個別的例子，但在這種城邦制度下培養出來的公民意識卻是后代城市意識的源泉。一個城市的市民對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感到自豪和自信的時候，他正是在表達一種把他個人與城市在情感和價值上結問一體的需要。可以說，一個城市是否有內在的活力，就是看它的市民是不是為它感到自豪和自信，是不是真正與這個城市的傳統、與它的精神一體化了。小說《儒林外史》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兩名挑著糞桶賣糞的挑夫互相商量道，今天的貨賣完了后就喝口水，上雨花臺看落照去。文人聞之后不禁感嘆道，菜傭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這就是說，南京作為六朝故都的氣象已滲透到包括菜傭酒保在內的普通市民精神深處，使市民從精神氣質上與這座城市、與它的形象一體化了。

當代城市比起伯里克利時代的城邦當然遠遠不同了，即使與后來晚近得多的古典城市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差異。與過去相比一個重要的差別是城市居民的情況變得復雜多了。近年來在許多城市中發生過而且還在繼續發生著馬路上的窨井蓋被盜的事情。偷盜窨井蓋的行為除了作為一般盜竊犯罪的動機之外，還意味著偷盜者與城市關系的疏遠。因為對于一般人來說，偷盜窨井蓋比起其他盜竊行為來，風險和犯罪感的心理閾限要低得多，利益的誘惑也同樣低；與此同時，窨井蓋被盜對市民生活的影響卻很明顯。因此，一般說來偷盜窨井蓋的誘惑力應該不是很大。那么為什么會發生這樣多的窨井蓋被盜的事件呢？根據調查了解的結果得知，絕大多數偷盜窨井蓋的事是城市里的流動人口所為。這部分人與城市的關系當然是比較疏遠的。當“大地走紅”展出在上海、天津之類的大都市遇到被哄搶、偷盜或故意損壞的尷尬局面時，人們也發現問題主要出在流動人口的身上。顯然，當代都市中的流動人口是一個挺麻煩的問題。這些人與城市很少能產生共享性，因而發生那些尷尬局面似乎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然而在這種事件的發生中，往往也可以看出市民態度的冷漠。比如在南京，城市的管理機構為了方便市民、進一步親和城市與市民的關系，曾在許多交通管理地點準備了大量“便民傘”，無償提供給市民借用。但不出一年，這些“便民傘”中的絕大部分一去不返。據說造成這種尷尬的原因也與流動人口有關，然而那種帶著顯眼標志的“便民傘”被人隨意攜帶離開南京或留作己物而無人過問，說明市民對這種事件抱著聽之任之的冷漠態度。事實上，窨井蓋和紅傘被盜之類的事情發生或得不到制止，也不能說與一般市民的冷漠態度無關。在許多城市里要找到諸如“便民傘”散失之類的于社會公德有虧的問題實在容易。人們通常把這種現象歸因于市民文化素質的問題。這當然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還有更深遠的原因。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是雅典人的驕傲，而在當代，許多人在提到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城市時，口氣常常是批評的甚或自卑的。這好象是一種謙虛的美德，然而也可以看出當代城市中市民在感情上與城市的疏遠。當代人在與他人交流時，通常注意表現的是自己的個人身份──職業、地位等等，而很少想到自己還是某個城市的市民，除非是某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可以使他獲得別人的尊敬，比如在七十年代上海人之于其他小城市的人、八十年代廣州人之于北方開放較晚的城市中人。如果沒有這種特殊的等級意識，人們就很難意識到自己作為某城市市民的身份。市民對城市事務的冷漠從根本上說就在于市民與城市關系的游離。

三、主流文化圈與城市精神

在中國，本世紀發展起來的許許多多大城市中，上海應當說是比較有特色的一個。與中國其他許多城市比較，上海的生活方式中與眾不同的特點之一就是喝咖啡。當然，如果說的是三四十年代，至遲五十年代，或者八九十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大都市中，喝咖啡算不上是什么特別的生活習慣，盡管并不是人人都喜歡。但如果說的是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七十年代，情況就不同了。對于六七十年代的一般中國人來說，喝咖啡、吃西餐、穿西裝之類的生活方式，不消說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而加以拒斥。然而上海卻一直還保留著咖啡店，上海人還在喝咖啡。孤立地看，喝咖啡這件事的確很難看出有什么特別的意義。但如果設想一下，在全民投入“”，努力倡導思想革命化，狠批“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肅清一切“封、資、修”流毒的“火藥味”很濃的時代，同時也是生活資料高度匱乏、娛樂活動單調乏味的時代，有的人卻在悠閑地品啜帶著“小資情調”的咖啡，豈不是很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嗎？

