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文化發展態勢研究論文

導語：我國文化發展態勢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內容提要〕世界進入了一個多元共生的時代，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社會轉型時期。20世紀以來，世界各種文化紛紛在中國亮相。中國文化先后出現了五種主要范式：“中體西用”范式，“全盤西化”范式，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范式，“”中的“文化專政論”范式，“綜合創新”范式。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新世紀伊始，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是主導多元，綜合創新。呈現這種態勢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主導多元文化雙向互動綜合創新的過程。

〔關鍵詞〕中國文化發展態勢主導多元綜合創新

當今世界已進入了一個多元共生的時代。中國社會正處于一個大變革的社會轉型時期。自上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的舞臺，五彩繽紛，世界各種文化競相紛呈。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文化，佛教文化，儒、道、釋文化，無不登臺亮相。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各種不同性質、色調的主義、理論、學說、思想和主張，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爭奪和占領陣地，盡力擴大自己的影響。

進入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是什么？這不僅是海內外炎黃子孫普遍關心的現實問題，而且也是世界中國學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本文想圍繞這個中心命題，重點談談當代中國文化曾經出現的幾種主要范式和進入新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問題。由于水平所限，自己的看法是否得當，還希國內外專家、學者批評教正。

一

中國現代文化的起始，發生在19世紀40年代。

1840年英國帝國主義用鴉片和大炮打開了清王朝閉關自守的大門，使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迅速解體，逐漸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鴉片戰爭的失敗，敲響了封建主義文化的喪鐘，同時也促使中國人民的覺醒。“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救亡與圖存成了全民族的頭等大事。無數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在各個戰線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展開了前赴后繼的頑強斗爭。恩格斯在1857年就科學地預見到：“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世紀的曙光。”

從鴉片戰爭開始，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主要有五種文化范式。

一是中體西用范式。清末張之洞最早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里所說的“體”是指原理原則，“用”則是指原理原則的應用。“中體西用”的思維范式，其實質是以封建主義文化的思想體系為“體”、為“本”，以西學即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思想體系為“用”、為“末”，其目的在于維持腐朽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這種思維范式，反映在文化領域，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復古主義理論流派。

二是“全盤西化論”范式。系統提出這種主張的是陳序經（1903－1967）。他認為“中國文化根本上既不如西洋文化之優美，而又不合于現代的環境與趨勢，故不得不徹底與全盤西化”。而創造新文化的唯一出路，則是“全盤西化”。如果不“全盤西化”，則必然為西洋文化所壓迫，其結果則是“國家滅亡”，“連了種族也許滅亡”。“全盤西化”論不時在我國以不同形態浮現出來，在一些提倡者和鼓吹者看來，中國的一切不如人，甚至連中國的月亮都沒有西方的圓。在理論上則是不加分析和消化，照抄、照搬西方的理論、學說，成為十足的洋人的“傳聲筒”。

三是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范式。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的間接性。“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在一段時間內成了權威的思維模式。蘇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列寧主義藝術概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文學原理”、“文藝學引論”等等，成了高等學府必修的教科書。但是無可否認，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范式，具有明顯的封閉性和教條主義傾向，并留有庸俗社會學的痕跡。這種思維模式自然要突出意識形態性。因此，文化的黨性、階級性、人民性、思想性，在整個思想體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相反對各民族文化本身的特點規律的研究和論述就顯得相對薄弱。在文藝領域獨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結果，必然要排斥世界各民族文藝中出現的新理論流派。斯大林時代主管意識形態的日丹諾夫，對西方現代主義一概斥之為反動頹廢的文藝思潮就是重要佐證。前蘇聯文化領域的這種“馬克思主義”范式對中國的影響，我們絕不能低估。

四是中國“”中出現的“文化專政論”范式。這種范式的代表作是委托炮制出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以晚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大批“人性論”、“真實論”、“現實主義深化論”、“中間人物論”，鼓吹“根本任務論”。它披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外衣，掩蓋著“”陰謀篡黨奪權的實質。因此“紀要”所代表的是一條形“左”實右的極“左”文藝路線，它所產生的嚴重后果，直接成為毀滅文化的那場“大革命”的前奏曲。