這就是上海文化的一個特點。對于上海人來說，喝咖啡、吃西餐并不象其他許多地方那樣被看成是奇風異俗。這是從本世紀初以來西方人浸染到上海資產階級的生活習慣，又通過上海的資產階級把這種生活習慣“傳染”給了一般上海市民。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各個大城市過去的資產階級都可能有這種生活習慣。但卻只有上海人把這種習慣頑強地保留了下來，甚至抵抗住了“”火藥味的沖擊。這個事實表明，喝咖啡雖然是件小事，但它標志著上海城市文化中一種根深蒂固的東西，這就是自本世紀初以來上海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為主的文化圈所奉行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不僅作為行為方式影響到了上海市民的各個階層，而且影響到了他們的習慣心理，成為上海人特有的風俗。

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娛樂方式能夠如此根深蒂固地影響到一個城市的風俗，根據在于這個城市有一個有強大影響力的文化重心，也就是城市中的主流文化圈。一個城市要能夠凝聚成一種精神、一個形象，首先要在市民中形成使大眾有所歸趨的主流文化圈。上海自本世紀二十年代前后中國資本主義興起之日起便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大本營。由資產階級和早期商人、士紳等“社會名流”融合形成的上海社會的主流文化圈不僅影響著上海的經濟、市政乃至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在整個城市社會中人們的觀念里，這個主流文化圈成為社會文化的代表，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趣味標準成為社會公認的標準。這樣一個主流文化圈盡管在后來從政治和社會結構的意義上消失了，而他們作為上海文化、尤其是上海趣味的象征卻一直潛藏在上海人觀念的深處。所以即使是在火藥味十足的“”年代，許多上海人仍然渴望著坐在幽暗靜謐的咖啡店里悠悠地品啜。可以想見，人們心理深處所尋求的娛樂趣味仍然屬于早已灰飛煙滅的那一群群出入于國際飯店、跑馬場和音樂廳的社會名流們。

有一位外國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時發現了一個特點：“中華帝國有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個很小的官員編制，來統治如此眾多的人口。”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呢？他發現：

一般的地方行政官職權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在表面上管轄著一個約有二十萬到五十萬居民的地區，地方長官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該地唯一代表。這種表面地位造成的結果，就是地方長官只有在與當地紳士頭面人物的密切合作下，才能做他的工作。[6]

就是說中國的行政管理傳統上主要不是靠官吏直接操作，而是靠社會名流的協助進行。一般地區的行政管理是如此，城市管理同樣如此，因而中國傳統的城市中主流文化圈就由這些社會名流構成。從明清時期士人與商人結合形成的“紳商”階層到后來上海的資產階級，都具有這種社會名流的傳統地位、實力和影響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城市的管理不再是傳統的社會名流的事，而是各級行政機構和單位組織的事。在這種管理方式下，城市市民的價值觀念和趣味標準受到各級單位組織、行政管理部門和政府傳播媒介的輿論引導，形成了一種具有意識形態特征統一性的城市形象。這種類型的城市生活中沒有什么特殊的社會名流階層，因而也沒有獨立的主流文化圈，只有滲透在社會各個階層中的管理結構與管理機制在起著引導或制約的作用。

這種管理方式從理論上講一直是延續的，但對城市市民的精神、趣味的引導作用卻隨著城市社會的走向開放而逐漸消退著。當各級政府和單位組織不再對市民的趣味進行有意識和有效率的引導時，市民的生活方式開始走向了隨機發展的趨勢，由于這種發展的隨機性，城市形象也隨之變得破碎和模糊起來。在這種城市生活的環境中，沒有穩定的、有物質力量和號召力的主流文化圈影響和引導市民精神與趣味的發展，市民的生活方式便走向自發地接受隨機引導的方向。最典型的發展方式就是變得時尚化了：人們的趣味、愛好和評價標準都失去了穩定性和一貫性，一時興起的時髦會改變整個城市的形象。由時尚制造出來的城市形象其實是一種畸象，它使得市民失去了對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這個城市的真正感覺，沒有了一個完整、清晰的城市形象概念，只有不停地隨波逐流變換著的社會風氣。在一個沒有了完整形象的城市里生活，人們當然無法產生對這個城市的愛，甚至無法產生對城市本身的起碼關注。冷漠與游離便是在所難免的事了。