五是“綜合創新”范式。在我國較早倡導“綜合創新論”的是張岱年、王元化先生。在20世紀的30年代中期，張岱年先生就主張哲學發展的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于一”，解放后他又明確提出“文化的綜合創新”論，他說：“我反對‘中體西用論’、國粹主義，更反對‘全盤西化論’，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社會主義文化必然是一個新的創造，同時又是多項有價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綜合。”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王元化先生呼吁學術界應重視綜合研究法，認為綜合研究是科研工作的必然趨勢，并提出應注意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交叉。蔣孔陽先生在《美學新論》中，進一步強調在美學、文藝學研究中應走綜合創新之路，他認為不僅在觀點上應綜合創新，而且在研究方法也應綜合創新。這是因為“我們正處在一個古今巨變、中外匯合的時代，各種思想和潮流紛至沓來，我們面臨多種的機遇和選擇。這就決定了我們不能固步自封，我們要把古今中外的成就，盡可能地綜合起來，加以比較，各取所長，相互補充，以為我所用。學者有界別，真理沒有界別，大師海涵，不應偏聽，而應兼收。綜合比較百家之長，乃能自出新意，自創新派。”

歷史是最好的鏡子。經過一個世紀的曲折、反復的發展過程，我國的社會實踐和文化實踐表明前四種范式都不可取，而綜合創新才是適應時代的要求和學術的發展，有益于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的正確范式。

二

隨著時代的發展，20世紀轉瞬已成為歷史。中國文化將以什么樣的態勢呈現于21世紀？未來學家在作著種種預測，浪漫主義詩人正在構思自己夢幻般的暢想曲，現實主義不忘自己是從哪里來的，現在站在哪里，腳步又要邁向何方？站在新世紀伊始的門檻上，面對20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實際，考慮到時代挑戰，社會的轉型與發展的機遇，我認為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主導多元，綜合創新。

冷戰時代結束后，世界呈現多極化趨向。就全世界范圍來講，意識動態領域（包括文化藝術領域）出現多元化景觀，很難說有哪一種哲學觀、價值觀、文化觀、藝術觀能夠成為全世界的主導理論。那么，我們是否能據此同意如某些學者所說的中國現在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是多元化呢？我認為這僅僅是說明了部分特征，不能概括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總趨向。

主導方面決定著事物的性質和方向。歷史形成的中國現代文化是一個具有不同層次和價值取向的文化整體，其中居于主導地位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它的理論基礎則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我們所說的主導，具體來講又包括兩個層次：一是要求我們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思想理論體系，并以此去指導我們的文化建設；二是要求我們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中外古今的一切文化現象，去從事理論研究，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結合當今時代的特點和中國的實際，豐富和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

多元與多樣是有區別的。多樣是指同一種性質的文化體系中，可以有多種多樣不同的表現形態。如同是儒家學說，既有孔孟為代表的正統的儒家學說，又有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還有以朱熹為代表的儒家學說，等等。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當中，也有馬克思主義文藝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文藝心理學、馬克思主義藝術學、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學等不同形態。它們雖然研究的內容、表現的形態不同，但其理論基礎則是共同的，都是建立在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的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形式。多元是指建立在不同哲學觀、歷史觀、價值觀、美學觀基礎上的不同的文化形態。就文藝學來講，我們看到的有：韋勒克、沃倫的《文學理論》；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英伽登的現象學的文學理論；海德格爾、薩特的存在主義文學理論；弗洛伊德、榮格的文學理論；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主義文學理論；瑞恰茲和美英“新批評”派的文學理論；巴赫金的文學理論；堯斯、伊瑟爾的接受美學理論；德里達及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女權主義文學理論；賽義德的后殖民主義文學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及美國的詹姆遜、英國的伊格爾頓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等等。這些不同文學理論派別的倡導者,他們的哲學觀、歷史觀、價值觀和美學觀是大相徑庭的。但這些不同時期、不同國度、不同學派的學者們,追求的學術目的又有其共同性,即在探討和研究文學藝術活動的特點與規律方面又可以走在一起,取得共識。