四、狂歡與城市形象的凝聚

市民與城市關系的游離應當說是城市文化發展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危機。當代都市不可能再回到古典城市的模式中去，那么怎樣才能使市民與城市重新結為一體呢？公眾性的娛樂活動就是當代城市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路。大都市之所以都那么熱心于爭辦大型娛樂活動，從城市文化建設的角度來講，就在于這類活動對于維系城市與市民的精神聯系具有無法替代的作用。一個當代都市中可以有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口，人們的興趣愛好和精神境界的差異是無法彌合甚至幾乎是無法溝通的。然而，一場大型運動會不僅可能給城市帶來可觀的商業利益，與此同時它將成為一種充滿刺激的情緒場，把市民吸引或裹挾進來。這種情緒場對于大眾來說，具有一種原始的圖騰崇拜意味，通過近乎非理性的激情狂熱使市民得到情緒上的溝通和認同。只有在這種全民性的大型娛樂活動中，城市才會暫時地消解掉它的多義性和多功能性，變成一個單一的活動群落。

公眾性質的娛樂活動中，最典型的傳統形式就是節日。從某種意義上講，節日與當代城市中新的公眾娛樂活動──大型運動會有相似之處，都是群體共享性質的狂歡活動。一般說來，傳統意義上的節日是以民族或地域社區為一體形成特定的節日觀念與節日形式的。以城市為單位，體現城市特色，作為城市形象展現方式的節日是一種較特殊的節日活動。

傳統意義上的節日從本質上講都是狂歡，也就是說是對日常生活狀態的有序性的反叛。傳統的節日所表達的、所尋求的是整個文化群落在自然意義上的共享和一體化狀態。從這個意義上看，傳統節日的實質是反城市的：它通過狂歡狀態否定城市對人的內在與外在狀態的雙重限制，即否定了城市人的教養等級和權利分配差異，否定了文化層次，使市民重新回歸為人群。這種傳統節日形態的最極端、最標準的形式可以從世界上許多民族習俗中的狂歡節活動里發現。

與此同時，當代的城市還在發展著另一種節日活動。這不是傳統的節日，而是正在不斷被城市“制造”出來的體現城市自己的個性的新節日，如啤酒節、風箏節、服裝節、火腿節之類以及標以各種特別名目的藝術節。這些節日產生的根據當然首先是商業需要。這是當代城市為自己做廣告的一種手段，即通過標新立異的節日名目吸引人們注意，并通過舉辦相關的節日慶典活動來進一步擴大商業影響和聯系。由于商業動機的驅動，舉辦這類節日如今在許多城市中已成為時髦，節日的名目也越來越離奇。這類節日中有一些辦得比較成功，能夠持續較長的時間；有的則舉辦不久就難以為繼直至銷聲匿跡；有的甚至剛開始舉辦就失敗了。總之，這些節日都是人為地制造出來的仿民俗，基本上是一種商業行為及其產物，決定它的生命力的因素不是傳統，而是經營運作水平。

這些商業性的新節日當然不會具有什么反城市的意味，相反，它們倒是通過突出城市的特色來強調城市的存在。這些新節日的基本策劃方式就是以各種手段突出、強化城市形象，也就是說，新節日不是反城市而是城市形象的表現方式。如果一個這樣的新節日舉辦得很成功，那就是說它成功地塑造了這個城市的形象：在外人看來，這個節日顯示出城市的形象特色；在市民看來，節日激發了市民對自己城市形象的自豪與自信。

但一個靠商業策劃而制作出來的節日從什么意義上能夠稱作城市形象呢？無論廣告語言怎樣強調這樣一個新節日與城市文化傳統的關系，它是一個新制作出來的東西，這個事實本身就表明不是文化傳統自然生成的產物。一個城市有某種特產或曾經有過某種風俗，這同城市形象并不總是一回事。城市形象應當是城市性格的顯現，是一個城市的文化凝聚力和輻射力的表征。而新節日所塑造的城市形象其實是一種商業形象或者說廣告形象，這是一個城市刻意為自己制造出來的商業性外觀，也可以說是這個城市為自己制造的“假面”。換句話說，一個商業性的新節日實際上是在為一個城市制造著假想的城市形象。然而如果經營成功的話，這個假想的城市形象本身也會成為城市市民的一種認同方式。人們通過這個假想的形象去重新認識和體驗這個城市，從而形成新的城市凝聚力，這正是許多城市的管理、決策層所希望做到的事，只是這個希望往往不能實現。因為商業性的經營運作如果不能與市民們的激情融合起來，新節日不能產生傳統節日那種狂歡節式的一體化體驗，這種節日就只不過是一種比較大型的廣告而已，隨著廣告畫面的褪色它的魅力也將褪去。歸根到底，城市形象是市民精神的表現而不是一個簡單的視覺畫面。

注釋：

[1]嚴格地說，雅典城邦是一種國體而不是一個城市。但這個城邦作為一個小國家的實際存在形態主要是以城市為重心，所以在這里我們仍把它看作是一個城市。

[2]引自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30-133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3]譯自F.Willis《WesternCivilization》Vol.2，p.167，D.C.HedthandCompany1981.

[4]引自謝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29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32頁。

[6]費正清編《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23-2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