在一個多極化世界，某一國家的文化藝術發展中，主導與多元能否統一，多元文化之間能否共存，國內外學者們的認識并不一致。美國哈佛大學塞繆爾·亨廷頓(SamuelP·Huntington)教授在1993年發表在《外交》雙月刊上的《文明的沖突?》一文中說：后冷戰時期的沖突的主要原因不是經濟，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不同的文化。他認為，“新世界的沖突根源，將不再側重于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間。文明的沖突將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成為未來的戰斗線。”對于亨廷頓先生的觀點，國際上曾引起激烈的爭論。按照亨廷頓教授的看法，由不同民族和宗教構成的多元文化國家，必然是一個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地區。對此，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林任君博士以新加坡文化發展的成功典型，有力地反駁了亨廷頓的觀點。他說，新加坡是世界的一個縮影。移民是我們的共同歷史，世界各民族與各種文化是我們的共同資產。由于新加坡是個多元的種族社會，又處于不同文化潮流的要沖，我們有幸繼承了世界的四大文明：中國文明、馬來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換句話說，“亨廷頓預言會發生沖突的那些文明正在新加坡并存。然而，文明在新加坡小島范圍內的相互影響并沒有導致沖突，也沒有破壞我們國家的團結，相反地，卻產生了美好的成果。”耳聞為虛，眼見是實。1997年春本人經去新加坡實地觀察和體驗，我深深感受到新加坡騰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正確處理和利用了多元文化的資源。新加坡文化發展和繁榮有兩個顯著的特征：

第一，現代化與傳統相結合。新加坡人清醒地懂得，隨著電子時代、信息時代的到來，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多媒體的廣泛應用和交通的革命，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一個國家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借鑒和選擇西方文化的優點，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現代化管理制度經驗。他們強調學習西方的現代化，但不是全盤西化，反對盲目接受西方文化。新加坡曾是英國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一度淪為日本殖民地。西方文化的影響是很大的。但是他們獨立后堅決擯棄了西方文化中的那些平庸的、消極的、對青少年有害的成分，而借鑒和吸取了西方文化中有價值有成分，保持和發揚了民族文化中的特殊性和獨立性。因此，在新加坡出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相融合的現象。競爭的觀念、民主、自由的觀念與透明的法律、嚴格的科學管理制度和民族文化傳統得到了比較好的結合。

第二，主導與多元統一。價值觀是任何一種文化的核心。在新加坡并存的多元文化中，東方文化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價值觀在全社會得到了廣泛的共識，起著主導作用。政府力倡以群體利益為重的價值觀，批判和抵制西方的那種極端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在新加坡的街道上、地鐵中、電視、報紙等媒體上和文學作品中，隨時可見儒家的一些著名格言。1997年春節期間，新加坡與山東省聯合舉辦的“春到河畔迎新年”活動,孔子成了最受尊敬的中心人物。濱河灣廣場在孔子的高大的站立塑像周圍,還塑了五個小學生的像,他們分別代表了新加坡存在的五大價值觀。這組群雕具有審美的象征意義,它形象地蘊含著新加坡文化的主導多元的基本特征。新加坡這種文化發展的模式,、綜合創新不僅給我們以啟迪，而且也給我們觀察中國文化問題提供了一個參照。

中外文化發展的實際情況表明：在一定時代某個國家存在的多元文化之間的關系往往不是平衡的關系，由于歷史的、社會的、文化傳統的原因,不同文化之中,往往由于一、二種文化適用于當時社會的進步和人民大眾的需要,而成為主要的或主導的文化。它之所以成為主導文化，是歷史的必然，不是某些人可以主觀杜撰的。國學大師張岱年對此說得很明確，他說：“每一時代，應有一個主導思想，在社會生活及學術研究中起主導作用，同時又容許不同的學術觀點存在。有同有異，求同存異。《周易·系辭》說：‘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又《睽卦·象傳》云：‘君子以同而異’。同而且異，這是學術發展的規律。”我們說在新的世紀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態勢是主導多元，這首先是由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從空間來講,中國的主體即大陸部分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而作為中國的一個省的臺灣和香港、澳門地區,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港、澳、臺文化的多元性和體現不同性質、不同價值觀念的文化思想體系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從時間來講,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經濟結構,必然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呈現出主導多元的形態。事實也正是這樣,改革開放以來,世界各國產生的各種各樣的體現不同價值趨向不同哲學基礎和審美觀點的文化理論著作紛紛介紹、翻譯到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20多年的時間,20世紀西方出現的種種理論學派幾乎都在中國文化舞臺上亮了相。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指導下，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打破了前蘇聯的僵化模式,清除了形“左”實右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影響，開始真正走上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同時我們又兼容并包，廣泛吸取和融合了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允許不同學派和不同學術觀點的存在和發展。因此，從一元走向多元，呈現主導多元的態勢,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基本走向。三

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主導多元與綜合創新，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主導多元的文化形態，不是一種并行不悖、相互隔絕的靜止形態，而是一種開放的、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發展形態。中國文化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本身，即可充分說明這個問題。對此，英國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學專家杜維明先生有一段很好的說明，他說：

最近十年國內考古學所取得的成績顯示，中國文化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樣，是一種輻射性的文化，即從渭河流域、黃河流域，開始一點逐漸地向四方擴展開來。中國文化在新石器時代就是一個多樣性的、多源頭的。有齊魯的，有燕晉的，有荊楚的，有西秦的，這些文化慢慢地匯集成波瀾壯闊的中國文化。它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化。在古代中國的圖騰時期，出現了最有象征意義的形象――龍。這個形象在自然物中是找不到的，它是由虎頭、蛇身、魚鱗、鷹爪、羊角等多種動物圖騰、所集合起來的一個整合圖形，是很多人的想象所匯集成的一個特殊的形象。一方面表明它的源頭很多，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是整合統一的。中華民族是以漢族為主，我們比較強調漢族在中國文化塑造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實質上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集合體，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都有它特殊的價值，有它特殊的價值趨向。不可否認，少數民族的文化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國文化既是多源頭、多側面的，又是統一的整合體。

杜維明先生還從思想史的角度，說明中國文化的思想流派也是多元的。在公元前六世紀，世界是各種不同的軸心文明產生的時代，中國文化呈現出了百家爭鳴的盛況，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思想流派。以后在不同朝代，依據社會的需要，而往往以某一學派的思想為主導。大一統的秦代以法家思想為主；漢初出現了“黃老之術”，漢武帝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魏晉玄學時代，則有老、莊、易各種不同的傳統。后來，從印度傳入佛教，從蒙古輸進伊斯蘭教，西藏帶來喇嘛教，17世紀從西方傳入了天主教。這些宗教對中國傳統思想影響很大。“從整個中國文化發展的大勢趨向來看，它的思想是多元的，是各種思想互相撞擊、融合的過程。”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走向綜合的時代。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熱合著的《從混沌到有序》中寫道：“我們相信，我們正朝著一種新的綜合前進，朝著一種新的自然主義前進。也許我們最終能夠把西方的傳統（帶著它對實驗和定量表述的強調）與中國的傳統（帶著它那自發的、自組織的世界觀）結合起來。”對于來自不同文化、不同理論學派的思想體系，要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盡可能地加以綜合。在綜合中分析，在分析中綜合，只有在綜合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特點和中國的國情，不斷的進行探索和創新，才有可能推進中國新文化的建設。

綜合是創新的基礎和前提。任何文化上的創新都不是空穴來風，總是有所繼承，有所借鑒，在繼承和借鑒的基礎上，有所創造和發展。因此，綜合不僅在內容上要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各種文化體系中的一切有益的成份，而且在方法上也要善于吸取不同文化中存在的那些被實踐所證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科學的、先進的方法。在這個基礎上，提出和創造新的科學范式，從而引起理論上的革命和文化事業的創新。

綜合不是混合和湊合。“我們主張綜合中西文化之長以創造新文化，并不是說對于中西文化可以東取一點、西取一點，勉強拼湊起來；綜合的過程也即是批判、改造的過程，也就是創造建設新文化體系的過程。”我們既反對教條主義和庸俗社會學，又反對復古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綜合創新論’要求正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的古代文化以及近代文化，正確認識人類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時更要發揮創造性的思維，進一步探索自然界與人類生活的奧秘，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建立新的文化體系。”理論依賴于實踐，并在實踐中得到檢驗、豐富和發展。我們的綜合創新，只有緊密結合中國正在進行的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才能獲得強大的動力，真正走上創新之路。

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主導多元文化不斷的雙向互動綜合創新的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各種不同文化和各種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既有相互學習、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相互斗爭的一面。它們之間是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優勝劣汰，推陳出新的過程中向前發展的。只有那些適應時代要求和滿足人民的精神需要而又被實踐證明的合乎真理的理論觀點和學說,才能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生機與活力。那些背離人民的需要、不適應時代要求的學說、觀點和成分,自然將逐漸被歷史所拋棄。這正如所說:“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的發展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規律。”